《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达尔文第一部分 人类的由来或起源（完）
第七章 论人类种族 （第二部分）
1 关于人类种族的绝灭
许多人类种族或亚种族的部分绝灭或完全绝灭，乃是历史上已知的事情。
洪堡（Humboldt）在南美看见过一只鹦鹉，它是能够说出一个消亡部落的语言中一个单词的唯一活生物。在世界所有地方都曾发现过古代遗迹和石器，并且在现代居民中对此并没有保留任何传说，它们暗示着大量的绝灭。有些破碎的小部落作为以往种族的残余，依然生存在隔绝的、一般是山岳的地区。
人类能够长期忍耐那些看来极其不利于其生存的外界条件。他曾长期生活在极北地区，没有木料可以制造独木舟或器具，仅以鲸油为燃料，而且溶雪为饮。在美洲的极南端，火地人没有衣服，没有任何可以称为茅舍的建筑，以资保护自己，但他们还是活下来了。南非的土著居民漫游于干旱的平原之上，那里充满了危险的野兽。人类能够顶得住喜马拉雅山脚下瘴疠的致命影响，还能顶得住热带非洲海岸流行的瘟疫。
绝灭主要是由部落与部落、种族与种族的竞争所引起的。各种抑制经常在起作用，——如周期发生的饥馑，流浪习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婴儿死亡，哺乳的延长，战争，意外事故，疾病，淫乱、窃取妇女，杀婴，特别是生育力的降低——各个未开化部落的人数因此而受到压缩。如果这等抑制中的任何一种增加其力量，哪怕是微小的，也会使受到影响的部落倾向于减少人数；当两个邻接部落中的一个变得人数较少、力量较弱时，双方之间的争夺问题很快就会被战争、屠杀、吃人习俗、奴隶制以及吞并所解决。即使一个较弱的部落没有这样一扫而光，如果它的人数一旦开始减少，一般就要继续不断地减少，直至灭亡。
当文明民族同野蛮人接触之后，斗争是短暂的，除非那里的严酷气候有助于土著种族。导致文明民族胜利的原因，有些是清楚而简单的，有些是复杂而暧昧不明的。在温哥华岛密切注意过绝灭问题的斯波罗特（Sproat）先生相信，由于欧洲人到来而引起的生活习惯变化导致了严重的健康恶劣。
竞争诸民族的文明水平似乎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几个世纪以前，欧洲害怕东方野蛮人的侵略，现在任何这种恐怖大概都是荒谬可笑的了。
在许多场合中，造成绝灭的最有力的原因似乎是生育力的降低和健康的恶劣，孩子们的健康恶劣尤其会如此，这等情况是由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尽管新的生活条件可能对他们本身无害，也是如此。
由此我们知道，许多人类比较野蛮的种族当遇到外界条件或生活习惯发生变化时，其健康就容易受到严重的危害，如果迁移到新的气候条件下，也会如此。仅仅是习惯的改变，看来对其本身并无害处，似乎也会产生这种相同的效果；而且在若干场合中，儿童特别容易受害。
根据从低于人类的动物来类推，可以提出一个远为可能的观点。生殖系统对变化了的生活条件的极度敏感是能够阐明的（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敏感性导致了有利的或有害的结果。
很轻微的变化可以使大多数或所有生物增进健康并提高其活力和能育性，而另外的变化据知可以使大量动物成为不育的。
鉴于生殖系统对生活条件变化的敏感是多么普遍的一项法则，而且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的最近亲属四手类动物，所以我简直不能怀疑，同样它也可以应用于原始状态的人类。因此，如果任何种族的未开化人的生活习性突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变得不育，而且他们孩子的健康也要受到损害，这同印度的象和猎豹（hunting‐leop‐ard）、美洲的许多种类的猴以及所有种类的多数动物当被移出其自然条件时所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其原因也是相同的。
我这里所举的例子全是关于土著居民由于文明人移入而遇到新条件的情况。如果未开化人受到某种原因所迫，例如征服部落的侵入，背井离乡以及改变习惯，大概也会引起不生育和不健康。有一个有趣的情况：野生动物变为家养的主要抑制，在于它们最初被捕获时的自由繁育能力，而野蛮人初与文明人接触，能否形成一个文明种族而生存下来的主要抑制，也是一样的，即在于由生活条件变化而引起的不育性。
最后，人类诸种族的逐渐减少而终至绝灭，虽然是一个由许多原因所决定的高度复杂问题，同时这等原因又随时随的有所不同；但这个问题同高等动物之一，例如化石马的绝灭问题还是一样的，马在南美消亡之后不久，就在同一地区内被无数的西班牙马群取而代之了。新西兰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种相似现象，因为他把自己的将来命运比做当地的鼠，现在后者差不多已被欧洲鼠消灭了。
