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永乐城之战

北宋自真宗末年出现积贫状况以来，正像苏辙所指出的，特别是到仁宗时，因与西夏战争的发生，“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但与西夏议和以后，“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财政连年出现亏空，据载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亏空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英宗于治平三年进行的官员考核及科举考试制度的改进，对解决冗官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英宗虽“慨然有救弊之意”，但可惜英年早逝。年仅二十的长子赵顼（神宗）即位之后，“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

大宋经略河、湟地区，起于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所上的《平戎策》。王韶在未中进士前，曾经客游陕西，采访边事，了解西北边境形势。他在《平戎策》中提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书中还提出具体的策略与措施。神宗见到《平戎策》后，命枢密院召问方略，王韶即被任命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河、湟地区的少数民族，以青唐的俞龙珂部族最为强大，是西夏想收服的重要对象。宋朝决定抢先出兵征服俞龙珂，以免其被西夏所控制。

为了实现夹击而灭亡西夏，开拓河湟成为了此时大宋的第一目标。于是神宗派遣王韶率军连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又击败木征、瞎药等，占领原武胜军地，随后即建为镇洮军。此后王韶又接连征服或招抚其他西北少数民族的部族。同年十月，宋神宗和王安石觉得经略河湟地区已有了头绪，决定建立熙河路，改镇洮军为熙州，辖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及通远军。以王韶为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熙州知州，以协助王韶经略河湟的高遵裕为熙河路总管兼通远军知军。于秦凤路威远寨以西，设置熙河路经略总管司。次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原秦凤路军马的十分之六划归熙河路经略总管司，约有兵近三万人、马近三千三百匹，以备王韶继续开拓河湟地区。此前一日，王韶已收复河州。同年夏秋之际，王韶率军自河州东南行，攻占宕州，岷州首领本令征以城降；叠州首领钦令征、洮州首领郭厮敦，也都到王韶军中表示归附。前后历时五十四日，军行一千八百里，收复五州，拓地二千里。

当初熙宁初年任用王韶经略河湟的目的，就是为断西夏右臂，使西夏腹背受敌，以达到“取西夏”的目的。但是，熙宁七年四月，正当王韶平定木征叛乱，完全控制河湟地区，准备实行征服西夏战略之时，首相王安石却不得不辞相，出任江宁知府。王安石被免相的消息传到河湟之后，使经略河湟的王韶深感不安，甚至在王安石罢相后，神宗给王安石的手诏中都说：“王韶闻卿解机务，颇不安职。继有奸人诈韶云：‘朝廷已有命废熙河，徙帅治秦。’韶愈忧惑，朕虽已降手敕开谕，卿可特致书安慰之。可见全力支持经略河湟的王安石的罢相，在王韶看来，意味着宋神宗已放弃经略河湟以取西夏的战略部署。但后来神宗虽未放弃河湟，却放弃了积极准备以攻取西夏的战略思想。宋神宗曾对王安石说：“熙河探报，夏国欲用十二万人取熙河，六万拒汉兵来路，六万攻取。果如此，奈何？”又显示出对西夏的恐惧。将当初取河湟以断西夏右臂，使西夏腹背受敌以攻取西夏的战略，完全置之脑后。

宋神宗自熙宁末年王安石第二次辞相以后，再未做过讨伐西夏的各方面准备，更没有讨伐西夏的战略措施。直到元丰四年四月，西夏发生宫廷政变，西夏国主秉常为其母梁太后囚禁，梁太后专政。当得知这一消息后，鄜延路将领种谔奏称：“羌（指西夏）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乱之变，诚天亡之时也。宜乘此时大兴王师以问其罪”，并提出由他率鄜延九将兵马及部分禁军，“止裹十数日之粮，卷甲以趋，乘其君长未定，仓猝之间，大兵直捣兴（今宁夏银川）、灵（今宁夏灵武西南），可以一举以灭西夏。“今西夏疆埸若归中国，则契丹孤绝，彼势既孤则徐为我图矣，“此千载一时之会，陛下成万世大勋，正在今日矣。一番话重又勾起神宗恢复汉唐故疆的旧梦。

