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前奏

        《明史纪事本末》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夏四月，瓦剌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子也先嗣。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屡犯塞北。边境自此多事。

        《否泰录》：也先求其子结渊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需婚意，也先愧怒。

       《明史纪事本末》：十四年（1449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入贡，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贡，通事辈（通事官，负责沟通蒙古与明朝朝廷）利其贿，告以中国虚实。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

 

 

土木之变始末

七月紧急军情

        明正统十四年秋七月，瓦剌大军兵分三路犯边：也先亲率大军入寇大同，在猫儿庄，右参将吴浩战败身死；脱脱卜花入寇辽东；阿剌知院入寇宣府，包围赤城，另调兵入寇甘州，守将据城坚守。

        北京方面接到宣大辽东紧急军报后，皇帝派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大同总督宋瑛与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领一万余人前往大同附近的阳和御敌。

       皇帝接到大同吴浩战死的消息后，便下了亲征的决心。

 

       后勤准备方面，京师三大营官军操练者每人赏赐银一两，胖袄裤一件，鞋两双，行粮一月，兵器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

        从皇帝决定亲征，到大军离开北京，仅仅过去两日。

       仓促出征的消息一出，朝野震惊，百官之首吏部尚书王直率在京官员合奏劝阻皇帝亲征，于是儒家文臣舞文弄墨的传统艺能来了一遍：“边鄙之事古已有之，惟在守备严固而已。圣朝备边最为严谨，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总之是劝皇帝谨慎，坐镇北京切勿亲自出征，我朝猛将如云，武备充足，皇帝不必亲征，边疆只需以逸待劳坚壁清野，必可取胜云云。而皇帝显然下足了决心，以“虏犯边境杀掠百姓，将领多次请求救援”为由，回绝了王直的劝阻。看来北方边境战事屡屡失利，消磨了英宗的耐心。

        皇帝亲征，北京自然要留下一套监国的领导班子。七月十七日，朱祁镇作了如下安排：命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太监金英等辅佐。朱祁镇还确定了跟随亲征的官员名单。据《明英宗实录》我们得知，跟随皇帝亲征的官员包括：

         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镇远候顾兴祖、泰宁候陈瀛、恭顺侯吴克忠、驸马都尉石璟、广宁伯刘安、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建平伯高远、永顺伯薛绶、忠勇伯蒋信、左都督梁成、右都督李忠、都督同知王敬、都佥事陈友、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通政司右通政龚全安、左参议栾恽、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大理寺右寺丞萧维祯、太仆寺少卿刘容、鸿胪寺掌寺事礼部左侍郎杨善、左寺丞张翔、翰林学士曹鼐等。

 

        当日，宣府总兵杨洪奏报蒙古军队围马营三日，截断河水，军中无水。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在阳和与后口同蒙古人交战。当时太监郭守敬监军，钳制将领以致军纪败坏，最终全军覆没。宋瑛与朱冕战死，郭守敬伏在草中得活，石亨跑回了大同城。

 

不和谐的亲征

        接下来我们回顾亲征大军的行军细节，本章节资料主要来自于《明实录》，佐以《明史》以及《明史纪事本末》，先予以罗列及基本的分析，后续会对行军路线本身展开额外探讨。本文章提到的皇帝“车驾”一词，包含了皇帝军队与文武官员在内的所有参与亲征的人员，不再做解释。

        七月十七日，祭告太庙，皇帝车驾从北京出发，当晚到达唐家岭。

       七月十八日，过唐家岭后，到达龙虎台驻扎，当日，恰逢太宗文皇帝（成祖朱棣）祭辰，于是派官员前去祭长陵。当天夜里，莫名一声鼓声传来，士兵以为敌军来袭。发生了惊营事件，军心有所动摇，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不祥之兆。

       十九日，皇帝召集群臣强调了行军纪律。从这里可以看出，行军的仓促和军纪的涣散，惊营事件显然对军心有所动摇。

        七月二十日，大军出居庸关，群臣请求原地驻跸，皇帝不许。

        从龙虎台到居庸关仅仅走了十公里，群臣就请求皇帝驻扎在居庸关，我们可以看出群臣反对皇帝亲征的坚定态度，居庸关是京师门户 ，官员们希望把皇帝留在居庸关，一切也还有转圜的余地。

 

        七月二十二日，到达怀来城西。

        七月二十三日，到达雷家站。

        七月二十四日，车驾到达宣府，当日天气不好风雨大作，边关紧急军情不断送来，群臣再次请求就地驻扎，太监王振发怒，命继续行军。

        七月二十五日，车驾到达鸡鸣山。

       这里《实录》为了彰显太监王振的罪恶，提了一个细节，说皇帝向来喜欢把事情托付给王振去办理，由此愈发助长王振的气焰，成国公朱勇等人要说点什么话，都要跪着来奏事。王振让户部尚书王佐与兵部尚书邝野管理老营，王佐邝野二人居然提前离开大军先行，王振发怒，命二人在草中跪到傍晚。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劝王振，他认为蒙古军队来势汹汹， 大军不可再前进，一旦皇帝出现意外，谁都担不起责任。王振怒斥说要真是这样也是天意。翰林学士曹鼐劝王振，王振仍然不听。此时蒙古军队逐渐撤退潜伏至塞外。

