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慢
离我家隔两条街的一处院里，栽着一棵梅树。院主人姓花，是个戏班班主。
我与花老板相识于二十多年前，比初次遇到我妻子还要早些。那时我刚读大学，修的文科，又从小锦衣玉食，从头到尾都泛着一股清高，认为戏子都是些善于奉承的小人。第一回听戏是被同学邀去的，我不大情愿，奈何对方盛情难却，只好前往赴约。说巧不巧，那场的大轴戏是《武家坡》，花老板扮的王宝钏。他方一登台就带着与众不同的精神：别人演王宝钏多少有点模仿的成分，而他举手投足间却像是整个人被角色夺了舍一般，端庄典雅，好不逼真。此后我便常来听他的戏，看见别人往台上扔彩头，自己也寻思着想送点什么。然而我一心猜测，花老板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喜欢珠宝首饰，遂写了张扇面，交代别的戏子亲自送到他手中。次回听戏我直接到后台拜访，他刚卸完妆，一身青衫，竟透出几分书生气。听说我是上回那个送扇子的少爷，他也不客套，却笑我挺有趣，拿文人玩意儿捧戏子。我不觉得尴尬，反倒发自肺腑地来了一句：“我没在捧戏子，看您器宇不凡，是真心想跟您交个朋友。”花老板听罢眨眨眼睛，我俩的交情便是这时结下的。
第二年我大学二年级，在图书馆勿拿了别人的一本理工科的教材，翻开也看不大懂，最后照着扉页上的名字还了回去。没想到书的主人竟是位长我一级的女同学，生的温婉清秀；虽读的工科，文采却不输于我。多年后她成了我的妻。
但后话不提，彼时我尚且只在书中读过那些杜撰出的爱情，况且这姑娘竟大不同于书中的闺秀，自身便透出几分锋芒，一时间搞得我手足无措，满腹心思不知如何表白。写情书怕落了俗套，直接跟她讲又怕太直接。偏巧那一阵花老板正寻思要演新戏，我便把自己锁在家里一个多礼拜，连夜写了戏本子出来。所谓无知无畏，这一回我居然剑走偏锋：别人都讲郎才女貌金玉良缘，我偏要反过来，写了一出才女与书生的爱情故事。直到停笔我才如梦初醒，觉得不大对劲，仔细一看居然把自己的心事全写进去了，且写得情真意切。一时间我羞红了脸，满心纠结，但次日还是如约把戏本子交给了花老板。他一气儿看完连连称好，约定下个月就演，给我留最好的包厢，嘱托我一定来看。
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尽管知道愿意进出戏楼的女孩子还在少数，我依旧使出浑身勇气约她出来听戏，好在她并不介意，欣然答应。首演的那天正值隆冬，上海还很少见地下了雪。按照规矩，花老板带着戏班子十分气派地走进戏楼，两侧全是热情的戏迷。本来说要带着我一起风光一趟，然而我并不想让她知道这戏的来历，于是拒绝了花老板的好意。我提前很久坐进包厢，心中越来越忐忑，既希望她能听懂戏文，又害怕她的拒绝。过了一阵子她按时赴约，穿着雪白的袄子，比作天仙都不为过。开戏之后，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戏台，我偷偷地看着她侧影。唱到一半，她忽然笑着向我投来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搞得我一下子慌乱了起来。结束时已经入夜，等楼下的座儿们都散去，我俩才走出戏楼。她假装不经意地问我这出戏的作者，而我心中已经全然明白了。
于是我说：“据说，是一位姓张的少爷写的——”
“那你说这位张少爷，为什么想起写这么一出戏呢？”她抿嘴笑了起来。
“我猜猜，”我假装一番苦思，“也许是写给他爱慕的姑娘罢。”
“后来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他把这位姑娘也请来听戏了。”
她笑得更甜了，低着头不敢看我。雪还在下着，街灯照在身上，我看着雪花悄悄地飘落在她的发丝，仿佛我俩已然共白头。
从那以后我们自然走到一起了。两三年后我们相继完成了学业，她留校任教，而我除却在学校里教书以外，顺带着为报社做些工作，闲暇时间也帮花老板改改戏本子。那一年他有个朋友来访——听着奇怪，我先前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故交；而且这位朋友看起来与他关系很好，花老板甚至为了他头一回在戏楼里登台唱了昆曲。一首《游园》，我听得满足，第二天却又被派来个差事：他托我把《牡丹亭》全本删得短些，说是给什么朋友准备着。我心下立刻明白了七八分：“你那个朋友，是前些天的那一位吧？”他半推半就地承认了。我叹叹气，最终也只能顺着他的意思开始动笔。
