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章 最高检察官（b）

 整个1月，每天都有疑犯被逮捕并带到拉卡巴纳。他们大部分并不是巴蒂斯塔政权的高级人物，那些人在起义军宣布控制哈瓦那并且中断对外的空中和海上交通前逃走了，或者躲在了其他国家的使馆里。这些被留下的大多是副官、普通密探或警察的刑讯人员。作为最高检察官，切得完成自己的工作。堡垒古老的墙壁里每晚都回响着行刑队的枪声。

“有超过1000名的俘虏，”米格尔·安赫尔·杜克·德·埃斯特拉达解释说，切让他负责“清洗委员会”的工作，“总是有更多的俘虏被送来，很多人都没有档案。我们甚至不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不过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清洗被击溃的政府军队。切知道清洗政府军的必要性，而且他也清楚对俘虏应该实行什么样的裁决。”

审判从晚上八九点开始，通常凌晨两三点进行裁决。杜克·德·埃斯特拉达的工作是收集证据、采集证词以及为审判做准备工作，他会坐在“最高检察官”切的身旁。切将对这些人的生死做出最后的判决。

“切会询问我的意见，”杜克说，“可是最终由他做主，作为军事司令，他的话才有效。我们对于裁决的意见几乎百分之百地一致。在大约100天左右的时间里，行刑队执行了大概55起处决，对此我们也受到了不少非议，不过每个案子我们都给予了应有的公正审判，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给出裁决的。”

切的会计，21岁的奥兰多·伯雷格，现在除了管理拉卡巴纳的财务，还被切任命为法院院长。他说，切非常谨慎，没有人因为殴打犯人就被枪毙，只有那些有过极端残酷的折磨和残杀行为的人才会被判死刑。整个案件会得到彻底的调查分析，目击者、死者或被虐者的亲属或者被虐者本人会到场，被虐者会在法庭上揭露曾经受到过的虐待。

切每天晚上都和法官们仔细查看案卷。在接受一些不友好的古巴电视记者的采访时，他说自己从不参加审判，从不亲自见被告。他只根据证据核查案子，这样才能客观、中立地做出最终裁决。据伯雷格说，审判策略是精心制定的，因为有时检察官是极左分子，必须有人约束那些总是给出死刑裁决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整个古巴有几百人被正式审判并被处以死刑。据伯雷格说，很多人得到的是公开审判，审判中有辩护律师、证人、检察官和观看审判的群众。不过还是有任意处决的现象存在。最著名的一次就发生在起义军占领圣地亚哥之后，劳尔·卡斯特罗对70多名被俘士兵进行了集体处决。这个举动更加证实了劳尔的鲁莽和暴力倾向。

事实上，当时没有人公然反对革命审判。相反，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们曾经犯下的罪行让人们深恶痛绝，古巴民众恨不得亲手绞死他们。

据奥兰多·伯雷格说，他经常感到很大的压力，法庭上的群众会苛责他的裁决。“他们(常常)认为判决太仁慈了。……有时要给某人判10年徒刑，可是人们希望判20年。”让伯雷格工作加倍难做的是越来越多来自国外的批评，美国议员甚至公开指责他们是在进行大屠杀。卡斯特罗被这些指责激怒了，1月底，他决定在哈瓦那的体育馆主持几次高调的公开审判，对几名被控多起谋杀和虐待罪行的军官进行审判。然而，前来观看审判的外国记者被大声辱骂的人群和要求进行死刑判决的歇斯底里的呼声赶走了。赞同古巴人的赫伯特·马修斯试图在社论里从“古巴人的角度”解释这些审判，可是《纽约时报》的主编拒绝刊登这篇社论。

切没有被吓倒，继续推进工作。他提醒法官们要仔细斟酌每个案件的证据，不能给敌人任何口实。要让古巴革命的成果得到保障，审判就必须继续。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最终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清除军队里的不忠分子，结果让中情局的人渗透进去，最终颠覆了他的政权。古巴绝不能重复这个错误。

