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马家小村遗存分析

大同马家小村遗存分析

《文物季刊》 1992年04期 海金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于1991年9月对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70余平方米，清理残房址四座，出土一组单位明确、特征鲜明的陶器，令人关注（见《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以下简称《遗址》）。

山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过去做得比较少，这次发掘虽然揭露面积较小，出土物不十分丰富，文化面貌反映得也不够全面，但遗存（主要是陶器）表现出的特征引人注目，对研究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该遗存的分析，对其时代，文化性质和文化关系等问题作进一步讨论。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

马家小村遗存的年代与性质，《遗址》初步认为Fl—F4基本为同一时期遗存；年代为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期；颇具庙底沟文化作风。

由于马家小村遗存的成份构成比较复杂，所以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一）F1-F4不存在任何地层叠压和打破关系。考察其年代关系，只能通过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来认识。

为便于比较，我们将Fl—F4出土陶器按单位依类划分制出对照表（见下表）。

由表中可知，Fl—F4均含宽彩带钵、敛口钵；Fl—F3含折沿夹砂罐.F3,F2含尖底瓶、叠唇盆，敛口罐；F2、F1含宽沿有彩灰陶盆；Fl,F3含红陶黑彩卷沿盆《遗址》未发表线图，是因为标本仅口沿部分）。此外，F1出土一件“四系瓮''，F 3出土一件“四系罐”，器类虽不同但均为“四系”。

该遗存陶器组合中最主要的器形为钵类、尖底瓶和折沿夹砂罐。前、后两类于四单位中多共出，唯尖底瓶只出于F3和F2。尖底瓶有两种，一种为重唇口，只F2出一件；另一种数量较多，F3复原一件，壶口，尖底，腹饰桥状耳一对，底较钝，饰线纹，F2也出两件（除重唇口瓶），其中一件除器口残外，余部形制特征均同于F3瓶，由此可推知F2这件尖底瓶的口部也是壶形口（图一，2、3）。

纹饰皆以线纹为主，另有素面、彩陶、绳纹和少量弦纹，不见篮纹。彩纹均以黑彩为主，褐彩也占一定比重，纹样有宽彩带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F3因出土物较其它单位丰富，彩纹还有钩叶、專边三角、半月和垂弧形等纹样。 ’

陶质都存在泥质、细泥和夹砂陶，颜色以红和橙色为主，另有少量灰陶。

制法均手制，用泥条盘筑和套接法，器表的按压纹样（条状和食指大小的平行凹坑）如出一辙（见《遗址》图版贰，6,图版伍，5）。另外桥状耳较发达（JS《遗址》图五，4；图六,2,图八,1、2、3、6）。

F1-F3都是半地穴式房子，形状可辨的F3和F?,均为圆角长方形，室内地百及墙壁均涂草拌泥并经焙烧。结构完整的F1灶址火塘同门道相通、火塘口铺石块的现象和F3颇似（《遗址》图二、图三）。其建筑风格是一致的。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尤其是陶器的共存现象，我们难于将它们区分出早晚来。亦即F1—F4基本同时。

（二）马家小村遗存的大部分陶器特征同我们熟知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期①遗存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窄条带彩纹敛口钵、叠唇盆、红陶黑彩卷沿盆、敛口夹砂罐同晋南庙底沟期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黑彩为主，母题图案为弧边三角、圆点纹彩陶以及普遍施用线纹皆为庙底沟期文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存存在较多的宽彩帯钵（有的为圜底）和无彩圜底钵（少），也出有底较钝的尖底瓶。在陕晋豫地区若将半坡遗址第二期、庙底沟遗址第一期和半坡遗址第四期（包括西王村三期）②分别作为仰韶时代早中晚三期的话，马家小村遗存的宽彩带钵和尖底瓶（尖底部分）则分别与仰韶时代的早期和晚期相似。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看似较早和较晚的器形却同属庙底沟期的器物和彩陶共存（F3最为典型）。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

