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前面，我们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俄国群众罢工的历史。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展示的画面同在德国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对群众罢工所惯于描绘的那幅画面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根据最高领导机构的决议按照计划慎重地进行的干巴巴的政治“行动”的那种僵死而空洞的模式，而是一段有血有肉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它根本就无法从庞大的革命整体中分割出来，而是同革命的一切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俄国革命给我们展示的群众罢工是一种可以变化的现象，它反映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反映着革命的每一时期和每一瞬间。群众罢工这一斗争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响力，发生罢工的时刻，都是不断地变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靠它时，它却遭到了失败。它有时象宽阔的海涛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象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着，变化着。这些现象的运动法则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本身，也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技术特点之中，而是寓于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对比之中。群众罢工只是革命斗争的形式。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每一变化，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每一变化，反革命所处的地位的每一变化，这一切都会通过千百条看不见的和几乎难以控制的途径立即影响到罢工行动。但罢工行动本身却几乎一刻也不会停止。它只会改变它的形式、它的规模、它的影响。罢工行动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脉搏，同时又是推动革命的强大齿轮。一句话：俄国革命向我们指出，群众罢工不是为使无产阶级斗争取得更有力的影响而冥思苦想出来的狡黠手段，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定群众罢工问题的一些一般观点。
　　1、如果认为群众罢工只是一次单一行动，那就完全错了。相反，它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那种纯政治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和结束的，短暂的单一行动的群众罢工模式，只适合俄国四年来所发生的无数次形形色色的群众罢工中的一种，而且是次要的一种，即纯粹的示威性罢工。在长达五年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整个过程中，俄国仅发生了为数极少的几次示威性罢工，而且请注意，它们通常只局限在一些个别的城市。例如：华沙和罗兹每年庆祝五一节的总罢工——在俄国本土至今尚未发生过具有相当规模的庆祝五一节的罢工，1905年11月11日为悼念被处决的马尔岑•卡斯普沙克而举行的华沙大罢工，1905年11月为抗议在波兰和里夫兰宣布戒严状态而举行的彼得堡大罢工，1905年1月22日为纪念彼得堡血腥屠杀一周年在华沙、罗兹、琴斯托霍瓦、栋姆布罗瓦煤矿区以及在俄国几个城市的部分地区发生的群众罢工，另外还有1906年7月对因举行兵变被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的士兵们表示同情的梯弗里斯总罢工，最后还有同年九月于军事法庭审理期间因同一原因而举行的列瓦尔总罢工。所有其余的大规模的和局部的群众罢工都不是示威性罢工，而是斗争性罢工。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已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它们不是“有条不紊地撤退”，而是有时变成经济斗争，有时又演为巷战，有时则又自行收缩了。
　　在这幅总的画面中，纯粹的政治性示威罢工只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巨大的平面上个别微小的点。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与斗争性罢工不同，示威性罢工所表现出的党的纪律性、有意识的领导和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因而按照模式来看，它一定显得是最高的和最成熟的群众罢工形式。实际上，这类示威性罢工在运动的开始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例如：1905年5月1日华沙总罢工，作为令人惊叹地贯彻社会民主党决议的第一个例子，它是对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事件；同样，作为有意识、有计划的群众行动的第一次演习，同年十一月彼得堡的同情罢工也在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汉堡的同志们在1906年1月17日举行的“群众罢工演习”[16]，作为运用这一争议如此之多的武器的第一次新鲜尝试，而且如此大获成功并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汉堡工人阶级的战斗情绪和战斗喜悦，因此它在今后的德国群众罢工史上的作用也是杰出的。如果德国的群众罢工时期将来认真地开始的话，它肯定也将自行导致一场真正普遍的五一节大罢工。五一节自然就会作为群众斗争时代的第一次大示威而获得荣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匹“无力的老马”——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称呼五一节的——还有远大的前途，还要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是，随着严肃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这类示威的意义却在迅速地减弱。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无产阶级所受的训练，这两个因素从客观上促使按照预定计划和党的口号去进行的那些示威性罢工得以发生。现在，却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这类罢工不可能发生了；俄国无产阶级这支人民大众最得力的先锋队，今天根本不想再搞示威性罢工，工人们不想再搞任何儿戏，他们现在只想到严肃的斗争及其全部后果。如果说示威这个因素——当然不是以有意的，而主要是以本能的、自发的形式——在1905年1月的首次群众大罢工中还曾起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想在八月份掀起一场群众罢工以表示支持被解散的杜马，这个企图却因经过训练的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再搞软弱无力的不彻底行动和单纯的示威而失败了。