       如图所示，宣府在鸡鸣山的西北方向约六十里处，史料却记载皇帝大军过了雷家站以后居然是先到了宣府地区，而后到了鸡鸣驿驻扎。鸡鸣驿城，本就供大军出行中转居留所用，然而，先到宣府，后回鸡鸣驿这多走几十里路的操作就不免令人疑惑。这里给出一种猜测：愈发紧张的边境形势，让群臣与皇帝的争执愈发激烈，再结合之前阿剌知院入寇宣府的情报，也许是皇帝与王振百官商议后妥协暂命大军回到鸡鸣驿驻扎，以确保安全。《实录》记载到达宣府，敌军情报不断送来，也许当时附近有瓦剌军队的动静，皇帝在与王振官员商议后，认为还是返回鸡鸣驿驻守等待蒙古动向。而接到蒙古军队退回塞外的消息后，大军继续向大同方向前进，因为《实录》中记载了大军驻扎鸡鸣驿后瓦剌军队的动向。也先的主力部队在大同方向，皇帝此前接到大同吴浩战死的消息后才下定决心要亲征，此次出征的重要目的之一显然是解大同之困并寻机与瓦剌决战。

        七月二十九日，大军到达阳和，此前明军与瓦剌在阳和交战全军覆没，尸横遍野，皇帝大军过阳和看到满地的明军尸体，军心动荡。

        八月一日，到达大同。

        《实录》记载王振想要带领军队继续北行，这显然是要找也先主力决战。史料中要塑造一种对宦官不利的语境，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宦官王振，然而，作为明军最高的军事统帅，这一切只能是英宗皇帝的决策。此时镇守太监郭敬劝王振如此行军会撞上蒙古人以逸待劳的军队，结合大军此前在阳和看到的惨状，此时也先对大同的围困暂时解除，大军自出居庸关以来，老天不赏脸，连日大雨，军心涣散，于是皇帝与王振开始商议班师回朝。皇帝命跟随出征的广宁伯刘安担任总兵官，都督佥事郭登担任参将，命石亨募兵加强大同的防御力量。皇帝带领官员和亲征大军从大同出发返回北京。

       八月三日，车驾东还，当天傍晚到达双寨儿扎营。但遇到雷雨天气，军中有所惊乱。《实录》中提到王振想要英宗皇帝回自己老家彰显威风，又怕大军踩坏庄稼，于是没走多久大军又调转方向前往宣府。这里《明史纪事本末》提了一个细节，此前离开大同时，郭登告诉学士曹鼐，认为皇帝最好从紫荆关回京，深入腹地比较安全，可确保万无一失。从紫荆关回京需要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因此起初王振也希望带领皇帝到自己老家彰显微风，而后又怕大军踩坏了地理的庄稼，因此行军四十里后，又掉头重新向东走。

       史料把原因归咎于皇帝宠信的王振。土木之变后，王振族人被族灭，所谓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也被清算，明代在编史书时，为表达对皇帝朱祁镇的不满也好，表达对王振的不满也好，把锅都扣在了王振身上，太监是皇帝的手套，王振个人的意志再强大，也需要得到皇帝的同意才能发号施令。有学者研究指出大军前往紫荆关的季节，地里已经没有庄稼了，何来王振担心踩坏庄稼之说？只能说在这里，王振作为背锅位，很好地替君主维护了脸面。大军从大同返程向紫荆关方向前进四十里又立刻改道，这只能是军队最高决策者皇帝朱祁镇本人的决定，或者退一万步讲，是他与王振商议后的决定。为何走了四十里，又掉头重新向东而行，走老路返回，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史料里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也许是朱祁镇不甘心自己的军队就这么窝囊地回京，于是反悔。

         八月三日，车驾到达双寨儿。

        八月四日，车驾到达滴滴水。

        八月五日，车驾到达洪州方城。

        八月六日，车驾到达白登。

        八月七日，车驾到达怀安城西。

        八月八日，车驾到达万全峪。

        八月九日，车驾到达阳和北沙岭。

        八月初十日，车驾到达宣府，升任镇守宣府的都督指挥佥事纪广为后军都督佥事，仍担任右参将。

       八月十一日，车驾到达宣府东南（鸡鸣驿与鸡鸣山所在地）。

        八月十二日，到达雷家站。

        八月十三日，车驾即将从雷家站出发，宣府有谍报称，蒙古军队袭击我军，之后驻扎了下来，派遣吴克忠殿后，吴克忠与吴克勤战败身死，傍晚军报传到皇帝手里，又派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带领官军四万人前往，到达鹞儿岭后遭遇蒙古军队伏击，亦全军覆没。

        自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大军自宣府东南到雷家站，行军只有短短十几里，显然不是仓皇撤退的样子。结合此前行四十里大军便又调转方向朝宣府前进，这里给出自己的推测：英宗皇帝自大同回师后，便一直在寻求与也先主力决战的机遇，接到敌情后，原本选择蒙古军队决战，而在四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后，英宗及其手下将领切实感到了危险，于是向怀来方向跑去。

