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ok : CHAPTER 5 -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CHAPTER 5 -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第五章 - 利物浦与曼切斯特

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唱片制作人Ken Nelson于早年间制作过酷玩乐队（Coldplay）的专辑，他们的首专“Parachutes”与“A Rush of Blood to the Head”均出于他手。他也谱写过几首关键的曲目，如“X&Y”，“White Shadows”与“Fix You”。

而在2000年，他接到了来自英国唱片公司Source的电话，委托他前来制作一张挪威双人组“Kings Of Convenience”的唱片。

说到Nelson，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利物浦的帕尔街（Parr Street)音乐工作室度过的，他最初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流行的音乐明星，并在一些乐队中参与演奏。但在之后，也就是26岁，他转而选择在后台担任起音乐制作，认为这样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帕尔街音乐工作室，在被转手之前曾由Phil Console和其他的创办人所拥有，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全英最大的音乐工作室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那时Nelson在开始着手制作QITNL这张专辑时也同时在操手完成着Coldplay前两张专辑的制作。因此即使在收到请求之后他也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个特殊的制作项目。

“当我第一次听到由Kindercore发行的专辑唱片时，我还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与之合作。”Nelson接着说，“至于为什么最终我接受参与这个项目，是因为被出版商负责人Caroline Elleray说服了，她曾与我一同参与到了Coldplay“Parachutes”的专辑制作中，并被其中的深情款款所动容，她也因此相信着这同样也是KOC所需的特质。

就这样，Nelson便一同与Erlend和Eirik一起制作起他们的首专，在利物浦的录音室里一呆就是3个月之久。

Nelson说：“在制作过程时，我有意想让他们的声音与吉他同时在现场呈现，但他们却说不愿用这种方式为他们录制，而是更希望能单独地展露出每个细节性的元素，这样清奇的想法着实惊艳到了我，直至最后，这张唱片所呈现的效果就仿佛是他们真的在纯粹的演奏和唱歌一样。”

回到卑尔根的咖啡馆后，对于“这张专辑为什么选择在录音室而不是在现场进行录制”这一问题，Eirik做出了解释：“事实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与Erlend当时的琴技有很大的关系，在起初，他并不擅长边弹吉他边唱歌。在录制的过程中，我所占的比重是80%，但在这之后Erlend便渐渐地越学越好，声名大噪。”

在Erlend的印象里，在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中，貌似先前还有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但就连他自己也不敢保证是否有过这回事，“许多地方都是现场录制的，最好的结果也是在现场录制的，我猜Ken Nelson对全过程的印象最为深刻，我始终认为绝大部分都来源于现场录制。”

Erlend接着补充到：“我认为值得说道点是在录制的过程中采用了优秀的混音技巧，以及在不同的曲目之中也应用了不同的方法加以应对。有趣的是，ken Nelson所扮演的生产者的角色对于我而言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大大地减轻了我在制作与决策上的麻烦。打自我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后，也相应尽可能多地采纳了他向我们提出的建议。”

Ken Nelson习惯于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制作，同时也喜好在乐队演出前最常使用的音乐工作室里工作。他还让Chris Martin在Cold-Play“Parachutes”的专辑巡演中演奏。当乐队在表演“Parachutes”时，Ken Nelson认为，在2000年初期，当时的数字录音方式还没有达到他期望的水准。因此，确切的说，QITNL实则是在模拟设备上完成录制的。正因如此，他才清楚这份工作的艰难程度，以及若是要将在Kindercore这里发行的专辑曲目做个进一步提升也绝非什么易事。

“即便当时的设备条件并不能算的上是完善的，但我依旧认为我们做到了。”Nelson补充到。

这些歌曲最后被收录在了名叫QITNL的专辑里，并由Kindercore唱片公司发行（全专的总时长为37分钟），所有的曲目均在利物浦录制完成，时间则在“Toxic Girl”和“Failure”发行之后。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对自己的头发忧心忡忡，于是他们干脆邀请了Morten Arnetvedt坐飞机从卑尔根来到了利物浦，而装在他行李箱里的，正是那些他之前在Verftet (前些章节中起过的录音室）录音室里录制的旧唱片。

