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期人类篇


名词解释】直立人(2018人大、吉大)
【名词解释】贾兰坡(2018南开)
【简答】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2018央民)
【名词解释】山顶洞人及其文化(2018央民)
【简答】晚期直立人(2018山西大学)
【名词解释】大荔人(2018山东大学)
【名词解释】马坝人(2018山东大学)
【名词解释】金牛山人(2018山东大学)
【名词解释】和县猿人(2018安徽大学)
【名词解释】许昌人(2018西北大学)
【简答】简述现代智人起源理论并举例(2018西北大学)
【名词解释】大荔人(2018西北大学)
【名词解释】裴文中 (2018武汉大学)
以上题目你还熟悉吗?如果今年的考题里出现它们你会方吗?
上一期梳理张宏彦先生《考古学十八讲》一书的第四章,本期我们开始讨论本书第八章【古代人类】。复习之后或许以上的问题你会给出解答。
一、古人类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关系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自然的属性,但人类又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具有社会属性,由于人类本身具有两重属性,所以不管是在人类学或者考古学研究过程中,都必须沿着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构造为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矛盾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人类体质的不断进化,又反过来促进文化的进步。因此,研究人体的体质人类学同研究人类文化的考古学,天生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体质人类学是现代人类学的一部分,体质人类学主要以人类骨骼,特别是古代人类的骨骼为主要材料进行研究。而这些人类骨骼主要是由考古学提供的,所以离开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材料来源,而体质人类学对古人类和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于究明人类自身的来源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身的来源,从而必然陷入“上帝造人”之类的宗教和神话的迷雾当中。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形态的特点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确定人类体质形态的发展阶段,是旧石器文化分期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智利人所创造的文化属旧石器时代初期和早期,早期智人的文化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智人的文化则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今后的考古学研究中,体质人类学对人类种族的研究以及对于探讨诸如有关民族的渊源和形成、文化的迁徙交流、相邻的不同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体质人类学对人骨性别年龄的鉴定,对于探讨古代社会的人口结构,不同时期人类的平均寿命及死亡率的节日,估计当时的人类生产生活状况,也非常有帮助。而随着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还可以从古人骨中提取到更多的信息,如分析人骨中的碳、氮同位素,可确定古代不同文化的人类食谱。古DNA研究则对探索人类的起源和演化,人类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很有用的信息。
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
将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研究其体质形态、身体结构及其生物学的变异和进化,以阐述人类的起源、人种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按照英、美的传统体系,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并列为人类学的两大部分;欧洲大陆的人类学,习惯上专指对人类生物特性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主要包括人体形态学、人类起源学和人种学3个基本部门。
二、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研究
中国直立人问题研究
中国已知的直立人种,自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首次发现以来,先后有元谋直立人,蓝田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巫山直立人等。其中关于直立人来源的问题,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由人类起源地的亚洲说和非洲说,进而引发出中国直立人的本土起源书,以及外来说两种假说。目前来看,有很多证据表明,人类的起源地点很可能在亚洲、滇中高原及其邻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化石,中国直立人出现的时间几乎和非洲的能人同时。因此,陈恩志先生主张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应该是在本土演变出来的。有些学者据此相信,中国存在着一条从古猿到智人的生物演化链。总之,对于中国直立人来源问题,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主张外来说的学者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找到了满意的答案,许多问题仍在继续探讨中。由于我国早期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发现还很少,对于这些标本的认识往往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如对元谋直立人的年代问题就存在分歧,中国有无手斧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加之对国外的资料了解甚少,这就更加增加了对比研究的困难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任何初步研究成果,都有待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的检验。
中国现代智人的来源及特征