　　2、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处于次要的地位的示威性群众罢工，而是着眼于当今俄国无产阶级行动的真正主体的斗争性罢工，于是我们就又会发现，在这类罢工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是无法彼此分开的。在这一点上，罢工的实际情况与理论上的模式也是大相径庭的。而且，一方面想从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中按照逻辑推出纯政治性群众罢工是最成熟、最高级的罢工阶段的结论，同时又要把这两种罢工形式搞得泾渭分明，这种迂腐之见也被俄国革命的经验彻底驳倒了。这一点不仅——如果历史地看——在下述事实中表现出来：所有群众罢工——从1896年至1897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第一次伟大的工资斗争直到1905年12月的最后一次群众罢工——都令人难以觉察地由经济罢工过渡为政治罢工了，因此几乎根本无法再在两者之间划一条界线。而且所有大的群众罢工中的每一次罢工都可以说是小规模地重现俄国群众罢工的一般历史，都是以纯经济性的或者至少是以资方同工会的局部冲穿突开始的，然后经过由低到高的各个阶段直至发展到政治性的大示威。我们看到，1902年和1903年俄国南方群众罢工的伟大风暴之所以形成，在巴库是因为处分失业工人所引起的冲突，在罗斯托夫是因为铁路工厂里的工资争议，在梯弗里斯是因为商业店员为争取缩短工时而进行斗争，在敖德萨是因为一个小厂里所发生的一场工资斗争。1905年1月的群众罢工是由普提洛夫工厂里的一场内部冲突演变而成的，十月罢工始于铁路职工争取养老储金的斗争，而十二月罢工则是由邮电职工争取结社权的斗争发展而成的。整个运动的进步并不表现在没有出现经济性的起始阶段，而是表现在运动从低级阶段一直发展到政治性大集会这个高级阶段是如此的迅速，表现在群众罢工向前推进的程度是如此的深远。
　　但是，整个运动不仅是朝着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的，它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些大的政治性群众行动中的每一次行动，当它达到政治上的最高点之后，就会突然转成蜂拥而起的经济罢工。不仅每一次大的群众罢工是这样，就连整个的革命也是如此。随着政治斗争的扩展、明朗化和加强，经济斗争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也会亦步亦趋地扩展和加强，并使自己具有组织性。两类罢工之间有着完全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政治斗争的每一新的开始和每一新的胜利，都会变成对经济斗争的强大推动，政治斗争同时也在扩大自己外部的可能性，提高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内部动力和战斗热情。政治行动掀起的每一层浪花过去之后，都会留下肥沃的土壤，并立即萌发出千百株经济斗争的枝条。反过来也是如此：工人同资本处于不停的经济战状态，这使战斗劲头在一切政治间歇期间保持旺盛，可以说，它竟成了保存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永久的、新鲜的蓄水池，政治斗争随时可以从中重新汲取力量；同时，无产阶级坚持不懈的经济斗争总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又在那里引起一场场激烈的冲突，从这些个别的经济冲突中又会出乎意外地爆发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
　　一言以蔽之：经济斗争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而政治斗争则为产生经济斗争的土壤定期施肥。这里，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置。因此群众罢工时期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远远不象学究们的模式所主张的那样彼此截然分开，更不是彼此排除的，不如说它们只是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它们的统一体就是群众罢工。如果那种冥想的理论为要达到论述“纯粹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目的，非要在群众罢工上搞人为的逻辑切割，那么这种解剖一定也象其他解剖一样，不会使人认识现象的活的本质，而只能使现象变成僵死的东西。
　　3、最后，俄国的事态发展还告诉我们，群众罢工是不能同革命分离开来的。俄国的群众罢工史也就是俄国的革命史。当然，我们德国的机会主义代表们一听到“革命”立刻就会想到流血和巷战，想到火药和枪弹，由此就会得出逻辑的结论：群众罢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革命，所以我们不应当搞。实际上，我们在俄国看到，差不多每一场群众罢工到最后都是以同沙皇秩序的武装卫护者发生遭遇战而告终。在这一点上，所谓的政治罢工同规模较大的经济斗争是完全相同的。不过，革命不同于流血，又比流血具有更多的内容。与那种只从街头闹事和暴动的角度，即只从“混乱”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观点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首先是社会阶级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变化。从这种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与罢工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它与人们通过平凡的观察所确认的群众罢工通常总以流血告终那样的关系完全不同。
