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式——A.波格丹诺夫和L.冯·贝塔朗菲
系统方式——A.波格丹诺夫和L.冯·贝塔朗菲
〔美〕R.贝洛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比较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和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学(Tektology)。这两种理论都对现实提出了整体论的解释，并声称要解决现有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文章指出了某些苏联学者对这些理论的性质所持的不正确看法的主要之点，特别是在对组织学的看法方面。所做的比较涉及两种理论总的起源和目的，它们解决组织性(organization)问题的方式，它们的数学处理，以及它们对控制论的调节概念的理解。
我们确信，组织学包含一般系统论后来发展出来的所有基本概念，并且早了大约15年。我们终将认识到，任何一种系统科学理论展开的终极形式就是组织学。当代专业文献普遍忽视了这个事实。
最后，我们相信，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二者是同一时代的征象。鉴于当代科学和哲学不足以指导人类生活，未能找到人类生存的意义，一种有时代特征的整体论的一元论是值得重视的替代方案。不过我们在此并不探究这种替代方案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一
我们这项研究旨在对L.冯·贝塔朗菲(1901-1972)倡导的所谓一般系统论和相应的俄国理论，即由波格丹诺夫(A.A.马利诺夫斯基)(1873-1928)首创的组织学(Tektology）约作一个评论性对比。苏联人很少做这种比较，事实上波格丹诺夫的名字也很少被提到。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历史情况：作为俄国GC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LD人之一，波格丹诺夫曾站在对立面就革命成功之后的建国方略同列宁展开论争。在布尔什维克最终取得胜利之后，波格丹诺夫受到限制，只从事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化活动。他的名字逐渐从苏联历史上被抹掉了。
随着当代人对所谓系统理论(更普遍的说法叫系统方式)的兴趣的增长，波格丹诺夫的名字重新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他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先驱；不过在苏联文献中给他的地位要低得多：“在二十世纪过去将近四分之一时，发展科学认识的新方式从纯粹是潜在可能性渐渐变成了现实。人们试图将这些方法说成是各种方法论原则的系统总合，说成是以特殊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为对象的系统方式的基本思想，说成是一种相应的逻辑-方法论手段等等。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学是最早出现的这类尝试当中的一种”。
波格丹诺夫就是这样被当作一个努力寻求新方法论的科学家来介绍的。通常认为波格丹诺夫的唯一成就，是发展出了在系统科学理论方面一直非常有用的某些逻辑工具。
另一方面，贝塔朗菲则被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他的理论在哲学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性，更何况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一般系统论总是被看作一种工具，其应用严格限制在科学和方法论上。一般系统论和组织学二者在哲学上的任何发挥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哲学问题早已由马克思主义作了解答。
我们的论点是：组织学意在成为超出方法论并明显地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相抗争的某种东西。通过比较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我们就能准确地掌握它们的起源、目的和方法论，从而有可能更好地认识这些理论的真谛，有可能搞清楚是不是可以把它们仅仅看作“方法论”。我们的结论是：提出这些理论的目的是要正视和克服科学和哲学的不足，但我们将不对这个结论本身的正确性作出明确的评定。
二
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作为基础的前提，那就是认为现实展示出一种内在的组织性(organization)特点。这与其说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不如说是首要的体验。不管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当今世界上每一个科学家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都有这方面的体验。假如真相信现实是浑沌的和随机的，那就没有哪个科学家愿意进实验室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贝塔朗菲和波格丹诺夫各自发展出一种元理论，目的是要更便于论述现实的这一特性。我们现在就是要研讨这两位作者所遵循的不同途径。