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是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中心之一。中国现代智人是由境内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逐渐演化而来的。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首次发现智人化石——河套人以来,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山顶洞人、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许多重要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对现代类型的人类起源学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黄种人最初形成于亚洲,却是所有学者们的共识。在亚洲,古人类化石多集中发现在中国境内,因此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于说明黄种人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县人
中国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属直立人。1980~1981 年发现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北坡石灰岩洞穴中。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和县人化石包括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两块头骨碎片,一块下颌骨碎片和九枚单个牙齿。头盖骨属一男性青年个体。除颅底缺失较多外,脑颅的绝大部分都保存下来。它在形态上具有直立人的许多典型特征,如颅穹窿低矮,额骨明显后倾,颅骨骨壁厚,脑量较小(约 1025 毫升),颅最大宽位置低,有发达的眉嵴和枕嵴,枕骨的枕平面与项平面之间成明显的角状过渡等。和县人头骨在总的形态上和北京人的较为相似,但又有一些较进步的特征,如眶后缩窄较不明显、颞鳞相对较高及其顶缘呈弧形上曲等,说明和县人是直立人中的进步类型。目前认为它的系统位置与晚期的北京人相当。
河套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出土于萨拉乌苏遗址。遗址内总计出土有化石 23 件。额骨2件、枕骨、下颌骨、肩胛骨、胫骨各 1 件。 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但仍保留着一些原始性状,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位置偏低,股骨骨壁很厚,髓腔很小等。这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这些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的接近。
大荔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化石。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的洛河第三阶地砂砾层之中。1978和1980年两次发掘。同出的有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期,大约距今10余万年。大荔人化石为一不足30岁的男性头骨,基本保存完好,但没有下颌骨伴存。头顶相当低矮,前额扁平;眉嵴粗壮,甚至超过北京人;眉嵴上方有一条横沟,沟两端的脑颅前部向内侧缩窄;骨壁很厚,与北京人相近。这些表现出直立人的原始性。但吻部不甚前突,颧弓细弱,颅骨最宽处不接近颅底而在颞骨鳞部后上部,颞骨鳞部不呈三角形,而呈圆鳞状,这些又都是智人的进步特征。脑量估计为1120毫升,比北京人的平均值稍大。总的来说,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大荔人头骨面部的一些特点与现代黄种人比较接近,而与欧洲及西亚的早期智人类型相距较远。如颧骨较朝前使面部显得扁平,鼻梁不高,鼻根处凹陷不深,额骨正中有一条矢状隆起,顶骨和枕骨之间夹着一块小的三角形的“印加骨”。印加骨在属于黄种人一支的南美洲印加人中出现率特别高,在北京人中也较多见。因此,大荔人代表智人的一个新的亚种。
山顶洞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 年发现,1933~1934 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 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为婴儿。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头骨的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 1300~1500 毫升。这些特征和现代人相一致。男性身高约为 1.74米,女性为1.59 米。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曾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很象西欧的化石智人,如克罗马农人,但根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是原始的蒙古人种。女性头骨之一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类型;另一具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甚至认为这些不同种族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家庭。中国古人类学者的研究认为,老年男性头骨几乎所有的面骨测量指数都和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相近,而远于西欧的化石智人。从形态方面观察,头骨的许多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并且较直,以及有下颌圆枕等,都属于蒙古人种的特征。女性头骨之一,由于人工变形,不能作分析种族的正常依据。但其面骨部分的主要测量数值和指数,都接近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人种,其相似程度大于与现代美拉尼西亚人相似的程度。所有的形态特征也都更接近于蒙古人种。另一具女性头骨的测量结果表明,她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联系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她比以上两具头骨具有更为显著的蒙古人种的典型形态特征。山顶洞人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尚有一些差别,表明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一些形态细节尚未充分形成。但有的学者认为,种族形成的时代比山顶洞人要早得多。
从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的几个关键证据
上领骨颧突