　　上面我们看到了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机制，它是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不停的互相影响为基础的，而这种互相影响恰恰又是由革命时期决定的。只有在革命时期急风暴雨的气氛中，劳资之间的每一场局部的小冲突才有可能发展为普遍的爆炸。在德国，工人同厂主之间最激烈、最残酷的冲突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但斗争并未超出有关的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甚至个别工厂的范围。象彼得堡那样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处分，巴库那样的失业，敖德萨那样的工资冲突，莫斯科那样的争取结社权的斗争，在德国也是常常发生的，却没有一次发展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即使它们独自发展成显然具有政治色彩的个别的群众罢工，也还是没有酿成普遍的斗争风暴。荷兰铁路职工的总罢工就为此提供了令人惊服的证明。[17]它虽然赢得了极其热烈的同情，但由于国内无产阶级毫无行动，最后还是失败了。
　　反过来，在阶级社会的社会基础和墙垣已经松动而且时时都在变化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每一次政治的阶级行动都会在几小时之内使过去从未受到触动的那些工人阶层全部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这立即会自然而然地表现为暴风骤雨般的经济斗争。被政治行动的闪电突然惊醒的工人，紧接着首先从事当务之急：为反抗自己在经济上所处的奴隶状况而自卫。政治斗争的风暴使他突然以从未料到的强烈程度感觉到身上的经济枷锁的沉重压力。在德国，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例如选举斗争或关于关税率的议会斗争，对同时正在开展的工资斗争的进程和强度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觉察的直接影响；但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行动都会立即影响经济斗争的广度和深度。
　　由此可见，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会条件，使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这种转变就通过群众罢工表现出来。如果那些搞庸俗图式的人只在作为罢工尾声的街头流血冲突中看到群众罢工与革命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要稍微深入地观察一下俄国的事态进程就会发现一种完全相反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群众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罢工。
　　4、关于对群众罢工加以有意识的领导以及在群众罢工时采取主动的问题，这只要对过去的情况加以总结就足以搞清楚了。如果群众罢工并不意味着一次个别的行动，而是意味着阶级斗争的一整个时期，如果这个阶级斗争时期也就是革命时期，那么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使举行群众罢工的决心是来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但罢工还是不能光凭自己愿意就可以搞得起来的。只要社会民主党还不能随意自如地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发动和禁止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大军的热情和耐心无论有多大，都不足以开始一个真正的群众罢工时期，使之成为一场活跃而强大的人民运动。依靠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决心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所表现的党的纪律性，固然可以举行一次短暂的示威，象瑞典的群众罢工[18]、最近奥地利的群众罢工[19]或1月17日的汉堡群众罢工就是如此；但是这类示威同真正的革命群众罢工时期还有区别，正象外交关系紧张时那几次大家都知道的舰队到外国海港示威[20]还不是海战一样。由纯粹的纪律和热情所产生的群众罢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段插曲，作为工人战斗情绪的一种象征而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以后又会恢复平静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是在革命期间，群众罢工也不能从天而降，它必须由工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搞起来。在这方面，工人们的决心与决定也是起作用的，而且主动发起罢工并且领导罢工的自然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核心即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如果革命时期已经来到，那么这种主动性和这种领导大抵只是在运用于个别的行动、个别的罢工时才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抵局限在某个个别的城市。譬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曾多次在巴库、华沙、罗兹、彼得堡等地直接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并且取得成功。但是，在用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运动时，上述做法就成效甚微了。而且，这种主动性和有意识的领导还受到十分确定的限制。恰恰是在革命期间，要预见并估计出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在这里，采取主动和进行领导同样不是随心所欲地指挥命令，而是要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局势和尽量密切地同群众的情绪保持联系。我们已经看到，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因为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间，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象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革命——即使是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俄国看到，革命使社会民主党难于对群众罢工发号施令，而且它喜怒无常，随时都会把社会民主党手里的指挥棒夺掉，或者把这根指挥棒塞到它的手里，但正是这一革命本身解决了在德国讨论的理论图式中被“领导”当作主要忧虑看待的所有那些困难：“口粮的供应”、“费用的支付”、和“牺牲”等问题。