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才是形制党——谈谈关于形制本质的认识

我们才是形制党——谈谈关于形制本质的认识

图文来自：现代汉服 张梦玥

特别声明：本号本号除原创文章外，其余文章均为原作者观点，发布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互相交流。

摘要

1、形制的本质是什么——

      A、共性 

      B、规律

2、必须突破古代服饰史理论的束缚——

    A.不是反对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 

    B、反对用服饰史理论指导汉服运动

我们才是形制党——谈谈关于形制本质的认识 

▲图：风雅南国汉服社 端午活动照片

     

针对本人7月18日撰写的《凭什么！与出土文物一模一样才是汉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微博上、QQ上、微信上不断有人反馈读后的感想的，有的极为赞同，有的破口大骂，反响甚为激烈。首先感谢各位网友进行各种批评指正。但是在这里恳请所有网友，在抨击本文之前，请先看完看明白看清楚了再开口，以免攻击的是虚幻不存在的假想敌。

抖音、微博、微信……网络上不少人都在冷嘲热讽“现代汉服”是“马鹿仙”，是给“时代的眼泪”翻案，是给无良商家站台，是在魔改瞎改，是不尊重传统……然后顾影自怜地哀叹自己“形制党惹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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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制的本质是什么

形制的本质，有两点： 

1、共性   

第一点：除了具体的文物所展示的细节表象外，还有相关文物连缀起来的共性特征。

我们提倡的是去掉文物个性特征，抽象和整合文物表现出来共性特征。这是因为一个事物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

落实在服饰上面，则可表述为：假设某一款式属于某一个服饰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该款式必然被该体系规定，且在底层设计、基本框架和本质特征上保持“不变”。同时它可以层层附加时代特征，变化无穷，以至于凸显或者遮蔽它的本质特征。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能说，表面上它们有着自己强烈的时代特征和烙印，所以它们就毫无关系，从而推导出汉服在历史上只有千奇百怪的款式，没有统一完整的体系。毛毛虫和蝴蝶在外形上毫无共通，但是它们就是同一种生物，不同的形态是这一种生物的不同生命历程罢了。

回到上文提到的“文化自觉”，正是因为古代人本身有着清晰明确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一定符合绝对的史实），但是他们无疑是在主动而积极地去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所以才会有在圆领袍下摆加横襕以附会深衣的做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唐代的“飞纎”、宋代的“方心曲领”、明代的“绶带”等等。

古代汉服是客观存在，但已经过去和消亡了，是一种历史资源；现在是在历史资源的基础和废墟上重建，显然把握本质才算继承和发扬。我们现在要的是一片有生命力的森林，而不是各种盆景会展。所以，更多的是提倡共性，在共性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而不是一来就以每朝每代的个性特征为继承的基本蓝图。从总的宗旨来说，大家都知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笔者对此的解读是：“取其一脉相承的整体框架，弃其古代过于突出的时代特征”。

反对唯文物论，是指反对以下几种迷思。一是以具体墓葬出土物为绝对标准，甚至成了判断是否属于汉服的唯一圭臬；二是不区分出土文物所携带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将其不加抉择地全盘接受，放大时代特征和墓主人的个性特征；三是仅仅认可出土衣物实物而忽视甚至贬低壁画陶俑等间接资料的作用，将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进行割裂；四是将名物训诂考据考证的结果直接等同于现代民族服饰的探索建构。

很多网友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实际上跟我提倡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冶炼金属！修建房屋！建立体系！

对方一直在说：必须严格按照地质分矿物！必须严格钢筋水泥的标准！必须客观考证历史文物！

我实在不明白，这之间有什么不能跨越、不能理解、不能明白的地方？

图：汉服主要特征交领右衽，便是历代服饰中提炼出来的服饰符号（图片源于中国妆束复原团队作品拼接）

我完全能够理解对方的理论、逻辑和方法论，考证考究是基础，是第一步，是把矿物从地底下挖出来，那么所有人都知道，挖出来的矿物，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原材料，明白什么叫做原材料吗？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冶炼金属，把原材料继续加工，生产成对我们有用的金属制品。

考据出的结果分五个等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说，开采出来的矿物分五个等级的精纯度，就好像是说制造的水泥分五个等级的标号。

所以说，目前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指导下的考据成果，对于建构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来说是原材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吗？

既然倡导寻求文物共性，当然要讲文物，文物和文献都要讲，而且要大力地讲，讲客观讲真实讲透彻。但是是不是只有文物，唯有文物，神圣化文物，讲文物作为了目的？所有人都觉得信服考古学，认为考古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但是各位网友，你们需要知道一点，在历史研究中，考古也不是万能的。王震中《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有些学术问题是考古学能够解决的，有些是它不能解决的。”其二，被各位网友忽略的思想史，其实在学界有一个词叫做“知识考古学”。

