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丰十二日——基层干部抗疫日记

    9月22日。这个在大多数人看来都平凡的日子，对我而言却极其重要。这是我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准确地说，是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但是今天，她却不在我的身边。
    她在仙游县城区，我租的一间小屋子里，独自一人蜗居在屋中，屋子门口贴着一张写着“次级密接”的警示牌和一块带有定位系统的门禁。而我在枫亭镇耕丰村，一个距离她半小时车程的小村庄。就在这仅有半小时车程的道路上，此时已经设立了十几处卡口，阻挡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当然，也阻挡着我和我的妻子相聚。
    而我对此没有怨言。因为我正是其中一个卡口的守卫者。

一、婚纱照

    我们是挑了整整半个月，才确定了仙游的这家婚纱店。
    这是一组迟到了一年的婚纱照，与它一起迟到的，还有我们的婚礼。原本去年就领证的我们，却因为疫情的影响，迟迟没有完成婚礼。但今年，就一定要办了。
    婚期被定在了国庆期间，那是唯一一个在外的亲朋好友也有时间回来相聚的日子。在疫情笼罩的这两年，相聚变成了奢侈品，也变成了我们无比向往的事情。还没到九月，关于婚礼的一切筹备就开始了，而妻子最关心的，还是先去拍一组美美的婚纱照。
    拍婚纱照的行程被分为两天，10号这天，我们在仙游拍摄内景，到了11号再去厦门拍外景。妻子在市公安局上班，为了实现这次厦门行，她提前一周就去写假条做审批，提前一天晚上从莆田到仙游和我团聚。尽管只是一天的假期，但从公交车上蹦下来，朝我跑过来的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9月10号早上八点，我们到店开始拍婚纱照的时候，对当时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拍婚纱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辛苦得多，一整天，我们就在不停地试衣服和摆造型，到下午四点结束时，我们甚至没有吃一口午饭。拍婚纱虽然辛苦，但妻子还是很开心，因为每天都要穿警服上班的她，实在向往这些漂亮的婚纱很久了。
    当我们终于拍完内景，卸下妆容以后，两个人累得都不想说话，躺在店里的沙发上翻看着刚拍完的照片。店员让我们等等再走，挑一下明天去厦门拍外景的衣服，我只好又撑着膝盖站了起来，一件一件地试。
    每次我拉开试衣间的门帘，妻子都会说，不错不错，你再试试这件。但只有最后那一件，她没有这样说。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把我拉到一旁，轻轻地说了一句：
    “明天去不成了。”


二、启程

    领导的电话来得突然，也说得简短。妻子接到的通知简单明了：明天不允许离开莆田，就地等待通知。
    突如其来的没有解释的命令，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国庆前是拍婚纱的旺季，要约个时间可不容易，如果错过了这个周末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婚期。
    但命令并不来自于领导。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命令来自于疫情。
    回到家后，我们换洗了全身的衣物，做了简单的消毒。这一天实在太累，九点多妻子就躺下睡着了，但我却没有马上睡着。我隐约感觉到，山雨欲来。
    凌晨一点二十七分，我等的通知来了。
    “明早7点到枫亭镇秀峰村3c产业园2号电梯入口8楼综合协调组，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同样地言简意赅，也同样地不作解释，那时的我其实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得赶紧睡，明天一定不是轻松的一天。
    9月11日上午，妻子睡醒的时候我已经收拾好了我的背包。她是个瞌睡虫，每到假期都会在床上赖上好几个小时，但这一次，她蹭地就坐了起来。
    “你去哪里？”她问。
    “我得去一趟枫亭。”
    “那里不是有疫情吗？”
    “嗯。”
    她听明白了，我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甚清楚，包括去找谁，去干什么，去多久。她把我的帽子放进了我的背包里，说，那你早点回来。