首先让我们把一些定义搞清楚。“系统”概念是我们这项工作的关键。人们已经通过许多方式给系统概念下定义，可又围绕每个定义争论不休。在我们这篇阐释性文章中，只要有一个对波格丹诺夫和贝塔朗菲的论题都合适的定义就行了。据此我们可以把系统看作由相关联的诸部分组成的聚集物(conglomerate)，这样一来就使所构成的整体(ensemble)不仅是聚集物，而且是超出聚集物的某种东西。波格丹诺夫和贝塔朗菲两人显然把这样一个定义当作前提，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说他们是同意这个定义的。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一事物都是(或都可以被看作是)系统。这正是他们想说的一句话——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看成是由较小的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稍后我们将回过头来论述这一点。
我们面对的既成事实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冯·贝塔朗菲都被看作是一般系统论之“父”，也就是说，是他第一个给出了同系统观念有关的知识的主要部分的明确形态(理论形态)。他开始发展这一理论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创作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则是在三十年代初期。
另一方面的事实真相是波格丹诺夫开始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创作要比冯·贝塔朗菲早得多。在1904—1906年间波格丹诺夫已经发表了几部反映他的经验一元论思想的哲学著作。《生活经验哲学》于1913年问世，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2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组织学》的绪论。
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就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相同的方面来讲，前者也比后者早大约15年。而我们这项研究的其余部分就正是要阐明这两种理论在哪些方面是对等的，在哪些方面是不同的。
三
首先让我们简略地叙述一下这两种理论的历史，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它们的基本原理。我们先讲波格丹诺夫和组织学。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科学家，因此他的宇宙观是一元论的，并且注重行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思想中成为组织学起源的两条主线。
第一条清楚地表述成马克思的一则箴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则箴言是波格丹诺夫思想的核心并导致他摈弃他接触到的所有哲学理论，因为它们不适合于指导行动，——这些理论都很精细却与现实毫无关系。理论同实践之间的裂痕，“精神”同“物质”之间的裂痕，都同样被他看作是以往的二元论哲学的残迹，它们阻碍建立真正的行动哲学。
第二条思想线索是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一元论的一个观念，即人类集体活动，它规定现实，而且“思想”、“物质”、“阻力”等观念无不通过人类集体活动中产生的经验才获得规定性。现实最终是人类集体活动同自然的对抗。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现世的一元论(经验一元论)是真正的哲学。
由于排除了一切二元论，由于确立了一个具有“劳动因果性”的有创造力的自然，经验一元论是一种超越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经验批判主义(马赫)的哲学，但是缺乏客观的科学的味道，这是波格丹诺夫正在孜孜以求的。
虽然经验一元论理应在哲学领域获得一个最高的位置，但波格丹诺夫却把它看作过渡现象。有必要就这一点作出非常重要的评定。不仅经验一元论，而且一切事物也都是过渡的。须臾不离进化观念，它是波格丹诺夫一切主张的基础。他本人始终不渝地坚信这一点。他把组织学看作一种演进过程必然要达到的顶点，在这过程中，哲学和具体科学不过是作为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哲学和科学必然让位给组织学，然后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组织学可能又会让位给把自然当整体看待的进一步展开的理性观念形态。这些思想带有鲜明的黑格尔意味。
波格丹诺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沉醉于人类共同体的全球事业的人。组织学的精神实质体现在他的下述遗言中：“我没能做的会有其他人来做，科学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事业，其范围是无限的。”即使是组织学也是处于“变化着的真理”的永恒运动之中。真理取决于社会和历史环境，因此组织学的基本原理也可能被修正。波格丹诺夫非常明确地承认这一点。
