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简编(二)
中国美术史简编
贺西林 赵力 编著
第三章.秦汉美术
第五节.工艺
一.青铜器
秦汉青铜器主要包括铜容器、车马器、铜镜、铜灯、铜熏炉等。
秦汉青铜容器的种类大为减少，常见有鼎、壶、钫、盆、尊等器，造型趋于简洁，装饰既有富丽者，又见朴素者。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鎏金银蟠龙纹壶，富丽堂皇。河北定州三盘山西汉墓出土的竹节形铜管，被认为是一件车马器。铜管以竹节相隔分成四段，其上装饰有山峦、游龙、白虎、天马、神鹿、凤凰、仙鹤、熊罴、玉兔、飞鸟、骑象仙人、象奴、骑驼人物、骑射狩猎和动物搏斗等图像。器物通体银底错金，局部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装饰富丽华美。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行、日本兹贺县弥弘博物馆、东京大学美术馆亦见有类似器物。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丽山园缶，造型简洁，表面纯素。西安三桥出土的上林鉴，质朴如瓦器。
秦和西汉早期铜镜延续战国晚期样式，仍以“山”字镜和蟠螭纹镜为主。武帝前后的典型镜式为日光镜和昭明镜，镜铭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新莽至东汉前期流行鸟兽博局镜、四神博局镜，常见镜铭有”尚方”、“铜华”、“善铜”和纪氏铭等。如“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日本东京千石唯司收藏的一面四神博局镜，镜区饰博局图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流云纹，镜缘饰云纹和锯齿纹，纹样均以金线勾描而成，工艺精湛，装饰华丽。东汉后期流行神仙瑞兽镜和人物画像镜，镜背装饰多为浅浮雕，镜铭增长。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面神仙画像镜，饰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御龙车、羽人乘风等图像，并铸：“永康元年，正月午日，幽冻(炼)黄白，早作明竟(镜)，买者大富，延寿命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立至公侯，长生大吉，太师命长。”铭文共48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面伍子胥画像镜，内区饰人物四组，有“吴王”、“忠臣伍子胥”等题铭，其外还铸有45字镜铭一圈。
汉代的铜灯不仅类型丰富，功能齐全，而且造型奇巧，装饰华美。有豆形灯、动物形灯、人形灯、树形灯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朱雀灯造型舒展大方。山西朔县出土的西汉彩绘雁鱼灯造型自然，装饰华丽。江苏邢江东汉墓出土的错银牛灯，造型沉稳，装饰精致。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取双手执盏的宫女造型，简洁大方，高贵富丽。英国伦敦戴迪野行收藏的一件汉代羽人莲花灯造型别致，独特罕见。
汉代的博山铜炉很有特色，炉盖通常被铸成参差错落、重叠起伏的山峦状，其间还点缀有云气、珍禽、瑞兽、仙人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圈足柱上雕出三条出水腾龙，龙首上昂承托炉盘。盘和盖塑造成云气缭绕的山峦，峰峦间见有虎、豹、猪、猿、草木以及狩猎景致。炉通体错金，造型美观，装饰华丽，工艺精湛。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西汉鎏金银竹节博山炉，高58厘米，造型奇秀别致，装饰富丽堂皇，亦为汉代博山炉之珍品。
二.陶瓷器
秦汉制陶工艺成就显著，巳能制造大型建筑用陶和大型陶塑。灰陶在北方仍很普遍，除生活器具、建筑用陶外，出现大最陶制明器，有鼎、敦、壶、耳杯、仓、楼、庭院、船、灶模型等，其中不少器物上还有彩绘装饰。印纹硬陶流行于江南，器形较单纯，主要有罐、壶、碗等。西汉中期出现的低温铅釉陶，一度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其釉色呈棕黄或深绿，质地疏松，釉层易脱，主要作明器使用。东汉后期，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出现了青瓷，常见有罐、碗、盘、熏炉等器，装饰纹样主要有水波纹、弦纹、兽首纹等。这些瓷器胎质坚硬，表面细腻光亮。瓷器的发明意义重大，刷新了日用器皿的格局，开启了工艺美术的新纪元。
三.玉器
秦汉玉器在战国玉器的基础上又迈向一个新的高度。秦汉玉器包括礼玉、葬玉、饰玉和实用玉几类。札玉的品种逐渐减少，常见有璧和圭。饰玉颇为丰富，玉佩非常流行。实用玉中有玉卮、玉耳杯、玉印、玉剑饰以及玉带钩。葬玉特别发达，有玉塞、玉琀、玉握、玉枕、玉衣等。玉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有谷纹、蒲纹、涡纹、云纹以及龙、凤等鸟兽纹。秦汉玉器突破了以往讲求对称、规整的套路，造型变化多端，活泼灵巧，风格流畅自如。目前出土的汉代玉器甚为丰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透雕龙凤纹玉套环，内圈雕龙，外圈雕凤，玲珑剔透，圆润流畅。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长188厘米，由2498枚玉片编缀而成，甚为华贵。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卮、龙形佩，造型美观，做工精致。
四.漆器
秦汉髹漆工艺非常发达，全国许多地方都设有官营漆器作坊。南海郡、郁林郡、蜀郡、广汉郡是当时漆器的主要产地。秦汉漆器生产工序复杂，分工明确，有上工、髹工、雕工、画工等不同分工。秦代漆器遗存集中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汉代漆器遗存甚丰，湖北江陵凤凰山、湖南长沙马主堆、江苏扬州、山东日照海曲、甘肃武威磨嘴子、朝鲜平壤东汉乐浪郡故地等许多地区都有精美作品出土。秦汉漆器有木胎和夹纻两类，主要有鼎、壶、樽、奁、盘、耳杯、案、屏、棺等。装饰手法包括漆绘、油彩绘、锥刺、贴金银和加饰金银等，常见纹饰有几何纹、云气纹、花卉纹、龙凤纹、鸟兽纹、车马与人物画像等。秦汉漆器造型简便实用，外观光洁亮泽，装饰风格或富丽庄重，或高贵典雅，或清新明快，体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
五.织绣
汉代织绣丰富多彩，水平甚高，品种包括纱、绢、缣、罗、锦、绮、绦、绵、缂、罽、麻、布等，有平纹、斜纹、罗纹织绣法，提花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掌握了多重套色印染工艺。常见纹样有菱格纹、云气纹、鸟兽纹、龙凤纹、花草纹、葡萄纹、人物图像以及“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世如意”等多种吉祥文字。汉代织绣质地柔软光洁，图案精美，工艺高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皆出土有丰富的汉代织绣。其中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28厘米，薄若蝉翼，重仅49克。新疆和田出土的一块缂毛上织有人头马图案，新奇别致，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
六.金银器
秦汉金银器较前代丰富。秦始皇陵铜车马上就装饰有许多金银饰件。汉代金银器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器物最为丰富和精美，包括印、器具、饰牌等。此外，北方草原文化和云南滇文化的金银工艺也特别发达，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透雕金牌饰。
第六节.建筑
咸阳宫和阿房宫是秦代最重要的宫殿建筑群落。
咸阳宫始建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嬴政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又予以扩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咸阳宫遗址位于陕西咸阳渭河北岸的坡地上，坡地北高南低，宫殿背北面南，俯视渭河，遥望终南。目前发掘有1、2、3号宫殿遗址，其中1号宫殿为高台式建筑，基址呈曲尺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约6米，面积达3100平方米，内有殿堂、卧室、浴室、仓库等，外绕回廊。
阿房宫始建于秦惠文王时，公元前212年始皇扩建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遗址位于西安西郊，现存夯土台长1200米，宽450米，高出地面近8米，总面积达五十多万平方米。
汉代城市规模空前发展，宫殿建筑大量涌现。汉长安城及其附属建筑体现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汉长安城建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后不断扩建。遗址位于陕西西安西北郊，经考古勘查，全城面积达36平方公里。城内分布着5个宫殿区，即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此外，还有武库、宅邸、闾里、作坊、贾市等。未央宫是城内最主要的宫殿群，占地约5平方公里，四面各一门，东门和北门外树阙，宫内有10多个殿堂。前殿居中，台基长约350米，宽约200米，北面最高的地方有15米左右。武帝时扩充了位于城南原秦的上林苑，使其成为汉代皇家园林。新莽时又于城的南郊增设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其城市大体结构和重要建筑的布局趋向规整与对称，同时也兼顾到了居住功能。