    坐上网约车的时候，我发现司机显然有些不安，他故作轻松地向我确认了一下目的地，然后认真地看着手机里不断弹出的微信群消息。网约车司机肯定是消息最灵通的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微信群，平时用来闲聊，而现在就是最大的消息集散地。系统替他揽的单子他不好拒接，但那目的地显然就是微信群里说的有“情况”的地方。
    “去上班？”他开口问道。
    我想了想，点头：“嗯。”
    “哈哈，”他有些尴尬地笑了声说，“我刚才听说好像那边有疫情，路都封了，正好就在那个秀峰村。现在路可能过不去，万一被警察拦住不让过那我也没办法哈。”
    “没事。要是路封了你把我放下就行。”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才刚到枫亭地界，就被路上的警车与路障吸引了。枫亭镇的主街区已经全部封锁，每个路口都停着一辆警车，沿途的店铺全部关闭，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城区里肯定是进不去了，司机换了一条路，上了国道。
    影视作品里倒是有不少封锁道路的画面，但亲眼目睹的感觉完全不同。没有灾难片中的黑云压城甚嚣尘上，只是少了些烟火气，整条街道像建筑杂志或旅游广告里收录的街景。当然，杂志刊载的照片里不会有警车。那些执勤的民警提醒我这不是什么岁月静好的古城小巷，这是有看不见的敌人，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瞥见执勤的民警中也有女警的身影，我想如此大规模的警力调动，也许仙游的民警会不够用，说不定会从莆田调人过来。想到这里我赶紧联系了妻子，我总有些私心，不希望她也去一线。还好她说暂时没有接到通知，她正出门采购泡面和饮用水。仙游城区的人们，都已经在采购食粮了。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九十元的车费，到达这个陌生的目的地之后，我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我该去的地方。仙游3c产业园，这座颇为现代化的建筑已经被临时设置为疫情管控指挥部，周边停着数辆警车和面包车，几十个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大白”从楼里进进出出。很显然，这就是我要报到的地方了。
    起先我以为这些“大白”都是医务人员，但当我看到有大白朝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才认出来，里面有不少就是我的同事和领导。他们先我一步到达，已经穿好了衣服，我也赶紧去领取了一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防护服，也是我第一次穿起它。整套装备包括连体衣服、脚套、手套、头套、护目镜、隔离面罩，当然还有必需的口罩。防护服比我想象的轻薄许多，但穿起来才知道完全不透气。在将近四十度的气温下，护目镜更是一戴上就起了雾。
    我算是来得比较迟的，刚穿好装备，队伍就要出发了。我甚至来不及确认我们要去哪里，跟着“大白”们就往村子里去。哦，对了，从此刻开始我也是“大白”了。
    我们穿过陌生的乡村小路，往村卫生所走去，那里已经是村级的抗疫指挥部了，简称“村部”。我们不像医护人员的防护服里还有一套墨绿色的吸汗手术衣，我们都是穿着便服来的。走完这十几分钟的路程，每个人的便服就都已经汗湿，宛如在做汗蒸一般。但我们谁也不敢拉开拉链透透气，只能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往前走。
    一路上我们都以为来的是秀峰村，就是那个已经有确诊病例的村庄。直到看到村部门口“耕丰村卫生所”六个大字，才得知这里是与秀峰村仅有一街之隔的耕丰村。虽然暂时还没有确诊病例，但这里显然也不安全。