这样一来，作为行动的哲学和作为人类集体同自然斗争的产物的现实这样两条思想线索在组织学中就结合在一起了，后者就成了高度统一的学科。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裂痕现在被重新弥合了：组织学要探讨的是科学所忽略的、有因果性的社会劳动的自然；还要探讨哲学远未顾及的自然，即人这种主动的经验的自然。基于这一观点，我们现在可以说，与其说组织学是一种元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独特而又有普遍性的理论，这一点稍后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现在让我们转向考察抱负略小一些的一般系统论的起源。
跟波格丹诺夫一样，冯·贝塔朗菲对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形势深感不满。他写道：“可能很少有人怀疑我们需要一种新哲学。学院派哲学已变成一种智能杂耍，远远脱离我们的时代，脱离我们时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脱离科学和技术。”所以他就从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科学进行批判性评论开始自己的工作。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哲学明显地表现出要以科学为基础的倾向。笛卡儿主义、实证主义、康德主义只是这种现象的几个例子。
另一方面，在最初不得不采用机械的分析的方式之后，科学已高度分化和多样化，失去了统一性，也失去了对现实的广阔视野。在冯·贝塔朗菲看来，他的理论的一个伟大先驱者是库萨的尼古拉斯。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他第一个专门谈论到某种“组织性观点”，谈到无限的观念，谈到总括的必要性，以及那包罗万象的宇宙。他是一个注重转变和综合的人物。而冯·贝塔朗菲发现我们今天缺乏的正是这些。
跟波格丹诺夫一样，贝塔朗菲认为转变的观念重新显露出它的重要性，在他所进行的这些讨论中，处处充满进化意味。他认为，同文艺复兴时期一样，科学和哲学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进化到一种更高级的状态。综合的观念表现为对统一性的渴求，这种渴求的愿望深深植根于敏感的科学家的心灵深处。冯·贝塔朗菲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科学家，因此他认定自己有责任谴责这种应当加以改变的状况。他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创立一般系统论。下文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这种理论。目前我们仅限于对它作一些一般性评论。
“透视主义”成了最优的哲学观点。透视主义认为，我们所接受的现实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片断连缀成的复合体，每一部分都有局部真理意义；每一个不同的透视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角度，一种不同的观察方式，但始终是局部的。现实成了互相关联的某种相对的东西——宇宙中的力、语言、教养等等呈现出摆脱科学和哲学羁绊的相对主义的形式。
现实的这种“相对性”要求新的理解方式：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态度被提出来了。只有通过“整体的”，综合的方式，有关现实的充分意义和所有方面才能被包揽无遗。透视主义是冯·贝塔朗菲竭力避免的两个极端之间的中点，一个极端是相对主义，另一个是绝对主义。
西班牙哲学家0.Y.加塞特（OrteY.Gassetga，1883-1955)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表达出了几乎是同样的思想。令人不解的是，冯·贝塔朗菲是否曾经读过加塞特的著作。他们是同时代人，但就我们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应当说，以上对系统论在冯·贝塔朗菲思想中的发展的解释是一种后续的解释。那些最初的疑问和解答起源于他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的个人经验。对生物圈内的事物所持的古典的机械分析的观念使他碰到了一些无法解答的莫名其妙的问题。只有承认在我们一直认为是各部分聚集组成的东西里面存在“组织的构型”才能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须注意到，生物学是目的论的解释最为有效的一门科学，因此，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最合乎情理的做法就是在已经掌握的错综复杂的科学资料中去探寻目的观念和组织性观念。在作出了成功的解答之后，冯·贝塔朗菲就开始闯进生物学之外的其他领域。
一方面是某些活力论流派提出的解答，他们死守对某些生物学和物理学问题所作的非常不科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是科学原来采用的机械的分析方式，它显然无力解决日益增多的向题。他提出的组织性思想则是一种居于中间的可取的解答方式。
现代科学必须处理累积的大量资料，这是推动系统论形成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合理的时间限度内，传统的分析方法实在对付不了它必须加工处理的巨大信息量。冯·贝塔朗菲的理论就是对现代科研工作中这个独特问题的回答。我们很快就会清楚他是怎样回答的。