汉代城市、宫殿以及礼制建筑的规划和建造，深受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和主导。班固《西都赋》说汉长安城：“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桓谭《新论》对明堂的解释是：“王者造明堂，上圆下方，以象天地。为四方堂，各从其色，以郊四方。天称明，故命曰明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描述西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说：”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煴。”
秦汉木构建筑虽已荡然无存，但从陶塑建筑模型、画像砖石和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以及仿木结构的墓室中仍可见其大概。建筑中广泛使用了斗拱，顶部结构以悬山顶和庞殿顶最为普遍，也有少量歇山顶。迄今尚存的汉代建筑，全部系砖石结构，并且绝大部分为地下墓葬建筑，地上建筑仅存少量东汉石阙。这些石阙主要集中在山东和四川两地，重要者有山东嘉祥武氏阙、平邑皇圣卿阙、四川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等。
随着城市和建筑的迅速发展，建筑装饰构件也日新月异，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瓦当。汉代瓦当主要是圆瓦当，有图案瓦当和文字瓦当两类。图案瓦当上常见有几何纹、云纹、葵纹、兽面纹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文字瓦当所饰文字包括吉祥语、纪念性文字、宫苑仓廪名，常见者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单于和亲”、“上林”、“甘泉”、“仓”等。
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从上古向中古的过渡期，思想文化领域新旧交替，南北互动，中西交通，呈现出一派纷争跌宕、波澜壮阔的景象。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玄学的流行，使整个造型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貌为之一新。南北分治，相对稳定的南方社会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美术创作空前繁荣，名家辈出，引领了整个时代的艺术风气。墓室壁画在秉承汉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入外来样式和时代风尚，与时俱进。陵墓神道大型石雕渐成气候。佛教信仰普及，各地开窟造像成风，佛教雕塑和佛教壁画繁荣昌盛。名家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促进了绘画的转型与变革，使绘画日趋成熟和独立。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已成为自觉，完美的行书体现了”尚韵“精神。制陶、玉雕、青铜、髹漆等工艺走向衰落，青瓷在南方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规划展现出新的格局与模式，并直接影响到隋唐。佛塔的涌现为城市空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致。
第一节.绘画
一.墓室壁画
一.曹魏西晋十六国墓室壁画
自东汉末，中原战事频繁，社会动荡，民众大批迁徙，墓室壁画的发展随之转入边疆。目前所见曹魏、西晋、十六国壁画墓集中分布在辽宁和甘肃，此外，新疆、陕西等地也有少量遗存。
甘肃魏晋壁画墓集中分布于河西的酒泉、嘉峪关、张掖、敦煌。该地区壁画墓以砖墓为主，很多墓门上方都筑有照墙，壁画分布于照墙和墓室四壁，多为一砖一画。除常见于汉画中的四神、羽人、麒麟、翼兽、白象、宴饮庖厨、农牧生产、庄园府邸、车骑出行、骑射狩猎等传统题材外，又新出现了河图、洛书、受福、飞鱼、托山力士、婴戏等图像。壁画线条豪放洒脱，色彩简洁明快，风格随意简约，画面干净利落。
酒泉丁家闸5号墓是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与当地魏晋墓不同，壁画为全景式画面，分层布局，场景宏大。前室覆斗顶四坡绘莲花、流云、龙首、山峦、日月、东王公、西王母、天马、仙人、玉女等。四壁绘墓主人坐帐像、乐舞百戏、农耕收获、放牧采桑、宴饮庖厨等内容。后室绘有丝帛、箱奁、简册等图像，整体布局与东汉晚期中原和北方一些大型壁画墓类似。
辽宁魏晋壁画墓主要分布于辽东的辽阳，三燕壁画墓则集中在辽西的朝阳。该地区壁画墓多为石结构墓，壁画内容有墓主夫妇坐帐像、车骑出行、宴饮庖厨、属吏侍者、宅邸建筑、门卒、门犬等。其墓室结构与壁画在沿袭当地东汉晚期壁画墓的基础上，亦有一定发展创新。如在辽东西晋墓中发现有抹角叠涩天井，在辽西三燕墓壁画中则见有与甘肃河西十六国墓壁画，甚至敦煌早期壁画类似的表现方式。辽东和辽西壁画墓皆对高句丽壁画墓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北朝墓室壁画
进入北朝，社会日趋安定，经济发展，文化活跃，墓室壁画随之复兴。目前发现北朝壁画墓三十多座，其中大部分是北魏、东魏、北齐壁画墓，西魏、北周壁画墓相对较少。壁画广泛出现于官僚、贵族、甚至帝王墓葬，并突破传统的空间布局，开创了在墓道两壁绘制大型壁画的先河。场面壮观的卤簿仪仗图和格套化的墓主画像的流行，旨在标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和显赫地位。墓葬中的屏风式隐逸题材绘画，潜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孕育和催发了中国山水画的诞生。
北魏平城时代，即孝文帝迁洛前的壁画墓主要发现于山西大同和内蒙古南部，重要遗存有山西大同沙岭壁画墓和内蒙古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大同沙岭壁画墓发掘于2005年，据墓中漆器题记推断，年代为太延元年(435)。墓中壁画丰富，保存较好，有车马出行、宴乐庖厨、墓主夫妇坐帐像、守门武士、伏羲女娲等。壁画先用红线起轮廓，再以墨线定稿，然后上彩。壁画场面宏大，线条流畅，风格洒脱奔放。和林格尔榆树梁壁画墓发掘于1993年，壁画内容亦很丰富，绘制方法和风格与沙岭墓类似。两墓壁画皆体现出浓郁的鲜卑文化色彩，又有部分汉化因素，展现了北魏迁洛前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与交融的面貌。
北魏后期，即孝文帝迁洛后的壁画墓集中见于河南洛阳地区，如孝昌元年(525)清河文献王元怿墓、孝昌二年(526)江阳王元乂墓、太昌元年(532)瀛州刺史王温墓。元怿墓甬道两武士形象尚完整，造型准确，线条劲简。元乂墓穹隆顶天象图保存较好，可见银河和300余颗大小星辰。王温墓墓室东壁绘墓主夫妇坐帐像，人物背后立屏风，帐旁有侍女、舞伎、童子，两侧还绘有山石树木。
东魏壁画墓所见不多，河北磁县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为最重要者。墓主茹茹公主即柔然邻和公主，姓闾，讳叱地连。该墓墓道两壁绘青龙、白虎、畏兽、莲花以及威武壮观的仪卫队列，地面绘花草图案，墓门上方绘朱雀、畏兽、莲花。造型两壁绘侍卫，墓室穹隆顶绘天象图，四壁绘四神、墓主像、侍女、属吏。茹茹公主墓壁画内容丰富，布局完整，为探讨北朝壁画墓的发展演进提供了重要的中间环节。
目前发现北齐壁画墓甚丰，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一是以磁县为中心的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二是山西太原及其附近地区，三是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壁画墓有河北磁县湾漳墓、山西太原武平元年(570)东安王娄叡墓、武平二年(571)武安王徐显秀墓、山东临朐天保二年(551)崔芬墓等。这几座壁画墓规模宏大，壁画丰富，水平甚高，展现了北齐墓室壁画的高度成就。
磁县湾漳墓为砖筑穹隆顶“甲”字形大墓，有学者们推测其很可能是乾明元年(560)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该墓体制明显制承当地东魏壁画墓，与茹茹公主墓相当。墓道两壁壁画保存完整，达320平方米。两壁前端分别绘青龙、白虎，其后依次绘畏兽、朱雀、仪仗队列、建筑，后段上方还绘畏兽、朱雀、流云、莲花等；墓道地面绘缠枝忍冬纹图案；墓门上方绘朱雀、畏兽、莲花等。其中仪仗队列共绘有53人，场面蔚为壮观。墓室壁画颓毁严重，甬道尚见守门侍卫、流云、莲花。
太原娄叡墓现存壁画200余平方米。墓道两壁壁画分三层，绘出行、归来图，可见骑士、属吏、军乐鼓吹、驼马商队，气势浩荡，景象壮观。甬道和天井两壁上层和券顶绘流云、莲花、灵瑞等，下层绘侍卫、属吏。墓室穹隆顶上绘天象图，四壁画上层绘十二辰，中层绘四神，下层绘牛车、鞍马、墓主夫妇像、侍从属吏。壁画造型准确，用线纯熟，设色融传统平涂、晕染法与西域凸凹明暗法于一体，画面层次感强，体现出典型的北齐绘画风格。
太原徐显秀墓现存壁画326平方米。墓道、过洞、天井东西两壁绘仪仗图。造型两壁绘执鞭佩剑仪卫。墓室北壁绘墓主夫妇坐帐宴饮图，西壁绘备马出行图，东壁绘备牛车出行图，南壁绘仪卫、畏兽，墓顶绘天象图。壁画中的人物以线条立骨，以色彩为肉，造型简括，线条疏朗，晕染层次鲜明，立体感强。壁画充分印证了以杨子华为代表的”简易标美”的”疏体“画风在北齐的流行，同时也表明了西域胡风对北齐绘画，乃至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影响。