    村部共有三层，一层是门诊窗口和一间小会客室，激烈的讨论声从会客室里传出。我们在门外待命，听不清楚多少，能得到的信息是，昨晚这个村子已经通宵做了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但现在面临的问题还非常多。
    在门诊窗口前，几个村干部围坐在一张小木桌旁，桌上是叠了一层又一层的表格和文件，还有几乎盛满烟灰的烟灰缸。他们戴着口罩，但没有穿防护服，都在各自打着电话，没有空搭理我们。其中有位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村干部，通红的额头上已经暴起了青筋，眼底更是布满了血丝。他歪着脖子夹着电话，一只手不停地翻找着文件，另一只手用笔在表格上记录着，他姓陈，后来我们都叫他老陈，他和身边的其他村干部们都已经通宵未眠。
    我们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听出他们是在一个一个地联系因故不在村里的村民，通知他们就地居家隔离。这个工作已经做了一整夜，但还剩下十几个怎么也联系不上的人，没有联系上这些人，谁也不可能去休息。我们很想去帮点忙，老陈额头上暴起的青筋，让我们很怕他突然倒下。但他却连连摆手，他把三个指头攒在一起，笑着说他做了二十七年的村干部，这些村民每个他都熟悉，还是他来联系比较好。他一边打着电话，还一边搬来塑料椅给我们坐，这让我感觉很愧疚，好像我们并没有帮上忙，反倒还添乱了。
    我们一行十多人，塑料椅只有三张。屋里有病患排队时坐的长椅，但我们不敢去坐，也不敢去打断领导的会议，只能在屋外站着原地待命。等待不是可怕的，高温汗蒸也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在高温汗蒸里做无尽的等待。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新的指示依旧没有下达，但已经有人出现了中暑的迹象。我们只好分开找了几处树荫下的开阔地，偷偷拉开防护服的拉链，稍微透透气。
    在这期间，最后一批同事也来了，傅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来迟的原因也很简单：他的女儿被隔离了。9月初正是大学开学的时间，他女儿刚到学校几天就发烧了，校方一看是仙游户籍，自然就将她隔离防护起来。傅哥是开车来的，但他迟迟没有下车，而是在车里不停地打电话。忧虑写在他的脸上，同样作为干部的他，此时已经不可能赶去福州照顾女儿周全。
    一整个上午，我们能做的除了帮忙接几个来迟的同事，就只有帮忙搬一点医疗和生活物资。但运送物资的不是我们，村里的志愿者承担了大部分劳动工作，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印着“志愿者”字样的红袖章。
    志愿者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我私自给他起的诨名。大概是运货时衣服早都已经湿透了，他索性就脱掉上衣，露出了一身黝黑的皮肤和精壮的身材，浑身上下最白的就是他脸上的口罩。卸货搬矿泉水时我们要去帮忙，他却也连连摆手，然后一口气扛起两三箱说，没事，几下就搬完了。

    到了中午两点半，我也已经晒得有些发昏，除了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午饭，也没有喝一口水。甚至于有的人早上就没吃早饭，还有的人昨晚接到通知后就没有睡着。有人开始怀疑指挥部是不是忘了我们这些人，不过当然没有，因为领导和村干部们也没有一个人有时间吃饭。
    但再不吃点东西，可能大家都得晕倒，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人在村部对面两百米发现了一个小卖部，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救星。第一个人去买了一罐花生牛奶后，所有人都忍不住了，有的人去买了一块面包或者一包饼干，但大多数人就买了一瓶矿泉水，能顶一顶就再顶一顶。
    到了这时候，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有的人脱下鞋套，鞋套里都是水。不止我们穿来的衣服，连防护服里层都已经汗湿，口罩也都湿漉漉的，几乎失去了防护作用。妻子打来电话问我的情况，她想会不会是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不需要我们这些人了？耕丰村也没有病例，会不会过一会儿就能回家去？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下午五点，我们被想起来了。村干部找了村里的一户开饭店的人家，让她用大锅给我们做了一锅卤面。这家店的对面就是耕丰小学，我们心想做学生生意的店面应该会干净些，便放心地去吃。那虽然是没有蔬菜也没有海鲜的一锅简单的莆田卤面，但我们每个人都几乎是狼吞虎咽。与我们一起吃的还有其他兄弟单位的干部，一共三十多人，为了能好好吃口面，大家都把防护服暂时脱了下来。我们各自捧着手里的一次性塑料碗，有的站在马路上，有的坐在石条旁，有的直接蹲在地上，像极了隔壁工地的民工兄弟。

    就在这时，大黑扛着一箱饮料从饭店对面的房子里走了出来，用指甲一划拆开包装，给我们一人分了一瓶。我连连摆手说不要，一方面是纪律要求不能要，另一方面也是疫情原因不敢要。但大黑才不跟你客气，隔着两三米就给你抛了过来，隔着口罩都能看到他爽朗的笑容。

    饭后我们就在原地暂歇，这里起码有一处荫凉的开阔地。大黑和饭店的老板坐在离我们七八米远的地方，自觉地保持着距离。我不知道他和饭店老板是不是一家人，但耕丰村的邻里看起来都亲如一家。

    坐得久了，大黑也会用喊话的方式跟我们聊上一两句，像跟普通村民打招呼一样：“天都黑了，你们还不下班回家吗？”

    我笑着说：“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呢。”

    大黑道：“秀峰那边有病例，我们这里又没有，应该可以回去。”

