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深渊 笔译练习（7 - 被迫选择的符号化（完成））

被迫选择的符号化

        概括的说：绝对者历史中的症结、转折点是那解离之决定（Ent-Scheidung）的无意识的行动，即那通过将驱力之旋涡、其“疯狂之舞”排斥进“永恒的过去”之黑暗当中的解决方案，建立了由罗格斯-光-欲望统摄的时间性“延续”之世界。与那谢林凭借而概略描述了绝对者彻底历史化之后果的老生常谈相反，谢林最大的成就是限制了历史的领域，追溯了一道在历史（语词的维度，罗格斯）与非历史（驱力之循环运动）之间的分隔线。此处就是谢林与今日对历史主义的辩论相关的地方：其对于决断/差异化（Ent-Scheidung）的原初行动的概念旨在那敞开了前历史的实在界之惰性与那历史性的维度，那多样而多变的叙事化维度之间缝隙的姿态；这一行动因此便是一个可能性的准先验非历史前提（condition），同时也是历史化之不可能性的一个前提。每次“历史化”，每次符号化，不得不“重新执行（reenact）”这一缝隙、这一从实在界到历史的转变。例如，就拿俄狄浦斯来说，去玩这个历史化的游戏，去展示俄狄浦斯一系列叙述是如何扎根于一种特殊的父权制语境中的等等都是极简单的；但要去在俄狄浦斯的那历史偶然性中去分辨出其中一个那敞开了历史性视域的对缝隙的再执行，是要付出极更多思虑的努力的。

        那么，历史化与作为其内在限制的实在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弗洛伊德对于“惯常的（normal）”压抑（Verdraengung）和原初压抑（Ur-Verdrangung）的区分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前者预设了后者。这就是说，要使得一个特定的内容被压抑，光把它从那意识/前意识的维度中排除出去是不够的——其必须也要向某些来自无意识的吸引力显露，向来自那早已被压抑的一侧的吸引力显露。我们应当用拓扑学术语对这一对立加以理解：被压抑内容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可历史化的”；也就是说，其不应当被污名化为那不可触碰的禁忌，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被重新编译回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系统（the system Cs/Pcs）——恰恰只除了那无意识的形式，那收集着被压抑内容的空处本身（empty place itself）。这个空处是由原初压抑创造的，其与“惯常”压抑之间的相关性就如一种超验、先验的框架与其经验的、归纳的内容之间的相关性。这个“原初压抑”的姿态、抽空事物（the Thing）之所处的姿态，其精神分析的术语名便是死亡驱力，是不能被历史化的，因为其便是历史性本身的非历史性前提。因此，死亡驱力并不指定任何我们用以直接解释事物的实证内容（例如“人们因为死亡驱力在战争中杀死彼此”），而是指定了那空的框架，在其中历史化的游戏正发生着：其维持着最小缝隙的敞开，即在一事件（event）和其历史化的模态、其符号化之铭刻（inscription）之间的延迟（delay）；死亡驱力代表着那从一事件到其历史化的转变是彻底偶然的、从未根据在实在界本身的事实。（德里达用相似的方式谈论了解构之不可解构的前提。）