        八月十四日，车驾到达土木堡。结合《明史》与《明实录》的记载我们得知，大军到达土木后便被敌军围困。敌军四面而来，当日驻守后发现土木缺水，南面的水源已经被敌军占据，当晚都指挥郭懋尽全力在麻峪口拒敌，蒙古援军越来越多。

        八月十五日，军队想要移动，结果由于蒙古骑兵的包围，于是止步不前。此时也先派遣使者与英宗讲和，英宗派遣使者讲和，命大军移营取水，就在这时，蒙古军队趁乱进攻，大军溃败，皇帝被蒙古人劫持，只有太监喜宁随侍皇帝身边，太监王振等皆死。

        随行官员死亡名单：

        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和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翰林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右通政龚全安、太常少卿黄养正戴庆祖和王一居、太仆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寿、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监察御史张洪等九人、郎中齐汪和冯学明、员外郎王健思等四人、主事张瑭等三人、大理寺左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与刘信、序班李恭和石玉。

       土木之变前夕，成国公朱勇和永顺伯薛绶战死在鹞儿岭。吴克忠与吴克勤兄弟死于前哨战。

 

 

土木之变疑点分析

含糊不清的军队人数

         皇帝离京究竟带了多少人马，土木之变又阵亡了多少人？《明实录》只有短短一句话：“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而对于之前皇帝亲征带了多少兵马出北京，明实录并没有给予确切的数字。《明史》沿用了“数十万”的说法。这也构成了民间普遍对于土木之变的印象，即“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有些时候甚至谣传成了死亡数万人。

       刘定之，明英宗天顺年间任翰林学士，在史馆工作，根据自己的见闻，参考了杨善、李实的《奉使录》和《袁彬传》后，著成《否泰录》一书，记载“土木之变”的经过，此书是研究“土木之变”前后情况的重要资料。书中提到，皇帝离京时，带了“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也就是说军队和一切私属共五十万人，这里当然包含军队运辎重粮食的民夫，并非是作战部队人数。土木之变亲历者李贤描述，二十万人伤者过半，死者三分之一。

        本段前人有详尽的研究，接下来我们引用学者李新峰在《土木之变志疑》中的说法。根据李新峰的研究，李贤的说法显然比所谓五十万人的说法要靠谱得多。而当时北京京营最多三十万人，减去此前被抽调走了数万人，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人左右。后人摘抄前人的记录，却不断地断章取义，对回忆录中详细的军队和伤亡人数记载不予理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正统十四年六月，皇帝命成国公朱勇挑选京营四万五千余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前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领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前往宣府御敌。说明在英宗出发之前，京营精锐已被抽调出一部分。据李新峰统计，明军从北京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规模应当在二十三万上下，算上“私属”，约在二十五万人左右。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我们得知六月被英宗派往大同和宣府的陈怀、井源、王贵等战死在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这说明，英宗在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马有一部分被一同带回。明军出发时号称五十万，大概也只是沿用永乐时期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以造声势而已。综上，明军总人数应在二十五万人左右，土木之变时，还剩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在土木之变中死亡约三分之一。

       

行军路线的谜之操作

        史料中的问题出在英宗亲征大军自大同回宣府的路上，让我们回顾一下《明实录》中记载的英宗自大同回宣府的路线：

八月三日，车驾自大同出发，到达双寨儿。

八月四日，车驾到达滴滴水。

八月五日，车驾到达洪州方城。

八月六日，车驾到达白登。

八月七日，车驾到达怀安城西。

八月八日，车驾到达万全峪。

八月九日，车驾到达阳和北沙岭。

八月初十日，车驾到达宣府。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在于，《纪事本末》提到郭登建议皇帝走紫荆关回京，王振想让皇帝回老家炫耀但怕大军踩了庄稼，于是大军走了四十里便重新向东行去，那么，军队是在哪里绕行了四十里呢？先按下不表，让我们在地图上还原一下《明实录》中记载大同回宣府的路线：

 

         如图所示，看来文官们修史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行军路线的可行性，于是出现了记载混乱的状况，图中的古地名如今所在地的依据来自于学者罗冬阳的考证。万全峪到阳和北沙岭，《实录》记载英宗大军只走了一天，而二者之间相距近一百公里，而后从北沙岭至宣府，哪怕直线距离也高达一百二十公里的前提下，英宗的大军只走了一天。这只能说明，明实录作为一手史料，对于明英宗亲征大军回程路线的记载是错误的。而针对英宗大军朝紫荆关方向走了四十里而后又转东向重新朝宣府方向前进的这个事件发生在哪一天的问题，我们姑且认为离开大同后向西南行军四十里，而后又重新回到大同东面的双寨儿。

        如图，经蔚州至紫荆关的路线在大同的东南方向，如若英宗大军自大同出发后向蔚州紫荆关方向行军四十里后又东转宣府，这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大军此时可以直到洪州方城或淮安方向，为何是在大同出发当日就到了双寨儿？难道英宗大军向东南行军了四十里又向西北回到双寨儿？这与史料中转而又向东往宣府方向的描述大相径庭，一切迹象显示，史料记载出了问题。 根据罗冬阳对清代地方志的考据，洪州方城所在地是“通往蔚州之通途”，在此前提下，一处《明实录》中的记载，或许为我们揭开了真相。土木之变当年十二月，袁敏的奏疏中提到：“八月初九日，大军到达万全左卫（万全峪地区）。”这与之前的大军八月九日到达阳和北岭的记载相矛盾，我们既已确认阳和北岭的记载是错误的，那么结合对地方志等史料的考据，学者罗冬阳为我们还原了英宗皇帝真实的回程路线（本人根据罗冬阳的描述在地图上标注出纠正后的大同至宣府行军路线）：