四
我们现在要更详细地分析组织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以及这两种理论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要围绕组织性概念作一些一般性的思考。然后我们将考察数学在其中的应用以及应用的目的，最后我们将对控制论的调节概念作一些思考。
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二者都承认组织性是自然界的根本特点，但它们研究它的方式却不同。在组织学中，组织性、科学、现实的社会方面和哲学基本上是同一的。迄今科学一直在发现自然界的组织性特点，但却不能包揽无遗地来处理现实这个整体。
再次表现出进化：资产阶级世界的组织经验是分析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是工业革命、分工等等的产物。其必然结果就是科学的分化。适度的专业化是便当的，它已经造成并仍在造成进步，但同时产生了许多非预期的后果：使用的语言不一致，繁杂；采用的方法各式各样(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中的许多最伟大成就是在一门科学的方法和发现被应用于其他科学的情况下出现的)等等。
为分析和综合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结合所作的努力，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中达到了顶点。无产阶级担负着把组织化过程和实际运用组织学的工作推向顶点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角度、社会角度还是从科学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乃是奠定组织科学的支配地位所必须采取的步骤。总之，一句话，这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波格丹诺夫亲眼看到他所醉心的那些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正在汇集到一起。
我们敢断言，在这一点上波格丹诺夫同冯·贝塔朗菲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组织学的这个哲学-科学方面的第一步在一般系统论中是没有的。从第二步起，也就是说在提出具体的方法论定义和工具之时，它们才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可以说，组织学具有一般系统所没有的意识形态色彩。组织学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研究组织性问题，反之，一般系统论则是为了解决具体科学问题而研究它。
两种理论都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组织性是理所当然的。冯·贝塔朗菲只不过是接受这个事实，波格丹诺夫则解释说，自然界组织性的起源始终归功于一个“组织者”，归功于那个为世界设计和创造事物和目的的人。在宗教里面这个造物主以人格神的形式出现，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所以，须用进化和(或)劳动这个驱动因素来对这一切作出恰当的解释。
中心问题是整体和部分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文章开头已指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基本共同点是承认整体大于它各部分的总和。这里的“大于”通常被说成是“实际上大于”。这条原理告诉我们，简单相加并不是用一批部件构成一个整体的唯一方式。在有些情况下整体的确是各部分的总和(就便举个例子：砖堆的高度就是每块砖高度之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各部分之间关系给整体提供了单独来看各部分没有的某些特性。也就是说这些特性只属于作为整体的这个整体。
由于现实被看作由复杂成分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唯一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把每一事物都当作由各部分组成的，于是当你步入系统科学的殿堂时，自然而然就要求助于关于整体同部分的观念。可是，不能不注意到系统学研究长期以来苦于围绕这些概念进行无益的争论：你可以读到各种各样的议论，证明整体超出各部分或者相反，证明整体决定部分或者是部分决定整体，等等。好在冯·贝塔朗菲或波格丹诺夫都没有纠缠于这种琐碎的争论。这多多少少显示出他们智慧的高度。
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观点，在人类开始运用智能进行思索时，哲学是“用天真纯朴的假想连接起来的科学知识的聚集体”。在科学走向专门化之后，哲学就成为力图把知识统一起来的科学知识的上层建筑。这种统一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哲学也分化成了实践哲学和思辨哲学。但是不论是实践哲学观点或者是思辨哲学观点都不能象组织学那样发挥作用。因为：
(a)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被组织学包容进来成了跟其他部分并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组织学以同样的观点看待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有机体身上细胞之间的关系，以及机器上部件之间的关系，等等。”