在格瓦拉·林奇的回忆录里，他没有提及切在这些审判里的领导角色，可是他发现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强硬的人。一天晚上，格瓦拉·林奇决定到拉卡巴纳看埃内斯托。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切不在，于是他决定等等。没多久，一辆吉普从人口处开进来，他看到一个人跳出了吉普车。那是切。“他质问一个正在执勤的年轻人，缴了他的枪，用一种坚决的冷冰冰的语气下令逮捕他。我看到那个孩子脸上绝望的表情，我问(切)为什么要逮捕他。他回答我说：‘老爸，在这儿不许有人在执勤的时候睡觉，因为这会让整个兵营陷入危险之中。’”
格瓦拉·林奇写道，在那一刻之前，他都还以为埃内斯托就是“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跟他们告别的那个孩子”。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切。

一天，格瓦拉·林奇问切，对“他的医学事业”有什么打算。切笑着回答说，既然他们父子俩名字一样，如果愿意的话，父亲可以替他挂牌当医生，“开始不用冒任何风险地杀人”。切被自己的玩笑逗乐了，可是当父亲坚持要他给出正经的回答时，切说：“至于我的医学事业，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放弃了。现在，我是一名正在为巩固政府而工作的战士。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葬在那块土地上。”

不论革命审判有怎样的必要性，这些审判的确将哈瓦那和华盛顿的政治气候带到了两极。卡斯特罗讽刺说：一个轰炸了广岛的国家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为什么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们在犯下杀人暴行的时候他们一句批评都没有？卡斯特罗说，这种批评就是一种干涉，他警告说，如果“外国佬”想要入侵古巴，他们的代价将是“20万美国人的生命”。接下来，有传言说将发生刺杀卡斯特罗的活动，针对这个传言，卡斯特罗说，即使自己被杀害，革命仍将继续，在他的背后还有其他同志可以继续领导革命，他们比自己“更加激进”。卡斯特罗宣布他的弟弟劳尔是他选定的“继承人”。劳尔不久前刚在圣地亚哥实施了集体处决，卡斯特罗的话显然含着威胁的意思。实际上，尽管一直到1959年10月劳尔才被正式任命为革命军队的统领，不过现在他实际上已经统帅古巴军队了。那么切呢？美国大使馆严密地监视着他的言行，不安感渐渐升级。

1月27日，在哈瓦那，切在一个由人民社会党主办的论坛上发表了名为《起义军队的社会计划》的演讲。他的演讲明确无疑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暗示说，革命的未来远比卡斯特罗说明的更加激进和远大。对任何理解了其中要义的人来说，这篇演讲比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其他所有革命领导发表的演讲都要重要。切在其中描画了未来。

他说，首先，起义军的“计划”之一是“武装民主政府”，这一点已经达到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两个月前，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下达的土地改革政令不足以扭转古巴社会不公平的状况。对于作为革命战争后盾的农民，革命要报答他们，所以要进行一场真正的土地改革。要改革1940年古巴宪法中规定的土地所有制度，而关于如何实施改革，切建议说，应该听从人民的意愿。

另外，宪法关于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需要提前补偿的规定应该被废除。“如果土地改革按照这个规定进行，改革进程将变得缓慢而繁复”，这对于实施“真正、充分的土地改革”的目标来说是一种障碍。古巴还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内经济，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将古巴从糖业出口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古巴才能摆脱美国资本主义的控制。“我们必须加强古巴的工业化程度，同时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不过工业建设政策需要某些可以保护刚刚形成的工业的贸易关税政策，以及能够吸收新产品的国内市场。我们必须让农民大众进入，才能扩大这个市场，现在，他们还没有购买力，但是的确有需求有待满足。”

切警告说，美国不会友好地对待他提议的那些政策。“美国人控制了古巴75%的商业贸易和市场，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他们的反应。为了应对风险，我们必须准备好实施对策，其中最突出的是关税政策和增加国外市场。”为了实现工业化，古巴必须先夺回自己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被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交给了外国财团”。古巴的矿业资源和电力应该掌握在古巴人手中，作为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分公司的古巴国家电话公司应该国有化。

“掌握哪些资源能够让我们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我们有起义军队，这是我们斗争的首要手段，是最切实、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将摧毁所有巴蒂斯塔的残余部队。而且要明白清算不是出于报复，也不仅仅只是出于公正精神，这是保存革命胜利果实的需要。……恢复国家经济一定会消灭很多特权，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保护国家不受公开以及潜在敌人的威胁。”

