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译】渤海行动战记（七）

　　本文译自《第三海军营1900至1901年镇暴战记》（Die Kämpfe des III. Seebataillons während der Wirren 1900/01），系关于庚子国变以及德国海军步兵之一手史料。原作者为时任（1902年）第三海军营少尉军官赫伯特·冯·克莱斯特（Herbert von Kleist）。

　　本文旨在以德方视角来展现当时的历史事件，以便读者对相关历史事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文中观点不代表译者本人观点。

　　六月十八日上午，中国人再次对联军的阵地展开猛烈的炮击，炮击重点是大沽路口和德国租界。

　　上午11时许，中国人开始进攻火车站和法军阵地。一如往日，中国人的喊杀声震天响，而且挤成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尽管俄军朝着这黑压压的人海发射了一排又一排的子弹，但对方依然在前进，并且接近到了距离俄军阵地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但此时对方已经是强弩之末，在一场激烈且混乱的搏杀后，敌人被打退了，他们像失去理智一般溃散，最终逃回了他们原本的位置。

　　在敌人进攻俄军阵地时，英军阵地也遭到了攻击。但在这里，中国人的进攻由铺天盖地的炮火拉开帷幕。炮台的重型火炮声如雷震，不断朝英军阵地泼洒着钢铁的冰雹。

　　在大概一小时后，可怕的炮击停止了，清军步兵开始在拳匪的簇拥下向英军阵地前进。在炮击未结束时，英军便已经向库内上尉请求增援，后者将海兵队以及一支上岸水兵队伍派往了岌岌可危的英军阵地。增援部队跑步穿过了四分之一个租界，然后占领了英军阵地附近的一个土坡。此时，全线守军朝着冲来的中国人火力全开，敌人也开火还击，双方进入了长时间的交火。敌人进行了绝望的抵抗，而当海兵队以及“奥古斯塔皇后”号的上岸水兵在黄昏时刻朝他们发动反冲击的时候，中国人意识到他们这次的进攻是徒劳的，双方没有进行白刃战，对方便退回了汉人城。

——未完待续

关于六月中旬之形势：

　　此时在京津的联军被分为相互失去联系，无法接应的四股，分别为天津租界守军、海河河口的联军舰队、北京使馆区守军，以及西摩尔远征队。租界守军的情况可浏览本篇章正文以及之前篇章的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联军舰队自从在六月十七日清晨攻克大沽炮台后，清理战场以及肃清周围其余小规模清军或义和拳众的据点的行动持续到了六月十九日，在此期间，联军舰队的上岸人员将大沽炮台上可以为己所用的火炮拆下，这些火炮有部分在之后被运用到了天津及周围的战斗中，而不能利用的火炮，则进行销毁。联军舰队预估，需要数天的时间来进行补给，以将弹药和探照灯电池等物资补充到可供之后战斗的水平。而联军舰队的各指挥官担忧仍然失联的天津租界，并且认为需要马上组织部队前往天津进行解围。德军此时可供调动的上岸水兵仅剩不到五百人，还要负责大沽炮台的占领。因此德国分舰队的司令官再次向胶澳总督发报，请求派遣两个连的海兵队来增强解围天津的兵力。其余的俄、英、美等国舰队，也派遣舰船前往旅顺、香港、马尼拉等地，以运输更多的部队，集结到大沽口，准备解天津之围。

　　至于北京的使馆区，也已经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但各国公使对情况的了解并不充分，以至于他们仍旧认为清政府作为合法政府会保证外交使节以及外国侨民的人身安全。但自六月九日，亲义和拳的董福祥军进入北京，大量的义和拳众随之涌入，并在京城内四处劫掠，以及纵火，治安环境急剧恶化，在六月十一日还发生了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遇害事件。此后数日间，义和拳众在京城内的劫掠以及袭杀事件飞速增多，且大多数遇害者是华人而非洋人。到了六月十九日，清廷向使馆区递交了“限二十四点钟内各国一切人等均需离京”的最后通牒，但考虑到京城内义和拳众四处劫掠的现状，使馆区众人表示路途不安全，请求清政府延缓日期。次日便是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害事件。

　　而西摩尔远征队方面也不顺利，因为铁路被义和拳众毁坏，所以西摩尔远征队的行进速度比预想中要慢。在六月中旬，部队抵达廊坊附近休整，而在六月十八日，清军董福祥部，即甘军，对西摩尔远征队发动突袭，双方交战约一个小时，甘军败退。西摩尔远征队战死七人，而清军具体伤亡未知，在战斗结束后可辨认的清军尸体有大约一百多具，还有大量断肢，保守估计清军阵亡二百人左右，是役为廊坊之战。这次战斗没有给西摩尔远征队带来什么损失，但是西摩尔远征队意识到了清政府对于自身的态度的转变，此时清军已经是事实上的敌军，继续前往京城进行撤侨以及保护使馆区已经不现实。西摩尔随后召集各国军官进行商议，决定折返回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