        语词世界的涌现是如何与上帝之中那脉搏式的“循环”，即，与扩张与收缩、外在化与内在化的相互转化联系起来的呢？究竟，语词世界是如何解除了循环运动的张力的呢？它是如何中介调和了收缩性与扩张性的力量之对立的呢？语词世界是恰以其反面，即一次扩张的形式的一次收缩；也就是说，通过道出一个语词，主体便将其存在收缩到了其自身之外，他在一个外在的符号（sign）中“凝缩（coagulate）”了其存在之核心。在这个（口头的）符号中我可以说是找到了外在于我自己的我自己；我将我自身的统一（unity）置于我之外，置于一个代表了我的能指（signifier）之中：“普遍的现象是，每一个无法将其自身限缩在或将自身拼凑在其自身的完整性之中的生物都将自我拼凑在外在于自身之处，此处（举个例子）便是那嘴中语词之形成的高尚奇迹，其是当内在完整性无法将自己保持在内部时它的一个本真创造，之所属。”这一作为主体外在于自身之收缩的、（语词之道出的）符号化的概念，也即，恰以其（扩张之）反面的形式的符号化的概念，将那能指的结构性/差异化概念宣布为一个其同一性恰代表着其反面（代表着纯粹差异）的元素：当一个特征作为其反面之表征时（当政治领袖对“敌人”的憎恨恰恰被其臣民理解为他对于人民无限的爱之表现形式时；当一位红颜祸水那漠不关心、冰冷无情的姿态被其男性仰慕者理解为她内在激情的象征时），我们便进入符号学秩序。因为同样的理由，菲勒斯对于拉康来说是“纯粹的”能指：它象征着其反面。也就是说，它作用为阉割（castration）的能指。从实在界到符号界的转变，从前符号学对立的领域到在其中能指网络与意义场（field）相联系的符号学秩序的转变，只能通过一个悖论性的“纯”能指、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来发生：为了使得意义之场得以涌现，也就是说，为了一系列的能指能够去指涉某物（能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必须要有代表着“无”的一个能指（一个“有（something）”），一个指涉性的元素，恰是其在场代表着意义的不在场（或者，不如说，代表着不在场本身（tout court））。当然，这个“无”就是主体本身，作为$（拉康理论中的数符（matheme），指涉一个去除了所有内容的主体）的主体、那空集、那作为在扩张之形式中的收缩之结果而生发的虚空：当我把我自己收缩到自己之外时，我剥夺了我自己的实质性内容。语词世界的形成于是便恰是那原初收缩/落魄（abjection）的反面，按照当时谢林斯图加特研讨会的说法，上帝将祂实在的那一面、那驱力的旋涡驱逐出了——解除出了、扔出了、排斥出了其自身，而由此在其理念性当中塑造祂自身为一个自由的主体：原初排斥是至高自我中心的行动，因为在其中，上帝可以说是“摆脱了在祂自身中的那些狗屎”，旨在纯粹化而为其自身保留其存在的那珍贵的灵性本质，而在语词世界的形成中，祂外在于祂自身具象化（articulates），即，祂公开了、（被迫）放出了其存在的理念-灵性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词世界之形成是创世（creation）的至高行动与典范案例：“创造”意味着我显露、向他者递交，我存在最内在的本质。

        当然，问题是这第二次收缩，这一创造的原初行动，这个“外在于自身的捏合自己（drawing together outside itself）”，最终永远是不合时宜的（unfitting）、偶然的——其“背叛”了主体，其以一种不够格地方式代表了他。此处，谢林早已宣布了拉康关于一个“或（vel）”的问题域、关于由主体之生发建构的一个被迫选择的问题域（problematic）：主体要么坚持在其自身之内、其纯粹性之内，而因此在空的扩张之中失去自身，要么通过“收缩出”或“穿上（put on）”一种能指性的特征，他脱离他自身，将其自身外在化，而由此异化他自己，即，不再是其存在（is no longer what he is），那纯粹主体性（$）的虚空：

主体永远无法将自身把握为其所是（what it is，与上一处翻译同理，应当译为其存在），正因为在引发（attracting）其自身（sich-Anziehen，意为自我穿戴）中它便成为了一个他者；这是最基本的矛盾，我们可以说是一切存在的不幸——因为要么它离开自身，而后便作为无存在，要么它吸引-收缩它自身，而后它便存在为一个他者而不与其自身同一。不再像之前那样不被存在加以限制，而是以存在来限制自身，主体本身便将这种存在感受为陌生的（alien，“zugezogenes”）而由此是偶然的。