临朐崔芬墓为石室墓。甬道两壁绘武士图。墓室中绘有天象图、四神、墓主出行、屏风式树下人物等。其中屏风式树下人物共15幅，样式与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类似。临朐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其文化面貌兼容南北特色，壁画中屏风式树下人物图、墓主出行图充分显露出与南朝文化的密切关系。
西魏壁画墓少见。北周壁画墓主要发现于陕西咸阳和宁夏固原，大多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固原天和四年(569)原州刺史李贤墓室四壁绘伎乐、侍从和楼阁建筑。人物面相椭圆，身躯板直，衣饰线条简括，绘画水平明显逊于北齐。
三.高句丽墓室壁画
高句丽壁画墓集中分布在吉林集安和朝鲜半岛西部，两地皆有大量遗存。此外，辽宁亦见个别墓葬。
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主要是封土叠涩顶石室墓，其年代跨度为4世纪中期至6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原的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晚期。早期壁画墓的年代约为4世纪中期至5世纪早期，代表性墓葬有洞沟舞踊墓、角抵墓等。舞踊墓主室四壁绘有宾主宴饮、庖厨、舞蹈、狩猎、侍女、骑士等图像。叠涩石上绘有日月星宿、仙人驾鹤、伎乐飞仙、莲花以及龙、朱雀、麒麟、人面鸟等各种神禽异兽。角抵墓壁画与舞踊墓类似，其中角抵图特别鲜明。中期壁画墓的年代约为5世纪中期至6世纪早期，代表性墓葬有洞沟三室墓、长川1号墓等。壁画内容和布局大体沿袭早期，但日月星宿图像明显减少，新出现了托梁力士、绞龙等图像。此外，长川1号墓还出现了佛像、菩萨像以及信徒礼佛的场面。晚期壁画墓的年代约为6世纪中期前后，代表性墓葬有洞沟五盔坟4号墓、四神墓等。壁画中相关生活画面近乎消失，四神成为最重要的图像。五盔坟4号墓墓室四壁以莲花火焰纹为地，其上绘有四神，并见莲花化生图像。四隅绘有承梁怪兽，梁柱上绘有绞龙。叠涩石上绘有伏羲、女娲、牛头神、冶铁造轮、日月星宿、伎乐飞仙等，藻井顶石上绘蟠龙。壁画局部鎏金，并嵌绿松石或宝珠，色彩浓艳，装饰精美，富丽堂皇。
高句丽壁画墓深受辽东汉晋壁画墓的影响，并与辽西三燕壁画墓存在一定关系，同时还受益于南北朝文化的熏陶。其壁画既蕴涵着丰富的汉文化因素，又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二.石窟壁画
一.克孜尔石窟壁画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开凿于4世纪，延续至8世纪初，约相当于中原的十六国至盛唐，鼎盛期约在5-6世纪。现存洞窟236个，其中七十余个保存较好，壁画遗存丰富，绝大部分绘于中心柱窟内，大像窟后室券顶仅见伎乐飞天。
中心柱窟主室券顶正中一般绘日月天，两侧券坡上绘密集的菱格图案，菱格中绘佛本生、因缘故事；两壁以方格为界，格内绘佛传故事；窟门内上方绘说法图。甬道和后室绘涅槃、焚棺、分舍利等内容。此外，窟内壁画中还见有供养人、伎乐飞天等形象。壁画采用线描和晕染相结合的手法，先以线勾勒出物象轮廓，然后于轮廓内敷色并晕染。画中线条若曲铁盘丝，挺劲硬朗；色彩以红、绿、蓝为主色，明快醒目；晕染讲求凸凹和明暗，层次感和立体感较强；人物造型丰满匀称。壁画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并散发着一股浓郁的中亚艺术气息。
二.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北朝壁画
敦煌莫高窟始开凿于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366)，后一直延续至元代，北朝隋唐为其鼎盛期。窟型主要有禅窟、中心柱窟和覆斗顶窟三类。现存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共492个，有壁画四万五千余平方米，彩塑两千四百多身。其中北朝壁画石窟共三十多个，壁画上迄北梁，下至北周。
莫高窟北朝壁画题材内容丰富，包括佛像、菩萨像、伎乐、飞天、供养人像以及佛传、本生和因缘故事等。其中讲述佛祖释迦牟尼前世和一生善施乐助、舍己为人、拯救生灵的本生和佛传故事壁画数最巨大，是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最富时代特征的题材。十六国壁画多为单幅，并带有明显的龟兹特征。北魏开始逐渐出现长卷式横幅壁画，并融入中原画法。西魏、北周壁画已初具本土样式和汉民族风格。
275窟为北凉窟，窟内绘有弥勒说法图、供养菩萨、天宫伎乐、飞天、供养人像、毗楞竭梨王本生、尸毗王本生以及佛传故事出游四门。故事均以单幅形式出现，壁画用线粗放，设色浓重，讲求凸凹明暗，深受龟兹画风影响。
254窟和257窟均为北魏洞窟，其中本生故事壁画特别精彩。254窟南壁中部绘萨埵那本生，讲述的是释迦牟尼前生化身萨埵那太子与兄出游，见崖间饥饿垂死之虎，遂动怜悯之心，于是以竹刺颈，舍身投崖，用自己的血肉拯救弱虎的故事。画面打破时空界限，以单幅形式展现了入山遇虎、投崖饲虎、王后哭尸、造塔供养等故事发展过程中的8个情节，其中特别凸显了投崖饲虎的场面。画面内容繁复，布局严谨，主题突出。257窟西壁中部绘九色鹿本生，故事梗概为佛祖前生化身九色鹿救起一溺水者，并嘱其勿告行踪。王后忽夜梦九色鹿，国王遂悬赏求拿，溺水者背信告密，并引领捕鹿。鹿向国王陈其经过，国王感动，于是予鹿自由，而溺水者最终受到恶报。与254窟不同的是这幅壁画采用了长卷式横幅，故事情节由两端向中间靠拢，高潮出现于画面中部的醒目位置，以此突出和强化主题。莫高窟北魏壁画融龟兹样式与汉晋传统于一体，情节性与装饰性相辅相成，人物造型丰润，铁线刚劲，色彩沉稳，风格从早期的雄浑苍劲、粗放拙朴逐渐过渡为淳厚秀劲、自然生动。
西魏壁画成就显著，外来风格、本地传统、中原样式交相辉映，面貌皆焕然一新。249窟和285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洞窟，两窟藻井皆绘华丽的装饰图案，四坡绘天宫景象及各路神灵，四坡下部绘山峦树木和狩猎图。画面布局疏密得当，线条流畅洒脱，充满灵动飞扬之势。285窟南壁巨幅因缘故事五百强盗成佛图特别精彩。故事讲述有五百强盗造反，遭到镇压，并被处以挖眼酷刑，后放逐山林。当其痛不欲生之时，佛遂使其双目复明，并为之说法，后强盗全部皈依佛法，终成正果。画面以横向展开的连续性长卷依据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描绘了从强盗起兵、挖眼放逐到遇佛修行等8个情节，布局井然，气势连贯，情节动人。敦煌西魏壁画中的人物皆着褒衣博带装，身体修长，颜面清瘦，体态潇洒，颇有”秀骨清相”之风。壁画一改此前以土红为地的习惯，皆用白粉铺地，色调艳丽明快，画面疏朗清新。
428窟为北周窟，窟东壁南侧所绘萨埵那本生颇具特色，其表现方式与北魏254窟同题材壁画完全不同。画面为长条形横幅，分三层，上层绘太子兄弟入山，策马习射，中途歇息；中层绘入山遇饿虎，刺颈投崖喂虎；下层绘二兄弟悲痛收骨，还宫报信，建塔供养。画面故事情节以"S"形顺序发展递进，层层相扣，起伏跌岩，场面悲壮，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壁画绘于白色壁地上，线描、晕染结合，线条流畅挺劲，晕染层次分明，立体感强，人物造型简洁，趋向丰圆饱满。
三.炳灵寺石窟十六国北朝壁画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临夏永靖，始开凿于十六国西秦，其后历代皆有开凿或修缮。现有窟龛195个，残存壁画900余平方米，造像776身。
炳灵寺石窟十六国西秦壁画较为丰富，其中169窟保存壁画最多，窟内有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造窟题记。窟内绘有佛像、菩萨像、维摩诘、伎乐天、飞天、供养人像。人物躯体健硕，面相饱满，身着宽衣大袍，衣褶简洁疏松。画面布局爽朗，线条随意率真，设色单纯清淡，风格质朴粗率。
四.麦积山石窟北朝壁画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始开凿于十六国后秦姚兴时期(394-416)，其后历代都有开凿或重修。现存窟龛194个，造像三千五百多身，壁画约900平方米。
麦积山石窟现存壁画主要是北朝作品，其中127窟壁画最为丰富和完整。127窟属北魏洞窟，窟内绘有佛像、菩萨像、弟子、飞天、萨埵那本生、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经变等。其中西方净土经变描绘了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目前所知国内石窟中年代最早的一幅经变壁画。壁画中佛身着褒衣博带装，菩萨披宽大巾帛，人物身躯修长，面容清秀，洒脱飘逸，具有明显的”秀骨清像“特征。此外，时代属于北周的4窟壁画亦较为丰富和精彩。
三.漆画
一.三国两晋漆画
曹魏西晋漆画主要见于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几具彩绘漆棺。其中1号墓两具漆棺棺盖内面均绘怀揽日月的伏羲、女娲以及流云纹。6号和13号墓漆棺棺盖表面刻绘有东王公、西王母、连璧图案或云气纹。孙吴东晋漆画以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江西南昌东晋永和八年(352)雷陔墓出土漆画最为丰富和精美。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有盘、案、壶等彩绘漆器多件，绘有季札挂剑、帝者王后、贵族生活、宴乐百戏、童子习武等图像，并有多处题记，人物造型仍具古拙之态，存有明显的汉画遗风。南昌雷陔出土的一件漆盘上绘有人物、车马、鸟兽，看似宴乐图，亦有学者认为是商山四皓图。画面构图、人物姿态、线条与南朝墓中竹林七贤的描绘有某些相似之处，透出一缕新鲜气息。
二.北朝漆画