如果我们要确定其真实原因及其作用的方式，在我们想象中这虽然是困难的，而且的确是困难的，但对我们的推理来说，并不应该这样困难，只要我们切记各个物种和各个种族的增加会不断地受到种种方面的抑制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增添了任何新的抑制，哪怕是一种轻微的抑制，这个种族的数量肯定也会减少；数量的减少迟早要导致绝灭：在大多数场合中，其结局将由征服部落的侵入而迅速决定之。
2 论人类种族的形成
在某些场合中，独特种族的杂交曾导致新种族的形成。
欧洲人和印度人都属于雅利安（Aryan）人血统，所用的语言基本一致，但他们的面貌却大不相同，而欧洲人和犹太人的面貌虽差别不大，但后者却为闪米特人（Semitic）血统，并且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布罗加对这一奇特事实提出如下解释：某些雅利安人的分支在其广泛散布的期间，曾同土著部落的人大量进行了杂交。当两个种族密切接触而进行杂交后，其最初的结果乃是一种异质的（heterogeneous）混合。
关于我们的家养动物，经过少数几代细心选择的过程，肯定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和一致的杂交种，我们于是可以推论，一个异质的混血种族在长期传衍中的自由杂交大概可以代替选择的作用，而胜过任何返祖的倾向；所以，杂交种族虽然没有同等程度的具有双亲种族的性状，它最终还会成为同质的。
关于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皮肤的颜色最惹人注目而且最为显著。以往认为，这种差异可以由长期暴露于不同气候中得到解释；但帕拉斯阐明，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以后差不多所有人类学者都追随他的主张。这一观点之所以遭到驳斥，主要因为各种不同皮肤颜色的种族一定长期居住在他们现今的故乡，而他们的分布同气候的相应差异并不符合。根据最优秀的权威意见，我们听说有些荷兰人的家族在南非居住了300年之后，其皮肤颜色丝毫也没有发生改变，对这等事例似乎多少应该给予一点重视。
我在别处所举的各种事实，证明皮肤和毛发的颜色时常同完全避免某些植物毒害的作用以及某些寄生虫的侵袭以一种可惊的方式彼此相关。因此我想到，黑人和其他黑皮肤的种族也许由于较黑的个体在一长列的世代中逃脱了他们家乡瘴疠的致命影响而获得了黑的色泽。
以后我发现韦尔斯（Wells）博士长期以来就持有同样见解。黄热病在热带美洲是一种毁灭性的病，而黑人、甚至黑白混血儿几乎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病，这种情形早为世人所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能避免致命的疟疾，这种病流行于非洲沿岸至少达2600英里之遥，白人殖民者每年有1/5死于此病，还有1/5因患此病被送回家乡。黑人的这种免疫性似乎部分是先天的，这决定于某种未知的体质特性，部分乃是水土适应的结果。
有许多事例表明，黑人在较寒冷的气候下居住一些时候之后，就变得多少容易感染热带的热病，这一情况阐明了水土适应是有一定作用的。白人曾经久居其下的气候性质同样对他们也有某种影响；因为，1837年在德梅拉拉（Demerara）流行可怕的黄热病期间，布莱尔（Blair）博士发现，移民的死亡率同其家乡的纬度是成比例的。
黑人的免疫性作为水土适应的结果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非常悠久的时间；因为，热带美洲的土著居民自远古以来就在那里居住，还不能避免黄热病；特里斯特拉姆（H．B．Tris‐tram）牧师说，在北非有些地方，虽然黑人能够安然无恙地住，而土著居民却要被迫年年从那里离去。
黑人的免疫性同其皮肤颜色的任何程度的相关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这种免疫性也许同其血液、神经系统或其他组织的某种差异相关。尽管如此，根据上述事实，根据面色同肺病之间显然存在的某种关联，这种推测在我看来并非是不近理的。因此，我曾试图确定这种推测究竟有多大可靠性，但没有获得很大成果。