(b)理论哲学试图发现对宇宙有普遍意义的解释。组织学(以及每一种“真正的”哲学)并不想解释任何事物，它只想“改变”这个世界(又可看出马克思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明瞭凡是哲学中有用的东西都将被组织学吸收。
一般系统论并没有组织学这种包罗万象的特点。它是一种元理论，是一种科学性质的理论，但它研究的对象使它涉及一些哲学问题。其理论起点是把人看作“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个观点。真正属于人所特有的功能就是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语言、逻辑、数学、科学、艺术、道德，在不同程度上它们通通都是复杂的符号系统。
人的这种能力使他得以实行“似乎”的方法论：有可能创造这样的模型，它们的行为显得似乎它们就是它们所代表的真实的实在。这种方法论使科学家们取得了本世纪伟大的科学突破，因为靠这种方法论他们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进行操作和实验的能力。科学家现在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在纸上或在计算机程序上模拟真实世界。这种情况在文明史上是非常奇特的。
为了建立一般系统论，冯·贝塔朗菲把这种“似乎”的方法论同他从生物学脱胎的关于世界的有机体观念结合起来。他从有机体的观点来看组织性。现实显示出目的、秩序、各种组分之间和谐的关系、趋向于保持稳定和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现实跟任何一个生物机体一样是“有组织的”。
于是这一结合产生了一个眼界更宽阔的正规的世界观念，一般系统论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达：“……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研究有普遍性的系统特征，它集中注意的是现实中用常规科学处理方式触及不到的那些方面。组织性、等级结构、分化、竞争、相同终极性——这就是它探讨的某些概念。把系统看作相互作用的组分的复合体，从这样一个完全是形式的概念出发，借助于相对来说不那么复杂的一些数学方法，你就不仅可以求出抽象原理，而且还可以把它们成功地应用于具体现象……”。
“一般系统论的目的被限定得很清楚。它要建立一种关于整体性的一般理论，建立一种关于所有系统的理论，在这些系统中有很多变元相互作用，并且这些变元的组织性又产生出很强的相互作用。它不处理孤立过程，不处理两个或少数变元的相互关系或线性因果关系。这些是古典科学的领地。只有在克服了机械论的偏见之后，只有在抛弃了机械论的形而上学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发展出这样一种理论。”这些陈述带有科学意味。
冯·贝塔朗菲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讲话，他感到哲学已经误入歧途，再不能给任何人提供任何类型的指导。他用不少篇幅谈论科学已经使人类经历了一个消除象征的过程——通过消除人类心灵中某些必要的神话和象征，科学已使人类的生活没有意思了。他当然不相信有“超验的实在”(象各种宗教提出的那些)，但人是动物，他必须生活得好象存在一个“超越的实在”似的。人类创造神话世界作为这种“实在”的象征。那被科学消除了的象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象征是努力的目标，是终端，而人类现实世界必须要有目的论。目的论被毁坏，人性就被毁坏。必要的象征被消除了，这种情况正好解释我们这个充斥暴力、少年犯罪、“存在主义神经病”等等的动乱时代。
必须明确指出，有机的方式并不自称要解决每一个问题，而只是要指出对这些病害正确的科学根治方式。据此我们把一般系统论看成是建立秩序的元理论，其使命是在不毁坏人性的基本需要的情况下取代学院派哲学并发挥指导科学事业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别于组织学而精神与组织学一致的理论。
五
在作这些一般性考察之后，我们现在转向某些比较专门的方法和程序：数学的作用和调节概念。值得考察的概念很多，为简便起见我们就选这两个，它们最能体现所探讨的理论的精神和方法。
组织学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作的数学处理。数学跟其他别的东西一样，也是组织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要弄明白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先得对“中性复合体”下定义。每一个复合体之所以由几部分组成并构成复合体，是由于存在组织力和组织解体力之间的斗争；当这两种力平衡时，复合体处于稳定状况并称为“中性复合体”。数学只处理中性复合体。换句话说，数学是中性复合体的组织学。
组织学吸收并扩展了数学中的概念，这可以从组织学的合并(conjunction)概念中看出来：合并是“组织性的加法”，即算术加法的推广。它是组织学机制的基础和产生出变化、突现、毁坏和组织形式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波格丹诺夫称它为“普遍概念”。每一个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实际存在的事物”融合到一项活动中的行动就是一项合并。