Arnetvedt说：“我之所以去了英国，是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例如单曲“Toxic Girl”,也因此在来的路上，我准备了当时我们在卑尔根一同录制的样带供他们考量，他们也因此从中挑出了质量尚可的录音，准备重新录制。最终，他们在录制完四首歌曲之后选择了其中的两首收录到了这张唱片里。”

Arnetvedt补充到：“当然，制作它所需的成本有很多很多，不光是金钱上的支出，还有时间上的的投入。因此，虽说在售卖唱片的过程中的确是赚了，但是在这之后你需要用这笔钱去支付工作室的租用费用和聘请制作人所需的费用。然而，对于那些不习惯一下子就有那么多花销的年轻人来说，就好像需要时刻注意着出租车的车程表一样需要精打细算一番。然而在录音室里，你不能去想这些，而是要专注于眼下的创作。因为这种用金钱临时组建起来的团队也不会再有什么合作，包括这间暂时有使用权的音乐工作室。”

Arnetvedt大致的在脑海中做了一番估计，最终决定在这之后的两周都将与他们二人一同度过，至于花销，则是按天数计算——与Nelson在利物浦合作时的价位。

“与我合作之后，好处在于他们有了大胆试错的条件，因为我很了解他们，也在当时就博得了他们信任，与他们心意相通，或许，他们会觉得这些在工作室里花费的时间有一部分是多余的。虽然我带来了之前在verftet工作室里录制的磁带，但只可惜这似乎对于现在的他们而言起不到显著的作用，他们在重制曲目的时候，也意识到不能根本上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因此也没有像当初在verftet制作时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Eirik得知Arnetvedt告诉我（作者）关于他们在利物浦的经历时,他便用邮件的方式对Morten的评论作了答复：“我十分认同这样的看法，很不错的总结。”

说回Parr Street,Ken Nelson对“如何在工作室里度过平凡的一天”这一问题做出了概括性的解释：“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会给我演奏一段这首歌最初的版本（他们心里一开始的想法），随后再由我们一同商讨该用何种旋律去诠释这它，直到像是寻见魔法般地筛出最佳的节奏。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我会在他们演奏或是合唱的桥段里换着去尝试不同的旋律，随即Erlend便会在音轨上配合地弹奏起他的吉他，Eirik接着便用发声演唱的方式衔接铺垫，而若是不久之后，我们最终录制出了一个上成的版本，Eirik就会接着在这个版本里加入他吉他的旋律，Erlend随即在他的旋律里融入自身的伴唱。就是这样的方式循环往复地处理专辑里的每一首曲子，直到所有的曲目录制无误后，在这之后，我就会在录音室里对它们进行最后的混音处理，抛光润色。”

Q：在他们的作品里，歌曲之中恰到好处的间隔是专辑成败的关键，那么，你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将这些细节打磨出来的呢？

Nelson解释到：“其实，对于任何类型的音乐种类而言，节奏都是决定成与败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对于KOC而言，他们的曲风则是给人一种起伏不定的听感，因此，时机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此外，混响的微妙使用增添了活跃氛围的空间，并留给了Eirik和Erlend在观众面前的发挥的时间。因此，敢于在录制的过程中留下一段间隔是必要的抉择，虽说，在录制的过程中，用弦乐器或是钢琴来填补间隙是最为简易的一种手段，但我们一致打算不用这种方式去应付，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在演奏时饱含情感的唱腔。用声音取代乐器的美，这便是我们的想法。” 

一位与歌手兼作曲家的*Badly Drawn Boy (艺名，原名为Damon Michael Gough)和英国小众摇滚乐队*Gomez一同工作的音乐总监对Erlend与Eirik的这番通力合作评价到：“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我的职责所在就是让这些构想变成现实。”