宽彩带钵与具有庙底沟期特征的陶器共生于马家小村遗存并非孤例，在内蒙古中南部清水河白泥窑子“第一种文化”F13和河北曲阳钓鱼台的遗存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器物在中原地区消失的较早，而在北方地区延续的时间较长（无彩圜底钵也应是这样）。泥质红陶或橙色陶的尖底瓶，尽管底较钝，但器表都饰以线纹，该单位（F2）还出有一件带有庙底沟期特征的重唇口尖底瓶④。表明该类器物绝不会到仰韶时代晚期。

由此可见貌似早或晚的器物与庙底沟期遗存伴出只是区域不同所致，而不是年代上的差别。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原地区宽彩带钵和尖底瓶的序列并不完全适用于其它地区。

马家小村遗存的年代和清水河白泥窑子F1、蔚县三关下层遗存基本同为仰韶时代中期，是这个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庙底沟期遗存。考虑到圜底器和折沿夹砂罐的情况，我们认为F1-F4的具体年代与庙底沟遗址第一期中偏早的单位同时或略早⑤。

（三）一种考古学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同其它考古学文化发生一定的联系。表现在某一遗存中即存在多种文化因素，而这些文化因素则是我们衡量或判定其文化属性的依据。

马家小村遗存至少存在三种文化因素：

1,尖底瓶（重唇口瓶的口部；壶口瓶的口以下部分）、敛口钵、叠唇盆、红陶黑彩卷沿盆、敛口夹砂罐、花边底碗以及线纹、大部分彩纹（黑彩为主），为庙底沟文化因素。

2、“四系罐”、“四系瓮”、圆腹罐及灰陶着彩，为本地文化因素。

3,尖底瓶（壶口部分）、宽彩带钵（褐、红彩）、圜底盆、敛口罐及一定数量的褐彩和斜线纹红彩，为后岗一期文化因素⑥。

三种文化因素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体。如“四系罐”器形为本地因素，而彩纹却为庙底沟文化因素,尖底瓶部分为庙底沟文化因素，部分又为后岗一期文化因素。

宽彩带钵既有黑彩也有褐、红彩，在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中都存在，我们将其暂归入后岗一期文化因素。折沿夹砂罐在桑干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和晋中地区多有出土，它们既与半坡文化晚期同类器相似，又与庙底沟文化的铁轨式口沿夹砂罐接近，我们暂将其归入庙底沟文化因素。

很显然，上述文化因素的划分，马家小村庙底沟文化因素在遗存中占有主要地位，从而可以使我们确定其文化性质属庙底沟文化范畴。

二

马家小村遗存的性质在该遗址发掘之前，根据周围地区诸多资料也大致可以估计到的。该遗存与周围地区尤其是河北张家口地区同时期遗存存在着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一） 晋中地区，发表的资料有：汾阳段家庄H3、柳林杨家坪F1、离石吉家庄F1⑦。陶器基本组合是車唇口尖底瓶、卷沿盆、敛口钵、夹砂线纹弦纹罐、叠唇盆；彩陶均黑彩，以弧边三角、圆点纹构成图案母题，无动物形纹；纹饰除素面多饰线纹。缺乏釜、灶。

（二） 河套地区，以清水河白泥窑子C点的F1和J点第二层的部分遗存为代表（凉城狐子山遗存也属此阶段）⑧。器物组合是：折唇、重唇口尖底瓶、火种炉、宽带纹钵、折沿夹砂罐、卷沿盆、叠唇盆、敛口或平口绳纹罐；彩纹除宽带纹主要是弧边三角、圆点形纹，黑彩为主有少量褐彩；纹饰以线纹为主。缺乏釜灶。

（三） 张家口地区，主要以蔚县三关下层为代表⑨。器物组合是：恵唇口尖底瓶.平底瓶、宽带纹复彩钵（敛口）、圜底钵、各类夹砂罐、壶（瓶）、叠唇盆、卷沿盆等；彩纹以弧边三角、圆点纹为母题，另有斜线纹，无动物形纹，黑彩为主，有红彩；纹饰以线纹为主，存在篦点纹、几何形“之”字纹.器物附件多桥状耳，无釜、灶。

三个地区的大部分器物特征同于庙底沟文化，存在着共性但也不乏个性。它们均缺乏釜、灶和彩陶中的动物形纹。晋中地区因地理上的原因与庙底沟文化最为接近；河套地区因存在很多特点的火种炉、敛口或平口绳纹罐和折唇口尖底瓶与其它地区相区别。