目前出土的北朝漆画主要是北魏前期作品，重要者有山西大同石家寨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大同湖东北魏墓漆棺画残块、宁夏固原雷祖庙北魏墓漆棺画。此外，大同智家堡北魏墓还出土有木棺彩画残块。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有5幅保存较好。屏风两面均有绘画，并附榜题。画面朱漆作地，用黑漆勾勒人物轮廓和五官，然后敷白彩，衣饰用黄、白、绿、红等色描绘。画面分4层，绘帝者先贤、孝子列女，如帝舜、周太姜、汉武帝、班婕好等。人物造型采用铁线描，线条紧劲连绵，设色以平涂为主，并兼浓淡渲染，色彩浓丽，具有一定装饰效果。其风格样式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颇为相似，带有明显的东晋南朝绘画特征。
固原雷祖庙漆棺通体彩绘，棺盖上绘天河、东王父、西主母、奇禽异兽、缠枝卷草图案等。头挡绘墓主宴饮图。两侧板分三层，上层绘孝子故事，并附榜题，中层绘联珠龟背图案和窗棂人物，下层绘狩猎图。画中主要题材取自汉文化，而人物服饰、坐姿皆为鲜卑式，联珠龟背纹、卷草纹则具典型中亚特征，画面充分展现了北魏时代区域文化交融与互动的态势。
四.画家与传世作品
一.三国两晋画家及传世作品
曹不兴，三国孙吴人，因绘画技艺高超，被喻为吴国“八绝”之一。据文献记载，他能得心应手创作巨幅画像，人物比例十分准确。有关他的”误点成蝇”的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他将误滴在屏风上的墨点改画为苍蝇，以致孙权以为真蝇，用手去弹。曹不兴也是记载中最早的一位知名佛像画家，据记载，康僧会到吴地传法时，携带有“西国佛画”，曹不兴得以摹写，并由此获得“佛画之祖”的称誉。
卫协，西晋人，他的绘画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画，对六朝画风的形成颇具影响。谢赫将其作品列为六品中的第一品，评价说：“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顾恺之则称其画”巧密于情思”、“伟而有情势”。
顾恺之(346-407?)，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著名画家。出身士族，曾投奔大司马桓温、荆州都督殷仲堪及桓温之子桓玄门下，晚年任散骑常侍。其精通诗文书画，性清痴黠各半，时称“三绝”，即画绝、才绝、痴绝。顾恺之青年时曾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瓦官寺作壁画，居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其所画《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而这种状貌正是对东晋名士的真实写照。
顾恺之的人物画强调传神，尤其注重眼睛的刻画。据文献记载，他画人物曾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回答曰：“四体妍蚩，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他还曾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可见他已深刻意识到眼睛对于刻画人物精神气质的重要性。在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方面，他也注意应用一些其他的手法，如画裴楷像，颊上添三毫，就使形象“神明殊胜”。画谢鲲像，以丘壑作背景来表明其志趣。作为中国画重要表现形式的线描，在顾恺之笔下有所创新发展，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其用笔”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这种非常流畅飘逸的线描，通称“高古游丝描”。传为顾恺之的作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
《列女仁智图》(宋摹本)，描绘的是汉刘向撰《列女传》卷三《仁智传》部分，今传本有10段，每段以题记相隔。这幅作品在题材和构图上基本还是沿袭传统，但更注重人物动态的描绘和表情的刻画。
《女史箴图》有不同摹本，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被认为是唐摹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被认为是宋摹本，后者水平不及前者。《女史箴图》系根据西晋张华撰《女史箴》所画，为宣扬儒家道德规范的箴鉴图。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皆刻画得很生动。如”班婕好辞辇”一段中，班婕好优雅端庄的仪态与汉成帝尴尬的表情以及轿夫们粗犷的动作形成鲜明对比，由此衬托出班婕好的高洁。再如“冯婕好当熊”的画面，将众人的仓皇逃窜与冯婕好的挺身而出进行比照，生动地表现出冯婕好的勇敢无畏。画家注重用线造型，线条紧劲，富有节奏感，恰似“春蚕吐丝”，宛若“春云浮空，流水行地”。
《洛神赋图》今存宋摹本五种。该作品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描绘了一个浪漫而伤感的爱情故事。说的是曹植在洛水与洛神相遇，互生恋情而因“人神之道殊”，不得不怅然分离。画卷构思巧妙，主人公在画面里反复出现，组成有首有尾的情节发展过程。画中的山水景物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出现，并且常常起到渲染和比喻的双重作用。比如赋中形容洛神的美貌为”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与之相应，画面中就出现有惊鸿、游龙、太阳、芙蕖等。画中洛神形象刻画得十分出色，不仅描绘出她凌波微步的优美身姿，而且还将她若往若还的矛盾心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二.南朝画家及传世作品
陆探微，活跃于南朝刘宋时期，擅长人物画和佛教绘画等。谢赫在《画品》中将他列为第一品第一人，称其绘画能“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陆探微的人物画以“秀骨清像”为特征，创造了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以致蔚然成风，影响广泛。陆探微曾师法顾恺之，二人画风皆为笔迹周密的“密体”，并称”顾陆”。在后人的评述中，常将顾、陆二人与萧梁的张僧繇并论，有“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之说，由此可见各自风格。三人并称“六朝三杰”。
张僧繇，活跃于南朝萧梁，是梁武帝最器重的佛像画家。他的佛画具有独特风格，被称为“张家样”，与北齐曹仲达的“曹家样”、唐吴道子的“吴家样“同为古代寺庙壁画中影响较大的样式。其绘画吸取了一些外来艺术的表现手法，据文献记载，他曾用天竺(今印度)的凹凸画法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所绘物象具有很强的立体感，以致该寺又被称为凹凸寺。张僧繇也擅长人物画，具有较高的写实能力，所绘画像能达到“对之如面”的境地。其绘画手法非常洗练，“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是一种与顾恺之、陆探微“密体“风格相异的“疏体”画风。
梁元帝萧绎(508-554)，博涉群艺，擅长书画。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职贡图》(宋摹本)被认为是他的作品，描绘的是各国前来朝贡的使者，画中人物造型准确，特征鲜明。画面分段排列，每一使者旁皆附有介绍该国风土人情的文字，现存十三赞文，共十二人，是了解当时历史的珍贵资料。
三.北朝画家及传世作品
杨子华，北齐宫廷画家。相传”尝画马于壁，夜听蹄啮长鸣，如索水草”，说明他的绘画技艺高超。杨子华的人物画吸收了顾恺之等人的长处又有所发展，其画风对唐代绘画影响较大，初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称杨子华笔下的人物”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北齐校书图》(宋摹本)被认为是杨子华的作品，画风与北齐娄叡墓壁画相近，代表了北齐人物画的水平。
曹仲达，来自中亚曹国，为北齐重要画家，以画”梵像”著称。据文献记载，其画风是“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即以细劲的线描表现衣纹，犹如从水中出来，故有“曹衣出水”之说，这种称之为”曹家样”的风格对佛教美术具有重要影响。
五.画史画论
东晋顾恺之既是杰出的画家，也是理论家。其传世画论有《论画》和《画云台山记》。有学者认为《历代名画记》所征引的《论画》和《魏晋胜流画赞》两篇，应为《论画》中的不同段落。顾恺之所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重要观点，是谢赫“六法”产生的基础，对中国画创作及其理论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画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绘画品评论著，由南朝齐梁间画家、理论家谢赫撰写，约完成于梁武帝时期。《画品》首先指出绘画的目的是“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从而明确了绘画的政教功能。《画品》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六法”的提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气韵生动”是指生动地反映人物的精神气质、情味和韵致，并以此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准则。”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指绘画的笔法要求和形、色、构图等绘画造型基础和技巧。“传移模写”则是指绘画的临拳和复制。“六法”的提出对后来的绘画创作实践及绘画理论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人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高下的标准。此外，《画品》还对三国至南朝齐梁间27位画家列名品评，作者根据亲眼所见作品，从题材、技法、师承关系、艺术风格等方面对这些画家逐一进行评述，从而为世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古代绘画史料。《画品》的体裁被后世所效仿和继承，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一种重要形式。