此外，这里仍有一件事是令Nelson这几年感到些许费解的。

“对于首专而言，我最喜欢的两首曲目莫过于“Parallel Line”和诠释极致宁静的“Summer on the West Hill”，我不太记得当时在做这两首歌曲的时候是否长于其他的曲目。此外，还有一首曲目KOC最终没有把我和他们做的这个版本放进首专发行，歌名为“Suprice Ice”，遗憾的是我想当时我们录制了一个比现版更美的版本，但只可惜他们最终决定听取签约唱片公司A&R(全称artist and repertoire，译为艺人与制作部）的建议，舍弃了这个版本。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是深感失望的，因为我确信那是一次堪称华丽的的演绎，倘若是触及魔法般给人一种全然的静谧。于是他们将这首歌重新录制在了他们接下来发行的专辑里，但我看得出来他们并非采用了我们当时录制的这个版本。这是一项相当曲折不定的活，而这仅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时间节点，现在的我早已不在意这些小事了，我解脱了！缺憾的是经我录制的版本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能有幸听上。

Q：2001年距今已经过去了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所以你对当时的录制就现今有什么看法？

“于我而言，我会说我的录制对他们来说有着恒久不变的质量担保，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张专辑时至今日也仍然屹立不倒，正所质量的好坏是听觉感官的前提。”

根据Erlend自身的说法，原本预计时间为2周完成的量因为对质量的不满硬生生地进行了整整3个月之久。对于当时天性贪玩的两个男孩以及音乐编辑而言，这无疑是及其漫长且煎熬的。

“大多数的音乐家都有着只属于他们的独特想法，同时，他们也有自信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作品呈现。事后我才后知后觉，Ken Nelson当时为了尝试去理解我们的想法是多么的艰辛。”Erlend对着Damon Goush这般感慨到，在KOC于Parr Street录制这张专辑之前，Damon最近也在这里录制了他最新的一张专辑。

“我问他听下来感觉怎么样，Damon说这就好像用大锤去敲击桃仁般令我略感困惑，因为这是一个大录音室，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没这个必要在那里做像是我们这种对设备要求不高的作品的。越是努力想去把成果做出来就会越是害怕失败后给我们造成的打击。以我们的这种方式作曲，我觉得Morten Arnetvedt的音乐工作室倒不如说更适合我们的所作所为。”Erlend如是说到。

至于为何KOC要与Ken Nelson合作，Erlend本人也不否认这是出于签约唱片公司（Source)的意愿使然。

“我们当初想要一个理想的、有其名号的工作室，确忽略了考量在一个面面俱到的音乐工作室里录制小众音乐意味着什么。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齐心录制专辑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尽一切可能地接触最原始纯粹的环境。举个例子，假使我们那时在Eirik童年的家中录制，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发挥。但我说的这些，其实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细细思量呢。”Erlend轻咧着唇齿笑意盈盈地答到。

当专辑的录制工作最终告一段落时，Erlend则迎来了在利物浦的一段坎坷的经历。Eirik与他的现任妻子Ina Grung的亲密关系正在逐步的升温，于是Eirik便离开了那来到了自己卑尔根的家中与她共度时光，Erlend则在利物浦驻足留下。

“Eirik那时已然用尽了他那口创作的源泉，对这里所经历的一切按耐不住了性子，出于已是有妻之人，便匆匆走掉了。”Erlend解释到。

然而就在Eirik即将回家之际，与他们签约的英国Source公司的董事长，同是KOC该项目的最终负责人Philipee Ascoli建议他们可以考虑着与法国的弦乐编曲家就其中三首的编曲进行深入探讨。

“虽说一开始我们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后来转念一想，若是能从此次交流中得到一些未考虑到的意见，这或许也是一种收获吧。”Erlend坦言到。

Erlend和Eirik在英国那会儿，特地从利物浦跑到了牛津市与20世纪享有盛名的英国词曲兼弦乐编曲家*David Whitaker会面。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最为活跃，与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接连合作过，直到在2012年的1月离开人世，享年81周岁。在与他合作过的艺术家中包括*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Saint Etienne,*Air和*Marianne Faithfull。

“弦乐编排对于我们而言尤其的重要，这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当我在2000年8月与Ken Nelson坐在一起混音时，我不得不与所有接触过制作项目的人（Ken Nelson、David Whitaker和Philippe Ascoli）进行一场单兵作战，以捍卫弦乐在唱片中的地位，那是一段相当艰涩的时光。”Erlend回忆着说到。

“在这之后，我甚至没能得到Caroline Elleray的支持。” (Caroline Elleray:为KOC争取到唱片合约的女人）在整个录音过程中，他一直在为Erlend和Eirik做着顾问工作。

