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河北】肩负使命顺直行（上）

【周恩来与河北】肩负使命顺直行（上）

来源：《周恩来与河北》 192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在参加完中共六大，受中央委托在莫斯科处理完六大各项遗留事宜后，回到国内。此时，正值中共顺直省委内部闹纠纷，中央数次派人解决，效果不太明显，形成令中央深感棘手的所谓“顺直问题”。当年12月，周恩来亲赴顺直，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一矛盾，充分表现了他高超的“理党”领导水平。

棘手的“顺直问题”

所谓“顺直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周恩来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下面我们作一个较详细的叙述。

顺直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曾有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及陕北等广大地区，革命工作有过显著成绩。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等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北方党组织失去领导中枢，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建立顺直省委，工作范围与原来的北方区委相同。但是，因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特别是省委内部的分岐，引起党员的极大不满和党内的混乱。在一些革命高潮时入党又没有经过教育和训练的新党员中，小资产阶级意见泛滥；有的党员怀疑党的策略转变，对党的政策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有的不顾党的民主集中制，搞极端民主化；有的不愿意过艰苦斗争生活，以雇佣观点对待工作，给钱就干，不给钱不干，闹“经济主义”；有的看到前途困难重重，就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等。“顺直问题”由此产生，纠纷不断，愈演愈烈，令中共中央深感棘手。

三次派人解决未果

为了解决顺直省委纠纷问题，中央曾三次派人前往，但均未见效。

第一次是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政治局委员王荷波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全权解决”顺直省委纠纷问题，改组省委，撤换彭述之(仍留省委工作)，由朱锦堂任书记。史称“第一次改组”。但接着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发动“顺直大暴动”，两位省委常委牺牲，并使历尽艰难保存下来的一点力量又遭受严重损失；二是由于叛徒告密，北方局遭破坏，王荷波等被捕牺牲。于是，顺直党的工作又陷入停顿。

第二次是1927年1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销北方局，顺直省委受中央直接指导，并派蔡和森任中央北方五省特派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对顺直省委进行“第二次改组”，推举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很低的王藻文为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这次改组，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指导，“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因此，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促成顺直党组织的混乱和分裂。保南地方党组织一些人以本地区未派代表出席省委改组会议为由，竟认为“省委不合法”，并在正定自行组织“第二省委”。彭述之则跑到上海向党中央告蔡和森的状，而蔡和森也即派人到中央辩解。此时党中央领导也不统一，一会儿听彭述之的，说“一月改组”不当；一会儿又听蔡和森的，说改组是正当的。这就使顺直党组织无所适从，从思想到组织都陷于混乱，工作难以开展，处于瘫痪状态。

第三次是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天津，旋又决定他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省委领导。6月，中共留守中央又加派陈潭秋来顺直巡视指导工作。7月，刘少奇、陈潭秋、韩连惠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推举韩连惠代替王藻文任书记，并给韩麟符以撤销内蒙古特委书记、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会后，刘、陈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史称“第三次改组”，又称“七月改组”。

八九月间，六大新中央负责人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回国开始工作，听取了留守中央及刘、陈的汇报。从一开始(在莫斯科开六大听了顺直代表王藻文、王仲一等的报告)中共中央便知道顺直问题是当时全党工作中“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发生在党非常涣散的时候”，如果“不能很快的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

此时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央以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为核心，对解决顺直问题采取了“惩办主义”的办法。10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蔡和森对顺直省委问题负有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职务，由李立三代替；还维持顺直省委对韩麟符的处分决定，仍派刘少奇去天津指导顺直省委工作。

“惩办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0月，刘少奇刚从上海返回天津，顺直党内又发生一系列严重问题。一是韩麟符问题。认为处分过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联合起来进行反省委的活动；二是王藻文问题。王对处分极为不满，联合一部分被开除党籍的人由反省委而勾结敌人叛党，顺直省委不得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三是“京东问题”。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负责人认为“七月改组”是“不合组织的”，不承认新省委，派代表到天津“请愿”，并组织所谓“京东护党请愿团”，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也就是控告刘少奇。一时间竟闹得满城风雨，使顺直省委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职权。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陈潭秋、韩连惠商量决定：由他们三人联名签发一则通告，指出：“顺直党内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省委“已经没有指导工作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指责京东组织“京东护党请愿团”“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等。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委组织的活动，报请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处理顺直一切问题；特委未成立之前，由他们三人直接指导和主管省委工作。

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讨论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涣散、派别纠纷不断的问题。李立三提出发展工人斗争、打击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意见，甚至主张在顺直党内开展“两条路线斗争”。

此时周恩来已于11月上旬回到国内，出席了这次常委会。

“不应该是两条路线”，“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在11月9日的常委会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李立三的“惩办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主张。他在发言中指出：“顺直残留的斗争直到现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导。这点中央要特别注意。”他强调说：“我觉得中央委员会有一人去一下才好。”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顺直省委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并做出五条决议：(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三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工作；(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禁止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惠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于是，周恩来担起了解决这个令人棘手的“顺直问题”的重担。

“顺直问题”愈演愈烈

正如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所指出的，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后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顺直问题这样难解决呢？

这要从北方党的历史说开去。北方党是在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亲自创建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在创建初期，他曾领导和组织过北方著名的工人运动，对全国工人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后又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北方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弱点：一是知识分子成分较多，特别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心存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等抱有很大幻想；二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工农同志，由于现实斗争的残酷紧迫，因而缺乏严格的阶级训练，存有雇佣革命的观念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三是大革命时期，党为推动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着力强调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各阶级要求，有些忽视自己阶级的独立行动和政治要求，模糊了党内的阶级意识。凡此种种，就形成了北方党内矛盾的历史根源。