八月三日，车驾离开大同，到达双寨儿。

八月四日，车驾到达滴滴水。

八月五日，车驾到达阳和北沙岭。

八月六日，车驾到达白登。

八月七日，车驾到达洪州方城。

八月八日，车驾到达怀安西城。

八月九日，车驾到达万全峪。

八月十日，车驾到达宣府。

         上图的行军路线，同时为我们解释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向蔚州紫荆关方向行军四十里又转而东进宣府的问题，我们已知洪州方向即为前往蔚州的通途，白登直达怀安城的路线为一百二十里，而白登前往洪州方城也就是所谓蔚州通途转而再到达怀安城的行军路线是一百六十里，这多绕行的四十里路刚好可以解释史料中含糊不清的所谓行军四十里转而向东前往宣府的说法，因为若一开始坚定了要前往宣府，大可不必绕行洪州方城。这里学者罗冬阳给的解释是或许英宗皇帝想要避开先前的阳和战场，因为史书提到来时经过尸横遍野的阳和战场，对军心是巨大的打击。

        由此，明英宗土木之变前夕皇帝亲征军的往返行军路线以已被梳理清晰。从来时群臣在居庸关和宣府多次请求皇帝回京被拒绝，到驻扎鸡鸣驿后得知瓦剌军队退至塞外的消息后毅然继续行军前往大同；从回程时除绕行阳和以外，行军路线均贴着明朝的边疆军镇及防御边墙而走，再到大军在鸡鸣驿雷家站地区止步不前等待也先军队。所有迹象表明，英宗皇帝与王振，是下定决心要寻机与也先主力部队决战，而非仓皇逃窜，皇帝大军陷入窘境是在前哨战吴克忠兄弟阵亡和鹞儿岭遭遇战四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以后的事了。我们可以认为王振在皇帝的决策过程中起了作用，但显然，这一切最终只能是明英宗这一最高决策者的独断。从土木之变后文官们急于将王振以及所谓王振“同党”马顺等人灭族的行为来看，文官集团急于清算宦官势力，甚至更直白地说，文官们急于清算英宗皇帝，在史料编纂时，出于构建对宦官不利的舆论环境的需要，也出于为英宗避讳的需要，把责任都推到了宦官王振身上。而家破人亡的所谓王振一党，已无力为自己辩护了。但我们得知英宗复辟后为王振修庙招魂，这一定程度也表明英宗不认为出征瓦剌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土木之变当日的战争细节

并

驳斥“明盔明甲”造反阴谋论

        土木之变当天，《明实录》的记载堪称简单到了极致：

        皇帝车驾欲启行，因为瓦剌骑兵绕营，所以停止不敢前进。瓦剌军队佯装撤退，王振下令让军队移营到河边取水，瓦剌看到军队移动便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于是大军溃败，皇帝被挟持北行，只有喜宁在皇帝身边，王振等皆死，官军死伤数十万人。

       后续，《明实录》景泰四年正月提到锦衣卫小旗聂忠说：“太祖高皇帝与太宗文皇帝皆用红盔黑甲，正统年间改造为明盔明甲，土木堡起营的时候，忽然南坡有穿明盔明甲的人马前来，皇帝君臣以为是自家军队，于是没有防备，遂导致败军陷驾，希望能将明盔明甲改回红盔黑甲。”

        有些人为了捏造土木之变是自家人造反的证据，便引用聂忠的话，然而聂忠的话丝毫没有军队造反的意思，主要是在提醒朝廷敌人已有明盔明甲，我们应改回永乐洪武年间的红盔黑甲以便于区分。别忘了土木之前惨烈的两场前哨战，蒙古军队抢了明盔明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写道：

        大军到达土木后，距离怀来仅二十余里，意图进怀来据城而守，而王振以辎重车辆尚未到达为由，要求就地驻扎。兵部尚书邝野上奏疏请求皇帝急速入关，令精兵殿后。奏疏入，不报。邝野当面请求，王振怒斥：“腐儒懂什么兵事？再妄言必死。”邝野说：“我为国家社稷，何以死逼我？”于是王振命左右把邝野扶出去。大军扎营在土木。

        八月十四日，想要拔营。敌军已经逼过来，所以不敢动。人马缺水已经两日，饥渴难忍，掘井二丈深看不到水。土木以南十五里处有河，已被敌人占据。也先分兵从土木旁的麻峪口进兵，都指挥郭懋当晚力战拒敌，瓦剌援兵越来越多。当时杨洪总兵在宣府，有人劝杨洪出兵救援让皇帝突围，杨洪居然闭城不出。十五日，敌军派遣使者持书信来，谈和。于是便让学士曹鼐起草敕书，与也先讲和，派遣两位通事一起去。王振紧急命令军队移营，在沟堑之间行军，不久队伍已经乱了。军队南行三四里，敌人又从四面围攻。士兵争先逃跑，局势已经无法控制。骑兵冲入军队，挥起长刀砍大军。大喊脱掉盔甲扔掉武器的不杀。众士兵裸露身体互相践踏而死，尸体蔽野。