当然，革命决不是象人们在工人运动最高领导机构的一次安静的秘密会议上手里拿着铅笔处理事务那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革命使如此广大的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因而任何对群众运动所需的费用作出估计和安排的做法——就象事先计算一件民事诉讼所需的费用那样——都显得是完全无望的。其实，俄国的领导组织也是设法竭力救助因斗争所蒙受的直接的牺牲的。譬如，因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而遭到大批解雇的彼得堡罢工工人所作出的英勇牺牲，就曾得到长达一周之久的救济。不过在革命这本巨大的总帐上看来，所有这些措施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正的、严肃的群众罢工时期一开始，所有的“费用计算”就都变成了想用一只玻璃杯舀尽沧海这样的打算了。这是可怕的贫困与痛苦的苦海，无产者大众的每一次革命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苦海才能得来。对于这种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革命时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它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伟大的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他们对最艰难的痛苦也将毫无感觉。如果一个工会会员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在事先未得到万一遭到解雇肯定会受到怎样的救济的保证时，绝不参加庆祝五一节的罢工，——那么无论是革命还是群众罢工都搞不成。但正是在革命时期的暴风骤雨中，无产者从要求救济的未雨绸缪的一家之主变成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同斗争理想比起来，就连最可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也为之逊色更不用说物质生活了。
　　如果说从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和计算、筹措罢工经费的意义上讲，领导群众罢工是革命时期本身的事，那么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对群众罢工的领导则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事。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成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却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会“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对于这两种情况，俄国革命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五

　　现在的问题是，从俄国群众罢工中所能汲取的全部教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德国。德俄两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都是完全不同的。乍看起来，就连上面所阐述的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规律可能也仅仅显得是俄国情况特有的产物，德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用加以考虑。在俄国革命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存在一种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种斗争的一致性在群众罢工时期就表现出了。但是，这难道不纯粹是俄国专制主义的结果吗？如果一个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禁止任何工人运动的表现，如果就连最简单的罢工在那里也成了政治上的犯罪，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一次经济斗争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成为政治斗争。
　　另外，如果反过来说，政治革命一爆发马上就导致俄国工人同企业主的总清算，那么这同样也是下述事实的简单结果：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准一直是最低的，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过任何正常的经济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讲，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摆脱自己最糟糕的境况。所以，革命一旦朝专制主义的污浊空气吹进一股清风，俄国无产阶级便立即象初生之犊那样大胆地干起来，这就不足为奇了。最后，俄国的群众罢工的暴风雨般的革命发展，这些群众罢工的以自发性和天然性为主的特征，一方面是由于俄国在政治上落后，由于首先必须推翻东方式的暴虐专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无产阶级缺乏组织和训练。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有着三十年的政治生活经验，有一个拥有三百万党员的社会民主党和一支由二十五万工会会员组成的核心部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的政治斗争和群众罢工都和在一个半野蛮的、先要完成从中世纪进入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飞跃的国家里不一样，不可能具有那样的暴风雨般的、天然自发的特征。在那些想由一个国家的成文法的条文中看出该国社会状况成熟程度的人们中间，这个想法是很流行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问题逐个地研究一下。首先，要是把革命的爆发才算作俄国经济斗争的开始，那是错误的。实际上，俄国本土的罢工和工资斗争从九十年代起，而俄属波兰的罢工和工资斗争甚至从八十年代末起就已日渐频繁了，这些斗争终于为自己争得了实际的合法权利。当然，它们往往引起警方的残暴惩处，但它们毕竟成了日常的现象。譬如早在1891年，华沙和罗兹两地都已有相当重要的全面的罢工储金会。在那几年里，对工会的热忱甚至曾有一个短暂时期在波兰造成了那些几年后在彼得堡和俄国各地得到蔓延的“经济”幻想。[21]