南陈姚最的《续画品》仿效《画品》体裁，记录了南朝后期的画家。刘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是两篇短小的山水画论，其中某些观点对后世山水画创作及其理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画山水序》提出的“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观点，在后代文人山水画家中引起广泛共鸣。
第二节.雕塑
一.陵墓雕塑
目前所见魏晋南北朝陵墓大型石雕主要是南朝作品。南朝陵墓大型石雕集中分布于江苏南京、丹阳附近，主要为南朝帝王或贵族陵墓神道中的大型石雕。现已发现三十余处，其中归属明确的有：宋武帝刘裕初宁陵、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齐武帝萧颐景安陵、齐明帝萧鸾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建陵、梁武帝萧衍修陵、梁简文帝萧纲庄陵、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陈文帝陈荷永宁陵以及梁代宗室王侯萧融、萧宏、萧秀、萧恢、萧憺、萧景、萧绩、萧正、萧伟、萧暎墓石雕。
石雕除石柱、石碑外，多为天禄、麒麟、辟邪、狮子等大型石兽。石兽全部由整石雕成，多为3米左右，有伫立、行走、蹲伏等形态，特征为昂首、挺胸、垂腰、翘臀，身体起伏较大，轮廓曲线分明。其整体造型虽承东汉晚期旧制，但洗去了汉代石雕的古拙之气，手法概括洗练，造型丰厚饱满，体态雄健威武，身姿矫健灵动，充满活力与气势，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其中丹阳建山齐武帝肖颐景安陵的翼兽、丹阳胡桥仙塘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翼兽、南京栖霞镇梁武平忠侯萧景墓翼兽皆为古代大型石雕之经典。
三国两晋陪葬雕塑出土不多，江苏南京和湖南长沙等地曾发现少量陶质或瓷质作品，造型都比较拙稚，塑工也很粗糙。进入南北朝以后，陪葬雕塑渐兴，陶俑大量出现。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陶俑近400件，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陶俑1000余件，磁县湾漳北齐大墓出土陶俑1800余件。湾漳北齐大墓中出土的一件文吏陶俑高142.5厘米，面部塑造比较精细，表情肃穆庄重，躯体和衣饰处理则概括洗练，造型虽略显板滞，但整体感很强。南朝墓葬中出土陶俑也不少，江苏铜山内华村南朝墓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俑颇具特色，其中一件女立俑身着小袄大裤，造型简练，略显夸张，面部塑造细腻，表情生动，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二.石窟雕塑
南北朝开窟造像成风，石窟雕塑蔚为大观。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大型石窟皆存有大量北朝雕塑，包括石雕和泥塑。其作品数量巨大，成就突出，样式各有千秋，风格独具特色。
一.莫高窟北朝彩塑
敦煌莫高窟年代最早的彩塑为十六国北凉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进入北朝后，彩塑逐渐增多，现存彩塑中北魏、西魏、北周作品皆有。主尊有释迦和弥勒，以弥勒像居多。最常见的组合形式是中间一佛，两侧各一位胁侍菩萨，也有少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为一铺的组合形式。北凉、北魏塑像体态高大健壮，丰面直鼻，衣饰紧贴身体，衣褶较密。如北凉275窟的交脚弥勒像，躯体硕壮，面相饱满，早期特征非常明显。西魏出现了”秀骨清像”的人物造型，佛、菩萨皆面相清秀，飞天身姿轻盈而优美，富于动感。北周后期，塑像又由清瘦向丰满转变，佛像面相方圆，头大身短，非常壮硕。
二.麦积山石窟北朝彩塑
麦积山石窟现存雕塑三千五百余身，绝大部分为彩塑，石雕甚少，其中北朝作品最为丰富。
早期洞窟主要是平顶或券顶窟，如74窟、78窟等，时代可能为西秦或北魏早期。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菩萨，佛像躯体粗壮，面相方圆，直鼻薄唇，造型敦厚雄健，表情肃穆庄重，衣纹鼓凸，衣褶繁密，菩萨体态也较丰厚结实。北魏后期出现了穹隆顶窟，塑像逐渐增多，仍以三世佛为主，同时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组合形式以及供养人像。造像样式受中原和南朝影响，身躯拉长，颜面变瘦，衣饰趋简，并出现褒衣博带装，体现为”秀骨清像”作风。
西魏仍以平顶窟居多，仿木构建筑的洞窟开始出现，代表性窟龛有123窟、102窟、60窟等。主要造像仍为三世佛，此外又增加了维摩诘和文殊像以及男女侍童。西魏造像最具时代特点，佛着褒衣博带装，衣褶叠密，菩萨披帛交结于胸前，造像面相清俊洒脱，体态匀称自然。男女侍童造型写实，具有鲜明的世俗特征，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147龛正壁主佛，头微低，面带微笑，慈眉善目，清秀俊逸，端庄祥和，神韵美感俱备。123窟的弟子阿难纯真稚气，女童天真烂漫。
北周窟龛较多，并出现了仿木构建筑的大窟，代表性窟龛有4窟、12窟、36窟等。造像一变西魏的清俊飘逸的风格，转向饱满厚实，佛、菩萨、弟子皆面相饱满丰圆，体态粗壮健硕。4窟(七佛阁)外壁龛沿上的七幅彩绘浅浮雕独具特色，作品以塑绘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众多伎乐天和供养天，天人体态轻盈飘举，周围彩云流动，鲜花飞扬。画面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充满动感和韵律。
三.云冈石窟北朝雕塑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大规模造像从和平初年一直延续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内有大量北朝石造像。
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是16-20窟，全部为大型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五个窟系北魏和尚昙曜于和平初年主持开凿，所以惯称昙曜五窟。其平面均呈马蹄形，立面为穹隆顶式。除16窟为独尊释迦立像外，其他四窟皆为三世佛，有学者认为五尊大像分别象征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皇帝，反映了宗教与王权的结合。20窟主尊丰面隆鼻，躯体壮硕，衣饰简朴，衣褶略显厚重。18窟主尊雄浑高大，庄严伟岸，菩萨端严高贵，弟子虔诚恭敬。昙曜五窟造像体量巨大，浑然天成，充满力量与气势，其样式明显受凉州石窟造像影响，并带有中亚犍陀罗造像风格。
孝文帝即位至北魏迁洛前(471-494)，是云冈开窟造像的盛期。其间开凿的洞窟以双窟最具特色，5、6双窟、7、8双窟、9、10双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有学者认为双窟形制的出现可能与冯太后和孝文帝被朝野并称为“二圣”这一历史背景有关。窟平面为方形，空间作仿木构的殿堂式，有些窟内设有中心塔柱。窟四壁和塔柱四周布满龛像，主要佛像一般置于后壁或塔柱正面大龛内。大型造像减少，主像仍以三世佛为主，并出现了二佛并坐说法像、维摩诘和文殊像。此外，窟中还雕刻有大量菩萨、护法、伎乐、飞天、供养人像以及本生和佛传故事浮雕。褒衣博带式佛装日渐流行，人物面相开始向清秀过渡，衣饰挺劲流畅，造像样式的本土特色和民族风格日趋显现。佛仪态庄重，菩萨雍容典雅，天人妩媚活泼，护法众神狞厉威猛。窟顶、周壁、龛楣极尽雕饰之能事，繁绵精致，景象富丽堂皇，尽显豪华尊贵气象。
北魏迁洛以后，云冈造像走向衰落，虽然仍开窟造像，但已不具规模，代表性洞窟有4、14、15等窟。造像样式几乎完全本土化，褒衣博带式佛状大盛，佛、菩萨等造像，面相清瘦，长颈削肩，体态修长匀称。
四.龙门石窟北朝雕塑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洛前后，北魏至北宋开窟造像不断，其中北魏至唐代开窟最多，造像最盛，成就亦最突出。现存窟龛两千三百多个，造像10万余身，题记、碑碣约3600块。
北魏孝文帝迁洛，龙门造像之风骤盛。其初承云冈，而后变之，窟仍以马蹄形平面、穹隆顶结构为主，但内部取消了中心柱。造像主要还是三世佛，也有释迦佛，并出现礼佛场面的浮雕。主要造像以一佛二菩萨组合居多，其次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佛多着褒衣博带装，衣褶稠叠细密。造像体态修长，初期面相清秀，稍后趋于丰润。雕刻刀法一改锐直，日趋圆润。窟门、像龛样式丰富，雕凿精美，装饰华丽。窟龛和造像的总体风格由浑厚雄健逐步转向精美典雅，并展现了外来佛教艺术日益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北魏洞窟是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