当时大学教师的待遇比较高，我和女友计划着攒些钱稳定下来再结婚。恋爱的事我没跟父母说，本想着等到万事俱备再摊牌也不迟。然而过了四年，最先等来的确实父亲为我许来的另一门亲事。据说对方是位府里长大的大小姐，且家境很是丰厚，想必父亲看中的正是这点。
一开始我并没想到包办婚姻这套还会被用在我身上。然而事已至此，我不得不把自己已经交了女友的事说出来。于是那晚我被赶了出来，一个人坐在茶楼里呆了一宿。第二天我便犹豫地去找她，说明了眼下的情况。她还是那样温柔和气，耐心地安慰我，表示愿意尊重我的选择。实际上，一看到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我就铁了心要叛逆这一回。当天下午我匆匆地赶回家，父母还在厅里和外人谈论些什么。我冲上前，扑通一声跪下，把在场的人着实吓了一跳。父亲以为我要承认错误，正欲开口，我却抢先说道：“爸，妈，对不起，儿子求您把这亲事退掉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番举动确实让父亲很下不来台。因为当时来商量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准亲家。我这样一搅和，亲事是黄了，却也让父亲丢了脸面，我和女友本准备结婚的计划也被耽搁：她家并不富裕，大学也是拿了奖学金才读完的。而我同父亲已闹到这般地步，甚至做好了自立门户的准备。
次日一早，我回去找她：“我跟家里说好，退了那门亲事。”她有点担心地问我具体情况，见我不开口，也明白了七八分。沉默中我心里越发地紧张，因为接下来我会做出有生以来最勇敢的决定。手有点抖，我小心翼翼地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那个仿佛有千斤重的、小小的金属环状物。
“许小姐，”我正色道，“在下张秋实，一个被赶出家门的落魄少爷，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您。”
她好像还没意识到我要干什么，点点头示意我继续说。于是我攥着那枚仿佛有千斤重的、小小的金属环状物，在她面前张开手掌。“这是我小时候得的玛瑙，昨儿让珠宝行师傅改成的戒指，今早刚拿到。”我轻咳一下，小声补充道，“他们洋人求婚都爱用这个。”
我欣赏着她的表情从迷惑变成吃惊。太可爱了啊受不了，我悄悄地想着，但立刻收起心思，因为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讲：“我想请问您，从今以后，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战乱与和平，无论坎坷与坦途——您愿意与我结婚、让我为您戴上这枚戒指，和我共度余生吗？”
她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我，仿佛之前古灵精怪的劲儿根本不曾存在，很久才想起来抬手擦眼泪。我笑着给她拿纸巾，顺手也给自己抽了一张。由于常要握笔写字的缘故，那只戒指最后还是没有被她戴在手上，而是穿了个项链系在颈间。她原本就很好看，因此不常额外地打扮自己，这项链算是她为数不多的首饰之一。
婚礼的筹备其实并没有花多长时间。那时我俩刚买下学校边的一栋小宅，手头比较紧，因此都不愿太奢侈；最后约定尽量西化并从简，只走完必要的流程，撤掉铺张的宴席。期间我一直在劝说父母以支持这桩婚事，为此费劲了许多口舌。当年年底她随我回了趟家，父母见她知书达理，虽然没表现出十分热情，但也不像从前那么冷淡了。于是婚礼最终敲定在次年春天举行，双方都只邀请了最密切的亲友，而我给花老板也递了一份请柬。他收到请柬时以为又要唱堂会，立即甩脸给我，我解释半天，告诉他不用唱不用演、随了份子只管来吃就好，这才把他说服。
婚礼那天，我穿着特意定做的礼服，看着她一袭白纱，款款向我走来。恍惚间我又想起十九岁那个冬天的夜晚，想起那天她头顶的雪。我本来并不相信宿命，彼时却觉得眼下一切在从前竟皆过有旨意。