　　同时，如果设想革命前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简直和乞丐一样，这也是过分夸大。恰恰是目前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最活跃、最积极的那个大工业和大城市工人阶层，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并不比德国无产阶级的相应阶层低多少。在一些行业里，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挣得一样多，在一些地方甚至高于德国工人。就是在工作时间上，两国大工业企业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大的。因此，那些错误地把俄国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估计得极低的想法，简直象是凭空捏造。人们只需略加思索就会发现，革命这件事本身和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杰出作用都驳斥了这些想法。靠乞丐是搞不成在政治上如此成熟、在思想上如此清楚的革命的；而站在斗争前列的彼得堡、华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工业工人，他们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与西欧工业工人相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只把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循规蹈矩的工会实践当作训练无产阶级唯一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学校的那些人的想象。虽然没有资产阶级法制的表面保障，但由于俄国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鼓舞并领导经济斗争的社会民主党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思想影响，还是完成了相当可观的文化工作。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们略微深入地观察一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就可以发现差别更加微乎其微了。俄国的伟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从一开始就唤起了无产阶级最广泛的阶层，并使之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经济斗争中去。而在德国，难道工人阶级的生活中就没有至今还只是受到工会的温暖阳光微弱照射的阴暗角落吗？工人阶级中不是有一大批人数很多的阶层至今还根本没有努力摆脱社会底层的地位，或者只是企图通过日常工资斗争的途径来做到这一点却徒劳无功吗？让我们以矿工的疾苦为例。同在其他国家甚至工会的理想之国即英国一样，矿工们的工资斗争就是在德国的平静的工作日里，在单调的议会政治的冰冷气氛中，也已经几乎只是表现为间或出现的强大的火山爆发即具有典型性和天然自发性的群众罢工。这正好表明，德国的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是十分尖锐而巨大的。因此不能以平静的、按计划进行的、局部的工会斗争的形式零敲碎打地获得解决。在德国，矿工的疾苦连同它那在“正常”时期就已成为极猛烈的风暴之源的爆炸性土壤，每逢工人阶级规模较大的政治性群众行动时，每逢改变日常社会生活的暂时平衡的较为强烈的变动时，都有不可避免会立即爆发成一场巨大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斗争。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纺织工人的疾苦。每隔数年就席卷福格特兰德[22]地区一次的纺织工人的工资斗争是很激烈的，但大多毫无成果，这些斗争使人们略微能想象，受纺织资本卡特尔奴役的团结起来的广大工人群众在政治变动时，在德国无产阶级采取强大而勇敢的群众行动时，必然会以磅礴之势轰然而起。接下去再让我们看看家庭手工业者的疾苦，服装工人的疾苦和电业工人的疾苦，这都是些不折不扣的风暴之源。这些行业的无产阶级在平时，在安静时期越少开展斗争，每次开展斗争时越是缺少成果，迫使他们咬紧牙关重新受奴役的资本压迫越是残酷，那么当德国在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时就越是肯定会从这些风暴之源爆发出强大的经济斗争。
　　现在再看来德国许多不同工种的无产阶级，他们人数众多，在事态的“正常”发展进程中是不可能为改善自己状况而开展和平的经济斗争的，是不可能使用任何结社权的。我们首先拿铁路及邮政职工突出的疾苦作例子。在议会式法制国家的德国，这类国家雇用的工人的境况却是俄国式的——请注意，是革命前的、专制主义全盛时期的俄国存在的那种境况。1905年十月大罢工的时候，在形式上还是专制主义的俄国，铁路职工就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行动自由来说就已经使德国的铁路职工望尘莫及了。俄国的铁路和邮政职工在斗争的暴风骤雨中实际上已经争得了结社权，尽管审判和处罚一时象雨点般朝职工袭来，但他们的内部团结已再也无法破坏了。如果有人同德国反动派一起认为德国铁路和邮政职工的盲目服从会永远地保持下去，认为这种盲目服从就象一块无论怎样也不会磨损破碎的岩石，那么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心理学判断。尽管德国的工会领导者人非常安于现状，就连这种在整个欧洲几乎没有先例的屈辱也没有使他们扫兴，他们仍旧可以略微满意地观察工会斗争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当德国工业工人普遍奋起的时候，这些身穿制服的国家奴隶也不可避免地会试图发泄他们深埋在心底而且蓄积已久的怨恨。如果无产阶级中由工业工人组成的先锋队伍打算在群众罢工中争取新的或者维护已有的政治权利，那么铁路和邮政职工的大军也必然会感到自己的特殊屈辱，最后总有一天将奋起摆脱德国专门加给他们的这份额外的俄国式专制统治。那种想按照图式和方案去开展伟大群众运动的迂腐之见把铁路职工争得结社权看成一个必要的前提，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前提才“允许设想”在德国搞群众罢工。事情的实际的、自然的发展进程只能是恰恰相反：德国铁路和邮政职工的结社权只有在一次强大的、自发的群众罢工行动中才能真正诞生。一旦爆发一场普遍的无产阶级政治性群众行动，那么在这场罢工的影响和压力下，在德国目前状况下无法完成的任务就会突然找到完成的可能性和完成的办法。
