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意识形态批判（下）

基于对权力机制的考察，福柯对西方的人道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回答“你用什么来批判人道主义”这一问题时，福柯说：“所谓人道主义，我认为就是西方人在话语中得到的表述的总和：‘即使你不行使权力，你也可以是统治者。更理想的是，你越是使自己放弃行使权力，越是服从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你就越能提供自己的尊严。’人道主义编造出一系列屈从的尊严形式：灵魂(灵魂统治肉体，但却服从上帝)、意识(意识是判断力的灵主，却服从于真理的必然性)、个性(个性对个人的权利有控制权，但却得服从于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自由(自由支配人的内心，但它却接受外在世界和命运的控制)。总而言之，人道主义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权力欲望’的因素，它禁止权力欲望，排斥一切把握权力的可能。”(17)福柯对于与权力合谋的现代知识的犀利批判也同样引人注目。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书中，他写道：即使在今天知识所呈现的极大地扩张了的形式中，它也没有达成一种普遍性的真理，没有给予人类正确、宁静地把握自然的能力。相反，知识无休止地扩增风险，在每一个领域中制造危险，它的发展不是在建立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制造出一种与日俱增的服从性，以屈从它本能的暴力。(18)

　　显而易见，福柯对现代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西方社会无所不在的操纵、控制和压抑的批判的确是深刻犀利、鞭辟入里、痛快淋漓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相比，自然是大异其趣，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解构模式的批判。透过福柯在其理论活动中的某种超然的态度和他所运用的话语策略，我们能够深切地感悟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

　　深刻而犀利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福柯思想理论的鲜明特色。然而，福柯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持有非常保留的态度，这与他基本的理论旨趣及其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论有密切关系。

　　被称为“权力思想家”的福柯，希望揭示权力的机制或技巧，希望分析权力的“微观联系”或“权力的毛细管”，而不是去追求提供一个普遍的定义，或者是建立一套有关位于社会政治中心的权力理论。受尼采的影响，福柯断言，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权力的运作能够制造出新的知识对象。他对知识、科学和真理的批判，与尼采的意识形态观类似。在福柯的早期著作中，可以找到对于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他写道：“意识形态并不排斥科学性。很少有诊疗室话语或政治经济学话语那样给予意识形态如此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因此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它们的整体陈述由于错误而受到破坏……而在改变自身，纠正错误的时候……话语并不一定解除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随精确性的增加和错误的消除而被减弱。”(19)显然，福柯一方面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一方面又否认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话语本身并没有真实与虚假、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区分。否认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使福柯低估了话语的认识功能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控制问题。

　　福柯断言，在客观和超然的面纱背后，认识论的发展总是出于政治目的，将本身以及出自先前政治语境中的问题加以中立化。基于对权力机制问题的关注，福柯把话语的认识功能及话语本身的真实与虚假问题抛开，同时也展开了对传统权力观的批评。传统的权力观认为，权力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施统治的总体性系统，权力关系的主要功能体现为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而福柯则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关系的复合体。权力关系并不是处在经济关系、知识关系、性关系等各种类型的关系之外，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权力关系归于上层建筑；权力并不能被简单看成是统治的工具，它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权力既是压抑性的，也是生产性的，正是基本的权力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由于福柯强调断裂、离散、差异而拒斥总体性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术语，认为虚假意识并非就是权力关系的工具，所以，在谈到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程序的时候，他反对将特定现象或过程简化为意识形态，而且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作用持有日益怀疑的态度。他说：“让我对这些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的分析感到不安的是，在古典哲学提供的模式中，总是预先假定一个人格主体，被赋予意识，权力被认为想控制这个意识。”(20)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工具的作用，强调权力对主体的意识形态控制，在他看来，主体并非意识形态建构的，而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与其研究权力对个人意识的作用，不如研究权力对身体的作用。福柯还提出了许多类似的观点，比如，表现为不同知识型特征的话语形构不需要用意识形态来分析；作为权力机制主要内容的知识机制不是意识形态的构成物；关于知识分子和真理的政治问题并非异化了的意识或意识形态；权力并未将意识形态内容加诸于知识之上等等。

