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修辞术》

1. 能指与所指

“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首先，言说是一种人类活动，人类去言说那些本来自然涌现的事物，一如传统意义的神话对风雨雷电的读解，以及现代令人眼花缭乱的影视传媒，当然还有居于其间的、最经典意义上的经由印刷术广泛传播的语言文字本身。它们可以说是神话的载体。然而，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而不是言说本身，换言之，神话不是客体，而是一种意指形式，神话言说与神话类似于言语和语言系统的关系，神话实际上是神话学，它不是五花八门的修辞结果，而是一种修辞术。就此而言，神话是一门作为形式科学的符号学，与语言学不同的是，它是一个次生的符号系统，它建立于一个已有的符号系统之上，并且扭曲它。

   一个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换言之，它对形式和概念进行了综合。语言符号的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则是概念，或者说是意识。显然，概念或者说意识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物体，它不是可以被感受的存在，意向性本身是否定性的（语言借以成立的差异性也是否定性的），是无，因此，它本身就有空洞化的倾向。这是概念本身的软弱，另一方面在于概念和形式的关系。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尽管这种任意性中仍有一定的理据性，然而理据是历史的、惯性的理据，是整体与部分协调的整体的理据，不是语言本身的理据，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本身是任意性的，这既是现象也是本质，或者说在此本质等同于现象。任意性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偶然，意味着它无法被以明确的、毋庸置疑的态度去检验，我们觉得苹果是那个红彤彤的脆爽可口的球体，并非因为有什么道理保证它应该如此，而是它“总是——已经”如此，那么，如果它“总是——已经”成了别的什么，也毫不奇怪，因为规定它的并非什么道理，而是已然成立的事实，现象本身就是为它辩护的最好措辞。总之，符号的合理性来源于自洽，除了它本身，再没有什么外部系统来保障它，它并非牢不可破，而是颇有可趁之机。

   神话是把符号空洞化为单纯的能指、再给它填充新的所指的这一方法。如下图。

   这一方法有两个部分，第一步是使符号变成可以利用的能指，在这里，形式本身是空洞的，它指向的意义才是充实的。第二步则是为这个二级能指赋予新的所指。所指即是意义，意义含纳价值与故事，换言之，二级所指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必须指出的是，二级所指本身并不充实，能指与所指的质量关系在它的次生系统里发生了颠倒。在质量上，二级所指是刻意为之的。神话的使用者是主体，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二级所指受其指示而与二级能指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僵化的、凝固的。通常来说，所指远比能指丰富，能指无法穷尽所指，它无法抵达实在界，所指是先在的，而能指是为了捕捉所指而产生，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游戏。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本身处在象征界，它始终是被指向的，与一级所指不同，如果没有任何载体来体现意识形态，它就不存在。因而，二级能指是先在的，尽管人们是出于利用它的目的构造了它，然而，实际上是先有了二级能指，接着它才可以被利用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在这里，我们试图强调二级能指比它的所指更加充实，因为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二级能指发挥作用，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即便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二级能指本身至多退回符号的形态，它始终存在，没有消失，只是有时会被扭曲。并且，一旦抽象为意义，它的内涵无穷无尽，外延却少的可怜了。意义或者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想，正如公理总是寥寥几条，类似的，在数量上，二级所指相比它的能指而言是匮乏的。总是多个二级能指指向同一个所指，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总是有一个归宿，在最大的集合里，只是左翼或者右翼的区别。

2. 历史与自然

   我们继续考察巴特所讨论的神话的运作。这里的重点是神话能指的二重性，它既是形式的又是概念的，换句话说，它既是充实的，又是空洞的。关注空洞的能指，我们可以揭示真实的意图；关注充实的能指，我们可以揭去掩饰的假面；二重的关注则是享受其中。简单的说，发现能指是空洞的，我们也就发现了这个符号的意义被空洞化、被扭曲成了别的东西，它被操作了；发现能指的充实，我们也就发现它强烈的不自然性。它们都使我们走出洞穴。当然，以我们在1中的讨论而言，神话能指的形式才是充实的，而意义是空洞的，这里巴特的重点和我们不同。同时，在此，我们认为，所指也同样重要，正如巴特所说，概念具有确定性，兼具历史性和意向性，如果说关注神话能指的某一侧面使我们产生了不信任感，我们意识到有人在操作，但对此感到茫然，那么关注所指则使我们知道“有人”，或者干脆说我们的敌人是谁。当然，也可以说，巴特所谓能指的二重性之概念指的就是这一点，这取决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把二级能指和所指进行联系，毕竟，严格来说，能指与所指是等值关系，但绝不等同，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以“扭曲”这一模糊的作用把它们重合起来。