谈到入侵计划正在特鲁希略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酝酿的传言，切再一次提到了美国这个带来威胁的幽灵。“我们知道，如果古巴受到一个小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攻击，那它一定是得到了强权的帮助，而这个强权实际上是一个大洲；我们必须经受敌人的大规模侵略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预先有所警觉，用游击精神和战略做好准备。……全国人民将成为一支游击队伍，起义军是一支成长中的队伍，600万古巴人都可以加入到队伍当中。每个古巴人都应该知道如何使用武器，知道何时拿起武器保卫自己。”

最引人注目的是切暴露了他在整个大洲开展革命的想法，他不仅质疑通过党派领导大众斗争的传统共产主义理论，而且提出在整个西半球展开暴力对抗。“我们革命的范例以及其中蕴藏的对拉丁美洲的经验足以摧毁一切咖啡馆理论：我们已经证明了不怕牺牲的一小群人在人民的支持下可以战胜受过训练的正规军队。这是最根本的经验。另外一条经验是，我们的美洲兄弟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地理条件，这样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在田野、山区进行斗争，然后再发展到城市。……我们的未来和所有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次革命不只是古巴人民的革命，因为它已经触动了整个美洲的正义良知，而且给了敌人严重警告。……这次革命给拉丁美洲的专制统治者们和实行垄断政策的外国公司敲起了警钟，因为他们是人民政权的敌人。”

切的演讲是对西半球潜在革命者发表的战斗檄文，是对美国利益宣战的宣言。2月2日，美国驻哈瓦那临时代办丹尼尔·布拉多克向美国国务院、中情局、陆军海军、空军以及美国驻特鲁希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马那瓜(尼加拉瓜)大使馆分别发了一份密电。急件的标题是“古巴成为对抗其他拉丁美洲政府革命活动的基地”。

美国的情报评估这一次十分准确。在卡斯特罗的支持下，切宣布古巴会帮助整个西半球渴望革命的人进行武装革命。这些人中的一个就是尼加拉瓜的罗德尔弗·罗梅罗，在卡斯蒂洛·阿马斯进攻危地马拉的时候，他曾经向切演示如何使用自动武器。4年半以后的今天，两个人的角色调转过来。在危地马拉政府垮台后，罗梅罗回到尼加拉瓜。成为反索摩萨学生领袖卡洛斯·丰塞卡的顾问。丰塞卡是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古巴反巴蒂斯塔的战争中，丰塞卡的组织曾经在口头上支持过古巴的革命事业。现在，切表示愿意向尼加拉瓜人提供帮助，帮他们组建一支尼加拉瓜游击队，并组建一个革命党派领导这支队伍。可是希望支持的革命者不仅只有尼加拉瓜人。布拉多克在密电中提到，其他可能得到古巴帮助的国家还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圭和海地。布拉多克还提到美国大使馆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到一份报告，报告说尼加拉瓜的组织认为他们将是第一个发动攻击的。这份报告特别提到格瓦拉积极参与谋划尼加拉瓜的进攻行动，并且帮助培训行动的部分成员，这表明两个月后他们就能发动攻击。布拉多克在密电结尾预测，这些国家各种组织目前的行动计划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切实，而且各组织并不团结。但是，考虑到多数古巴革命领袖的背景以及古巴革命获得的外国援助，可以预计古巴迟早会成为革命规划行动中心，会给各国政府带来难题，包括美国政府。

切正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见面，这在拉卡巴纳并不是秘密。古巴全国正流传着他们正在密谋的传言。甚至有中小学的男学生给切写信，要求允许他们参加对抗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的战斗。切婉言回绝了年轻志愿者们的请求。

切还帮助在拉米罗·巴尔德斯的国家安全局内部建立了一个特勤部门，这个部门将牵头组织、培训和帮助外国游击队伍。劳尔“第二阵线”时期的一个帮手曼努埃尔·皮内罗·罗萨达成了这个部门的领导，他说帮助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组织游击活动主要是切在中美洲和墨西哥的私人关系带来的。1959年初，古巴政府对于这些活动还没有“系统的政策”。奥斯瓦尔多·德·卡尔瑟纳斯在1959年1月的时候还只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可是一年之内，他就被皮内罗招收为情报人员，专门帮助外国游击队。卡尔瑟纳斯在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
“我们相信古巴注定要激发革命。……我们认为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变革的开始，变革会很快发生。所以，工作吧！我们都被这种精神感染了……每个人都想加入游击队。我们确实有去巴拉圭推翻斯特罗斯纳的计划。我们有抗击特鲁希略的计划，有些人去了，其中有人获得批准，也有人未获批准。我们有推翻索摩萨的计划。是的，不论哪里有暴君，不论哪里有拉丁美洲独裁者，他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敌人。”