        侍从宦官与虎贲被箭射杀，皇帝与亲兵乘马突围失败，被蒙古挟持而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在内数百人皆被杀。群臣只有萧惟祯、杨善等数人得以逃脱。军士脱去盔甲对数不胜数，连日饥饿，不少人仅以身免，而盔甲兵器辎重，皆被也先缴获。

        《否泰录》还提到一个细节，蒙古人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所以慌乱中军士扔掉武器盔甲，相互踩踏而死者尸横遍野。李实《北使录》中说：“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也是同样的描述。有些人居然不看上下文，单单把“大军倒戈，自相蹂践”摘出来说这是兵变，可笑至极。

       《明史纪事本末》提到的军队想要进入怀来城守卫，但王振阻止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明实录》正统十四年十一月有这么一段记载：虏之初入寇也，守备怀来都指挥康能、指挥使易谦、温海，指挥佥事陈锳，俱率家众遁走，右副都御史罗亨信案举其罪，能、宁得宥，瑄为右副都御史罗通举以立功，玘亡不知处，法司论宝弃城为首，斩；谦、海、澄、隆、斌、宗玘、锳等从，徒。至是，遇赦，皆免罪降为事官，送武清侯石亨处自效。

        也就是说，英宗到达土木的时候，怀来守将已不战而逃，怀来已是空城，学者李新峰在《土木之变志疑》中又提到，英宗迫于形势四周都有敌军，不得不驻扎在土木，何来王振因为等物资耽误了时间之说？

        《明史》的记载简单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只提了在土木堡被围，而后兵败。

        综上，我们对土木之变当天的状况做一个基本的总结：瓦剌的大军已占据水源，包围过来，明军在土木堡不敢移动。而后也先撤军，派使者来与英宗讲和，英宗同意。此时大军已缺水两日，王振（英宗）便下令让军队尽快到河边取水。而后，南坡有穿着明盔明甲的士兵迎面而来，英宗君臣以为是明朝军队，便没有防备，逼近以后，突入混乱的已不成队形的仓促取水的明军阵营中，四面八方的其他蒙古军队亦迅速包围过来，“奋长刀以砍大军”，同时高喊扔掉盔甲武器的不杀，明军解甲四散溃败，互相践踏至死者蔽野。皇帝突围失败，被俘虏，王振等大臣皆死，皇帝身边仅剩西宁随侍。二十万军队死亡近三分之一，大量的人丢盔弃甲而走，仅以身免，跑回北京。

  

                    杨洪父子及一众武将的责任

        《明实录》记载，土木之变后，九月，巡抚大同宣府副都御史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虚、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乞正其罪以为边将不忠之戒。”从之。

        也就是说在七月份的时候，赤城、雕鹗等军堡守将不战而逃，致使怀来、永宁等卫所效仿，均弃城而逃。

        叶盛曾说：“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陷于土木？”

        于谦说：“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进行捐弃在逃，以至士卒溃散，城池失手，开贼突窜之路，因而丧师辱国，至今令人痛恨。”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独石马营等地），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

        也就是说，土木之变前夕，宣府总兵杨洪的儿子杨俊，不战而逃，致使独石马营失手，钱粮仓储尽归蒙古人所有。此举显然引发了连锁反应，以致赤城、雕鹗堡、永宁以及怀来守将均弃城而逃。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独石马营至赤城永宁作为面对蒙古的第一线，守将弃城而逃直接导致了英宗大军的行军背面陷入了无比被动的局面。如下列地形图所示，独石与马营的地位可见一斑。这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一个问题，就是《明史》中那简略的一句“被围”。在独石至怀来一系列军镇落入瓦剌手里的前提下，自怀来方向截断英宗的归路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让我们再回顾一件事，皇帝大军离开北京当日，接到军报：宣府总兵杨洪奏报蒙古军队围马营三日，截断河水，军中无水。而镇守马营的是杨洪的儿子杨俊。此后直到土木之变皇帝被俘，再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杨洪及北边军报的记载和消息。杨洪隐瞒了独石马营弃守的消息，而官员们弹劾边将不战而逃已经是土木之变发生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英宗大军去程和回程的时候，对于整个独石至怀来彻底失守的情报是不甚清楚的（或许朝廷已经料到独石失守，但后续的一系列武将弃城显然是始料未及的），这侧面也反映了明军的情报确实有问题。我们前面提到过《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关键时刻杨洪在宣府闭城不出，不派兵救援皇帝。所以这么看来，杨洪父子对隐瞒军情弃城而逃引发的灾难般连锁反应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

       杨洪为何不救皇帝？《明史》曾记载杨洪与瓦剌脱脱不花与也先有往来，英宗鉴于朝廷需要用杨洪，便不予追究。英宗被俘后，到大同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瓦剌主要首领之一）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由此可见，明代边将与瓦剌来往之深，交往之多，暗通款曲是常有的事。学者李新峰由此认为，宣府总兵杨洪关键时刻不出城救皇帝，是与也先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的延续。我并不能否认这种说法，后续杨洪的儿子被处分，杨洪本人在北京保卫战立功，之前隐瞒儿子弃城的行为也没有被过度追究。