    大黑话音未落，饭店老板娘在二楼打开窗户探出头来，喊话道：“怎么没有，我们村也高风险了！”

    “啊？有确诊了？”大黑问道，“哪一家的啊？”

    老板娘朝一旁的小学努了努嘴道：“耕丰小学的。小学生！”

三、四十八小时

    在老板娘喊出那句话之后，我们就都清楚，自己的命运已经和耕丰村紧密相连。
    夜幕降临，一天流的汗都被晚风吹干，那顿卤面既算午饭也算晚饭。晚上八点多，我们被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短会，会议内容很简单：不能回家，随时待命。
    随时待命的意思，准确地说，其实是通宵待命，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而当下我们最关心的是，晚上要住在哪里？这个问题显然没有被列上议程，因为先我们到达一线的领导们也是在椅子上坐了一夜，彻夜未眠。
    疫情突发的第一天，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太多，不可能有人给我们安排住宿，我们就必须自己想办法。附近的酒店早就已经给密接隔离人员和医务人员腾了出来；村民家里有的是空房，但我们不可能进去住；村部的会议室里有地板可以躺，但那里人多手杂，不仅睡不好，也睡不下我们这么多人。
    办法总是人想的。如果是在古代，在野外露宿的人总会去找个寺庙。我们便去问老陈，村里有没有宫庙之类的地方。老陈说有，但是那里每天人来人往，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全面消毒，不能睡在那里。
    老陈总是比我们更熟悉村庄的，他马上想到一个地方：老年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因为疫情管控，今年就没有开放过，里面是有一片空地的。虽然还有些犹豫，但我们决定先去看看。

    老陈找到管钥匙的人，打开了那扇已经封闭半年的大门。虽然地上有些积灰，但是有电灯、有桌椅、有厕所，甚至墙角还有一盒蚊香。唯一让我们有所顾虑的，是活动中心屋后的铁路高架桥。这条铁路就是福厦铁路，联通福州、厦门、泉州乃至杭州和深圳的动车从上面驶过，发出隆隆的声响。即使动车的声音可能影响我们睡眠，但一时间我们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我们自然地做出分工：留几个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再派两个人去买一点生活用品。
    傅哥和我就是那两个去采购生活用品的人。
    所谓生活用品，其实最重要的是一张草席。在我们这帮人里，没有一个人做了过夜的准备。除了傅哥这样开私家车过来的几个人，车里或许有一点备用物资外，其他人基本就只是手上一部手机，身上一套衣服，甚至没带手机充电器。
    我们驱车去那家唯一的小卖部里，买到了矿泉水和泡面，但就是没有草席，当然也没有被子。没有草席意味着要直接睡在地板上，这可能还不如在椅子上坐一整晚。
    没有乡镇工作经验的我，到这里就想放弃了，但还好跟我一起来的是傅哥。他马上打电话问老陈：你们村的抗洪物资仓库在哪里？
    打开物资仓库门的一瞬间，是我当天双眼最明亮的一瞬间。那几大捆的草席和成堆的枕头被，在我看来金光闪闪。我们赶紧搬走足够的草席和被子，即使那些草席已经有点长虫，被子的包装也严重掉色，但到这时候不可能再挑三拣四。           
    傅哥开着车，把这救了命的第一批物资带回老年活动中心，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地板已经全部冲洗了一遍，所有人领走自己的那一份，各自找个角落，席地便睡了。我实在太累，即使一直有失眠的问题，但在打电话确认过妻子的安全后，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十二点。
    不是我的电话，是其他人的电话。一整夜，不时地有新的任务下达：有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需要转移，有医护人员深夜到达，还有一些我没有听到的，和一觉醒来就忘掉的事情。那一夜我是“幸运”的，我没有被分到任务。也许是因为我在这些人里年龄最小，所以他们都照顾我。但我也没有因此而睡上一个完整的觉。
    七八个大男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比电话铃声更回声嘹亮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这鼾声甚至让我听不到火车的声音。鼾声经地板的传播由共鸣变成了共振，没有枕头的我，平躺着也能感受到后脑勺的嗡鸣。
    从三点以后，我就没有再睡着。一直躺到五点半爬起来的时候，只觉得半边屁股和大腿都压麻了。窗外天色微明，蛐蛐还在溪流边上的草丛里执勤，而有的同事刚刚回来休息。他们见到我，也没力气打招呼了，倒头十秒钟以后，就响起了新的震动。
    他们也并没有休息太久。
    早上七点半，新的任务下来了。今天将组织所有村民做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布置好检测现场。搬桌椅、搭帐篷、布置分类垃圾桶、现场消毒、调配物资……我们顶着烈日做完这些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十二点，没有时间吃早饭，最多拿一罐花生牛奶垫垫。
    这是耕丰村全村的第二轮核酸检测，但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显得有些缺乏经验。因为天气炎热，帐篷只有一个，很多村民都往帐篷里挤，无法做到保持一米距离。在村民的角度可能有些不理解，第一次检测是大半夜，第二次又是大中午，村里老人小孩居多，谁经得起这样晒。但当他们看到我们连个帽子都没有，每个人都已经晒得通红，这才不再抱怨，逐渐开始配合工作。
    我们顶着烈日维持现场秩序，怕中暑不敢穿防护服，只戴了口罩和护目镜。到了下午三点，核酸检测结束了，所有人也都晒伤了。在一旁的树荫下休息时，一阵风吹过，每个人都能闻到集体混合的汗臭味，我们没带任何换洗衣物，没带洗漱用品，这两天十几身汗下来，所有人都臭了。
    就当我们快被自己臭到极限的时候，后勤保障及时到了。当天下午，我们收到通知，枫亭镇派专人为我们运送生活用品，我们可以委托家属把换洗衣物等需要的物资从指定地点寄出。这个消息实在很鼓舞我，我此刻最想做的就是洗个澡，优先度甚至高于睡觉。