古阳洞为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结构，内部不设中心柱。正壁为一佛二菩萨，左右两壁各列三层像龛，其中一壁还出现有礼佛场面的浮雕。造像衣褶稠叠细密，身躯修长瘦削，面相清秀端严，带有明显的”秀骨清像”作风。龛楣、背光雕工精湛，纹饰繁复华丽。不少龛旁都刻名题记，其中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中就有十九品出自古阳洞。
宾阳中洞完成于正光四年(523)，窟形如古阳洞，内部空间宽敞。正壁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两侧壁分别雕一佛二菩萨，佛和菩萨背后均附华丽的背光。门两侧前壁分四层，从上而下浮雕有维摩诘与文殊对坐像、萨埵那本生、须大那本生、帝后礼佛图、诸神王。窟顶中央雕刻有莲花图案，周围环绕伎乐飞天，地面亦雕刻有莲花图案。门道两侧分别刻大梵天与帝释天，门外两侧雕二力士，门上部为双龙火焰形尖拱。佛着褒衣博带装，衣褶稠叠规整，长垂于座前，面相丰润秀实，祥和慈善。菩萨丰腴柔美，长裙曳地，温雅端丽。飞天体态轻盈，衣饰飘举。礼佛场面肃穆庄严，信众恭敬虔诚。整窟造像布局严谨周密，层次错落有致，装饰华美精湛。其中表现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礼佛的两幅浮雕精美绝伦，是迄今所见最经典的两幅石窟浮雕造像。可惜两作品早年皆被盗凿，并流失海外，现分别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纳尔逊-阿特肯斯艺术博物馆。
莲花润开凿于孝明帝时期(516-528)，窟内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窟顶为一硕大的高浮雕莲花，精美壮观。莲花旁环绕着各式飞天，飞天细腰长裙，凌空飞舞，飘逸自如，优美动人。周壁分布有密集的小龛，壁面还雕刻有佛传和供养人像等。整窟雕工精湛细腻，装饰富丽华美。
五.响堂山石窟北朝雕塑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邯郸，包括鼓山南麓的南响堂、西麓的北响堂和东麓的水浴寺(小响堂)。石窟始凿于东魏晚期至北齐早期，盛于北齐，隋唐乃至宋明仍有小规模增凿。石窟群现存造像4000余身。20世纪早期，石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佛头被盗劫海外。
响堂山石窟中北齐洞窟共12个，多为皇室或贵戚营造。窟皆为平顶结构，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开龛式两种。造像样式亦分两种，一种趋向清秀，一种趋向圆润，体现出北魏向唐代过渡的风格。其中很多窟龛内外的雕饰纹样精美繁华，独具风采。北响堂7窟为响堂山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洞窟，主要造像圆润丰厚，端庄典雅，两侧列龛均作覆钵塔形，并雕饰仰莲、火焰宝珠、忍冬等纹样，极为精致华丽，充分显示了皇家造像的豪华与气派。
三.寺院雕塑
南北朝时期，除大规模的石窟造像外，寺院造像也很盛。寺院造像的体量、气势虽不逮石窟造像，但很多作品水平极高，堪与石窟造像媲美。四川成都万佛寺、河南洛阳永宁寺、河北曲阳修德寺、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几批造像集中展现了南北朝寺院雕塑的面貌与成就。此外，散见于各地的南北朝寺院石雕和金铜造像中亦有不少精美作品。
一.成都万佛寺南北朝雕塑
成都万佛寺遗址是西南地区出土造像最丰富的一所中古寺院遗址，历年共出土各类石造像200余件。造像纪年从南朝宋元嘉二年(425)一直延续到唐大中元年(847)，其中南朝造像最富特色。南朝造像清秀俊美，细密华丽。
南朝宋梁间造像，主要有单体圆雕像、背屏式造像、造像碑。题材相对单纯，包括佛像、菩萨像、阿育王像等。造像样式既有印度秣陀罗式，又有褒衣博带式。梁普通四年(523)的一件背屏式石造像，正面释迦立于中间莲座上，周围侍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伎乐天，背光残损严重，尚存飞天、佛传故事浮雕等。
背面上部为佛传故事和供养人浮雕，下部为造像题记。两侧各有一天王、一力士。造像面相方润，衣带宽松，洒脱秀丽，服饰繁密华丽，具有长江下游的造像风格。中大通元年(529)一尊释迦立像，头部虽残缺，但身躯造型仍极富美感，佛体态匀称，着通肩袈裟，衣饰紧窄，衣纹细密，薄而透体，明显具有印度秣陀罗造像特点，而这种样式很可能也是受到了江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影响。还有一件造像碑也颇具特色，碑上端残损，迎面刻菩萨、护法天王等。碑背面上部刻净土变，下部刻佛传故事，碑两侧亦刻佛传故事，画面采用传统的浅浮雕画像形式，体现了外来艺术与本土艺术的完美结合。
二.洛阳永宁寺北魏雕塑
洛阳永宁寺为北魏皇家寺院，创建于熙平元年(516)，毁于永熙三年(534)，仅存18年。遗址中出土泥塑造像残块1560余块，包括佛像、菩萨像、弟子像、飞天像以及众多世俗供养人像。造像大多残毁严重，部分影塑尚存面貌。小型影塑以世俗供养人像最多，头像一般高约7厘米。所塑善男信女，或梳髻或戴冠，面相方圆，直鼻大耳，细目小嘴，嘴角稍稍上翘，露出慈祥的微笑，表情恬淡含蓄，神态端庄虔诚，极为生动。造像已不见清瘦之态，而趋于丰润，体现出从重骨向重肉转化的时代审美意趣。
三.曲阳修德寺北朝雕塑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造像二千二百余尊，主要是白色大理石(俗称汉白玉)造像，其中纪年造像247尊，年代最早的为北魏神龟三年(520)，最晚的是唐天宝九年(750)，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以东魏、北齐和隋代造像数量最大。北魏晚期造像面相方长，脖颈略细，头微前倾，神态端详，衣褶厚重。东魏造像面相日趋方圆，身躯矮胖，腹部略鼓，体态丰润饱满，衣饰趋简，并且薄而透体，表情祥和。如东魏元象二年，即兴和元年(539)的一尊思维菩萨像，菩萨呈半结跏跌坐姿，手持荷蕾并支撑面庞，身体略前倾，面相长而丰满，表情安详似若有所思，造型优美动人。北齐造像丰润挺秀，疏朗简洁，刀法明快洗练，体积感较强。
四.青州龙兴寺北朝雕塑
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发掘于1996年，窖藏中出土各种材质的造像四百余尊，最早的纪年造像为北魏永安二年(529)，最晚的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其中绝大部分为北朝石造像。造像大小不等，以50厘米至170厘米之间的居多，高者达320厘米，很多作品通体彩绘，局部贴金，雕刻精湛细腻，装饰富丽华美，艺术水平极高。
北魏、东魏造像大多带背屏，佛、菩萨造型基本脱去了”秀骨清像”作风，面相圆润，衣带宽松。东魏背屏式造像特色鲜明，背屏前面中央为主像和胁侍，背屏上部浮雕飞天、化佛、宝塔、火焰等，两侧胁侍脚下莲座旁雕有口衔莲花、荷蕾的龙。北齐造像多为单体像，包括佛像和菩萨像。其中一尊佛立像，佛头微低，目垂视，面带微笑，身着圆领通肩袈裟，跣足立于莲台上，体态丰满，端庄祥和。造型精确，通体施彩，局部贴金，光彩夺目(图4-38)。另一尊佛立像，佛面相饱满圆润，双目微启下视，表情尊贵祥和，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纹简洁疏朗，薄而贴体，肌肤隐显，身姿优美动人。其造型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的”曹家样“风格。但有学者认为其像样式亦不排除来自南朝梁的影响。
五.其他寺院雕塑
除上述寺院雕塑外，比较重要的南北朝寺观雕塑还见有：四川成都西安路和商业街出土的多件南朝造像、陕西西安东郊湾子村出土的一批北周石雕佛立像、西安汉城乡窦寨村出土的几尊北周佛像和菩萨像。其中西安东郊湾子村北周石雕佛立像出土于2004年，共5尊，保存完整，雕工甚精。造像简洁敦厚，头大躯短，健壮饱满，地方特色鲜明。西安汉城乡窦寨村北周造像出土于2007年，共12尊，佛像和菩萨像各6尊，其中两尊佛像比较完整，其余皆不同程度受损。造像皆彩绘贴金，造型敦实，装饰华丽，样式与湾子村造像类似，具典型北周造像风格。
南北朝金铜造像丰富多彩，精美者甚众，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藏北魏神龟元年(518)的金铜交脚菩萨像、陕西西安六村堡大刘庄出土的北魏至东魏金铜如来三尊立像即为其中的代表。
第三节.画像砖与画像石
一.画像砖
魏晋以降，画像砖在四川和北方地区走向衰落，而在南方的东晋南朝日渐兴盛，除传统的画像砖外，还出现了一种拼镶砖画。
江苏镇江一座东晋墓出土画像砖54块，为浅浮雕略附线刻形式，图像有四神、千秋、万岁、噬蛇灵怪、兽首人身灵怪等。南京万寿村东晋墓中的画像则多由二、三块砖拼接成一个画面，图像有龙和虎，并有“龙”、“虎啸丘山”题刻，造型颇为生动。
河南邓县学庄村画像砖墓出土作品甚丰，从题记“家在吴郡”推测，当是南朝墓。墓内砌有多块画像砖，皆一砖一画，并且全部施彩。画像内容有仪仗、鼓吹、舞蹈、武士、战马、牛车、四神、凤凰、千秋、万岁、飞天、王子乔、浮丘公、南山四皓、郭巨、老莱子等。画面以线造型，线条潇洒流畅，富于动感和韵律。人物面相清秀，体态优雅，极具“秀骨清像”之时代特征。
拼镶砖画在南朝得到了巨大发展，出现了由数百块砖组成的大幅画面，内容有羽人戏龙虎、仪仗鼓吹、鞍马出行、卫士从属、飞天伎乐、狮子、日月以及竹林七贤等。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的一座南朝大型砖室墓墓室两壁拼镶有巨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表现了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位魏晋名士和战国隐士荣启期。画中人物均宽袖长衣，席地而坐，或鼓琴而歌，或举杯畅饮，或静坐闲思。作者通过对人物闲逸放达的外形描绘，生动地展现了每个人不同的内在气质和性情，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画面中的人物以树木间隔，构图在连贯中又相对独立，线条劲挺流畅，刚中带柔，人物面相清瘦，为典型的”秀骨清像“样式。画史记载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等名家都画过这类题材，因此这幅砖画对于认识六朝绘画的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画像石