        我本人倾向于在朝廷眼中，土木之变时杨洪能够固守宣府重镇，也是一种功劳。从后续北京保卫战瓦剌军队并没有攻克宣府大同居庸关等重镇来看，瓦剌军队骑兵为主显然不善于攻城，或许可以说，其实力也并没有那么强。而瓦剌在英宗朝前期也始终保持着对北京的朝贡，表面上的友好，或许也不难理解宣府与大同边将与也先暗通款曲的由来。

综上所述，杨洪之子杨俊弃独石不守，而后赤城至怀来众将领弃城而逃，宣府总兵杨洪又护子心切隐瞒情报，致使英宗大军对于背面军镇全线失手崩溃毫不知情，是导致土木之变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土木之变是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导致的。当然，皇帝被俘的结果也远在也先的预料之外。

也先的和亲请求

英宗被俘后的待遇

        史料多次提到明英宗被俘虏后受到也先优待，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明代史料为了替君王维系脸面而美化了历史。然而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

        《明史纪事本末》提到，大军战败后，太监喜宁投降也先，将中国的边防的虚实告诉了也先，做了叛徒。大军刚战败时，英宗皇帝下马盘膝面南而坐，只有喜宁随侍。当时，有一蒙古人索要衣服和甲胄，皇帝不给，于是想要加害。这人随行的兄弟劝阻说：“这不是一般人，行为举止和常人不同。”

        而后皇帝被挟持出雷家站，见到也先的弟弟赛刊王，皇帝问：“你是也先吗？是伯颜贴木儿吗？是赛刊王？还是大同王？”听到皇帝问话，赛刊王大为惊讶，于是跑去见也先。说：“我部下俘虏一人，十分不一般，难不成是大明天子？”也先召来先前出使过中国的人前去辨认，二人见到皇帝，认定这就是皇帝。也先大喜，说：“我常常向上天祈祷，希望大元一统天下，如今果然有此胜利。”

        也先问众人该怎么办，一个叫乃公的说：“老天赐给了我们仇人，不如杀了他。”也先的弟弟伯颜贴木儿大怒，大呼也先为“那颜“，“那颜”就是汉语“大人”的意思。说：“怎么能留这种没脑子的人在身边！”伯颜打了乃公的脸骂：“滚。” 伯颜继续说：“如今两军交战，人马多中刀箭，或践踏伤亡至死。今大明皇帝却没有中刀中箭，而又问询大人和我等，坦然处之，没有惊恐愤怒的情绪。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虽然老天发怒，将他抛弃，但他没有死，这也是老天的意思，我等又何必违背老天的意愿。大人如果遣使告知中国，迎返天子，大人岂不是有万世好男子的美名？”众人皆赞同。

        于是也先将皇帝送往伯颜贴木儿的军营，令伯颜保护皇帝。当时只有校尉袁彬在皇帝左右（根据袁彬自己的回忆，他被俘虏后，在雷家站与明英宗相见），皇帝命袁彬派遣使臣梁贵持手书告知守臣，向他说皇帝被蒙古留下的事情，并索要钱财。守臣派遣人送手书至北京，从西长安门入报。八月十七日，百官聚集阙下，听闻败报，朝野震动。出朝后见败军逐渐逃回北京，问询败兵，结果都不知道皇帝在哪。当日，皇太后和皇后派使臣搜罗了宫中和自己的财物，希望赎回英宗，也先不予理会。

       再来看一看刘定之的《否泰录》中的相关内容：

        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黑松林也先营地。皇帝入营就座，也先拜见，随侍而坐。也先宰马设宴，其四位妻妾来到现场，按次序给皇帝上酒，载歌载舞为大家娱乐。之后，皇帝居住于伯颜帖木儿的营地，距离也先十余里。伯颜帖木儿和妻子见到皇帝，也像也先一样礼节周到。伯颜帖木儿每两日献一次羊，七日献一次牛，也先每七日献一次马。每次出猎后，都把捕获的野马和黄羊等献给皇帝。 

        九月初，也先派酋长尚书来，提出希望送皇帝回京。召见后，赐予其冠带和彩段。临行时，给黄金百两、银二百两彩段若干匹赐予也先。 

也先曾经希望让自己的妹妹服饰太上皇。

李实《北使录》：

        也先说：“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兵马与我厮杀，上天眷顾我让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射杀了他，我再三不同意。他是一朝的主人，我便特意令知院伯颜帖木儿毕恭毕敬对待他，不敢有所怠慢。反过来，要是你们国家捉了我的话，我还活得到今天吗？明天我让人带你们去见朱祁镇。”    

        李实回答说：“足以见得太师有仁厚之心。”

        英宗对李实说：“之前我离京，不是为了自己游猎玩耍，而是为了天下生灵，亲率六军，出京北征。没想到被留在这种地方，实在是因为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害。也先真心实意要送我回京，却被喜宁引路，先破紫荆关，抢杀人民，簇拥我至京师，喜宁不肯送我回去。后来到小黄河，也先想要送回我，又被喜宁拦住。到乾河又想送回我，又被喜宁阻止。喜宁已经被凌迟了，陈友等人也不要放过他们。”  