　　福柯对意识形态概念所持的保留态度，他自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在我看来，‘意识形态’一词难以运用，原因有三。第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总是与那些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处于事实上的对立状态之中。现在我相信，问题并不在于对以下两者之间作出区分：在话语中，一边被归入科学性和真理的范畴，一边被视为科学性和真理之外的事物。问题在于历史地审视：真理的效应是如何在话语中被制造出来的，而话语本身并无所谓真假。第二个不便之处，我认为是意识形态概念必然指向主体之类的事物。第三，相对于某种作为它的基本结构、物质和经济决定因素等，意识形态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的。由于这三个原因，我认为这一概念未经慎思明辨不可轻易使用。”(21)如果说福柯原先所主张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排斥科学，现在他所断言的是不能从认识论角度去分析各类知识或“话语形构”，而话语本身无所谓真假，他不同意阿尔都塞所界定的那种与科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概念。除此之外，福柯对意识形态概念持保留态度而不轻易未经限定地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他主张权力有意向而无主体，如果使用指向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则无法展开对权力关系的分析；再者，他基于解构主义的立场拒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类总体性的概念，认为权力关系是内在性的，与权力共谋的话语形构不需要从生产方式中去寻求物质力量，权力关系的分析应该直指由世俗生活中的规训所定位和操纵的权力运作的微观实践层面。福柯所专注的是“微观权力”层面运作的规训过程，在他看来，这些过程指明了权力绕过意识形态而将自己直接写入身体的那个点，因而不需要使用居于总体性结构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在福柯看来，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启示功能被过分地夸大了，因为在他关于知识—权力—身体—规训—惩罚的分析中，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概念似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同样非常清楚的是，福柯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批评和总体性宏大叙事的拒斥，并不完全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实践相—致。他时常位于重大争论的核心，他的理论活动使他无法摆脱通常的意识形态批评。如在一次演讲中，他对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权力进行了分析。他提出，18世纪出现的新形式的规训权力不能用霸权来加以解释，但是，这种权力“使一系列权力添加到规训机制之上，以便掩盖它的真正步骤，掩盖它的手段里固有的统治成分，从而以国家主权的名义，许诺每个人都能行使他应有的主权”。“一旦规训性的限制需要通过统治机制来实施，同时又需要把它们有效的权力运作掩盖起来，在合法的国家机器中就需要一种霸权理论。”福柯实际上在告诉我们，霸权理论对权力运作的掩饰是这种未必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的权力形式得以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对霸权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明确肯定，与马克思所指称的意识形态功能如出一辙。可见，当福柯潜心于考古学和谱系学的解构活动时，意识形态似乎失去了踪影；而当他面对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时，意识形态却又如同幽灵般地显现出来。福柯也提出了“抵制权力”的概念，认为抵制本身也是呈现为“差异”的一种特定形式，权力所到之处必有抵制存在。在这里，颠覆权力所凭借的运作技巧似乎需要一种新的权力理论，意识形态批评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不仅只是消除权力运作的隐蔽性和神秘性，而且还为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抵抗提供合法性前提——造反有理。但福柯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给人们指出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他认为，理论并不表达和转译实践，理论本身就是实践。(23)但这种实践并不是着眼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变世界的总体性的实践，而是局域性的和边缘性的实践；而且权力是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对权力的抵抗也并不导致质变，而是引向一种重复，被权力压抑的“他者”或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并不能导致革命性的变化。这样，福柯就把一切都最终归结为只是对权力的单纯批评和谴责。如同他晚期著作中对希腊式乌托邦的缅怀，福柯的乌托邦不是向着未来，而是回头遥望那逝去已久的岁月。

　　在福柯的理论中，意识形态概念不在场，但意识形态却始终缠绕着他。可以说，福柯的理论是一种拒斥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福柯沉湎于规训与惩罚、身体的控制以及权力关系的分析，聚焦于局域性、边缘性的微观领域，在历史的废墟上不懈地挖掘，致力于揭示其深层的矛盾、断裂和缝隙，一方面以其独特的方式彰显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保持着明显的距离；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现代性进行着意识形态批判，同时又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类总体性的概念加以拒斥，所以，他的思想尽管深刻而犀利，被认为最具有创造性和颠覆性，但是并未带给人们以应有的方向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