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门阀，他们的历史死亡

   西汉开始的儒学复兴，例如今文古文斗争，实际上是一种类似宗教改革与宗教复兴的东西，包括西汉以来董仲舒这类人“天人感应”实际上是对于原始儒家的改造。

   是一种试图通过改造，添加新的内容回到原始宗教教义，通过儒家伦理道德体系重塑现实社会的努力，甚至不惜改变原始儒家的某些教义。方正贤良们试图通过复古主义约束现实社会中的堕落。但是这种努力很快被现实所击垮。当他们从那种道德苦行僧主义走入了现实州县与朝廷政治，真正掌握了社会资源，掌握了政治，从乡野走入了庙堂之后。

     他们本身就开始堕落了，袁绍的祖先可以是清教徒般的孝廉，但是袁绍就不再是那种僧侣般人物。魏晋士族门阀之祖先大多数都以儒的伦理道德著名，并因此举孝廉，秀才。成为现实政治人物。但是随着这种历史脉络，儒家复兴的宗旨开始偏离儒家的原始教义。周代文明成果之儒家思想在这帮新儒家操弄下变为了对于现实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庸俗化解释。

    从出入皆有规矩的循循淳儒变为了现世功利之儒，从孔子注我，到我注孔子。魏晋玄学除了现世部分人物之压抑，而精神遨游于外这种原因之外。更多的是这种现世主义。所谓尚通达，所谓魏晋风骨，便是这种走出了他们赖以存在儒家原始思想陷入现世物欲之结果。

        如果说党锢之祸的士人集团还具有某种理想主义，那么取得了魏晋时代主导权的士人集团们则朝着胜利之后享受果实的快感之中。他们以反对残酷秦制起家，以儒治理天下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为开始，但是当他们拿到秦制的主导权之后，立刻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将儒仅仅作为一种画皮主义为修饰继续施行秦的制度。这种现实在王莽篡汉时代已经证明，所谓汉儒绝对不是朝着周政前进。魏晋时代，王恺石崇斗富则再一次证明了这种现实，彰显了时代的堕落。

     当僧侣走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迎接他的将是现世世界的欲望（钱神论批判）。当更加凯撒主义的汉帝国开始衰亡，而清教徒般贤良方正内在道德精神开始堕落。（类比，只有在历史对比中有意义，不严谨，但是方便理解）

    那么对于魏晋人来说，重新建立过去那种纯粹汉家帝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陷入一种现世调和主义，在虚伪中拥护西晋作为共天下之框架，共主，享受着他们自己内心深处实际上明白不会长久的现世利益（时逢淑世，乱将发）。

从此儒教，儒家之后继者，隋唐明清不过是本质虚伪的学问家。因为他们永远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教义的核心与他们现世世界的巨大不同，本质的冲突。因为他们的教义是他们旧文明的产物，而他们早已经离开了三代的旧文明。

    对于魏晋门阀而言，当他们从周代文明成果的理想主义，道德框架中走出来，就意味着两周文明精神上彻底死亡了，当然周代文明政治死亡在汉景帝与汉武帝时期。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即使理解儒家原始的精神，但是也是将这种精神道德的说教当成了某种自己内心并不相信的信仰，而将神秘主义（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各种宗教的传入）以玄学为依托，当作了第二信仰。

当祖先所崇信原始的信仰，暗含的那种君君臣臣权利义务伦理世界观，世界图景，在精神与现实崩塌后（司马昭弑君），陷入了彻底的精神虚无与现世享乐主义。

     当历史发展到这里，那么历史对于他们而言便是死亡了。因为他们不再能承担他们祖先所期盼的那种，所具有的那种内在动力，也不具有现实改变的动力。他们既不相信，也不能实践，更不能进行新的重塑重生。那么那种三代两汉以来文化核心对于他们而言便是死亡了
（略去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刀笔吏为师）。那么整个魏晋社会陷入以五石散作为时代符号的堕落之中。而他们的普遍堕落，又并未引发一种新的潮流进行改变。那么历史形式停滞于这种，魏晋门阀形式的儒表法理。从此成为历史的一种大框架，隋唐帝国，宋明帝国也并不能脱离这种魏晋所创造的框架。

     历史发展的动力源将不再属于魏晋的门阀士族，而属于另外的东西。那么对于魏晋门阀而言，历史死亡了。

对于魏晋门阀士族而言，他们将在南朝停滞凝固的框架里不断循环，在自诩文化主义的虚伪中上演一次又有一次两汉到西晋的历史剧本，一次又一次从文转武，将轻锐易动的江左变为了柔弱不堪的好江南，一次又一次将南朝社会朝着堕落崩坏无序松散演进。出现了“南朝多好臣，一岁一易主，北朝无好臣，百岁一易主”的局面，最后将历史交给了北魏的后继者武川集团。

当然北魏是一个魏晋南北朝堕落的缩影。大家可以去看看。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