20世纪以来，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山西等地出土大量北朝画像石，包括画像石棺椁、画像石棺床、画像石墓志、画像石碑刻。其中画像石葬具最具代表性，不仅艺术水平甚高，而且内涵也很丰富。其画像既有传统内容，又包含外来因素，不仅体现出不同区域和民族文化的互渗与交融，而且还传达出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信息。
一.北魏画像石
北魏画像石葬具以河南洛阳出土最丰，代表性作品有藏于洛阳古代艺术馆的龙虎升仙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孝昌三年(527)的宁懋石室、堪萨斯纳尔逊-阿特肯斯艺术博物馆的孝子棺、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的正光五年(524)的元谧石棺等。这一时期画像石葬具图像以升仙题材和孝子题材为主体，图像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神圣地位和道教信仰的世俗魅力，而且还隐含着北魏宫廷的权力斗争和政治策略。此外，部分画像石葬具还融入了一些外来宗教的图像与观念。
宁懋石室20世纪早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后流失海外，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石室由8块石板组成，内外均刻有图像，局部还有榜题。内容有守门武士、宁懋像、牛车出行、庖厨、侍者、山石树木以及孝子故事等，图像全部为阴线刻。其中位于室内后壁的宁懋像最为精彩，画面构图饱满，线条流畅，人物形象生动，绘画性极强。
纳尔逊-阿特肯斯艺术博物馆的孝子棺两侧棺板上共刻有6个孝子故事，每侧各3个，分别为舜、郭巨、原谷、董永、蔡顺、尉(王琳)，孝子全部被置于由山林树木和建筑构成的背景中。画像采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方法，雕工细腻精湛，画面空间感极强。正如学者所言，与汉代画像石相比，北魏孝子棺画面的空间使石头好像变得透明了，观者的目光似乎可以洞穿这些石头，而这正体现了5世纪-6世纪中国绘画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元谧墓石棺头挡正中为一中亚样式的双凤头拱尖大门，其上是莲花、摩尼宝珠、畏兽，门两侧分立门吏。足挡上有一硕大的畏兽。棺两侧下部刻山峦树木以及丁兰、郭巨、闵子赛、老莱子、董永等12个孝子故事；上部表现的是天界，有青龙、白虎、朱雀、流云、飞仙、畏兽、持节乘风的人物等。石棺融中外艺术观念和形式于一身，图像涉及道教信仰、儒家思想、佛教信仰等，内容庞杂，观念深邃。棺帮上部画面线条流畅，充满张力，展现了超自然世界的神奇与活力，下部画面营造了一个静态的虚拟世界，人物和作为背景的山石树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纵深感和空间意识。画像体格精微，缜密细腻，线条锐利顿挫，有”笔迹劲利，如锥刀焉”之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北周画像石
北周画像石以近年来陕西西安出土的几件画像石葬具最具代表性，包括大象元年(579)安伽墓石榻、大象元年(579)史君墓石椁、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棺床、保定四年(564)李诞墓石棺等。这些葬具图像丰富，雕刻精美，带有明显的中亚特征和萨珊波斯艺术风格。其主人大多是居华中亚裔人，其中不少是信奉袄教的粟特人，有些人还是政教合一的聚落首领萨保。袄教，即拜火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创造的宗教，奉《阿维斯塔》为经典，主神是“善”的化身阿胡拉·玛兹达。公元3世纪-7世纪为波斯萨珊王朝国教，广泛流行于萨珊波斯及中亚诸国，6世纪或稍早时传入中国。
安伽墓位于西安北郊，发掘于2000年。墓主安伽为姑藏昌松人，曾任北周同州萨保。墓中放置石榻一具，榻板正面及左右两侧面面饰联珠方框和椭圆圈，内刻绘有狮、象、牛、马、鹰等33个动物头像。围屏上刻出行、狩猎、宴饮、舞乐、庖厨、商旅等。此外，墓门楣额石上还雕绘有火坛、人面鸟身祭司、伎乐飞天、男女供养人等。石榻、楣额雕刻细致，通体施彩，并局部贴金，富丽堂皇，带有明显的萨珊波斯艺术风格。
史君墓距安伽墓2.5公里，2003年发掘。墓中出土歇山顶殿堂式石椁一具，石椁门楣上刻粟特文32行，汉文18行。据汉文题记可知，墓主人汉名史君，粟特名Wirkak(尉各伽)，中亚史国人，本居西域，后迁居长安，北周时授凉州萨保。石椁为歇山顶式殿堂建筑，四壁雕刻有守护神、袄神、狩猎、宴饮、出行、商队、祭祀和升天等图像，图像与风格带有明显的中亚特征。
康业墓距安伽墓约150米，发掘于2004年。据墓志记载，墓主为中亚康居国后裔，曾任北周甘州刺史。墓中出土画像石棺床一具，其雕刻和装饰手法不同于安伽墓和史君墓葬具，为线刻贴金，围屏上刻有墓主人坐榻像、宴饮、仪仗、出行，背景为山石树木。从雕刻手法、画面结构以及图像内容看，墓主人的汉化程度较深。
李诞墓距康业墓约500米，发掘于2005年。据墓志记载，墓主姓李，名诞，字拖娑，是来自中亚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婆罗门人，曾担任过北周的邯州刺史。由于墓主仰慕中华文化，所以冠以汉名，并追溯老子(伯阳)为自己的祖先。墓中出土石棺一具，棺盖上刻伏羲、女娲，两侧棺板上刻青龙、白虎，足挡刻玄武，头挡刻门，为典型的中原传统丧葬图像，表明墓主已完全融入了汉文化。
第四节.书法
一.三国西晋书法
三国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书体，碑碣大多仍使用隶书，如曹魏著名的《上尊号碑》、《受禅表碑》等，南方孙吴的《天发神讖碑》、《禅国山碑》等。西晋禁止立碑，墓志因此兴起，著名的有《晋管洛墓志》等。这些碑刻都是程式化的、缺乏生趣的隶书，如此，楷书取代隶书成为必然。留存至今的魏晋墨迹大多是写经、简牍和残纸，从中可见草、楷、行书的发展轨迹，说明这是一个各种书体并存的时代。流传有绪的书家墨迹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该帖为章草，书风与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相似，而有别于后代刻帖中的章草，也不同于王羲之的草书，展现了西晋草书的面貌。魏晋书法领域人才济济，魏有钟繇，吴有皇象，西晋有索靖、陆机，其中钟繇最为著名。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魏明帝时官太傅，世称钟太傅。擅长隶、楷、行书，尤以楷书最为著称。其楷书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风格纯朴古雅，被奉为“正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钟王”。作品有《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墓田丙舍帖》等，惜皆为刻帖，辗转勾摹，已非原貌。钟繇书法对王羲之影响很大，《宣示表》传为王羲之所临。
二.东晋书法
东晋是行书、草书的成熟期。隶书衰落，楷书兴起，章草向今草转化。魏晋是章草转向今草的过渡期，皇象、索靖、陆机等都是章草大家。今草经由魏晋的发展，至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逐渐定型，并达到成熟。今草是楷书产生后，在章草的基础上，采用楷书的体势和笔意发展形成的。今草已无章草的波磔，用笔更为灵活，既有转折，又有笔势的连绵不断，今草比章草更为流动而富有韵律感。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写简易、流畅的书体，结体近于楷书的称行楷，近于草书的称行草。行书产生于汉代，发展并成熟于魏晋南北朝，行书的发展成熟与楷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行书经过王羲之父子的革新，形成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成为士大夫中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王羲之、王献之是东晋最具影响力的行书、草书大家。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晋室过江后，久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史称王右军。王羲之早年师从卫夫人(铄)学习书法，卫家四世善书，传钟繇之法。后渡江北游，看到许多前代书法名迹，博采众长，从此书艺大进。王羲之在书法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楷书、行书、草书的革新。钟繇的楷书带隶书遗意，王羲之则加以改革，使楷书完全脱去隶意。不过最能代表王羲之书法成就的还是行书、草书。其《兰亭序》被喻为“天下第一行书”，真迹据传陪葬于唐太宗昭陵。流传至今的有各种摹本和刻本，摹本以唐代冯承素勾摹的神龙本最显原作神韵，而刻本以定武本最为有名。《兰亭序》点画遒媚劲健，行笔流畅，字间毫无隔碍，章法似正反倚，浑然一体，这种行云流水般的韵致，充分体现了东晋书法的”尚韵”精神。王羲之书法的摹刻本甚多，除《兰亭序》外，传世的尚有《姨母帖》、《寒切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由于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杰出贡献及卓著成就，被后世尊奉为“书圣”。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之子，擅长各种书体，尤精行书、草书，与其父并称“二王”。王献之从小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后又学习张芝的草书，变古为今，别创新法。他的草书较其父用笔更为放纵，上下引带更加强烈，创造了今草的新风格。其代表作《鸭头丸帖》用笔外拓而开阔，结体疏朗而多姿，笔法变化丰富，笔意前后呼应，通篇气势充沛。《中秋帖》、《廿九日帖》亦为其重要作品。