　　最后谈谈最大、最重要的疾苦：农业工人的疾苦。如果说英国的工会是仅仅适合于工业工人而组织起来的，那么对于英国国民经济的特殊性以及对于农业在英国整个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微弱作用来说，这宁可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在德国，如果一个工会组织——不管它搞得多么出色——仅仅包括工业工人，却把农业工人的整个大军拒之于门外，那么它始终只是不能充分反映无产阶级整个状况的局部画面。同样，假使认为农村的状况是不会改变和静止不动的，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坚持不懈的启蒙工作还是它的一整套德国内部的阶级政策，都不能持久地改变农业工人表面的消极性，认为在德国工业无产阶级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而采取任何较大的、普遍的阶级行动时农村无产阶级不会也跟着骚动，那么这也是一种极为有害的想法。其实，农业工人的骚动只能首先表现为一场广泛的、暴风雨般的经济斗争，表现为农业工人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德国工业和手工业行业的表格移到那些完全站在工会斗争之外、或者因其特殊的经济状况而不能被塞进小规模日常工会斗争狭隘框框里去的广大无产阶级集团那里，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似乎优越于俄国无产阶级的这幅画面就改观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大的领域，那里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那里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燃料，那里以赤裸裸的形式存在着许多“俄国式专制主义”的表现，那里应该首先补上在经济上同资本作最初步的清算这一课。
　　无产阶级一旦举行一次广泛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同现行制度算那些老帐。人为地布置城市无产阶级搞一次示威游行，只凭纪律和党执行委员会的指挥棒来搞群众罢工行动，当然会使更广泛的人民阶层保持冷漠和无动于衷。但是真正从革命环境中诞生出来的强大而又无所忌惮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却肯定会反过来影响那更为低下的阶层，并且恰恰带动那些在正常和平静的时期站在工会日常斗争之外的所有阶层都投身到广泛的、暴风骤雨般的经济斗争中来。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也看一下德国工业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部队，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考察一下俄国工人阶级今天在经济斗争中争取实现的那些目标，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德国的最老的工会有理由象看待已穿不下的童鞋一样蔑视这些奋斗目标。例如自1905年1月22日以来，俄国各次罢工最重要、最普遍的要求就是八小时工作日，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这肯定不是已经过时的立场，不如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美好而遥远的理想。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德国工人反对资本家的“一厂之主观点”的斗争，适用于争取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人委员会、废除计件工作的斗争，适用于争取废除手工业里的家庭劳动的斗争，适用于彻底执行星期日休息制和承认结社权的斗争。是的，如果再作进一步的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目前这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的全部目标，对德国无产阶级也是非常现实的，而且正好触到了工人生活的痛处。
　　由此，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人们特别乐于运用的那种纯政治性群众罢工，对于德国也只是死板的理论图式。如果群众罢工是作为城市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坚决的政治斗争从强大的革命风潮中通过自然的途径诞生的，那么同在俄国完全一样，它们也会自然地迅速转入进行自发经济斗争的一个完整时期。因此，工会领导人担心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会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和群众罢工时期被轻易地搁置一旁和压制下去，这是出于一种对革命事物发展进程的完全不切实际的、死搬教条的设想。不如说就是在德国，革命时期也将改变工会斗争的性质，并会使这一斗争大有发展，以致工会目前的游击战相形之下会象儿戏一样。另一方面，政治斗争也会从这种气势磅礴的经济性群众罢工风暴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推动和新的力量。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成了目前俄国群众罢工的内部动力，同时也可以说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调节器，在德国这种相互促进作用也会自然而然地从社会情况中自行产生出来。

六