        李实询问得知也先每五日进牛羊各一只，肉充足了，却没有提供米和蔬菜。李实说：“过去陛下锦衣玉食，今天衣服食物简陋不堪，臣带了大米数斗，可以给陛下。”

        十四日，也先与使臣告辞，备好践行酒后说：“今天我派一个人和你们商议，再派一人去大同调走我们在大同和山西黄河一带的人马，告诉大同和宣府，你们边境可以让百姓出来收庄稼，打柴草，我的兵马不会骚扰你们一下。你们派人来接驾的日期我们约在八月初五。” 

        李实说：“派不派人，我们奏请皇帝，我们哪敢私自约定日期？” 

        也先说：“初五日不来人的话，你们边境的人民就要受苦。”

        李实再三推辞，不敢约定日期。

       也先说：“如果迟的话，朝廷可以让两个达达和两个汉人一起，务必要初五日先到我这里回报。使臣迟三五日来也没什么。如果没人来的话，我的军队定要犯边，我说到做到。”

       李实勉强下了决心。而后也先派遣人去调回了大同人马。 

        当日，辞别上皇，帖木儿在皇帝左右。上皇再三叮咛迎复还京之事，惟恐朝廷的人来迟。从袖子中拿出三封书信，命李实带回北京。      

        英宗说：“来的时候我的衣服可以放在宣府，便服可随身带来。路途遥远，勿辞辛劳，当以国家天下苍生为念。”

帖木儿同其妻子端起说：“大人回去，可派人早来图成大事。我们也要回去了。”

        李实说：“皇帝在此，多蒙你们照顾，我会奏报朝廷，给你赏赐慰劳。”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明英宗的在蒙古军营的肉食是得到充分保证的，只是蒙古军营的生活实在是不能和北京皇宫中相比。此外，也先自己也亲自说善待了英宗，这恐怕不只是史官美化历史这么简单，从《北使录》我们得知，也先不惜以大军犯边为威胁也要迫不及待地让明朝尽早将朱祁镇接回，显然，他有更复杂的动机。

        杨铭，本名哈铭，回回人，后来担任锦衣卫指挥使。正统时曾担任朝廷通事官（负责沟通汉地与蒙古事务），出塞后被也先扣留，后来英宗被俘，哈铭留在英宗身边担任翻译官，照顾英宗。下面摘录部分哈铭本人的回忆录《正统临戎录》中的记载：

        “早在土木之变当年的九月，朝廷派都指挥岳谦等同太监喜宁携带朝廷的赏赐送到也先处，之后见到英宗皇帝，告诉说如今家里要立郕王朱祁钰做皇帝。我（哈铭）再三劝说，说也先诚心要送皇帝回京，你们不要立新皇帝，朝中不肯相信我说的话，坚持要立郕王朱祁钰。

        而后，十月初三，也先召来众头目聚会，杀马设宴，重新尊英宗朱祁镇为皇帝，并盘算着送英宗回京。希望英宗回朝继续做天子。

        十一月份的时候，也先亲自来为朱祁镇祝寿。

后来有一次朝廷使者带来了给朱祁镇用的物品，被蒙古人抢去了，后来伯颜帖木儿夫妻知道这件事后，将货物追回还给英宗。”

 

         综上，也先自当年九至十月便有要送英宗还朝的打算，还希望他继续做天子，在俘虏英宗后也让伯颜帖木儿善待英宗，这当然不只是伯颜和皇帝感情深厚的原因，也先有更深的打算。

        原本土木之变，也先没有想到会俘虏皇帝，彼时的明朝正值鼎盛，杀掉明代帝王对此时的也先来说绝不是有利的选择，何况自己在草原还没有站稳脚跟，头上有脱脱不花汗，自己也没有被黄金家族所接纳，因此也先需要明朝的帮助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别忘了土木之变前也先入寇的导火索：马云等达官通事私自答应也先的和亲请求，后来也先向朝廷提这件事，朝廷并不知情也丝毫没有要和亲的意思，而也先派来朝贡的数千人希望诈取更多的利益的打算也被王振驳回落空，于是也先大怒，借机入寇。至于所谓王振打压也先的马价，这里王振并没有过错，秉公办事而已，和亲失败才是主要原因和也先入寇的借口。而《否泰录》中有也先“尝欲以其妹事太上”，这说明土木之变前后，也先对明朝的和亲诉求是没有变的。所以不惜以犯边为威胁也要让明朝尽快接英宗回去。根据《明实录》我们得知，景泰二年，瓦剌继续到北京朝贡。

        而英宗的地位非常高，也先希望他回去重做天子，结合和亲的诉求，无非是想延续和扩大贡市贸易及赏赐在内的利益，同时巩固自己在草原的地位。

        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明英宗之得归，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图谋卜花，思结好于中国。精神之注射，在彼不在此也。”此时的也先需要的是保存实力，巩固地位，何况北京保卫战更加证明了瓦剌并不具备攻城略地的能力，并无力与当时的明朝对抗。也先一直觊觎脱脱不花汗的位置，早在其父亲脱欢时期，便欲自立为汗，因众人反对才罢休。