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普遍有颧骨高而前突的特征,而非洲和欧洲的标本则与此不同。如北京直立人的颧骨高达65毫米,大荔人为52. 6毫米,马坝人的颧骨较为前突,柳江人的颧骨也相当大而前突,山顶洞人的颧骨也较垂直且前突。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各时期的人类也都保留了这一特征。如半坡人颧骨最高值达54毫米。颧骨突出度,在现代各主要人种中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白种人不突出,黑种人不显,棕种人稍显,黄种人显著。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黄种人颧骨高而突出的特征,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出现了,并一直保持至今。
矢状嵴
矢状嵴是颅骨顶部正中由前向后延伸的一根骨脊。在蓝田直立人、北京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山顶洞人、资阳人颅顶上都有明显程度不同的矢状嵴,形态上大体一致,位置也大体相同。欧洲的早期智人中只有圣沙拜尔人头骨上可见微弱的矢状嵴,其他有些标本仅见一些微弱的隆起。总的来说欧洲的标本矢状嵴峪出现率很低,且比中国的弱。
印加骨
印加骨是顶骨与枕骨之间的三角形小骨,由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现率较高,并由南美印第安人曾建立的印加帝国而得名。印加骨作为有较高出现率的性状存在于中国的古人类中。北京直立人6具头骨中3例有印加骨;大荔人头骨上有印加骨,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化石上也显示出可能有印加骨的迹象;晚期智人的穿洞人头骨上仍可见到。现代中国人印加骨出现率较低,但常见于同属黄种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中则少见或不见此骨。
下颌圆枕
下颌圆枕是下颌骨内侧面犬齿与臼齿之间的隆起。早在北京直立人、许家窑人、山顶洞人的下颌骨内侧面均可见这种性状。这种结构,在现代黄色人种中仍较为多见。如据吴定良统计,在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骨中,有下颌圆枕者占75 %;安阳侯家庄殷代人骨中达78%;小屯隋唐人骨占73 %;南京绣球山现代人骨中约占58% 。
上门齿的铲形结构
人类门齿的铲形结构,通常发现于上门齿,下门齿偶然也有。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凡发现有上门齿化石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具有铲形门齿的特征,如元谋直立人、北京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桐梓人、山顶洞人、河套人、柳江人等。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人群中,铲形门齿的出现率也很高,如在半坡组中,男性为88% ,女性为100%;商代人的铲形门齿出现率也在80%以上。现代中国人中,铲形门齿反映也很突出,以中国女性为例,上内侧门齿显著铲形者高达82.7%,半铲形者占12.5%,微铲形者占1.0%,非铲形者仅占3. 8%;在现代自色人种的女性中,上内侧门齿铲形者仅占2. 6%,半铲形者占5. 2%,微铲形者占21%,非铲形者高达70. 4%,其他人种中,显著铲形者出现率有的为0,最高也不超过5 %。此外,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性状也与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明显不同。上述几项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出现率较高的特征,反映出中国古人类体质发展上存在着肯定的连续性,从而表明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阶段起,就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系统演化,最后发展到现代中国人。
三、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
华北地区黄河中游
大体说来,前仰韶时期的居民具有高颅、中眶、阔鼻的特征,有些特征如梨状孔较宽,鼻梁扁塌等与现代南亚类型更为相近。实际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就有阔鼻的倾向,华北地区的前仰韶时期诸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看不出来自南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故这一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应主要承自同一地区的晚期智人,而非来自南方的移民。(前仰韶时期人骨以河南长葛石固遗址和陕西渭南北刘遗址的发现为主。其中,石固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大部分属裴李岗文化,主要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
仰韶时期的人骨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和研究较多,主要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和临漳姜寨等遗址。大量的研究表明,这几组人骨材料所反映的体质特征较为接近,如中等长的颅型和高颅型,中等面宽和中眶型,具有较普遍的阔鼻倾向和明显的上齿槽突领。总的特征虽有某些与现代东亚类型相近的性状,但同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接近的程度更大。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居民相比有显著的差异,同前仰韶时期的石固和北刘居民相比,则有较多的共性。考古学文化研究表明,关中和河南仰韶时期诸文化是分别继承了当地前仰韶时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看不出有大规模外来文化侵入的迹象。故仰韶居民应是前仰韶时期居民的直接后裔。
龙山时代发现的人骨有很多,但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报告仅有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二期文化人骨一处。这里的居民有着中等头长和较高的颅高,中等上面高和较阔的面宽,中鼻型和中眶型。晋西南陶寺墓地发现了大量的人骨。据初步观察,陶寺居民具有偏长的中颅型和较高的颅高,面高中等,中鼻型和中眶型等。龙山时期的居民较之仰韶居民,体质上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鼻型等方面,已更多地具有现代东亚人种的特征。对于龙山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常见的解释是,人种的特征主要是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龙山时期居民鼻型的变化,可能同当时的气候变凉有关,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但实际上,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影响人种形成的因素除自然环境外,不同地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与混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华北地区黄河下游