　　由于上述情况，同群众罢工问题有关的组织问题，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些工会领导人对待组织问题的态度通常充其量表现为这样一种主张：“要冒险搞进行象群众罢工这样大胆的较量，我们还不够强大。”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要通过四平八稳的数字计算去确定无阶级什么时候才“足够强大”到可以搞什么样的斗争，这是一道无法解答的习题。三十年前，德国工会有五万名会员。很明显，根据上述标准，凭这个数字搞群众罢工是连想也不能想的。又过了十五年，工会的力量增长到原来的四倍，有会员二十三万七千人。但是假使那时问今天的工会领导人，无产阶级组织是否已经成熟得足以搞一次群众罢工，那么他们肯定说，情况远非如此，要等工会会员到了数以百万计的时候才行。时至今日，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已经达到二百万，可是工会领导人的观点却依然如故，而且这种情况显然还会无尽无休地维持下去。他们默然认定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到德国整个工人阶级最后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加入工会组织的时候，它才算“足够强大”到可以去冒一次群众行动的风险。即使倒那时，按照老的公式，这样的群众行动很可能仍旧表明是“多余的”。工会领导人的这一理论完全是一种空想。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恶性循环。所有的工人们，在他们能够开展某种直接的阶级斗争之前，本来应当全部组织起来；但是，在事物的“正常”发展进程中，在没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状况条件却会使得某些阶层——而且正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无产阶级的那些最重要的、外在底层[23]的、受资本和国家的压迫最甚的阶层——根本就不可能被组织起来。我们看到甚至在英国，在没有任何“干扰”——除去最初的宪章运动时期不算——的情况下，在未受“革命浪漫主义”任何迷惑和引诱的情况下，工会作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不倦努力，所做到的也不过是使无产阶级少数境况较佳的阶层组织起来。
　　另一方面，工会组织和无产阶级所有其他的斗争组织，恰恰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使自己长期存在下去，而且这里所说的斗争并非指在资产阶级议会时期的一潭死水里所搞的蛙鼠之战，而是指群众斗争的激烈的革命时期。僵死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观点只想使斗争成为组织人数达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但是，事物的活生生的、辩证的发展却反过来使组织成了斗争的产物。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伟大先例。在那里，先前几乎根本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经过一年半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初期工会组织网。德国工会本身的历史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在1878年的时候，德国工会会员有五万人。上面已经谈到，按照今天 的工会领导人的理论，要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样的组织还远远不是“足够强大”的。但是当时的德国工会尽管弱小，却还是开展了斗争，即同反社会民主党人法的斗争，并且表明自己不仅“足够强大”而赢得了那场斗争，而且还在那场斗争 中使自己的力量增长了四倍：在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废除后的1891年，会员人数达到了二十七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不过，工会在同反社会民主党人法的斗争中取胜的方法，并不符合和平地、象蜜蜂那样不停地扩大工会组织的理想。在那次斗争中，所有的工会组织起初全部垮了，然后再在下一个斗争风浪中出现和重生。但这正是适合无产阶级组织的特殊发展方式：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并从斗争中重生。
　　对于德国工会来说，即将到来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斗争时期也不会给它带来令人感到担心和威胁的毁灭，而是相反，将为它的势力范围的迅速的跳跃式扩展开辟意想不到的崭新前景。在对德国社会情况和德国工人各个阶层的状况作进一步的考察之后，上述一点就变得十分清楚了。可是这个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个方面。把群众罢工当作仅仅是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严肃的政治性阶级行动来搞的计划是根本毫无希望的。如果想使一次群众罢工或者甚至所有群众罢工获得成功，如果想使群众的斗争获得成功，它们就必须成为真正的人民运动，也就是说必须使无产阶级最广泛的阶层都参加到斗争中来。早在议会形式的斗争时期，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威力就已经不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小核心，而是依靠具有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的广大外围群众。假使社会民主党只靠它的几万名党员就想大打竞选之仗，那它就会自己使自己注定成为一文不值的。只要有可能，社会民主党是倾向于把它的选民大军统统吸收到党组织里来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三十年的经验表明，不是党组织的发展扩大了它的选民群众，恰恰相反，是各次竞选所赢得的新工人阶层形成了随后播种组织的土壤。在这方面，也不仅是组织为斗争提供了作战部队，而且是斗争本身在更高的[24]程度上为组织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很明显，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直接的政治性群众运动的程度大大地高于它适用于议会斗争的程度。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核心确实是领导全体劳动者人民的先锋队，工人运动的政治明确性、力量和统一也确实是来源于这个组织，但是永远也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理解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运动。每一次真正伟大的阶级斗争都必须以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与参加作基础，而一种阶级斗争的战略，如果不是指望有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而是只适用于无产阶级中象驻扎在兵营里的那一小部分人所搞的漂亮行军，那么它在事先就已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败。