而在现实中，党的五大以后，党中央派彭述之到北方组建了顺直省委，代替了原北方区委以指导北方党的工作。但彭述之到任之后依然坚持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政治上由等待主义变成关门主义，组织上实行宗法式的家长统治。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蔡和森、王荷波到北方组建北方局，指导北方党工作。蔡和森、王荷波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批判了彭述之的错误，改组了顺直省委，使党内情绪日渐活跃起来，党的组织有了恢复，工作有了一定的开展。他们把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暴动、夺取反动政权作为北方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北方局暴动计划》，普遍发动工农斗争，给敌人以不断的打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等种种原因，致使玉田暴动失败和北方局被破坏。因而造成省委领导情绪异常消沉，工作陷入停顿。党内同志极为不满，认为这不是我们工人的党，完全是知识分子欺骗工人的把戏，因此强烈要求改组省委，党内矛盾开始出现。

据文献记载，1928年1月27日，召开了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会议进一步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集中批判了彭述之的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省委，由王藻文任书记。会议为打破彭述之的家长制统治，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调动了党内积极性，会后使党的工作出现了新气象。但1月改组会议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一是没有结合北方实际情况制定出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二是在批判机会主义错误中，过分集中于彭述之个人，过分否定过去的工作，把知识分子同机会主义分子联结起来，从而扩展了工学之间的矛盾。三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党内民主，模糊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四是忽视对党内经济主义倾向的抵制和批判，因而使其发展，造成党内的经济纠纷。

2月中旬，蔡和森奉命返回上海，结束对顺直省委的巡视工作，党中央派刘少奇为中央特派员到北方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这时，王藻文对出现的经济困难极为不满，工作消极。在他的错误领导下，顺直党内矛盾全面爆发了：政治上时“左”时右，不是盲动就是不动；以反机会主义为名责骂党的过去，责骂知识分子，造成党内严重的工学矛盾和派别观念；在党内发展个人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化；在经济上发展雇佣革命观念，造成不好解决的经济问题。此后，顺直党内发生一系列严重事件：3月，省委干部阎怀聘利用保(定)南各县党组织对省委的不满，自行组织“保南省委”与省委相对抗；4月，在北方国民党与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制定了一个以打杀为中心的盲动主义计划。当党中央批评了这一盲动主义错误后，省委由盲动转为不动，一切等“北伐军”到来再说；6月，国民党军队统治北方后，党内一些人竟认为“北伐成功了”，“革命胜利了”，有的党员动摇了，使党员人数日见减少。

7月，中共中央致函顺直省委，指出顺直党内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全党必须深恶痛绝地同党内错误倾向做斗争，改造党的组织。中央决定增派陈潭秋为中央特派员到北方，与刘少奇一起共同执行改造顺直党的任务。

同月，陈潭秋、刘少奇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省委关于顺直政治经济状况及党务问题的报告，批判了1月改组会议以后党内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制定了比较正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批判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改组了省委，由韩连惠任省委书记。

虽然顺直省委7月扩大会议的基本精神和内容都是正确的，但在解决党内矛盾的做法上存在严重缺点：一是没有抓住党内矛盾的来龙去脉，找出产生矛盾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二是看问题简单片面，一概否定；三是处理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机械纪律，带有命令主义。由于以上缺点，不能真正解决党内矛盾。致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却无人推行，使党内矛盾继续发展。9月初又发生了“京东护党请愿团”事件，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使顺直省委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职权。1928年6月，陈潭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顺直党的状况：“一、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使党员群众都觉得无出路，因此消极烦闷，对党怀疑；二、将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归咎于党的指导机关的政策，而是单纯地归咎于党的组织，更简单的归咎于某几个人。这种影响，使一般同志只是着眼在个人，互相猜忌，把党仅置脑后，因个人问题掩蔽了政治与党的一切工作；三、因为极端民主化的影响，使党的纪律大部废弛，省委威信极低，没有能力命令或处分同志。严格的说，省委决议案在上层没有严格执行，省委书记可以不服从省委决议案，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下级党部更时常以轻蔑的态度为豪，对省委的警告和处分视若无睹；四、对机会主义的另一种解释，差不多以知识分子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在隐约中不免有工学界限；五、说过去负责人经济不清，于是引起了党内纠缠不清的经济斗争。”

对于顺直党内矛盾的严重发展，陈潭秋、刘少奇认为省委“能力薄弱”、“信仰完全失去”，已无法工作，遂于10月28日与韩连惠三人，以中央特派员与中央委员名义发出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行使职权，停止京东四县党组织活动，建议中央组织专门特委解决顺直党内矛盾问题。在中央特委未成立之前，省委一切工作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三人直接处理。

1928年10月间，陈潭秋再次到上海，向李立三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情况。李立三说：“北方党目前比较乱，在莫斯科已经研究了，准备召开顺直扩大会议，任务是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你们先去天津筹备这次会议。”他告诉陈潭秋：“这次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因为他对北方比较熟悉。你们赶快回天津，准备迎接周恩来同志。”

陈潭秋回到天津，首先介绍了李立三给他看过的文件精神和中央的情况，并研究决定大家分头下去，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做大会的筹备工作。

12月初，调查研究工作结束，省委着手大会的筹备工作，起草党务问题、农民运动、青年工作、“济难会”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其中政治决议案只搞了个提纲，等周恩来到来后参加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