2、规律

除了文物展现出来的具体特征外，还有服饰演变规律，发展的路径。所谓规律，就是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就是几千年后，我们依然可以拿来使用的东西。通过对我们衣冠历史的整体观察，发现有以下一些经常出现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究，不能说这些就是规律，但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古代一次又一次的“复古”思潮，返本开新的努力；比如古代层累构成汉服体系的过程，旧有款式积累沉淀下来并未丢弃，而新的款式不断加入，整个体系呈现出愈加庞杂的面貌；还有比如说体系的发展驱动力，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有戎装与民间服饰的转化，有吸收外来元素与对外影响的双重因素……规律需要深入研究、严肃总结。在理论和实践反复打磨成熟之前，可以对一些演变的路径进行初步探索，比如特征元素的不断重复、文化意义的附会、典型特征的重新整合，仿古而非古，以及对古代风格和意象的沿袭……本系列后文将进行详细阐述。

在详细阐释具体的形制演变方法论之前，需要先谈谈汉服形制的本质是基于体系的演变。

一些个别元素的应用，不过是非本质属性的使用，改变不了本质问题。如果说用了一点刺绣、花色就是传承，那么今天的西方T台上的中国风岂不是可以号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者？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一种成熟的文化，是有独立核心和相应边界的，这个有边界的文化就应该被称为某某体系。所以，我们在谈形制之前，首先要谈的是汉服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而不是把汉服分裂成若干个款式，就像博物馆陈列珍品一般，孤立地谈形制。

图：迪奥中国农历新年限定系列 凤凰图案 图源官方WB

中国文化有个特点就是，大象无形。从整体上看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肯定是与周边的其它的不一样，但是你要很具体的划分出来，又牵涉到很多东西，无法进行界限明确的划分。汉服体系目前来看，可以划分为核心部分、探索研究部分、周边衍生部分、与其他体系交叉部分，有很多模糊的地带，不能一概而论。从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存在，不等于这些东西便可以轻易地证实或者推翻汉服体系；在今天也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争议颇大的新鲜事物，不等于这些东西就可以归纳入汉服体系或者被踢出去。因为现在讲概念，讲定义，就意味着要把这种过去模糊状态的文化进行切割和明确，在这种人为的切割中，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和错误。我们说古代汉服是一个体系，更多的是指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门类，而不是指先验地存在一个指导性的体系，存在一个着装规范，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这个规范去穿着打扮。尽管有周礼，尽管有舆服志，笔者并不认为这些制度就等于古代汉服的体系，它们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成文部分，沉淀部分。从整体上来讲，古代汉服是所有人都在遵循的一种习惯和常识，是理所应当的日常生活体验。在所有人整体的生活经验中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发明，意外和特例。比如破肩缝的比甲，泰州明刘湘夫妇墓出土素绸绵背心，采用横纱向排料，衣身两侧连通不裁开，在肩部缝合。但是这些特例和模糊事例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并不能证明古代汉服体系没有了或者消失了或者不存在了。比如朱熹等人指出当时社会流行穿着的圆领袍靴子等“大抵皆胡服”，这里存在当时的人对当时体系的认知问题。圆领袍等款式是主动吸收进体系的元素，并且得到了长期的本土化改造，最终成为了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就好比佛教还曾经被强烈地排斥过，经过千年来的本土化之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反对者总是用圆领袍来说事，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谬论：一对夫妇在他们认识之前是陌生人，所以推导出这对夫妇现在依然是陌生人。

既然汉服体系就像中国饮食、建筑、文字和音乐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门类。汉服体系发展了数千年，本身有着漫长的历史，有着复杂的演变历程。暂时总结了体系呈现的几种发展趋势：

1、曲折前进的发展趋势，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前进。比如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用“衣冠”来指代中原士族，但是从服饰文化本身来讲，也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汉服体系的一次曲折经历。比如“万国衣冠拜冕旒”体现了汉服体系的扩大，而“衣冠南渡”体现了体系的缩小。

2、层累的积淀而成。总的趋势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简单到复杂，在保留原有的主干和枝干前提下，又不断地生发出新的枝叶和花朵。随着时间推移，汉服体系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纺织技术、印染技术、刺绣工艺、制衣工艺等都是不断推陈出新的，而服装款式也是随着时间积累越来越多。除了上衣下裳、上衣下裤，衣裳连属的深衣，还有上下通裁的袍服；除了交领，还有对领、曲领、圆领、袒领、方领、竖领等；除了大袖，还有垂胡袖、窄袖、琵琶袖等。