    妻子接到我的电话后，半个小时就打包好我的衣物送到了指定地点。从城区到这里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本以为会很快，但一直等到晚上都没来。再三询问下，听说是配送的人手不足。没办法，我们只好又去小卖部买了毛巾牙刷，随便找个水龙头擦了擦自己，就躺下准备休息了。
    临睡前，妻子打来电话报平安，她说仙游城区也已经在管控，她留在家里很安全。现代网络和通讯让我和她的距离没有看上去这么远，即使思念依旧将距离拉扯长。难以想象如果这时完全无法联系她，我该会有多担心。所以古时候的边塞诗会那么动人，此刻我才能有些许感悟。
    我闭上眼，这疯狂的第二天就结束了吧。

    并没有。
    晚上十点半，新的指令下达，说有紧急情况要我们马上去村部集合。第二轮核酸检测的结果出来了，又有一份隔离名单发到了村部。名单里可能有确诊患者，但更多的是确诊患者的密接和次级密接人员。接送隔离人员的车辆还未到达，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到户告知、安抚情绪，并且管控这些人员让他们暂时居家等待。

    午夜两点，运送隔离人员的车辆终于到来，将他们送走以后，我们才拖着身子回到住处，倒头便睡。但几乎是刚闭上眼之后，立刻又接到了新的电话。医生护士要来了，第三轮核酸检测四点开始，我们必须马上去布置现场。
    四点，所有人都在等着，护士也穿着防护服在等着，村民也出来等了，但可能是医疗物资不足的原因，检测迟迟没有开始。新来的护士也是连夜赶到，跟我们一样通宵未眠，我看着他们坐在椅子上互相倚靠着休息时，只觉得有些心疼，却忘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忽然“枕戈待旦”四个字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一场战争。口罩是我们的坚盾，检测棉签是我们的长枪，我们就是在时刻警戒着那看不见的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
    如果以纯粹的日记体裁来记录，现在已经是9月13日了，但在我记忆里真实存在的，是一个长达四十八小时的9月12日。早上九点，检测终于开始了，医务人员开始了他们的专业工作，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一旁维持秩序。连续两三天没有睡眠，有人顶不住，刚想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就睡着了。椅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没椅子的人就算靠在树上、倚在墙上，站着也睡着了。没睡着的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眼睛里已经满是血丝，我看到老陈就站在一旁的大树下，这是他通宵的第三天。

 

