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贯之/文

空城计的故事是诸葛亮传奇一生的重头戏，也历来最受小说家的青睐，尤其是罗贯中的演绎下变得家喻户晓。但实际上，关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空城计事件”是否为真从刘宋时期的裴松之开始至今已经有了近1600年的争论。

虽然古代各种戏曲、文学作品对诸葛亮的空城计故事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演绎，但不管说得多么神奇和智慧，这始终都只是小说家的创作，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史实。

本文简单梳理了两种关于此事的观点，一方以裴松之为代表，否认诸葛亮空城计退司马懿的真实性；一方认为郭冲所言诸葛亮空城计有可能是真的，其理由大致有：郭冲与诸葛亮生活年代并不远（明朝严衍）；王隐作《蜀记》多是材料罗列，少有整理加工（赵逵夫）；诸葛空城计是西晋“国耻”，晋朝文人（陈寿等）在撰写国史时有意回避（赵逵夫等）；有意隐去此派的学者更多的是针对裴松之的质疑展开的等。

一、诸葛亮巧施空城计的记载并不属实

一般来说，关于三国年间最权威、最集中的史籍当属《三国志》，但无论是《蜀书·诸葛亮传》，还是《晋书·宣帝纪》均无对空城计事件的记载。据赵逵夫的总结可知，《资治通鉴》及研究三国一段历史的宋代唐庚的《三国杂事》、陈亮的《三国纪年》，明清之际无名氏的《三国志辨误》，清代学者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侯康的《三国志补注续》、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潘眉的《三国志考证》、周寿昌的《三国志征遗》等也俱未提及“诸葛亮巧施空城计”一事。

可见，从裴松之以来，一直都有史家对此事真假存疑。

在质疑“诸葛亮质疑空城计”这件事上，裴松之的观点显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人们最接受的说法。

诸葛亮“空城计”故事最早源于两晋之间的王隐《蜀记》所载郭冲“条亮五事”的第三件，而这个文献是由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引入的。裴松之在引入这段史料之后，就在对此表示了质疑。

《蜀记》中描述了郭冲为什么要陈述诸葛亮“五事”的原因：在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刘宝、桓隰在舆论上造势，攻击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鉴于此，作为诸葛亮崇拜者的金城郭冲认为诸葛亮是“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是功业未济。于是，他陈述了5个故事说明诸葛亮的非凡才能和高风亮节来驳斥刘宝等人的言论。这五个故事中第三个就是“空城计”。

郭冲说（大意）：诸葛亮屯于阳平关，派魏延率大军东下，只留万余人守城，孰料魏大将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猝至，诸葛亮虽知寡难敌众，仍“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司马懿疑有伏兵，于是引军退去。

原文见图：

裴松之对郭冲的这个说法予以了驳斥：

案阳平在汉中。亮初屯阳平，宣帝（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冲（郭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简而言之，裴松之从司马懿未与诸葛亮在阳平相抗御、对峙过；如果司马懿有二十万人马，这恰好是围困诸葛、设防持重的局势，何至于望城便走；诸葛亮向来用兵谨慎小心，断然不会使“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对子毁父，理所不容”，即郭冲的故事原本是讲给司马懿之子司马骏的，4个方面予以驳难。

近代以来坚持这种观点的比较典型的人物有姚雪根、易中天等人。据赵逵夫在一篇文章所引可见姚雪根的观点：

诸葛亮的空城计……在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已经斥其虚妄。问题不在于它是虚构，而在于它的极不合理。写魏军统帅司马懿(实际他未参加这一战役)破了街亭，率领十五万大军进到西城。诸葛亮身边只有两千五百人，来不及撤退，只好施用空城计。司马懿足智多谋，难道连对方还剩下多少兵力竟一无所知?西城是弹丸小城，会能有多大埋伏?你害怕中伏，派一千人冲进去试探一下，岂不明白?或者你将西城包围一两天，岂不很好?还有你已经清楚诸葛亮“笑容可掬”，何不命将士们用乱箭射死孔明?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涂明友也指出，对于诸葛亮才能如何，司马懿曾下判语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司马懿为晋王朝的奠基者，晋武帝即位后，又尊他为宣皇帝。他对诸葛亮的评价至少在有晋一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臣民应该是不敢妄自非议的。郭冲所说诸葛亮使用空城计退司马懿故事所表现出的智谋，刚好与司马懿对他的判语相反，这就公然蔑视了君王的权威，在当时是大罪，于情于理明显不符合。