马家小村遗存同三关下层最为接近。其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器类有：壶（尖底瓶）、敛口钵、素面或宽彩带钵、敛口夹砂罐、折沿夹砂罐、叠唇盆，器物附件桥状耳都很发达；彩陶均以圆点、弧边三角纹为母题（图二、三）。以黑彩为主，有复彩；线纹施用普遍；制法基本相同。房基的地面及墙壁处理、灶址位置在门道口，火塘同门道相通的现象都极为相似；生产工具中石斧皆正刃正樣，陶刀系用线纹泥质红陶片加工而成，均有磨棒并有长期攥握磨出的痕迹。

应当看到，马家小村和三关下层遗存也存在着差别，前者的敛口瓮、敛口罐、圜底盆和圆腹罐（这些器形除敛口罐其余数量很少）等器不见于三关下层，重唇口尖底瓶同三关下层也有区别，而三关的葫芦口平底瓶和瓮等也不见于马家小村；三关独有篦点纹、几何形“之”字纹；房屋形状三关为扇形，马家小村为长方形。

对于这些差别，应认真分析。首先可以肯定二遗存确实存在着差别，但是马家小村同三关相距不过百余公里，同属桑干河流域，其文化特征的共性还是主要的。至于造成它们的差别可能同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马家小村遗址揭露面积小，出土遗物不丰富，且清理的房屋残破过甚，文化面貌反映的有限。

第二，三关遗址虽经大规模的发掘，但未发表全部资料，对诸多遗存未作详尽描述。

第三,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三关下层受到来自红山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之"字形等纹饰。

上述第三点很清楚。第一、二点可能同二遗存造成的差别有关。

综观马家小村——三关下层遗存的文化面貌，它们具有以庙底沟文化为主体的特征，同时也含有后岗一期文化遗留遗存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各自也产生（或吸收）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小层次的差别）。但明显地区别于晋中、河套和其它地区。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以马家小村——三关下层为代表的遗存⑩是庙底沟文化分布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其范围大致以桑干河流域为中心，西部与河套地区交界，东部达张家口地区边缘，北部可能包括内蒙古南部边缘的一小部分，南与晋中为邻。

关于庙底沟文化的渊源，以往学术界倾向于半坡文化。最近，由于晋南枣园H1,南橄H1和南橄H2等诸遗存的发现和研究⑪，使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和认识。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存在不同的渊源，其分布各有重心，从而使半坡文化的杯口瓶、鱼纹，庙底沟文化的重唇口瓶、植物花纹分别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庙底沟文化分布中心在汾河流域的晋南地区⑫。约在南橄H2或略早的阶段由黄河和汾河两条通道溯河而上向北发展，西支（黄河）通过吕梁山地进入河套地区⑬.东支（汾河）通过晋中盆地进入桑干河流域⑭。其中东支的庙底沟文化到达桑干河流域后同本地已有的文化及周围诸文化不断交流，相互影响，使几种文化因素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构成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特征，从而发展为庙底沟文化东北边缘具有鲜明特点的一支地方类型。

三

大同盆地仰韶时代早期遗存，现处于空白。但周围地区的文化面貌均接近于后岗一期文化，由此可以肯定此阶段遗存文化性质也属于后岗一期文化。

以蔚县四十里坡⑮、包头阿善一期、凉城红台坡下⑯、娄烦童子崖F2和太谷上土河H1⑰为代表的遗存均颇似后岗一期文化，很有特征的器形有鼎、红顶钵、弦纹罐和折唇口瓶或壶（四十里坡的不同），另外还有类似于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黒彩宽带纹钵。有些学者认为此段文化性质属后岗一期文化范畴⑱。黑彩宽带纹钵于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中都存在，只不过前者多于后者，即这种器物不是半坡文化独有的。半坡文化颇具特征的杯口尖底瓶，鱼纹彩陶在晋中、河套和桑干河流域均未发现⑲，甚至在同分布中心于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接近的晋南地区（临汾盆地）迄今尚无发现一处明确为半坡文化的遗址⑳。这样半坡文化向北无发展路线，由此可以认为半坡文化未达到桑干河流域，甚至未进入晋中地区。