        此处便有谢林对于那经典“为什么是有某物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问题的重新结构（reformulation）：在原初的“或然选择（vel）”中，主体必须在“无”（那缺乏一切客体性存在的自由之深渊/非根据，纯粹的主体性虚无（$））与“有”（但总是不可化约地在“有些额外的、有些附带的、有些外在的/被穿上的，在某种方面上有些偶然的”意义上的“有”）之间作出抉择。因此，困局如下：“要么主体保持不动（保持为其存在，因而即纯主体），而后就没有任何生命且它作为无存在着，要么它就欲望着（wants）它自己，而后它便成为一个他者，某个不同于其自身的存在，自身不一致（sui dissimile）。它诚然是如此欲望着自身的，但恰恰在一条直接的途径上这是不可能的；就在其对自身的欲望中它便早已变成了一个他者并且扭曲了自身。”因此所有一切便将原初行动扭转过来，通过这一方式“无”成为了“有”，而谢林的整个哲学革命便被容纳在这一坚称中，即这一先于每个必然性并为它们充当根据的行动是内在于其自身地彻底偶然的——正是因此，它便无法被演绎出来、推理出来，而只能回溯性地被预设出来。这一行动包含了一个原初的、彻底的且不可化约的异化（alienation）、一次对最初平衡的扭曲、一个构成性的“失位（out-of-jointedness）”：“这整个建构因此由第一个偶然性的生发开启—其与其自身不同一—它由一次“失调（dissonance）”开始，且必须以这种方式开始。”为了强调这一行动那非自发的、“人为的（artificial）”、“腐坏的”特征，谢林在此玩了一个德语词“Anziehen”的一词多义：被吸引、牵引向某物；染上一种疾病；穿戴上某些衣物；以一种虚伪做作的姿态行动。关于最后这种特征，谢林直接引出了之后（被约恩·埃尔斯特）概念化为“本质上是副产品的状态”：

有些道德和其他品质我们仅能在我们不拥有它们的意义上拥有它们，就如德语出色地表达的那样，是在我们并不穿上【sich anzieht】那些品质的意义上我们才拥有它们。例如，正是在其不自知的情况下，真正的魅力才可能，而一个知道了、穿上了他魅力的人立刻就不再有魅力了，且他如果刻意引导（conducts）自身表现地富有魅力，他反而就成为了其反面。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非常彻底而影响深远的：每一个明证的（positive）特征，每一个我们存在为的“某物”，最终都是“穿上的”——简而言之，伪造（fake）是原创性的（original）。这时，我们曾将谢林与黑格尔对立起来，即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内在的自部署的逻辑必然性（Hegelian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immanent self-deployment of the absolute Idea）。在把解释权让渡给这一老生常谈之前，却是值得暂停一下来考虑这一事实的，即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或然选择”，其是关于那美丽灵魂（Beautiful Soul）与那行动的。主体在此直面的选择是在不行动状态（inactivity）和一个定义上偶然的、仅带有一主体性内容的一次行动之间的。这行动的偶然性扰乱了主体所嵌入在的（社会性）实质（Substance）的平衡；因此引发的实质之反动不可逆转地引向了主体雄心壮志（enterprise）之失败。对谢林真正至关重要的“唯物主义”补充是应当在别处寻找的：在马克思中，其在其商品形式的辩证法中也从对那要在一种偶然的使用价值中具象化自身的、要“穿上”一个使用价值之华服的、要以一种使用价值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抽象普遍价值（Value）之需求开始论述；然而，正如他立刻补充的，如果一个价值要表达自身，至少需要两种使用价值（两种商品），这样第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便将第二种商品的价值具身化。而拉康对于能指的定义，即“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最终意味着对于一个不可化约的二元性的相同坚称：如果一主体要被一个能指代表，便至少需要一个包含两个能指的链，其中一个为另一个代表主体。

