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后东正教的复兴（三）

在这些演讲中，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发明了一种流亡者的意识形态。他的出发点是与同样被流放的以色列人相似。对于霍尼亚提斯来说，阿斯卡尼亚湖清澈的水是他的“巴比伦之水”。像以色列人被逐出耶路撒冷一样，拜占庭人也因为他们的罪孽和悖逆而受到君士坦丁堡被征服的神罚。这是夸大君士坦丁堡被洗劫恐怖的另一个原因：这是一种强调拜占庭人正在陷入令人厌恶状态的方式。流亡是这场审判的延续，但它为拜占庭人提供了一个赎罪和恢复神的恩典的机会。他们的回报将是从可恶的拉丁人手中夺回新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这种流亡意识形态包涵了重新塑造拜占庭身份的萌芽，这种身份一直围绕着这样一种观念，即拜占庭人是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都是新锡安。在1204年之前，它产生了一种类似犹太人的认同感，犹太人被认为已经失去了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地位。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拉丁人成为了“敌人”。因此再次有充分的理由夸大他们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野蛮行径。因为这不仅揭示了拉丁人是真正正统信仰的敌人，而且他们也是野蛮人，反对拜占庭精英阶层所珍视的所有文明的价值观，这点被拉丁人所摧毁。霍尼亚提斯将这种失之文明的行为与拉丁人对东正教的攻击密切的联系起来，这可以从附记中他对拉丁牧首托马斯·莫罗西尼的人格抹杀作为序言的方式看出来。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拜占庭文明的捍卫成为精英阶层所定义的其中一个要素。出于文化上的原因，拜占庭精英们越来越多的认同自己是希腊人，并将自己视为希腊文明对抗野蛮人的捍卫者。这种认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204年之前，但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尼西亚）流亡时期。然而，在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对正统教会的保护变得至关重要，有必要确保正教的知识理论根基在流亡中得以保存。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他编写了一篇关于异端的论文，标题为正教的宝库（也称为教义全书）。尼基塔斯在到达尼西亚后不久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尼基塔斯对异端的兴趣是在1204年之前因参与圣体圣事的争论而引起的，但他的小册子与当时形势的相关性在于拉丁人对东正教教会指控，后者认为正教会是异端的温床，尼基塔斯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东正教会在对付异端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但文件的关键部分不是由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起草的，而是由另一位君士坦丁堡流亡者君士坦丁·斯蒂贝斯（Constantine Stilbes）起草的，他在 1204 年之前曾担任教会学校的教授之一。与他的许多同事一样，他最终前往尼西亚，在基齐库斯他获得了当地的支持。他撰写了反拉丁的小册子，称为Aitiamata或Griefs。有一个注释提到了1214年红衣主教佩拉吉乌斯 (Cardinal Pelagius)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命。这表明该文很可能是作为回应而被起草的。佩拉吉乌斯的使命对流亡的君士坦丁堡精英们构成了双面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再次将拉丁皇帝亨利视为他们的保护者，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正试图利用佩拉吉乌斯从拉丁皇帝那里获得有利的条款。新任东正教大主教狄奥多尔·埃雷尼科斯 (Theodore Eirenikos) 向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发出通谕，敦促他们坚持正统信仰，这也在提醒流亡者，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有与拉丁人妥协的危险。

君士坦丁·斯蒂贝斯的宣传小册子正是这样做的。它强调了希腊人与拉丁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并揭示了君士坦丁堡被洗劫的真正意义。这是一位熟练的修辞家的作品，尽管如此，它为了大众接受还是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它对将两个教会分开的深奥教义要点的相对偏少，反而焦点集中于实际生活中的差异。它的独创性在于它是拜占庭论战的第一篇文章，展示了十字军东征如何扭曲了拉丁教会并将其转变为战争机器。