同年六月，神宗提升种谔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负责征讨西夏事务。随后又调发内地二十三将的兵马，前往与西夏相邻的诸路。八月间，宋军攻打西夏。当宋军准备攻夏之初，西夏梁太后召群臣商讨对策，少壮派将领主张出兵抗宋，梁太后最终采纳老将的建策，采取坚壁清野，以轻兵切断宋军粮道以困宋军的战略。九月下旬，种谔自绥德北上围攻米脂，设伏于无定川，大败西夏援军数万。十月，各路宋军相继战胜西夏军，占领米脂及银、韦、夏、宥等州。而宦官李宪所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西取兰州，随即修建城池，后虽奉诏东上，但只进至葫芦河（宁夏境清水河）即退回，没有按期前往会攻灵州。十一月初，泾原副帅刘昌祚乘胜攻至灵州，西夏军退往城中，城门还来不及关，泾原军“先锋夺门几入”，环庆路主帅外戚高遵裕为争功，“驰遣使止之”，刘昌祚只得“命按甲勿攻，因主帅争功而贻误战机，西夏军得以部署防务。宋军五路会攻灵州，只有泾原、环庆两路到达，攻城十八日仍未攻下，西夏又决河水淹宋军，宋军退兵途中，为西夏追击而溃败，其他各路宋军也纷纷退兵。宋军进攻西夏之战，遂以战败告终。

元丰五年正月，神宗决定再次发兵进攻西夏。五月，鄜延副总管种谔建议，在宋与西夏接界的横山地带西夏境内建城以守，依次建银、宥、夏三州城，三城鼎峙以控制漠南地区，再进筑盐州以扼制西夏，然后攻取西夏的兴州及灵州。（种谔谋据横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会朝廷命徐禧、李舜举至鄜延议边事，谔入对，言曰：“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主；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神宗派徐禧前往延州，与知州沈括商议建城选址之事。而徐禧建议放弃银州旧城，东南移二十五里，另筑新城于永乐下埭，徐禧说：“银州虽然占据明堂川、无定河的交汇之处，但旧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没，其西北边又被天堑阻隔，实在不如永乐的形势险厄。我认为银、夏、宥三州，已经陷没了百年，今日兴复，对于边将的功劳来说，实在是俊伟，军队的士气，固然已经百倍于之前；但一旦开始建立州城，烦杂费用不可计量。如果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义上虽然不是州，但却实际上有这块地方，旧有的疆塞，仍然在腹心之地。已经与沈括商议修筑砦，堡各六个。大砦周长九百步，小的五百步，大堡二百步，小的百步，用工二十三万人次。”于是修筑永乐城，用时十四日修成。徐禧、沈括、李舜举等人回到米脂。神宗竟听从志大才疏的徐禧的建议。（禧已与沈括定议，先城永乐埭，乃上言：“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阴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厄。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复，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资。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旧来疆塞，乃在心腹。已与沈括议筑砦堡各六，自永乐埭至长城岭置六砦，自背冈川至布娘堡置六堡。”从之）

种谔极力反对建城于缺水的永乐，徐禧竟以死恫吓种谔，种谔说：“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但徐禧仍一意孤行。禧忖度不可以屈服种谔，于是奏谔跋扈异议，皇帝乃下诏种谔守延州。诏书中言道：昨大兵出界，种谔迂路舍取直之利，可降一官；王中正不审议道路迂直利害，及不讨荡左厢地分贼党，可降两官，并不用敍复法”故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种谔降授文州刺史，金州观察使、提举西太一宫王中正降授嘉州团练使。种谔说：“横山之劲兵在东，先时已闻贼据米脂及银、夏等处，故我迎其锋败之。军声既振，千里之行无敢抗者。若由西路取直，虽近巢穴，大敌出於前，重兵摄於后，则有背腹之忧矣，不知何以御此。种谔由是怨怼。