切勤奋的年轻门徒奥兰多·伯雷格也被解放的激情感染了。1959年二三月间，拉卡巴纳的军官中间有一个传言，说将要组织一支古巴革命者组成的远征军帮助没有经验的尼加拉瓜游击队。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活动正在策划，不过都十分保密。2月底，在和来自尼加拉瓜社会党的一个左派团体见过面后，切递话给他的老熟人罗德尔弗·罗梅罗，让他来哈瓦那。他们见面后，切让罗梅罗评价一下尼加拉瓜的局势，要摧毁索摩萨政权应该做些什么。罗梅罗说尼加拉瓜社会党在政治上是“服从派”，尼加拉瓜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就是“古巴道路”。然后切透露说尼加拉瓜游击队的一支“纵队”正在古巴接受培训，其指挥官是一名前尼加拉瓜国家警卫队军官，叫拉斐尔·索马里瓦。如果罗梅罗愿意，他可以加入。

罗梅罗加入了这支队伍，6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前往中美洲，开始行动。可是这次远征最后被证明彻底失败了。后来在切不断的帮助下，罗梅罗的同志们成立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20年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最终推翻了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的统治，夺取了政权。
2月7日，乌鲁提亚政府批准了古巴新宪法。宪法中有了一条专门为切设计的条款，该条款规定参与古巴反巴蒂斯塔战争达两年或两年以上时间、获得司令官衔达到一年时间的外国人可以被授予古巴国籍。几天后，切正式成为古巴公民。

与此同时，古巴新政府正面临第一次国内危机。在关于禁止全国彩票和拒绝重开妓院和赌场的事情上，卡斯特罗与乌鲁提亚内阁意见不合。失业工人愤怒地示威游行，卡斯特罗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疏远“劳动人民”，这是他的选民。低俗的“娱乐业”是古巴人生活中必须改革的部分，不过需要一步步进行，要对因此而失去工作的人进行再培训，并且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工作。卡斯特罗坚持让内阁撤销其决定，而且恐吓说，如果内阁不这么做，他会找到“自己”解决这个僵局的方式。当发现不管内阁是否愿意卡斯特罗都计划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时，总理米罗·卡尔多纳辞职了；取代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为了“接受”这个职位，卡斯特罗坚持让乌鲁提亚授予他“指导政府政策”的特别权力，乌鲁提亚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接下来颁布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将高级政府公职人员的最低年龄限制从35岁降低到了30岁；切和卡斯特罗分别只有30岁和32岁，现在他们都有资格担任部级领导的职位了。2月16日，卡斯特罗宣誓就任古巴总理，在就职演说上，他承诺古巴人要进行“变革”。到了2月底，乌鲁提亚总统完全成了傀儡，卡斯特罗毋庸置疑地成为古巴真正的领袖。

切对于“变革”的意义说得更为具体。在卡斯特罗就职典礼前三天，切在《革命》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游击队员？》的文章。他认为起义军有权决定古巴的未来政的，而且他再这暗示变举应该包含彻底的土地改革。切把游击队员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称他们为“卓越的自由斗士，解放斗争中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先锋斗土”，他们的要语性不是来自对军队等级制度的盲目服从，而是源自对其事业深厚的个人信仰。卡班特要的游击队员们创造了“纯洁的军队”，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定的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他们抵制住了“所有人”都会面临的诱惑。除了作一名遵守纪律的士兵，游击队员必须“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灵活机敏”。

切说，现在和内战期间一样，游击队员们在隐蔽处等待，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出击。他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游击队员为什么战斗？……游击队员是社会的改革者。社会体制让所有没有武装的手足们受到羞辱，陷入困难，游击队员愤然拿起武器反抗这种体制。他们利用环境允许的一切力量，打破这种体制的窠臼。”