桑干河流域在仰韶时代早期即为后岗一期文化所控制，因此马家小村庙底沟文化遗存不是本地前期文化主体的延续。尽管如此，该遗存的一些因素同本地后岗一期文化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马家小村遗存的壶口双耳尖底瓶（F3:10）,其口、肩部形态同属后岗一期文化范畴的四十里坡双耳素面壶极为相似㉑（图一,1,2）；重唇口瓶（壶）（F2：5）,口下向外急剧扩张，也类早期的壶。圜底盆（Fl：2）、敛口罐（F3：4）（或称盆）和后岗遗址同类器有相似之处㉒；仅次于黑彩的褐彩和少量的红彩,宽彩带红斜线复彩钵（F2：l）的纹样，褐彩宽带纹钵（F4：l）和极少“红顶钵”（F2〉（彩带较窄）等均含后岗一期文化的特征，可视为后岗一期文化的遗留因素㉓。

仰韶时代早期，桑干河流域及河套、晋中地区分布着相对统一、稳定的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时代中期，当由晋南发展而来的庙底沟文化占据了这些地区以后，同本地后岗一期文化产生了碰撞和融合，其中在桑干河流域导致了马家小村一三关上层遗存类型，在发展过程中滋生了本地文化因素，约与此同时，本地后岗一期文化衰落下去，但仍有一些传统的文化成份对庙底沟文化进行顽强的渗透和施加影响。由于地域邻近的原因,三关下层遗存同红山文化曾有过较弱的联系，使三关下层遗存产生了“之”字纹等因素。

前文述及的马家小村遗存本地文化因素，即“四系”等器，显然同熟知的谴文化因素有很大差别，它的背后是什么，尚需做，工作，但据目前的资料，可以讲它是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比较早的很有特征的遗存。

仰韶时代晚期，很大范围内诸考古学文化急剧分化，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河北、河套和晋中地区分别出现了大司空村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和义井为代表的文化遗存㉔。桑干河流域资料较少，从大同吉家庄早期遗存中的器物和彩陶来看㉕，较接近大司空村文化。蔚县三关和筛子绫罗仰韶时代遗存中,'彩陶存在倒勾纹、锯齿、弧边三角形纹㉖，同河北地区大司空村文化相近，应视为大司空村文化部分彩陶的前身。可能这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同于或近于大司空村文化。

四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则是人的精神或意识的体现。换句话说，即古代人的意志、思想和观念是通过物质文化的诸方面表现出来的。那么，考古学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当时人或社会的精神文化诸方面的信息,考古学对这些信息的概括和总结是很重要的。

庙底沟文化是以汾河流域（临汾盆地）为重心而崛起的。它的分布范围和影响所及地区超出整个新石器时代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庙底沟文化的社会组织形态，从一定的时间范围讲，肯定远不如晚几个阶段的夏商时期社会组织结构那样严密和完善，能够从政治和经济上进行统治。那么庙底沟文化在这种相对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下，是什么力量使其迅速发展？首先是众多的人口。据调查和发表的资料，晋南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的该文化遗址密度较大，其中不乏大型遗址，在谷地、平原、山前台地和山地均有分布，可推断当时此地人口较为密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该地区地处中纬度，地理环境、气候优越，适宜农业的发展。该文化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显示其农业种植方面技.术较为进步。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文化（精神和物质的）一定比较发达，在传统观念和宗教方面的作用下社会组织（一定集团）有一定的凝聚力，对外联系兼收并蓄，因此才有较强的生命力。它凭借自己的优势向四周迅速发展，在同其它考古学文化争夺-空间（或融合）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向北发展的一支进入桑干河流域（马家示’村——三关下层遗存）,曾同这里巳存在的本地后岗一期文化因观念或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有过任期接触（甚或冲突）的过程。由于庙底沟文化在农业生产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逐步削弱了対方的势力。本地后岗一期文化由此被挤出这一地区，但至少有一部分居氏同庙底沟文化居民融合在一起，同时也吸收其它适合于自己的考古学文化的一些因素，并创造出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成份，成为马家小村庙底沟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庙底沟文化分布的一些地区，如河套、伊洛——郑州等地区也都经历了类似桑干河流域的这种情况。晋中地区因位置接近庙底沟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表现得不够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