  概念具有历史性，也就是说，从概念中，我们能真正看到那个使用神话修辞术的主体的历史性，我们理解它在说什么，甚至相信了它在说什么，但它生效的必要条件也正是把自己暴露在我们心中。我们来看看巴特对神话的弱点的描述。首先，神话具有命令和强迫人正视的特征，因为这是它唯一的手段，它通过记忆实现，是总体的、综合的、不明确的知识的集合。记忆，然后联想，然后回忆，类似换喻和隐喻的作用机制。这种强迫在左翼或许是集会宣讲、举手宣誓，在右翼则是无处不在的广告屏幕。神话之所以要如此作用，是因为意指作用基于理据性，而非任意性。神话是僵化的、凝固的，不会逃避，因而如同一个雕像立在那里，等着被人冷嘲。这种理据性几乎就是历史性，它与自然性相对，自然性越强，神话的磨损程度就越高。在此，自然性是个颇具类比意义的词，它可以扩写为无人区及因果律，它与人无关，是一个事实系统，历史性则相反，它意味着一个属于且仅属于人的价值系统。神话的精彩之处亦即它的脆弱之处，它引入一个价值系统，并迫使人们相信它是个事实系统。注意，神话迫使人们相信，却不能命令他们相信，它只是命令他们去正视。自然的符号，能指匮乏而所指丰富。因而一个能指总是会指向许多所指，常见的、常规的、联想的、暗示的、独属于个人经验的，每个人的聚焦和所得都会有所差异。然而，神话颠倒了这一关系，能指丰富而所指匮乏，联想和暗示被限制了，它引导了我们。也就是说，神话使我们关注那些它指定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它创造的或者强加的，它只是在一个能指与多个所指的蛛丝之间选择了一条，并强迫我们注视它，它不篡改记忆，只是去引导回忆。因此，概念没有消失，神话只是扭曲了二级能指。它的脆弱恰恰在于它没有克服任何东西，它只是利用了它们。作为一种释言之言，它不是述行的，它从来不言说事物本身，而只是言说那些关于事物的东西，于是，它的全部存在只关于象征和意识。

3.  身份与行动

   神话总是有它的目标群体，“我们认为这神话在政治上无意义，其实只是因为它不是为我们制造的，仅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握不到它的所指，也只能从能指去观察。这既是一个补充，也强调了一点，即神话总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个神话，重要的并非把握它的修辞，而是通过修辞的痕迹揪出它背后的意识形态主体。

   左翼神话总是孱弱的，根本在于，生产者所使用的是针对事物本身的述行之言，而非迂回曲折的释言之言。神话不是一种革命的语言，不是一种行动的语言，即使在这以外的目的上使用左翼神话，它也很难起效，因为它通常生硬，暴露出明显的政治性，换言之，它对历史性所做的自然化远远不够。反之，右翼神话，或曰资产阶级神话，营造出了一种永恒性的幻象，这种幻象伴随着历史的终结和他者的消失。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自证当今世界——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合理性，为此，它的诞生和压迫的历史被空洞化了，发展这个名词与现世绑定，未来也被同质化成现状的未来，任何时候都是现在，而现在显然是最好的，整个右翼神话总体构成了一场大型修辞术。

   神话揭示者的痛苦在于，他总是要疏离，与真实疏离以便进入修辞的世界，与群体疏离一边保持认识的独立，然而，结果就是，他进入了这场资产阶级神话游戏的场域，并且乐在其中（或者痛在其中），总之，这恰恰使他远离实践，远离“我们”。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综合神话语言和实践的介入手段。就此而言，解构是一种全面的而非局部的颠覆，而“零度写作”则是一种摒弃神话的反修辞，那是其他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