代数加法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与此相应，复合体的合并也有三种可能出现的结果：
(1)“一个复合体的活动同另一个复合体的活动结合而没有互相变成阻力”(a+b，a和b皆为正量)。
(2)“相反的情况是：一个复合体的活动完全变成另一个复合体活动的阻力并且完全‘麻痹’了它们或被它们‘麻痹’了”(a+b，当a=-b)。
(3)“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两个复合体连接起来，它们原来各自具有的活动部分叠加在一起，部分变成互相间的阻力，即造成组织性消弱”(a+b，当a≠b，且a和b符号相反)。
合并概念又由另外两个组织性概念补充，即内聚(ingression)和外推(disingression)。
当有组织性的复合体是由其他复合体构成并受到不同类型的关联的束缚时，它们被称为“内聚的”。换句话说，所有的复合体都是内聚的。这也是一个普遍观念。对复合体的认识取决于对其内聚的认识。在物理世界事物赖以联合起来的过程与在认识水平上采用的是同一过程，内聚反映了这一点。如果合并的结果是两个或多个带有新边界的互相隔离的系统，这就发生了外推。
有一个恰当的实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那就是战场的前线：“它穿过的是两军对抗努力取得相互平衡的那些地点。一旦由于一方的进攻这种平衡被打乱了，这条前线就消失了；这就引起结合(conjugation)改变过程。军事活动可能沿新前线取得另一平衡(外推)，或者合并可能步步推进，最终造成一种关联，它体现为和平协议或征服与隶属的关系(内聚)”。这些组织学的概念把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特点非常鲜明生动地体现出来了。如前所述，甚至数学也变成组织学特有的一种数学了。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般系统论，看它是怎样使用数学的。一般系统论没有对数学进行吸收和同化。后者依然是普适性语言，适合于表达完全正规的观念——这正是系统论想要做的。这一理论打算把现实的某些方面建立成模型，数学则作为使建立模型的工作得以完成的手段而发挥作用。所以冯·贝塔朗菲使用常规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数学工具来表达系统论固有的基本概念。
最基本的工具是微分方程。我们明白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在任意复合体上最基本的可探寻的构型就是它的变化——一切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变化，要不就不变化；变化又关系到该复合体的形状，它的各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等等。而那类关系恰好最适宜用微分方程来表达。因此，冯·贝塔朗菲描述系统结构的最基本的公式就是下面这样一个线性微分方程组：
这里当，
是
关于t的一阶导数。假如详细考察这一数学工具，那肯定会远离我们给这项研究限定的目的，所以我们仅指出这种数学描述的若干特点。尽管有某种局限，线性一阶微分方程系统是非常普通的。下面这个情况更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
任意n阶微分方程都可以被简化为一阶微分方程组，借助于这个特点才兴起了所有的状态变量和状态方程分析。同时，物理世界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n阶微分方程来描述。总的来说，任何一个可以被看作动态系统的复合体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
但是，冯·贝塔朗菲的“真正发现”，即真正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在于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情况：这些方程式只是系统的一种模型，相应于系统实际物理行为，这些方程式可能有三类解(渐近的、永增的、或振荡的)，以及这种同构并不限于若干工程问题的应用，它还可以进而应用于变化的现实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譬如，我们可以独立研究同一个生物学问题相应的模型而不管它在生物学上的具体含义，然后可以把所获得的解应用于原来那个问题，或者应用于用同样模型描述的不同学科中的另外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数学的因而是完全形式化的模型的行为方式跟它所摸拟的现实的行为方式是一致的。
“虽然这些例子从数学上看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它们所体现出的对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仅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得到某些自然规律，而且按纯形式的方式也同样可以得到，……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规律是先验性的，它们不依赖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的具体事例。换句话说，这证实了研究系统的形式特点的一般系统论的存在，具体事实则表现为通过限定变元和参量这些形式特点的特殊应用。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例子显示出自然界形式上的统一性。”