有人会说，汉服里面也有被自然淘汰的款式，比如先秦两汉时期的绕襟曲裾深衣这一大类型。从魏晋开始逐渐消失，到了明代，已经没有孑遗和痕迹。既然已经一千多年都没有再穿了，那么现在再把曲裾拿来作为复兴的部分，是不是不顾事实真相和历史潮流？既然曲裾已经被自然淘汰了，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去研究和恢复？特别是当代汉服运动的开端，是王乐天穿“曲裾”上街作为起点的，那么否定曲裾也就否定了当代汉服运动对自己发展历程的建构。绕襟曲裾深衣，是汉服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内容，它跟汉服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那么不能因为它功能性减弱而否定了其民族性和传统性。

图：西汉时期长寿纹曲裾袍  中国妆束复原团队制作

绕襟曲裾深衣这种款式的功能性减退是跟中国家具发展史有关，也与中国人的起居生活方式演变有关。绕襟曲裾深衣将腿部缠得很紧，而且腰部重心靠下，这样做的原因是便于正坐，而魏晋之后由席居逐渐转变为高足家具，再缠住腿部就没有必要了，襦裙渐渐成为主流。也有一种可能性是由于魏晋南北朝大动乱、战争频仍，人口大规模减少，出现了文化断层，绕襟曲裾深衣的制作工艺失传。唐朝时期还有一些文物，在细节上还有对曲裾杂裾的细节刻意追求和模拟。说明并不是古人真的不喜欢而自动放弃了。有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去传承。

在今天构建现代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功能性、实用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民族性和传统性。绕襟曲裾深衣这种类型的服饰延续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当然是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需要认真研究和复兴的部分。服饰文化是没有绝对的单向的发展方向，审美也是，所以不存在进步、进化这类概念。

中国历史传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就是对以往所有传统的总体梳理继承，再开创新的局面，称之为“继往开来”。这种对前代的整体继承和梳理也可以总结为“集大成”规律。今天我们要构建现代汉服体系，自然也要追根溯源、整体梳理，站在中国整个历史的高度去整理。

3、返本溯源的趋势。

不断地返本溯源，追索起源，重建传承之统绪，是汉服体系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以高等级的礼服为例，统治者为了政治需要，多次重建冕服制度。冠冕衮服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服饰文化，孔子所称的“服周之冕”的“冕”，也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外在形象表征。在西周之前，原型应该是来自于巫觋文化，原始本意是祭服，带有沟通上天与鬼神的文化含义，西周礼乐文明进行了升华和改造，演变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这一套天子诸侯公卿穿着的高等级礼服，是汉服体系主线索中的代表性服饰。但是这条线索并不是天然地一直高居庙堂，实际上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命运反复曲折。西周时期定型的冕服制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被“僭越”，但是冕服本身还是高等级礼服。秦始皇废除了六冕制度，保留了袀玄，是冕服文化的一次重大的收缩。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才重新恢复六冕制度，这是第一次回归主线的举措。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通过国家礼制的建立，重新树立冕服最高等级礼服地位，这是第二次回归主线的举措。五代十国，两宋时期确立冕服最高等级礼服的地位。到了明朝，冕服是最高等级的礼服，是第三次回归主线的举措。清朝彻底废除冕服制度，重新另起炉灶建立了一套礼服制度。辛亥革命之后，出了一套祭天礼服，似乎回到了其本来的原点。但是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去掉政治政权或者阶级属性，依然被当作是皇权、政治意味浓厚的象征物，与当时世界潮流完全背离。因此袁世凯的祭天之举被称作汉服复兴的“死亡之吻”。在今天，理应在剥离掉皇权政治阶级属性之后，将冕服回到其祭服的原始功能上。

用冕服作为例证，只是想证明一点，就是汉服体系中，有些特定的文化元素是反复出现的，而礼服（包括不限于冕服）是其中主要载体。

如果说统治者重建冕服制度，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加强统治，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味，那么历代知识分子对“深衣”的多次重复叙述，却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考量的。这些学者并不是服装爱好者，更不会自己动手做衣服，在考古学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的认识都与实际文物有差异。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服饰史、器物史，而是依附于深衣上面的思想理论，所以学界依然认为他们是在重建同一种事物。

图：民国关中大儒牛兆廉先生，图中着白色深衣者。（图源水印）

历代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返本”式服饰构建行动，都是基于文本的“礼义”而非考古实证的复古。比如圆领袍下面加上横襕，称之为“襕袍”；比如“方心曲领”，都是一种典型的“想象的构建”。这些细节再次证明了汉服史从来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中国服饰史，可能更加接近中国思想史。

希望有人能够从这些现象和趋势，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早日探索出汉服体系的发展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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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突破古代服饰史的理论束缚