在这篇文章里，切首次提出了农村游击战的观点。他写道，为了战斗，游击队员出于基本的战术需要，要有可以进行调整、躲藏、逃跑的地方，要依靠人们的支持。这就意味着战斗一定会在乡村进行，那里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土地占有问题。“游击队员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土地革命。农民大众渴望拥有土地，渴望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拥有自己的牲畜，拥有他们已经为之奋斗多年的一切，因为正是这片土地赋予了他们的生命，将来他们也将葬在这片土地里。”

切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土地改革是从古巴的荒蛮地带诞生的新古巴军队的战斗要求。这个改革始于“马埃斯特腊山区”，后来转移到艾斯卡姆布雷，近来被“部长内阁忘却了”，现在因为卡斯特罗的坚定决心，改革将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将全面开展，直至所有农民都得到土地，所有土地都有人耕种。也许到那时，“7·26”组织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了，不过它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切的文章里提到“7·26”组织最终将会消失，会和其他政治党派组成“联盟”，这个党派就是共产党。“联盟”这个词成了人民社会党和起义军合并的代名词。合并工作已经开始实施了，主要是在切、劳尔以及人民社会党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支持下。不过，双方的合作并非一切顺利。人民社会党内部对卡斯特罗及其组织的意见不一：卡洛斯·拉斐尔对合作十分热情，可是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卡显然不是这样。

思想自由的切·格瓦拉显然也让秉承莫斯科传统的人民社会党人不安。切所说的起义军的“先锋角色”似乎忽略了城市工人和共产党组织的作用，这在理论上是一种亵读。切积极主张农村游击战和土地改革，这也显示出他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不过，虽然存在这些问题，切显然是朋友，是同盟军，而且若不是切，人民社会党根本没机会和卡斯特罗合作。同时，人民社会党仍保留着政治野心和宗派主义思想。当前争论的问题是政治权力以及共产党抵制卡斯特罗领导的想法，这个问题会在未来逐步显现。不过在1959年1月末，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暴露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大部分古巴人没有注意到的事件，这是共产党人和“7·26”组织之间权力斗争的初期征兆。2月8日出版的《波希米亚》周刊上刊登了一篇小文章，文章报道了“解放日”的“首次国内危机”：被切任命为拉斯维亚斯军事首领的卡利斯托·莫拉雷斯突然被解职了，他“显示出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问题的根源在于保守的拉斯维亚斯“7·26”组织和当地共产党组织之间长期不和，不过据说种族主义也是部分原因。莫拉雷斯是革命激进分子，他厌恶圣克拉拉的种族等级制度，他的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了。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登上一辆推土机，亲自拆毁了圣克拉拉市只有白人能够进入的中心广场。他公然反对当地“7·26”组织的领导集团。人民社会党在拉斯维亚斯的负责人费利克斯·托雷斯发现了这个突破口，向莫拉雷斯伸出了援手。据阿莱伊达的朋友洛丽塔·罗塞尔说，莫拉雷斯很快受到托雷斯的影响。在局面进一步恶化之前，卡斯特罗解除了莫拉雷斯的职务。

这次事件让“7·26”组织和人民社会党之间已经开始全国化的党派战争显露出了冰山一角，可是莫拉雷斯的解职并没有解决拉斯维亚斯的问题。人民社会党的势力在拉斯维亚斯占了上风后，托雷斯代表共产党进行的咄咄逼人的政治活动无疑给反政府情绪火上浇油。不久后，愤懑的“7·26”组织成员在艾斯卡姆布雷组成武装队伍，发动反革命叛乱。这场叛乱后来还发展到了其他地区，并且得到了中情局的支持。斗争一直持续到1966年，卡斯特罗的部队最终清除了所有叛乱分子，官方将这次镇压活动称为“反匪斗争”。阿莱伊达仍然鄙视拉斯维亚斯的共产党人，她私下责怪切，认为切最初任命了莫拉雷斯才带来了这场混乱。
这段时间，切的个人生活复杂而又丰富。阿莱伊达总和他在一起，他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但危地马拉老朋友胡里奥·卡塞雷斯来到哈瓦那时，他还是腾出时间招呼这位老友。切在墨西哥城做摄影师的时候，卡塞雷斯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而且他还断断续续地跟切和伊尔达一同生活过。卡塞雷斯和切有着同样的革命梦想，他当初也想登上“格拉玛号”，可是卡斯特罗以外国人太多为由拒绝了他。现在，卡塞雷斯来到了古巴，切一点没有犹豫，让卡塞雷斯住进了他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