以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虽然还不能解释人类种族肤色的差异是由于因此获得任何利益，或是由于气候的直接作用所致；但我们千万不要对后一种作用完全加以漠视，因为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某些遗传的效果可以由此产生。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看到，生活条件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影响身体构造的发育，而这种效果是遗传的。这样，正如众所公认的，在美国，欧洲殖民者的面貌发生了轻微的、但异常迅速的变化。他们的体部和四肢都变长了；我听伯尼斯（Bernys）上校说，在晚近的美国战争期间，提供了有关这一事实的良好证据，即德国军队穿上为美国市场缝制的现成服装时，样子显得滑稽可笑，这等服装的各种尺寸对德国人都太长了。还有大量的证据可以阐明，美国南部诸州的第三代家内奴隶在面貌上同田间奴隶已有显著不同。
然而，如果注意看一看分布于全世界的人类种族，我们就一定会推论他们的特性差异不能由不同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得到解释，即使受到这种作用的时间非常悠久，也是如此。
人类种族的差异也不能由身体各部分的增加使用或减少使用的遗传效果得到解释，即便能如此，也只能起到十分轻微的作用。惯常在独木舟生活的人们，腿多少有点短；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人们，胸部可能增大；不断使用某些感觉器官的人们，容纳这等器官的腔可能多少有些增大，因而他们的容貌也会稍有改变。
最后，所知甚少的相关发育原理有时也会发生作用，如肌肉的非常发达同眶上脊的强烈突出的相关就是如此。皮肤颜色同毛发颜色显然相关，如北美曼丹人（Man‐dans）的毛发组织同其颜色就是相关的。皮肤颜色同它发出的气味同样也有一定的关系。关于绵羊品种，一定面积上的羊毛数量同分泌孔的数量有关联。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家养动物进行类推的话，则人类构造的许多变异大概也在相关发育这一原理的支配之下。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外部特征的差异不能由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也不能由身体诸部分的连续使用、同时还不能由相关原理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这就引导我们去追问，人类显著容易发生的轻微个体差异是否不会在一长列的世代中通过自然选择而被保存下来并有所扩大。
但在这里我们立刻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即只有有利的变异才能这样被保存下来；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虽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往往容易陷于错误，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对他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或特别的用处。当然，智慧的、道德的或社会的能力一定不在此论之内。
人类种族之间外在差异的巨大变异性，同样地表明了它们并不具有多大重要性；如果是重要的，它们很久以前或者被固定而保存下来，或者被消除掉。在这方面，人类同那些被博物学者们称为变化多端的、即多态的类型相类似，这等类型极其容易变异，这似乎是由于这等变异具有无关紧要的性质，而且由于它们因此逃避了自然选择的作用。
在我们解释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的所有试图中，遇到了上述这么多的阻碍；但还剩下一个重要的力量即性选择，看来曾对人类而且也对许多其他动物发生过强有力的作用。我的意思并非断言根据性选择可以解释人类种族之间的一切差异。还留有不可解释的一点，由于我们对此是无知的，我们只能说，因为一些个体生下来，比如，就具有稍微圆一些或狭一些的头以及稍微长一些或短一些的鼻子，所以，如果诱发这等轻微差异的未知力量比较经常不断地发生作用，它们就会变得固定而一致。
我也并非妄说性选择的效果能够以科学的正确性被表示出来；但可以阐明，看来曾对无数动物发生过强有力作用的这种力量，如果没有使人类改变，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了。