我们现在对两种理论的某些差别就认识得更清楚了。这样看来组织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而一般系统论则是纯形式的元理论。作为我们要做的最后一点比较，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两种理论的“调节”概念。
调节是任何系统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指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系统必须具备的那种能力。进一步说，目标、终极概念显然是组织性方式中最重要概念之一。现实不仅呈现出组织性，而且还呈现出目的性。目的论是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组织学中调节概念通过另外一种概括表现出来。这里生物学中的进化概念被“普遍化”，被应用于物质世界的每一个领域：万物的行为都趋向于自身的保存。一切都通过“选择”发挥作用(自然选择是目的论选择的一种)。选择的机制可以分解成三部分：
(1)选择的对象；
(2)选择的执行者；
(3)选择的根据。
任意给定的复合体的各种元件都持续地同它们的环境交换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处于“动态平衡”；它们持续地经历“失去”和“得到”；但它们仍保持是“同样的”；它们得以保存。但是这种动态平衡必须是“渐进的”，它必须相对于环境的活动数量而增加元件的活动数量，否则环境就会“接收”该元件。
选择概念作为“渐进的选择”被进一步普遍化了。选择概念由稳定概念(我们不准备深人考察)补充，以便完善调节每一复合体的机制，使每个复合体得以达到最终目标——保存(在组织学意义上的)。
一般系统论通过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在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中引入了调节概念，然后又把它用于归类为“开放系统”的系统。这类系统同它们的环境进行交流，即从环境接受输入并对环境作出输出。调节被理解为提供某种期望的输出。反馈的意思是系统的输出又作为新的输入馈送回来进入系统。为把系统的输出最终“调节”到期望值，这新输入同原输入有数学方面的关系(增加、减少、乘以一个常量然后增加、以及外加无数组合)。另一种关于产生期望输出的调节的更概括的方式是“把系统调节到期望状态”。
封闭系统(同环境没有交流的系统)的调节概念同热力学的熵概念有关，因为这些类型的系统服从热力学定理。就调节的结果而言，对于封闭系统我们谈“平衡状态”，对于开放系统则谈“稳定状态”。用简单的术语来说，这种结果就是，没有受到干扰，系统“保持”的状态，以及受到干扰之后系统再度趋向的状态。
我们再次认识到，我们考察的理论在解释组织化的现实的另一特征方面所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不承认一般系统论的调节是组织学所讲的调节的一种特殊情况(虽然不是太特殊)。尽管一般系统论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但组织学却把这种东西连同它可能有的内容都包容到一种绝对一元论的世界观里面了。
六
我们已经一般地比较了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并对它们的构成和主要特点的两个方面(数学的作用和调节概念)作了比较。这足以说明这两种理论的内容是什么，究竟为什么某些苏联作者一直对它们持错误的看法。决不能把组织学当作一种处理科学资料的模糊的方法论尝试。很清楚，对波格丹诺夫来说组织学是GCD革命成功后的下一步骤。他的不幸在于列宁不这样想。
另一方面，冯·贝塔朗菲是同波格丹诺夫一样渊博而深刻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是形式化的工具，但有更慎重的要求。一般系统不仅声称要解决科学问题——它一开始就是作为对科学悖论的回答；而且这些问题都不能脱离科学家发现自己所处的那个消除象征的人的环境。
我们必须认识到，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二者都是从渴求和谐的愿望中产生出来的。波格丹诺夫和冯·贝塔朗菲都是深深沉浸在对世界的科学沉思中的人；他们需要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他们是这种科学家的典范——他感到科学并非一切，科学不可能是一切，因为否则浑沌就会统治。组织学和一般系统论大声疾呼要反对浑沌、反对无序、最终反对虚无。
这些人对自己时代的哲学绝望了，因为它脱离现实，不仅脱离自然界的现实，而且也脱离人类的现实。象冯·贝塔朗菲说的那样，哲学已经变成杂耍。在其他时代这种状况的哲学是会被称为诡辩的。这些人在一种现世的一元论中找到了他们的答案：一个独特的原理必然接管整个人类活动领域，以便使这些活动有序。这个基本的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一般系统论和组织学二者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组织学的回答要比一般系统论的更激进和明确——根据上述原委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有这种感觉：一般系统论最终会成为组织学；但至少就冯·贝塔朗菲前面实际讲过的那些话来看，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