        此处不应当忽视的重点是，由于我们是在处理主体问题，问题中的“收缩”便不再是那原初收缩了，通过这一收缩起源性的自由得以捕获存在且由此被收缩和扩张的循环运动捕捉，而是主体以一个外在的符号将自己收缩到自身之外的过程，这一过程纾解了那在收缩与扩张之间的张力、“内在纷争”。语词世界的悖论因此是，其出现虽然解决了前符号学对立的张力，但却是有代价的：语词世界，即将自身收缩到自身之外的过程，包含了一次无法挽回的外部化-异化。伴随着语词世界的发生，我们从对立（antagonism）走向了黑格尔式在$与S1间的矛盾，即在主体和其不恰当的（inadequate）符号学表征之间的矛盾（contradiction）。这一收缩进语词世界的过程之“偶然性”，用过去美好的结构主义术语来说，被称为“能指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 of the signifier）”：谢林坚持着其关于那在主体和如主体要获得（符号学）存在则不得不“收缩”的能指之间那不可化约的缝隙：作为$的主体从不被一个能指恰当地表达。这一在主体和一个（必然的、构成性地便不恰当的）符号学表征间的“矛盾”为谢林的“拉康式”阐述方法提供了语境，根据该方法，在他表达其自身，也即道出一个语词世界的那一时刻，上帝-绝对者便变得不可表述（inexpressible）。在他/她的符号学外化之前，主体是不能被说成“不可表述的”，因为表述之中介本身尚未被给出，或者说，援引拉康的确切表述方式，欲望恰是作为在能指链中永远早就被详述的（nonarticulable）欲望而无法被详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体不是实体（substance，先前为了与entity作单词层面的区分，译为了实质）”：它在其自身中没有实体性实证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是被困在了“尚未”和“不再”之间。换句话说，主体从不“是”，它“会早已是（will have been）”——要么主体还未来到这里，我们仍有一个前主体性的极乐，要么它早就不在这里，因为只剩下其不在场的一道痕迹了......

        简而言之，通过语词世界，主体终于找到了其自身，成为了（comes to）其自身：它不再仅是一个模糊的对自己的欲望，因为在语词世界中，主体直接获得了其自身，如此地假定了其自身。而其代价是，那主体自我同一的无法挽回之失落：那语音化的（verbal）、代表着主体的符号，即在其中主体将自己假定为自我同一的，承受了一个不可化约之失调的印记；这符号从不与主体“相配（fits）”。这一悖论性的必然性展示了拉康所称的“符号学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的结构，由其，向自身的返回的、寻找自我的行动，直接在其实现（actualization）中设定了其相反面的形式，即同一者自我同一的彻底丢失之形式。包括了向语词世界走去的这次阉割也能被表述为一元素之再加倍（redoubling）、分裂为其自身和其在结构中的处所（place）。至于语词世界，谢林援引了这一中世纪的逻辑，其中重复道出（reduplicatio）制定了这一操作，通过其一个术语不再被不加限制地（simpliciter）把握，而是如此被假定的：重复道出指向了那永远将一元素与其在符号学网络中的再标记分离开的那最小限度的、构成性的缝隙。霍格勒布在此处援引了在一个匿名结构中，一元素和其所处（Platz）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一阉割的结构，精神（Spirit，此前为了与基督教概念对应，一直翻译为灵性（的））是超自然或外自然（extranatural）的，尽管它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自然有一个势要“道出自己（speak itself out）”的不可磨灭之倾向；它受制于要一直寻找一个道出者（Speaker）（die Such nach dem Sprecher），其语词世界会如是地假定它；然而，这一道出者只能是一个其自身并不自然的、不是自然之部分而是自然之他者的实体。或者，用稍微不一样的方式来说，自然正寻找着自己，它争取着自己，但它只能在其自身之外、在一个其自身并不自然的中介中“找到自己”、获得自己。一旦自然成为一个可以道出之物（ein Aussprechliches，可以在有意义的命题中被道出的某物），它就不再是道出者（Aussprechendes，正在道出的物）：道出的中介是作为$的将神，那非自然的无实体虚空，自然与其自身的距离。简而言之，符号化的基本悖论—那术语“符号化阉割”意图重新把握的悖论—是，自然只能以彻底的去中心性为代价来获取自身、自身的同一性：它只能在外在于其的中介中找到它自己。一个父亲只能在其设定了其“阉割”、那在其存在的直接现实中的其自身和在符号学结构中确保了其权威的位置之间的差异的意义上成为“如是的”父亲，那符号性权威的持有者：在作为血肉之躯的父亲的意义上，父亲的权威是彻底“去中心的”；也就是说，是那匿名的符号学律令（Law）结构在通过他道出。