进一步可以阐明，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如肤色、毛发、面型等等，预料是处于性选择影响之下的一类差异。但是，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有必要对整个动物界加以回顾。因此，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最后，我还要回到人类上来，在努力阐明人类通过性选择发生了怎样程度的改变之后，再对第一部分的各章做一个简短的提要。
3 附录 人类和猿类的脑部在构造和发育上的异同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赫胥黎教授著
关于人类和猿类脑部构造的差异性质和差异程度，早在15年前已发生了争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虽然现在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同以往已经完全不同了。
最初有人一再异常顽固地断言，一切猿类的脑，甚至最高等猿类的脑，都和人类的脑有所不同，因其缺少诸如大脑半球的后叶以及这等后叶中所包含的侧室后角和小海马体（hippocampusminor）等那样的显著构造，而这些构造在人类中都是非常明显存在的。
问题中的这三种构造在猿脑中发育之良好，同人类无异，或者说甚至更好；而且具有良好发育的这三部分乃是一切灵长类的特征（如果狐猴类除外），这一真实情况的基础之稳固有如比较解剖学中的任何命题。
再者，一长系列的解剖学家，凡是近年来特别注意到人类和高等猿类大脑半球表面上复杂的脑沟（sulci）和脑回（gyri）的排列者，无不承认它们在人类和猿类中的配置形式都是完全一样的。黑猩猩脑的每一个主要脑沟和脑回都明显地代表着人脑的这等部分，所以应用于人脑的专门术语完全可以应用于猿脑。关于这一点，已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了。
至于猿脑和人脑在基本性状上的相似已无争论余地了；甚至黑猩猩、猩猩和人类的大脑半球上脑沟和脑回的排列细节也表现了惊人的密切相似性，对此亦无任何争论的余地。高等猿类的脑和人脑之间在差异性质和差异程度上也不存在任何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人类的大脑半球绝对的和相对的大于猩猩和黑猩猩的这一部分；其前叶由于眶脊向上隆起，因而凹入较少；人类的脑回和脑沟的配置通常都对称较差，并且呈现了较大数量的次级褶。而且，众所共认，人类的颞颥后头裂（temporo‐occipital）、即“外垂直”裂通常不甚显著，而这是猿脑的一个强烈显著的特征。但这等差异显然并不构成人脑和猿脑之间的明确界限。
已经进一步证实，人脑两侧旋圈的不对称程度有很大个体变异；而且在经过检查的布什门（Bushman）族的那些个体中，其两半球上的脑回和脑沟远不如欧洲人的复杂，但比他们的对称，然而，在黑猩猩的一些个体中，脑回和脑沟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却是值得注意的。
再者，就脑的绝对体积问题来说，已经证明最大的和最小的健康人脑之间的差异，比最小的健康人脑同最大的黑猩猩脑或猩猩脑之间的差异为大。
还有一种情况使猩猩脑和黑猩猩脑同人脑相类似，而同低等猿类的脑有所区别，这就是前者具有两个乳头体（corpora candicantia）——而犬猿这一类（Cynomorpha）只有一个。
过去十多年来如此众多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大大地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就成熟的脑的构造而言，这些知识充分证明了我在1863年所做的叙述。据说，即使承认人类和猿类的成熟的脑是彼此相似的，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重大的，这是因为它们在发育方式上表现了根本的差异。如果这等发育的根本差异确实存在的话，恐怕我比任何人都乐意承认这一论点的力量。但我否认确有这等根本差异存在。相反，人类和猿类的脑在发育上却是根本一致的。
引起葛拉条雷作出有关人类和猿类的脑在发育上存在根本差异的论述；在于他认为：在猿类中，脑沟最先出现在大脑半球的后区，而在人类胎儿中，脑沟最初出现在脑的前叶。
这一论述总的是以两种观察为基础的，其一，有一只快要生产的长臂猿，其后部脑回十分发达，而前叶的脑回则“几乎看不见”（原著，39页）；其二，有一个怀孕22个或23个星期的人类胎儿，它的脑岛还没有被覆盖起来，尽管如此，“脑前叶仍有齿痕，一种不很深的裂沟显示着脑后叶的分离，其沟甚浅，与其发育期相应。而脑之其余表面则处于完全平滑状态”。