斯蒂贝斯是第一个将赎罪券列为滥用职权罪行的拜占庭人：“教皇和主教在赦免谋杀、伪证和其他在未来将要犯下的罪行....这个明显的伪装也适用于过去，因为他们在一定的年、月或日内赦免过去的罪，他们无法援引任何教会条例来为自己辩护”。对于拉丁人习俗的介绍几乎没有准确性，斯蒂贝斯声称“他们的主教，尤其是教皇赞成屠杀基督徒，并宣称这是对那些犯下此类行为的人的救赎之路”。拉丁人显然相信“他们中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得救了，并宣称他们会直接进入天堂，即使他们为利益、嗜血或其他一些过分的邪恶而战死也是如此。”斯蒂贝斯接受了当时流行的对拉丁人习俗的扭曲，但从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中获得了金币似乎充分证明了对战争的沉迷已经扭曲了拉丁人的信仰。斯蒂贝斯对君士坦丁堡被洗劫的叙述交织在一起，放大了一系列恐怖叙事。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真实的内核，尽管十字军并不是斯蒂贝斯所暗示的圣像破坏者。但我们已经能看出他们重视圣像。斯蒂贝斯指控“他们将圣物从圣物柜中扯下来，然后将它们当作卑鄙的东西扔在粪堆上”。这听起来并不准确，因为拉丁人对圣物赋予了价值。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十字军在他们寻求庇护的教堂屠杀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指控。斯蒂贝斯对领导袭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描述与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对托马斯·莫罗西尼的描述相似得令人生疑。斯蒂贝斯的小册子被视为在危险时刻向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徒发表的一篇必要的论战文章，君堡的人对城市陷落的记忆开始消退，与拉丁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拜占庭认同沿着反拉丁的路线被重塑了，拉丁人现在被认定是东正教的头号大敌。这种对拜占庭身份的重塑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君士坦丁堡洗劫而带来的自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的精英们发现自己被拉丁人的征服运动而边缘化了，因为拜占庭社会的其他部分，包括其军事贵族，都倾向于接受拉丁人的秩序。拜占庭精英们试图通过以保存自己的拜占庭认同来反击对手。精英们努力让人们明白拉丁人的统治意味着什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是夸大拉丁人的暴行，并将君士坦丁堡的洗劫描述为对正教的蓄意羞辱。斯蒂贝斯的小册子是这项宣传工作的顶峰，旨在确保拜占庭文化和认同的生存，但同样为君士坦丁堡的精英们提供一个角色和理由，作为东正教的捍卫者对抗拉丁人。除这些外，它还为针对拉丁人的战争提供了宗教理论基础，这是一场收复新耶路撒冷的斗争。它也代表了老君士坦丁堡精英孤注一掷的尝试，他们试图保持在东正教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和自身的忠诚。

斯蒂贝斯在小册子中阐述的关于拉丁人的观点未来在大多数拜占庭人中盛行。但即使在1214年，它也没有赢得普遍的认同：无论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中，还是在拉斯卡里斯宫廷中，都没有，后者甚至认为并不直接反对与拉丁人的妥协，而且对在不久的将来能否收复君士坦丁堡感到绝望。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统治的最后几年与教会的关系迅速恶化。拉斯卡里斯与牧首狄奥多尔·埃雷尼科斯面对佩拉吉乌斯的使命时，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皇帝随后从尼西亚迁都到士麦那附近的南菲宏。当牧首于1216年1月去世时，举行了两次选举，一次在尼西亚，另一次在南菲宏附近的皇帝营帐。皇帝成功的将他的提名人选、皇帝的悔罪牧师马克西姆斯强行推到了牧首位置上。但后者因没受过教会教育而遭到教会内部蔑视，并在皇帝和尼西亚民众的关系之间制造了龌龊。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看起来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在尼西亚与君士坦丁堡的精英们发生了争执。正是在这个关头，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再次发现自己失去了皇帝的宠爱。最可能的解释是君士坦丁堡的精英阶层不仅反对皇帝强行任命一位牧首，而且反对拉斯卡里斯坚持与君堡的拉丁政权媾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