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目前,已发表的人骨研究报告均属大汶口文化,有山东秦安大汶口、邹县野店和等。上述人骨材料反映出大汶口居民具有中等长的头型和高颅型,上面部较宽较高,并有颅骨人工变形和拔牙风俗。有的学者人认为与生活在太平洋岛屿的波利尼西亚人相近,还有人认为同南亚支系较为接近。但也有学者认为,大汶口与仰韶居民之间的体质形态差异并未超出同种系的范围。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黄河中、下游居民较为接近,二者的差异表现为同一地域类型之下的不同地方亚型间的差别。
西北甘青地区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分布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学者步达生(Davidsn Black )就曾对瑞典学者安特生从河南渑池和甘肃永登等地收集的史前人骨进行过研究。但他将两个不同地点和不同文化的人骨混合在一起,无疑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先后对属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民和阳山、属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青海柳湾及稍晚的甘肃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等遗址的人骨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黄河上游史前及青铜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长而狭的头型、狭而高的面型、较高的头高、中等鼻型及眶型等,同现代东亚和华北人种较为接近。甘青地区的自然环境同黄河中游有较大的差别,而古文化则与渭水流域有较多的联系,以至过去曾把这一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文化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但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应属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体质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居民,与有明显阔鼻倾向的仰韶文化居民区别明显。可知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应以土著居民为主,外来的基因,并未对这一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反之,渭水流域龙山时代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表明,“龙山时代正处于气温下降阶段,降温期的黄土高原文化,由于干冷气候所迫,有南移的趋势”。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流动,势必对黄河流域同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产生较大的影响。
华中地区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包括汉水流域及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等。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下王岗遗址中,曾收集了313个个体的人骨材料,其中286个个体属仰韶时期的。在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也发现了属屈家岭文化的人骨。研究者认为,下王岗居民与南亚类型较相似,同时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居民和近代华中居民接近。这批人骨所属的文化遗存带有浓厚的仰韶文化色彩,故它们体质特征的形成应受到来自黄河流域较多的影响。
华中地区长江下游
长江下游的杭州湾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此外,在南京北阴阳营、上海崧泽文化等遗址墓葬中也发现有一些零星的人骨材料。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一般说来,与现代华南地区的居民接近,特别是河姆渡居民,头型长而窄,鼻骨宽而扁平,眼眶低矮,上面部较低,齿槽突领等,与华南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更为相似。此外,在上海崧泽等遗址人骨中,也发现有拔牙风俗,或可认为同黄河下游居民有一定的联系。
东北地区
东北区是我国史前文化分布的重要区域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己有了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但人骨材料的发现及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属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虽然如此,由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故这些材料也能大体反映出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对辽宁赤峰红山后等地的古代人骨进行过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家先后对属青铜器时代的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沈阳郑家洼子遗址、吉林西团山等地的人骨进行过研究。这些地区的居民一般具有中等颅高、面部宽扁、狭鼻等特征,与东亚和北亚人种相似,或认为具有两者相混合的特点。
华南地区
位于南岭以南的华南区,由于湿热多雨,土壤呈酸性,自然环境条件对保存人骨不利,故人骨发现的较少且较破碎。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发现于属新石器时代一早期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材料有福建闽侯昙石山(3300BP)、广东佛山河宕和增城金兰寺,上述人骨材料均表现出长颅、低面、阔鼻、齿槽突领更为明显等现代南亚类型及太平洋种族常见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