该书第二图版的1、2、3图只示明了这个大脑半球的上面、侧面和下面，而未示明其内面。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决不能证明葛拉条雷的描述，因为大脑半球后半部表面上的裂沟（前颞）比前半部所模糊显示的任何裂沟都更显著。如果该图是正确的话，则决不能证明葛拉条雷的结论是正确的。他的结论是：“在美发猴和长臂猿的脑同人类胎儿的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即人类的颞颥脑沟未出现之前，额部脑沟久已存在。”
然而，自从葛拉条雷时代以来，关于脑回和脑沟的发育，已由施密特（Schmidt）、比肖夫、潘施（Pansch）等人重新进行了研究，尤其埃克尔的研究不仅是最近完成的，而且是迄今最完善的。
他们研究的最后结果可总结如下：
1．人类胎儿的西耳维厄斯氏裂（Sylvianfissure）是在怀孕的第三个月内形成的。在第三个月和第四个月，大脑半球平滑而圆（西耳维厄斯氏凹除外），远远向后突出于小脑之外。
2．所谓真正的脑沟是在胎儿的第四个月末到第六个月初这段时间内才开始出现，但埃克尔慎重地指出，不仅它们的出现时期，而且它们的出现次序都有相当的个体变异。然而，无论额部脑沟或颞颥脑沟都不是最早出现的。 事实上最早出现的是在大脑半球的内面（无疑，葛拉条雷似乎没有检查过胎儿的内面，所以忽略了这一点），无论内垂直脑沟（即顶枕脑沟）或小海马脑沟都是这样，此二者密切接近，终于合二而一。通常顶枕脑沟（occipito‐parietal）在二者之中较先出现。
3．在上述期间较晚阶段，另一种脑沟，即“顶后脑沟”（posterio‐parietal）或罗兰德氏裂（FissureofRolando）发育了，继此，至胎儿的六个月期间内，其他额叶、颅顶叶、颞颥叶和枕叶的重要脑沟发育了。然而，还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中某一种脑沟永远出现在另一种脑沟之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埃克尔所描述的和绘制的这一时期的脑（见原著212—213页，第二图版，1、2、3、4图）示明，作为猿脑的显著特征的前颞颥脑沟（平行裂Scissureparallèle），其发育如果不比罗兰德氏裂更好，至少也是一样的，前颞颥脑沟比正常的额部脑沟要显著得多。
根据现今已知的事实，我以为人类胎儿的脑沟和脑回的出现次序，同进化的一般原理以及人类是从某种与猿相似的类型进化而来的观点完全符合；虽然那种与猿相似的类型在许多方面同现今生存的灵长类任何成员都不相同。
50年前，冯·贝尔教导我们说，亲缘关系相近的诸动物在其发育过程中最初带有它们所属的那较大类群的性状，以后逐渐地呈现它们那一科、属和种所专有的那些性状；同时他也证明了，一种高等动物的任何发育阶段都不会同任何低等动物的成熟状态确切相似。可以十分正确地说，一只蛙曾经通过一条鱼的状态，因为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蝌蚪具有一条鱼的所有性状，如果它不再进一步发育，势必要被列入鱼类之中。但同等正确的是，一个蝌蚪同任何已知的鱼都很不相同。
同样地，五个月人类胎儿的脑可以被正确地说成不仅是一种猿的脑，而且可以说成是一种钩爪类（Arctopithecine）的或一种同狨相似的猿的脑；这是因为它的大脑半球具有大的后叶，而且除了西耳维厄斯氏脑沟和小海马脑沟外，并无其他任何脑沟，这种特性只有在灵长目的钩爪类中才能找到。但同等正确的是，正如葛拉条雷所说的，在其宽阔的西耳维厄斯氏裂方面，它同任何真正的狨都不相同。毫无疑问，它同一只狨的令期较大的胎儿的脑就要相似得多。
葛拉条雷以如下格言开始了他的序文：“在科学上急于下结论，极为危险。”我恐怕他在其著作中讨论人类和猿类的差异时一定忘记了这一正确的格言。毫无疑问，这位优秀的作家对于正确理解哺乳动物的脑还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卓越贡献，如果他活到今天，从这方面研究的进展得到益处，他大概会首先承认他的研究数据是不够充分的。不幸的是，他的结论被那些不懂得其基本原则的人们用来作为支持愚昧主义的论据了。
但重要的是应该指出，葛拉条雷在其关于颞颥脑沟或额部脑沟相对出现次序的假说中无论是对还是错，事实仍然是存在的，即，在颞颥脑沟或额部脑沟出现之前，人类胎儿的脑所呈现的性状只有在灵长目的最低等类群中（狐猴类除外）才能找到；如果人类从某一类型逐渐变化而成，而这一祖先类型同其他灵长类所来自的类型正好相同，那恰恰是我们所期待的确应如此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