永乐城建成的次日，西夏军即前来攻城，西夏梁氏遣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领六监军司兵三十万攻永乐城，曲珍忙报知徐禧等。徐禧与李舜举、李稷等，统兵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夏兵二十万屯驻在泾原的边北，听闻修筑了永乐城，前来侵犯。徐禧以兵万人列阵城下。夏军渡永定河后，向宋军发动猛攻，曲珍在水滨列阵对敌，与西夏军交战不利，将士均面带惧色。曲珍报告徐禧说：“现在众人的斗志已动摇，不能战斗，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邪？”宋军战败，退入城中。夏军兵围永乐城，截断流经城中的水源，永乐城中缺水，“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沈括领兵至无定河川，欲分兵救永乐城及应接粮道，为贼兵所隔，不得前。于是上奏说：“已转战往绥德城，部督将兵照应诸寨。时贼游骑犯米脂，括退保绥德，故有是奏。永乐之始围也。括仅有兵万人，不足以战。括集将佐议曰：“永乐之胜败，未系边势之重轻。绥德，国之门户，失绥德则延州为敌所逼，胜败未可知，关中必震。此大机会也，宁释永乐而救绥德。（夏人倾国而至，号三十万，禧登城西望，不见其际。丁亥，夏人渐逼，永亨兄永能，请及其未阵击之，禧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乃以万人阵城下，坐谯门，执黄旗令众曰：“视吾旗进止。”贼分兵进攻，抵城下。曲珍阵于水际，军不利，将士皆有惧色，遂白禧曰：“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邪？”俄夏人纵铁骑渡水，或曰：“此号铁鹞子，当其半济击之，乃可以逞；得地，则其锋不可当也。”禧不听。铁骑既济，震荡冲突。时鄜延选锋军最为骁锐，皆一当百，先接战，败，奔入城）

鄜延路总管种谔因为怨恨徐禧，竟未能及时予以援救。徐禧往来巡城，亲以矢石击贼，困则枕士兵大腿假寐，士皆扶疮忍渴以拒贼。贼蚁附登城，积尸如山，后来的人踩着他们的尸体登城。夏军知道沈括退保绥德，永乐孤绝，攻击的更加急迫。高永劝说放弃永乐城，徐禧不听，说：“曲侯已败军，又欲弃城耶！

城外的水寨被西夏军占领，永乐城内“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宋军虽然“尚扶创拒斗，二十日夜，天降大雨，新建城墙浸水后被夏军擂垮，宋军饥疲不能拒，夏军终攻破永乐城，徐禧、李舜举、高永能死难，稷为乱兵所杀。永乐城（银川寨）在九月中旬末陷落。（夏人围永乐城，厚数里，游骑掠米脂，且据其水砦。将士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至绞马粪汁饮之；夏人蚁附登城，尚扶创格斗。沈括、李宪援兵及馈饷，皆为游骑所隔。种谔怨徐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请禧乘兵气未竭，溃围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摇矣。”珍曰：“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蜃国耳。”高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以出，皆不听。夏人呼珍来讲和，吕整、景思义相继而行。夏人髡思义，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城遂陷。）

《宋史》评价说：“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还。宋自熙宁用兵以来，凡得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 这显然夸大了永乐城之战的损失，最早提出该数据的是张舜民在元丰八年（1085年）的《永乐客话》（即《永洛城事记》），其称永乐城之役中宋方有“蕃汉十余军，所将凡八万，役夫荷粮者倍之”，并进而指出最后的损失为“正兵及粮卒死者凡十余万人，官吏、将校数百人”，但在此文开头却表示这是“西客有以永洛事语余者”，即是他根据传闻撰写。次年（1086年），御史中丞刘挚在弹劾李宪的奏疏中引用了这个数据，称：“宪又逗留，不急赴援，使十数万众肝脑涂地。”《宋会要辑稿》则记为：“禧、舜举与括等将蕃汉兵十余将，凡八万，役夫荷粮者倍之。

而沈括、种谔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馀人皆没。虽然没有损伤六十万那么夸张但也足以比拟高粱河，定军山这种惨败了。

永乐城之战，神宗是自熙宁以来最痛苦的一战，这一战之后神宗便对收复故土的不在抱有多大希望。（帝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但是神宗并没有放弃收复故土。

对于神宗在永乐城之战后对西夏的政策，《神宗实录》的“旧录”称：“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宋朝事实》也说：“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元祐诸臣出于反战的需要，不仅夸大了永乐城之战的损失，甚至进而说神宗从此无意战争。事实上，神宗并未放弃过消灭西夏的理想。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他采纳了李宪的联合鞑靼、回鹘、青唐进攻西夏的计划。十月，他在给李宪的手诏中仍不忘“除此祸孽（指西夏）”。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熙州蕃将吕吉率兵大败西夏军。三月，李宪率兵渡过黄河，自水波、克抡井罗抃龙井罗、噶尔转战，斩首四千七百余级，获牛羊驼马器甲凡八万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