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历史的”打破理论之弊端

   “真实”这一词，在鲁迅的文艺理论批评以及对鲁迅的研究中经常凸显，其价值不仅仅是鲁迅本人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更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指用于研究历史事件、人物、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历史资料，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事件和现象。），呈现了当时社会历史内容以及作者对其的关切。

   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读者是“自由飘移”的主体，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对文本进行解读和重构。这种解读和重构的过程，实际上是读者从过去文化产品中拣选重组出新的叙述、故事、对象和行为的过程。这种解读和重构的过程，体现了读者对文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反映了读者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和重构。——但是，何者为读者理解的“度”，对于这一问题以及这一理论、这一工具使用时面对的弊端，“历史的”这一研究方法将提供一种破局的尝试。

   这一方法无疑是传统的观念中的研究利器，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中毛泽东主席就提及过这一方法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像武训 ）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 ）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段话在展示出“历史的”不可放弃的同时，也展示出“历史的”研究方法的一些弊端，正如此观点中作者无疑是站在了阶级矛盾的问题上来审视《武训传》的传播以及评价这一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强调“历史的”容易走向的僵化割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但是瑕不掩瑜，“历史的”研究方法本身的应当是不能放弃的，对于“历史的”的弊端，采取的应当是“改良”这种较为温和的处理手段，而非是“改革”的“革命”——将之如同弑父般，从此抛出优秀的研究方法的队列。

“历史的”弊端如下：

1.历史的打破理论往往是基于片面的证据和假设。历史事件和过程是复杂的，涉及多个因素和变量的相互作用。仅凭有限的证据和假设，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因此，历史的打破理论往往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解释。

2.历史的打破理论常常忽视历史的背景和特殊情境。历史事件和过程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发生的，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忽视这些因素，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不是单一的原因。

3.历史的打破理论往往忽视历史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对后人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通过打破传统的历史观点和解释，可能会忽视这种传承性，导致历史的重要教训被遗忘或忽视。

4.历史的打破理论往往缺乏实证的支持。历史研究需要丰富的证据和数据支持，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历史的打破理论往往只是基于一些主观的观点和假设，缺乏实证的支持。这使得这些理论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对于难以量化的问题，实际上在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的交融下，“历史的”未必一定是研究的中心，而是作为一种“验算”的形式存在，以印证论述的正确性，达到相对的正确。

      至于历史强调的实际证据支持则完全可以扩展“历史的”来源——将广泛的社会调查数据、边缘史料纳入分析之中，打破片面对于“精英文化”的推崇，例如分析魏晋时期时期佛教、道教的思想发展，应当注意到在精英的思想著作外，宗教思想借助文学为载体对大众的思想传播，如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至于唐宋的市民阶层（这个较为出众，相对隐蔽例如封建社会下的奴隶群体）以至当下的小镇青年等，一些“自下而上”的缺乏话语霸权的群体与资料也应当予以关注与挖掘。

     如果可以解决“量化”“来源”问题，“僵化”一定程度上会迎来自我瓦解，因为“僵化”的理解，其来源是相对片面的，在此基础上甚至对其理解是机械的，在第一次谈论“历史的”问题时，所提及的“削足适履”“理论堆砌”分别就是侧重“来源”片面与机械理解两方面的，其解决方式也是重新审视“历史的”研究方法中历史的来源。

    在面对金惠敏先生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现象时，依旧不能脱离“历史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