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骇全国的事，战事胶着了不到一个月便传来北平失守的消息。那个月报社的事务爆炸式地增加，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我在悲痛与疲乏垒成的高墙中足足被困了一个周，才得以抽身出去逛逛。早在东三省沦陷的时候我便早有预感，只是这次战火蔓延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不出一个月就烧到了上海，学校方面立即开会决定内迁。之前我曾极力劝说花老板离沪，但他既不愿、也不方便赴港澳等地久居。内迁至川渝的消息一出，我又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一起搬去重庆，这次他没有拒绝。于是我给他留出整顿收拾的时间，帮他和戏班子订好了车票，十一月中旬便启程。他的戏班子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戏，唱的是《满江红》，我与妻子也去观看，算是为他践行。临走的前一天，我照例去拜访他，做短暂的告别。花老板见到我后却神秘地比了个手势，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瞧见了一位面熟的先生；一番辨认后，才惊讶地发现那是他十几年前来造访的朋友。
那晚我被留下来吃晚饭，而花老板素着脸唱了我多年前删改的《牡丹亭》。不知是否因为久未登台的缘故，他似乎不在状态。第二天我送他到车站，他那位朋友也来送别。离开车站时我问需不需要载他一程，他摇摇头拒绝了。
一个月后，告别去往香港的父母，我和妻子也踏上西南而下的路程。到重庆后，我们租了一间小公寓，离花老板的院子只隔两条街。他那院子里有一棵梅树，一到冬天便开红色的花，惹得我很是羡慕。此后的日子也不完全太平，然而总算比在上海时好上许多。花老板不知何时患上慢性肺病，战时医疗物资匮乏，药价涨得厉害，而他在辗转中也花掉了大半积蓄。我尽可能地帮他买些药，并叮嘱戏班子的人每天看着他吃。两年后我的儿子出生，手头便又紧了些。
日子虽苦了点，然而这一隅间的数年岁月却成为我人生中无法抹去的记忆。刚来的那几年，日本人搞轰炸，挤防空洞是常有的事。学校的课也是开开停停，甚至有时正上着就被飞机发动机响声打断。我小时候被家里宠着，起初不怎么习惯，心绪颇为焦躁；然而她不是娇生惯养来的，常常劝导我，陪我扛下很多困难。因此，我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亏欠她，但也越发无法离开她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大公报》以特大号字体刊出五个大字：“日本投降矣！”霎时间举国欢庆，胜利的喜悦如浪潮般翻腾。那一阵子是花老板染病后精神最好的时光，他用一种几近于自断后路的唱法，带着戏班子在戏台上连演三天，从《武家坡》《梁红玉》唱到《满江红》。然而这三天的光景却像是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从此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再没恢复过来。
两年后，我从他的徒弟那里听闻了花老板离世的消息。据说他的衣物书籍之类，都按吩咐埋在了那棵梅树底下。我不禁想起杜丽娘来——花老板一生来去，于我而言都很神秘，这一走，不知带走了多少故事，又将多少见证埋在了树下。
解放后我们举家回到上海。原先宅子的院落里已是杂草丛生，我们花了好大功夫使其恢复原样，却又觉得有些过于空落了。
于是我对妻说，不如种棵梅树吧。
她向来很懂我，言下便知道是为了纪念花老板，自然也答应了。最后，我们挑了一棵白腊梅栽下。第二年冬天，腊梅便开了花。花落时分，她拿着自己缝的布袋，装了花瓣来做香囊。我在一旁看着，风一吹过，便有白色的花瓣落在她肩头。
一时间，我又想起十九岁冬天的那场雪。
FIN
写在后面：旧文新发，私设一堆。本来是一篇万字长文的番外，结果番外比正文热度高。
最后的最后张秋实也不知道花老板和那位朋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