“没有任何一人敢于站出来反对Philipee Ascoli,因为它是一个相当独断专横的老板。我们对他施加来的这一威压都会在心里不由得升起些许畏惧。至于那时的我，便完全是一个人面对了这一切，即便是Ken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博得制片人的立场。所以，当听众在听到某几首歌时，难免会对其中的个别编排产生质疑，也是很正常的。”Erlend感叹道。

“当一张唱片被赋名The Quiet is the New Loud，我想它就必须将这种理念核心贯彻到底。所以，若是在其中加入那些毫无新意、华而不实的弦乐是完全多余的缀饰。由于那段时间，在编排弦乐的问题上受了不少的挫使得自己产生了对其的厌倦情绪，也因此我对那段时期的经历便没了什么新鲜感。”Erlend如是说道。

在录制项目宣告完工之后，Eirik和Erlend便再也没有和Nelson有过任何联系了，Eirik也不再听Coldplay的歌了，因为对于KOC而言，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对于温暖的表达方式。

……

外头的天气开始逐渐变得阴冷下来，我们一行人跋山涉水地来到了一处位于一间咖啡馆后方的小巷里，而Eirik的办公室则静静地坐落于那里。循着他的指引，我们推开了一扇木门走进了办公室内。屋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最显眼的便是一张特大号的办公桌、立于木质地板上的吉他、在角落里摆放着的一辆黑色自行车以及两张框挂在墙上的大尺寸照片。

至于货架上摆放的则是卑尔根艺术馆里的一部文集*“The Biennial Reader”(双年展读本)。

这是一部与艺术挂钩的双年展读本，内含由大尺寸的海报印刷，其中有关Kindercore唱片公司的封面则是由来自*Datarock的*Fredrik Saroea一手设计的。

此时的Eirik正坐在屋内的一张办公椅上，在那里，他正处理着他手头那份与KOC相关的后勤工作。

“现在的境况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种相当舒适的状态，2004年春，我们彻底切断了与经纪人的来往，说实在的，我始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做音乐的艺人还非得配个经纪人？也许，这大概是取决于你是否是名独唱艺术家而定的吧？而作为双人组出道的我们在做出某些重大决定时则往往需要大费周章？”Eirik面带疑色地思索道，随后又将目光移至了木质办公桌上的电脑，接着说了起来，“在第一张唱片发行之后，我便被卷入了一场充斥着商业气息的斗争中，进而就被一个不知名的人在伦敦的某个办公室里决定起了自己每天的日程。我们有着能与演唱会现场编曲人的直接的联络方式（包括其他参加演出的人）。我们其中的一个人打电话给另一个人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与我们合作。要知道，这一系列的抉择时则在这样的氛围下是冷酷无情的，因为这其中但凡有哪一环出了问题，我们只能互相指责，而第三方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因此，我们参与的不仅仅是在音乐上的创作环节，还有像这样一系列的商业活动。”

“我坐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主要是回答电子邮件以及类似的东西。”他说。当涉及到他们事业的商业方面时，两人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们确实损失了不少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发送发票，而且不能完全控制进出的东西。”

Q : 你们俩收获了许多宝贵的被邀请亮相的机会，那到底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使得你们拒绝这些提议的呢？

“我们从来都没有为任何其他的乐队做过热身。我们在几年前曾前去支持了Simon & Garfunkel的场子，以及最近我们也收到了一封来自*Gotye的邀请函，还有受邀去做*Sting的暖场——可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禁区。而在我们的音乐生涯开始时，为一个俱乐部里的50人提供刺激感则要比在一万人面前表演的感觉要好得多，而若是在有一万人的场子上表演，大概也仅仅只会收获其中500人的青睐而已，是个收成甚微的局面。”

Gotye是2011年全球大热歌曲“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的幕后功臣。这位出生于比利时的澳大利亚人，原名为Wouter De Backe,是KOC的忠实粉丝。在2012年接受美国杂志《Spin》的专访时，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当我听到他们的音乐时，总会给我一种剥去重担时才会有的解脱，随后则是像是幻觉似的手指被缠绕在了一把无形吉他的尼龙弦之上和另一位在声乐上与我合拍的伙计，而我的女友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在粗制搭建起来的小唱台上惬意地演奏着……不得不说，萌生这样的想法实属令人迷醉。”