        顺带一提，聚焦这一在主体性的最核心处难以理解的偶然性的第一个哲学家恰恰是谢林的前辈以及（之后的）对手，费希特：费希特式主体不是那被过度鼓吹（overblown）的作为所有现实的绝对起源的Ego=Ego，而是一个有限的主体，其被抛在、捕获在一个永远躲开其掌握的偶然社会情境中。此处很重要的是“刺激（Anstoss）”的概念，即那引发了对原本虚无的主体渐进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决定的原初冲动的概念。而且，刺激不仅仅是一个机械性的外在冲动：它也指向了另一个主体，其在其自由的深渊中，作用为引导我去限制/具体化我的自由的邀战书（challenge，Aufforderung），也即邀我去完成从那抽象的自我中心的自由到在理性伦理世界中的具体自由的转变。或许这个主体间性的邀战书不仅仅是刺激的次要说明（specification），而是其典范性的起源性案例。应当谨记于心的是Anstoss一词在德语中的两个主要含义：抑制、阻碍、妨害、抵抗着我们奋斗（striving）的无限（boundless）扩张的某物，以及一次促进、刺激、鼓动着我们行动状态的某物。Anstoss不仅仅是绝对自我（the absolute I）为了刺激其行动状态而向其自身假定的那障碍，由此通过克服其自身设定的阻碍，其强调了它自身的创世性权力，就如同那谚语中说的变态禁欲苦行圣人与自己玩的把戏一样，通过发明越来越新的诱惑，然后通过成功地抵抗它们而确证了他的忍受力（strength）。如果康德的物自体（Ding an sich）与弗洛伊德-拉康意义上的物相一致，Anstoss就接近于小客体a（objet petit a），接近于那“卡在主体的喉咙里”的原初异物（foreign body），接近于客体——那将主体分开的欲望之原因：费希特自己将Anstoss定义为那导致了主体向空的绝对主体和有限的、受限于非我的确定主体之分野的不可同化的异物。Anstoss因此指定了那“涌入（run-in）”、灾难性之敲门、在绝对自我的理念性之中碰上（encounter）实在界的时刻：没有无Anstoss的主体，没有失去了与一无法化约的事实性与偶然性之碰撞的主体——“自我理应在其自身中碰上某些异物”。因此重点在于要承认“在自我之中，一个无可化约的他者性、一个绝对偶然性和不可理解性的领域之在场”......最终，不仅仅是安格鲁斯·西莱修斯（Angelus Silesius）的玫瑰，而是每一个Anstoss都是没有其原因的（ist ohne Warum）。与康德式本体性的那影响了我们感官的物自体截然不同，Anstoss并不来自于外部，其是严格外密性（ex-timate）的：在主体的最核心处的一个不可同化的异物。如费希特本人强调的那样，Anstoss的悖论在于这一事实，即它同时既是“纯主体的”也是不从自我的行动状态中生产出来的。假如Anstoss不是“纯主体的”，假如它早已是非我、客体性之部分，我们便早就会撤退回“教条主义（dogmaticism）”，也就是说，Anstoss实际上将会等同于不过是一个康德式物自体的阴影般的残余，且由此便见证了费希特的无逻辑性（inconsequentiality）（对于费希特老生常谈的批评方式）；如果Anstoss仅仅是主体性的，它便代表一种主体对自己空洞的自我玩弄的情景，而我们便永远达不到客观现实的层面；也就是说，费希特实际上就会变成一个唯我论者（solipsist）（另一种惯常的对费希特哲学的批判方式），关键在于，Anstoss引发了“现实世界（reality）”的建构：起初是纯我带着在其核心处的不可同化之异物，而后主体通过假定一个与无形式的Anstoss之实在界（the Real）的距离并赋予其客体性结构的方式而建构其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