东晋书法家甚多，当时大家都以书法世代相传，尤以王、谢、郗、庾等大家族为最盛，其中王珣的行书真迹《伯远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被清乾隆帝誉为"三希”。
三.南北朝书法
南北朝书法主要体现在现存碑刻上，并以楷书见长。
南朝著名碑刻有《爨龙颜碑》、《瘗鹤铭》等。《爨龙颜碑》与东晋《爨宝子碑》在书法史上并称“双爨”。《爨宝子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风格古朴。《爨龙颜碑》则更具备楷书的特征，用笔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瘗鹤铭》刻于崖壁之上，因势刻石，潇洒自然，而又极具法度，被历代书家推为“大字之祖”，享誉很高。南朝还有许多墓志，如《刘怀民墓志》、《吕超墓志》等，其书法皆为比较成熟的楷书。
北朝碑刻书法较南朝更为丰富多彩。北朝著名碑刻甚丰，如《中岳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石门铭》、《高庆碑》、《高盛碑》、《泰山金刚经》等，不胜枚举。《中岳嵩高灵庙碑》方劲古拙，风格雄强。《郑文公碑》为摩崖碑刻，撷取篆隶之所长，运笔婉转舒畅，方圆结合，结体宽博，字字安适，别具一格。《张猛龙碑》精严而富于变化，于方劲中见纵逸。《石门铭》为摩庄刻石，书写随石势而成，笔势超脱奇纵。北朝石刻书法中，重要者还有龙门石窟北魏造像题记，其结体紧密，用笔方整，风格雄俊，如《牛橛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后世择选其中题记成就《龙门四品》、《龙门廿品》等。此外，很多墓志书法也堪称杰作，如《张黑女墓志》、《刁遵墓志》、《元倪墓志》、《崔敬邕墓志》等。
南朝书法家颇多，著名者有羊欣、王僧虔、萧子云、陶弘景等。北朝书法家记载甚少，以崔浩、卢玄为代表。
第五节.工艺
一.瓷器
瓷器在魏晋南北朝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青瓷，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成就巨大。在瓷器发源地浙江一带，青瓷制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形成四大窑系，即位于上虞、绍兴等地的越窑、温州一带的瓯窑、金华地区的婺窑以及杭嘉湖西部的德清窑。其中越窑青瓷产量最大、质最最好。
当时烧制青瓷的窑温已普遍达到1300°C.。轮制技术高度发达，在轮制成形的基础上，还广泛采用了拍、印、雕、镂、塑等多种装饰手法。瓷器胎质细腻，厚薄均匀，釉色纯净，滋润柔和，晶莹透亮，呈淡青色或青灰色。分门用器具和明器两类，造型丰富，装饰精美。常见器物有罐、盘、碗、杯、瓶、壶、盂、尊、虎子、灯、熏炉等，装饰纹样既有传统的弦纹、水波纹、兽首纹，同时还出现了莲花纹、忍冬纹、联珠纹以及人物、动物、建筑等纹样。最富时代特色的器物是虎子、鸡首壶、莲花尊。此外，流行于江南的青瓷堆塑罐也极具特色，罐的顶部堆塑有楼阁阙门、伎乐百戏、神仙灵异、佛像、鸟兽鱼鳖等形象。许多罐上仙、佛同处，既有天宫净土的极乐，又有神仙洞天的美妙，展现了佛教初传中国后与神仙道教的融合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种关于来世的新的观念与信仰。
北魏晚期，北方也开始制造青瓷，但与江南青瓷相比，明显落后和逊色。其胎质一般较粗糙，釉色涩而不透，泛灰绿或黄绿色。此外，江南德青窑在制造青瓷的同时，亦大量生产黑瓷。北朝晚期，北方亦开始烧造黑瓷，并且还出现了白瓷。
二.织绣
魏晋以降，四川成都、河南陈留等地的丝织业发展迅猛。四川的蜀锦冠绝当时，闻名后世。西晋左思《蜀都赋》：”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除蜀锦外，北方的邺锦也很著名。
中国的丝织技术和丝织品这时大规模向外输出，而来自中亚的图案纹样同时亦被中国采纳。这种互动与交融的痕迹在丝路沿线随处可见，新疆历年来出土有大量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丝织品，其中既有汉地样式的织物，亦有中亚风格的作品，皆质地优良，图案精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有大量丝织品，其中不少织物上可见树木鸟兽、对兽、忍冬、联珠等极具中亚风格的装饰纹样。20世纪末新疆和田民丰尼雅遗址一处墓地也出土多件织物，其中可见一些织有汉字吉祥语的丝织品，如“世毋极”锦、“金风池”锦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
刺绣极为罕见，1965年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件北魏太和十一年(487)的刺绣弥足珍贵，其上绣有一佛二菩萨、供养人以及忍冬纹和联珠纹图案，作品采用的是针法细密的锁绣工艺和讲求凹凸的配色手法，图案精美，颜色醒目，立体感强。
三.其他工艺品
青铜器至此走向衰落，唯铜镜尚比较流行。铜镜袭东汉晚期样式，变化不大。随着瓷器的广泛使用，漆器大幅减少，水平也不及汉代，主要遗存见有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出土的60余件漆器以及近年江西南昌东晋墓出土的一批漆器等。随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域外工艺品开始输入中国，常见有金银器和玻璃器。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一件鎏金银壶，壶把、径和足上分别装饰兽首、人头像和联珠纹。壶腹一周饰6个鎏金浮雕人像，人物造型和装束皆为希腊式。壶造型俊秀，装饰精美，具有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辽宁朝阳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南京东晋墓出土的玻璃器皆带有明显的东罗马风格。
第六节.建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发展史上的转型时期，城市规划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创出新的格局和模式。寺庙和佛塔的涌现丰富了城市的层次，扩展了城市的空间。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和东晋南朝建康城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城市。
曹魏邺城从东汉晚期开始大规模营建。城市布局规整，横贯东西的主干道把城市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北区主要为皇宫、衙署、苑剧区，宫城位于北区中部，东侧是衙署、官邸，西侧为禁苑铜雀园，园内设有壮观的金虎、铜雀、冰井三台，台基目前尚存。南区主要是街市民里。宫城与南门的中轴线上开设有中央大道。城市的整体布局改变了汉代宫城分南北二区的旧制以及早期城市经营中“面朝后市”的传统，对北魏洛阳城乃至隋大兴、唐长安城的规划均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北魏洛阳城兴建于太和十八年(494)。城背邙山、面洛水，为长方形，东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面积约73平方公里。城内规划和总体布局秉承了曹魏邺城所开创的规制，同时参照和借鉴了南朝的建康城。宫城位于城北中部，其正门通往南郭门纵贯中轴大道，两侧分立衙署、太庙等，宫城以北置禁苑。宫城正门前还辟有一条横贯东西连接两侧郭门的主干道。郭城内道路纵横，布局规整，里坊遍布，寺院错落，佛塔林立。从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可知，全城有佛寺一千多所。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寺院是建于熙平元年(516)的永宁寺，寺内设有一千余间各式殿阁、僧房以及一座高九层的佛塔。寺内外列树成荫，建筑雕梁画栋，佛塔宏伟壮观。
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一座典型的园林式城市，城市坐落于河湖丘峦之中，周围环以大江峻山，地势险秀，风光绮丽，素有龙盘虎踞之称。宫城位于城内偏北位置，其两侧为王侯贵族宅邸，北面玄武湖南岸为皇家苑囿。从宫城南门延伸出的中轴御道向南直抵朱雀门，两侧分布署衙、佛寺。闾里、集市集中分布在城南秦淮河两岸。此外，城东北钟山南麓还分布有王侯显贵的别墅区。其城市布局灵活中显规整，散落中见统一，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规划理念。
现存魏晋南北朝建筑主要是石窟寺建筑和墓葬建筑。地面寺塔仅见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该塔是现存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砖结构佛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为密檐式塔，底径约16米，塔身呈十二边形，共15层，高37.05米。砖塔轮廓和缓匀称，造型挺拔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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