在奥斯陆的一家酒店房间内，Erlend总结了那些没有经纪人的乐队境况（不含盖他们），因为他们曾经有那么一位经纪人。

Erlend浅笑着对我（作者）说：“我们不接受采访，不发行DVD,也不做有关我们唱片的书……好吧，除了这本。这些都需要一位称职的经纪人来接管，而我们不需要，换句话说，就是’不’!”随后又补充道，“我知道，这对于唱片公司而言一定会让他们高涨的情绪低靡好一段时间，但事实就是如此，对于我们而言，倘若我们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唯一需要管理的事就是辅助我们做好后勤工作和平时的作息而已，就例如安排我们在何时何地与何人见面等等。而对于我们而言，经纪人这个位置就显得可有可无起来了，因为这种简单的事宜靠我们两人就能安排过来。”

注释：

*Badly Drawn Boy : 全名Damon Michael Gough (生于1969年10月2日），艺名“Badly Drawn Boy”，英国独立歌手、作曲家以及乐器演奏家

*Gomez : 是一支来自英国南港市的独立摇滚乐队，由lan Ball（主唱兼吉他手）、Paul Blackburn (贝斯）、Tom Gray (主唱、吉他、键盘）、Ben Ottewell（主唱、吉他）和Olly Peacock（鼓手、合成器、计算器)组成，乐队有三位歌手和四位词曲作者，采用传统和电子乐器。他们的音乐涵盖了蓝调、独立、替代、摇滚、民谣、迷幻和实验等类型

*David Whitaker ：出生于泰晤士河畔的金斯敦市，与许多著名的英国和法国艺术家合作过，(1931年1月6日-2012年1月11日)[1] 是英国作曲家、词曲作家、编曲家和指挥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最为活跃

*The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是一支英国摇滚乐队，于1962年在伦敦成立。他们活跃了六十年，是摇滚时代最受欢迎和最持久的乐队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滚石乐队开创了粗犷的、有节奏感的声音，后来成为硬摇滚的定义

*Saint Etienne ：是一支来自伦敦的英国乐队，成立于1990年。乐队由Sarah Cracknell、Bob Stanley和Pete Wiggs组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与英国的独立舞蹈场景联系在一起，从1991年他们的首张专辑Foxbase Alpha的发行开始。在他们的作品里，巧妙地将90年代的俱乐部文化与60年代的流行音乐及其其他的元素结合在了一起

*Air：是来自凡尔赛的法国音乐二人组，由Nicolas Godin与Jean-Benoît Dunckel组建而成，不断尝试着各种风格的音乐创作

*Marianne Faithfull：生于1946年12月29日）是一位英国歌手和演员。她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她的热门单曲 "As Tears Go By "的发行而开始博得关注

*Biennial: 双年展，起源于意大利词汇Biennale，意为 "双年展 "或 "每隔一年"，是任何每两年发生的事件。它在艺术界最常被用来描述大型国际当代艺术展览。因此，这个词是由1895年首次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而被推广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年展 "和 "双年展 "这两个词被交替使用，以一种更通用的方式--表示定期举行的大规模国际当代艺术调查展，但不一定是两年一次的

*Datarock：Datarock是一支挪威电子摇滚乐队。该乐队以穿红色连体服而闻名，成立于2000年

*Fredrik Saroea：Fredrik Saroea，1976年8月31日出生于挪威卑尔根）是一名挪威吉他手、键盘手、歌手和作曲家。他最著名的身份是2000年成立的Datarock乐队的主唱

*Gotye ：生于1980年5月21日），艺名Gotye。是一位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的多乐器演奏家和创作歌手

*Sting ：原名Gordon Matthew Thomas Sumner，后来知名时常叫的名讳为“Sting”，生于1951年10月2日，是一名英国音乐家和演员。1977年至1986年，他是新浪潮摇滚乐队警察的主唱、作曲家和贝斯手。他在1985年开始了个人事业，在他的音乐中包含了摇滚、爵士、雷鬼、古典、新时代和世界节拍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