　　因此在德国，群众罢工和政治性群众斗争不可能仅仅由组织起来的工人搞，也不能指望那种来自党中央的正规的“领导”。在这一方面又是同在俄国完全一样，关键与其说是在于“纪律”和“训练”，在于事先就尽可能细心地确定救济和费用问题，不如说是在于一次能够羸得并带动最广泛的无产者群众的——它们虽然没有被组织起来，但就其情绪和地位而言是革命的——真正革命的、坚决的阶级行动。
　　对组织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与错误估计，还常常佐以对未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大众及其政治成熟性的过低估计作为补充。在革命时期和伟大的、振奋人心的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对最广泛人民阶层的影响所产生的教育作用才暴露无遗，而根据和平时期的组织表格甚至竞选统计对此是很难想象的。
　　在俄国我们看到，大约两年来，工人同资方的很小的局部冲突以及政府机关在个别地方的最轻微的残暴行为，都可以立即产生伟大而普遍的无产阶级行动。这样的事每个人都看到，而且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俄国正在发生“革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本能正处于最高度的活跃状态，所以某一小批工人那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局部性事情都被它直接地感觉为普遍性事情，全阶级的事情，于是整个阶级就会象闪电一样作出反应。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工会同资方最激烈的冲突没有引起工人阶级——哪怕仅仅是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的任何广泛的行动，而在俄国，就连很小的诱因也酿成了普遍的斗争风暴。这只能说明一点——尽管听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俄国的年轻、没有经过训练、接受启蒙的程度很低、组织起来的程度更低的无产阶级，它的阶级本能目前却比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的有组织、有训练和经过思想启蒙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要强过千百倍。这倒不是“年轻而新兴的东方”同“腐朽的西方”相比所特有的品德，而是直接的革命群众行动的简单结果。社会民主党在经过思想启蒙的德国工人的头脑里所播种的阶级觉悟，是一种理论的、潜在的阶级觉悟：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统治时期，它通常不能表现为直接的群众行动；它在这里是竞选期间各选区同时组织的四百次行动、许多局部的经济斗争以及诸如此类的斗争的思想总和。在群众亲自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期间，阶级觉悟就成了实际的、积极的阶级觉悟了。因此，在三十年的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中不能人为地使德国无产阶级得到的那种“训练”，俄国无产阶级却在一年来的革命中得到了。当然，就是在俄国，在革命时期结束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制国家建立之后，无产阶级这种活跃的、积极的阶级感情也会大大淡薄或者不如说成为隐蔽的，潜藏的。反之，在德国出现强大政治行动的时期，这种活跃的、有行动能力的、革命的阶级感情也会掌握德国最广泛、最低下的无产阶级阶层，而且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前所做的教育工作愈是强有力，那么这种情况就来得愈是迅速、愈是势不可挡，这同样是是肯定无疑的。这种教育工作以及目前德国整个政策的刺激作用和促进革命的作用将表现为：现在似乎处于政治迟钝状态、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一切努力似乎是麻木不仁的所有阶层，在严肃的革命时期都会忽然起来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六个月的革命时期能完成召开群众大会和散发传单在十年里也无法完成的工作。当在德国出现这种时期的条件已成熟时，今天尚未组织起来的落后阶层将在斗争中自然地成为最激进、最勇猛的部分，而不是卷进来的部分。德国一旦爆发群众罢工，那么几乎可以有把握说，发挥最大的行动能力的将不是那些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层（肯定不会是印刷工人），而是那些组织得不好甚至完全没有组织起来的阶层——矿工、纺织工人或许甚至还有农业工人。
　　这样，在关于领导的本来任务的问题上，在关于社会民主党在群众罢工中的作用的问题上，我们在德国也可以得出在分析俄国发展进程时所得出的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种人为地由党和工会指挥少数有组织的工人举行的示威性群众罢工的学究图式，去看看由于阶级矛盾和政治形势的极度激化而以雷霆万钧之力形成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它既表现为政治的、也表现为经济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罢工）的生动景象，那么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显然并不在于从技术上对群众罢工进行准备和领导，而是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它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出现。等着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应当不管时机是否恰当，不经认真考虑就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而是首先要使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懂得革命时期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认清导致这一时期的内部社会因素和这一时期将带来的政治结果。如果想争取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如果反过来说，社会民主党在一次群众运动中想把握和保持真正的领导并且从政治上左右整个运动，她就必须懂得在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非常明确、非常彻底、非常坚决地教会德国无产阶级认清策略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