 根据目前观察而言，基本上所有支持和反对者的理论基础全部是基于中国古代服饰史，这是近十年来占据汉服运动思想理论高度的一种怪现象，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反对到支持，全部都是在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框框内打转，反映了当前汉服运动的最大、最本质的障碍：由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绝对控制下的状态。提请特别注意，反对的是以现有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为指导，注意反对的是用服饰史理论指导汉服运动，特别注意反对的是加粗加黑“理论”两个字，重要事情说三遍，不是反对中国古代服饰史这门学科，不是反对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更不是要全盘否定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因为现有条件的制约，在实际活动中、在生产实践中带有朝代论的痕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现阶段客观存在的现象，决不能一竿子打死，只是我们要朝着去朝代化的方向努力，要在思想观念层面对现在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引起足够的反思。

现有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是一道制约汉服运动发展的瓶颈，是压在汉服运动头顶的天花板。

汉服运动从2002年开始，就从名字和内容一遍又一遍地宣布自己是“汉民族的民族服饰”，目标和宗旨恨不得遍布整个互联网。它绝不是年长者眼中的年轻人时尚潮流，不是主流媒体笔下的“二次元”青年嬉戏，不是资本市场眼中的小众消费，更不是学术视角下的“伪命题”。它根本就不是现有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解释中的古代服装。

汉服作为民族服饰，理所应当、顺理成章地应该由民族服饰的理论来解释，而现在的所有人却用服饰史的理论来解释、来定义，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根本分歧。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好像是矿物地质学与金属材料学那么巨大。

我们一直在说，从矿物中提炼出来的金属，有着巨大的价值，但是人们总是在说矿物、矿石和地质史。人们总是在摆谈五彩斑斓的石头，各种各样地质奇观。可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最有价值的是金属制品，我们想要研究的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意义的金属制品。虽然现在初步引起了人们对这片矿产资源的注意，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但是更希望人们能够对这片资源开采、冶炼、加工等一整套的产业链感兴趣和广泛了解。人们总是说：这个朝代有什么、有什么，总是把一些突出的有朝代风格的流行文化拿出来说事，却从来不说该朝代还有其它款式和风格，从来不说大部分服饰存在着连续性，比如裤子和深衣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他们不会去关注，也不会宣传。这就好比，博物馆里展出的各种夺人眼目的矿物标本，它们的地质年代，它们的伴生故事，可是这些知识，对于今天我们大众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们大众需要的是，从纷繁复杂的矿产中，如金属元素的金、银、铁、铜、汞，还有它们的化合物，组成庞大而丰富的金属材料，提炼出可以拿来做机器设备，生产经营，实实在在作用于我们的生活。

图：矿石原料到机械 图源网络拼接而成

  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默认汉服就该是服饰史理论那一套东西，反对者则用服饰史理论得心应手地拆解、解构汉服，站在所谓的学术高度上对汉服运动进行指指点点；支持者则在旧有的框架中左支右绌、修修补补。各种“科普知识”总是按照朝代顺序罗列特色款式、采访者总是自豪地介绍“我这个是唐朝的、他那个是明朝的”、各大景点商场极力以古装剧体验和穿越感作为噱头……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说你穿汉服不是复古？不是在玩穿越游戏？

如果还不从现有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汉服的商业前景、社会活动前景，均暗淡无光、毫无前途，永远被压制在过去的时空内，以支离破碎的形式，边缘化地存在。

这是因为，古装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古装爱好者，永远只是极少数；民族服饰，不受个人喜好影响，永远面向的是整个社会大众。当商家和社团用支离破碎的，从故纸堆中翻出来的零碎概念去做宣传时，带来的是极少数的拥趸，失去的是整个大众市场。当商家和社团努力营造美轮美奂的古代时空，带来的是短暂的体验消费，失去的是整个大众社交场景。

有人说，前辈们那么努力地考证、那么辛苦地考据，为什么要推翻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尊重和敬佩每一个为中国文化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前辈，本文不反对任何人，仅仅强烈反对用现有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来研究和指导汉服运动。本文清楚地理解和欣赏众多研究者的执着精神，毫无利益情况下的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不能安于第一步台阶，我们得往上攀登才行。中国古代服饰史的考证工作是汉服研究的基本功，肯定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但是附带的理论思想，则是现在最大的障碍和束缚。

现阶段汉服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是努力从现有中国古代服饰史理论笼罩和控制的阴影中走出来，努力摆脱其带来的束缚和压制。否则永远唐制、宋制、明制等朝代论概念横亘在前进道路上，汉服永远都被古装概念所遮蔽、所混同，永远不见天日。

图：第七届中华礼乐大会活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