        于是，在无法撼动明帝国这一庞然大物，自己又有切实的在草原巩固地位的需求的前提下，善待英宗实在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有人以哈铭《正统临戎录》中“英宗货物被抢走”为由证明也先和伯颜并未善待英宗，却刻意忽略后续伯颜夫妻将货物追回还给英宗的记载，实在是有断章取义误导之嫌。也先对使者李实前来感到欢喜，为表诚意召回大同附近人马不再骚扰大同边民出城打柴草收粮食，足以见与明和谈是瓦剌内部各利益集团的一致诉求。

 

英宗其人

        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发叛乱，入侵南甸州。

        《明史》记载：

        正统四年，夏五月己巳，复命平蛮将军蒋贵、王骥帅师征麓川“思任发”子“思机发”。

        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讨“思任发”。

        正统五年五月，征麓川，参将张荣败绩于芒市。

        正统六年六月，大举征麓川，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同知李安、佥事刘聚副之，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

       十二月，王骥克麓川，思任发走孟养。丁未，班师。右副总兵李安攻贼于高黎贡山，败绩。

        正统七年，五月壬申，论平麓川功，进封蒋贵为 侯，王骥靖远伯。

        正统八年夏五月己巳，复命平蛮将军蒋贵、王骥帅师征麓川思任发子思机发。

        正统九年，王振击走思机发，俘其孥以献。召骥还。

        正统十年，思机发入贡谢罪。

        正统十三年春三月戊子，诏责孟养宣慰司献思机发。王骥仍总督军务，都督同知宫聚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帅师讨思机发。

 

        十年间，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后勤补给辗转半个国家，平麓川叛乱。英宗皇帝在正统八年正式亲征，亲征后继续延续对麓川的征战和对王骥的重用直至麓川平定。同时积极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平闽浙盗。英宗即位时实在不是什么太平年月的天子，彼时三杨内阁辅政，平麓川与叶宗留等起义均在英宗亲政之前，英宗即位后数年，继续平定东南的浙闽盗与麓川叛乱。还是有一定作为的。

英宗初年如此紧张的麓川叛乱与浙闽盗起的形势，是仁宣时期不作为的一缩再缩的缩边政策与“三杨”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弊端。谷应泰说：“倔强如是，而讨逆之旗不见于金齿，问罪之旅不见于昆池，尚谓国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弃交趾（越南），新军践祚，又废麓川。”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仁宣缩边的细节及恶劣影响，本文不再赘述，《五万年简史》中对仁宣时期的总结：”是仁宣时代，从外到内的全面收缩。”

        土木之变时，朝廷大军仍在南方平闽浙盗，麓川之役完毕不久，北边败报频传，将领求援的奏疏日夜至京，英宗与王振下决心亲征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边将隐瞒情报、弃城而逃，责任重大，麓川之役与叶宗留等起事皆不在所谓王振专权与英宗亲政的时期。修史的人群却不惜捏造事实也要将罪责全部归于对王振的宠信，这明确反映了一种对文官不满的皇帝身边的太监群体进行“历史清算”的行为，自土木之变后迫不及待地将王振及其“党羽”灭族便不难看出这一倾向。英宗为王振立庙显然是对文官们表达不满。土木之变数次看似不合理的行军轨迹反映的是英宗与王振的决心，客观上来说，土木之变是一次巨大的意外，英宗显然在情报搜集环节出了问题，又仓促出征，在大军粮饷并不充足的前提下又对自己的军事素养过于自信，在数万精锐覆没，北边十一城的守将均提前弃城而逃的情况下，被俘虏。作为守成之君，如果拥有亲征胜利的武功，英宗便可以加强自己的权威，更加顺利地推行他的政策，而土木之变的悲剧本身打断了英宗朝这一连续性。国家军权的归属，自此开始有了变动。然而将土木之变本身作为明代“由盛而衰”的巨大转折点，在我看来仍然是不成立的。

        英宗本人对土木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振在承载了官僚对皇帝不满的怒火的情况下又替皇帝背了锅。后续夺门之变的政治斗争后于谦被杀亦是英宗抹不去的污点，但如今有将英宗类比于南宋赵构与清末溥仪的，实在是有失偏颇。

        杨德会在《从英主到昏君，明英宗形象嬗变探析》中指出，在整个明代，英宗的评价都是英主和中主。他总结道：“明清史籍中的英宗形象由英主变为中主、再变为昏君，呈现出不断恶化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推动力是不同修史主体的政治需要。明代士大夫基于打击宦官专权、扩张自身权力的愿望而将英宗重塑为功过参半的中主；乾隆皇帝处于维护绝对皇权统治的目的而将英宗形象定为彻头彻尾的昏君（乾隆对于明英宗的批评在于认为他大权旁落、威福下移，而非文官立场的“宠信宦官”）。

       今天人们谈起土木之变多人云亦云，某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也不断将一些错误事实进行传播，本文希望尽自己微薄之力，整合史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些许观点，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土木之变。

        本文关于英宗其人的作为部分不再赘述，后续如果有兴趣会单独写一写英宗本人在皇帝位上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