同时空城计退司马懿更多的是对司马懿对蜀作战策略的误传。在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几次交战中，司马懿大都是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即使是追击战也只是追上诸葛亮以后也并不交战。因此，郭冲说他率军20万追击诸葛亮，被诸葛亮的空城计吓走，很有可能是他追击过诸葛亮，但想到交战不利于魏军，于是又率军撤退了。诸葛亮治理蜀国有方，蜀国人感念他的恩德从而赞颂他，由此产生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或者传说，这种故事或者传说或多或少脱离实际，带有夸张和虚假成分。

二、裴松之等人的质疑并不完全正确，“空城计”一事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明朝的严衍主张，诸葛亮虽然并未在平阳使用过空城计，但还是在其他使用过空城计的。理由是诸葛亮和郭冲生活年代相去不远，而郭冲所说之事是以下进言，所言应该是要有实据的。

由于诸葛亮空城计退司马懿可追溯的原始文献是王隐的《蜀记》，对王隐及本书进行考察可以从一定层面上说明问题。赵逵夫在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蜀记》为西晋东晋之间人王隐所著。《晋书》卷八十二《王隐传》言其王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王隐“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南渡之后，曾劝涿郡祖纳留心于晋代历史文献，祖纳曾荐之于朝廷，后与郭璞同领著作郎，撰《晋史》。则所接触文献，不仅止于私藏，且有朝廷所存。王隐去魏、蜀之亡不远，魏国、蜀国的一些材料应有留存，所记之事应非无据。又《晋书·王隐传》言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

但其父“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等只是作文献的准备与编排(三国之末的事在晋人看来是晋朝的立国史，故亦在其注意的范围之中)。王隐大概依两代人所积累的有关蜀国的资料编纂成《蜀记》。其中所记郭冲条列的五事，行文顺畅，应是载录原文。那么，诸葛亮伐魏中确有过力量悬殊、一时进退无方情况下给司马懿演了一场空城计的事。

显然，司马懿被诸葛亮空城吓退一事在晋朝肯定是属于心知肚明但不能公开言明的事，更何况载于史书之上。也就是说《三国志》未载此事，很可能是因书成于晋初，司马懿已被追封为“宣帝”，而历代正史都对本朝君王及其祖先之事多加粉饰。

人们坚信“空城计”一事是可能存在的，其观点大多很难避开对裴松之观点的质疑。

裴松之对司马懿举兵伐蜀的时间认识有误。张淑蓉指出，诸葛亮在阳平驻军的时间是在227年。但郭冲说司马懿举兵二十万出军阳平，是在230年。《三国志·曹真传》就有太和四年魏举兵伐蜀的记载。这次出兵始末在《三国志·后主传》中也有记载。这两处记载，显然是同一时间的同一件事：即魏太和四年、蜀建兴八年（230年），曹真和司马懿分头出发，共攻汉中。以此而论，怎么能说“至曹真死后”，司马懿“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呢？而且就是在这次魏军出兵蜀国的过程中，司马懿和诸葛亮在阳平相遇了。只不过是因为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而没有交兵罢了。

针对司马懿为何不以二十万之众合围死守的质疑，张淑蓉给出了她的猜想。她认为，司马懿很可能是因为朝廷下诏班师回朝，在回朝途中得知诸葛亮在阳平的守军少且弱。于是萌发了顺手摘瓜的想法，但“兵临城下”才发现气氛不对，产生种种怀疑，于是只得撤兵。这就解释了裴松之的质疑，司马懿是惧怕“违抗圣旨”的罪名而没有采取围城策略的。

裴松之认为诸葛亮应该不会使“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他们认为，诸葛亮早就觉得魏延其人极端自负，时欲露才，恐其不听约束、有意外之举。

赵逵夫指出，裴松之提出的第四点，以为《蜀记》所载郭冲条列之五事，当晋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之时，“空城计”一事是“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其举引皆虚。然而《蜀记》言司马骏善郭冲之言，是善其所举五事，非仅“空城计”一事。而就所列五事而言，事过境迁，文士于主帅前论其得失，未必犯忌;且“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为后人述之，与郭冲所条五事之虚实无直接关系。

三、结语

诸葛亮巧施空城计的故事确实精彩，因而在唐宋民间，就隐约传诵着诸葛亮“空城计”故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郭冲三事”的援引，无意中也扩大了诸葛亮“空城计”的传播，否则，《蜀记》中郭冲口述的故事有可能湮没无闻。（孙启祥）

虽然现在诸葛和司马之间的这场精彩的博弈已经无法从现有的历史文献中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但不容否认的是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巨大想象，为历代学人提供交流讨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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