四、新居

    我记不起第二轮检测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可能在结束之前我也睡着了。中午一点多，把我从睡梦里唤醒的不是鼾声共振，而是辘辘饥肠，确实上一次吃饭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
    醒来的第一眼看到有医务人员在脱换防护服，身边多了一些堆放的医疗物资。显然这个离检测点最近的场所，已经变成了医务人员的临时基地。为了医务人员的方便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卫生安全，我们只好卷起铺盖搬走。新的任务还没下达，这使得我们有点时间去寻找一个新的住处。
    但要想在这个陌生的村庄找到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光有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坐上傅哥的车在村里兜转时，我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审视这个村庄。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村不同，耕丰村已经看不到低矮的土屋和狭窄的泥路，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有着三四层楼的独栋楼房，楼房排列齐整而形制各异，互相间的楼距充足。村子外围是山麓和农田，农田里种着蔬菜、甘蔗和观赏植物。一条小溪环绕着这里，即使炎炎夏日下它没有太多水流。古人的词句很快涌现在我脑海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除了没有桃花，这里宛如便是桃花源地。

    但傅哥显然没有心情欣赏风景，这些齐整的民宅没有一个是我们能住的。前一天曾有人提议去小学的教室里睡，当然被我们集体否决了。这次疫情扩散的地点主要就是工厂和学校，在耕丰小学全面消杀之前，谁也不敢进去。
    四下寻找未果，正当傅哥打算驱车回到村部，在会议室里“挤一挤”的时候，忽然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比周边的民宅都矮上了一截，方方正正没有装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面四米多高的卷帘门。远看我以为这是个仓库，近看才发现卷帘门两侧有一副对联：

        舞台演出古今之事，

        歌乐唱来无限情思。
    

    这竟然是一个莆仙戏的民间戏台。
    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管理这个戏台的人，拿到了钥匙。莆仙戏的戏台在莆仙农村地区几乎每村都有，但这一定是其中盖得最好的之一。戏台地上两层，一层是舞台，二层可存放舞美道具，也可供演员换装休息。戏台地下还有一个仓库，存放着大量公用的桌椅和厨具，应该是供村民逢年过节办喜事时使用。更重要的是，舞台内部有个厕所，且水电齐全。
    莆仙戏演出显然也受到了疫情不小的影响，这个戏台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但即便如此这里依然使我们大喜过望。用了两个小时时间，把戏台里里外外全部打扫清洗后，我们终于有了落脚之地。

    但还没来得及坐下休息片刻，我们就收到通知，全村开始做第三轮核酸检测。检测开始时已经是傍晚，天气没有那么炎热，现场秩序也有序得多，在村民们检测结束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也一并参与检测。这时还有一个令我万分鼓舞的好消息传来，家属寄送的生活物资到了。我们迅速赶到村部领取各自的物资，妻子把一张写着我名字的大纸贴在我的背包上，拿到背包的那一刻，仿佛就是与她重逢。
    我们相继回到戏台，各自打好地铺。一部分人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的第一口饭：一碗泡面；还有一部分人排队洗澡。戏台里当然没有热水器，一根脏兮兮的橡胶水管就是我们的花洒。我没有洗冷水澡的习惯，但这时候没有选择，三天十几身汗下来，早就已经臭不可闻。洗完之后发现也没什么大不了，毛主席可以冬天下江游泳，我们怎么就不能在夏天洗个冷水澡呢。
    当天晚上，有一批新抽调的同志赶来支援，我们的援兵到了。他们负责协助医护将需要隔离的人员运出村庄，这也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他们应该也忙了一宿，因为我们一整夜都没有接到新的电话，那一夜可能依旧鼾声如雷，但无人抱怨。
    9月13日的夜晚，是我们到耕丰村以后，睡的第一个好觉。

五、咳

    9月14日早上六点，晒在脸上的阳光唤醒了我，戏台大通铺当然没有窗帘。我很久没有睡得这么沉过，抬眼遥望只觉得紫气东来。身边的同事也醒了，我问他睡得好不好，他连连摇头用方言道：
    大好困，大好困。（太好睡了）
    但让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是所有人起床以后，都开始咳。疲劳＋冷水澡＋睡地板＋没有被子把我刚养好的咽炎也勾了出来，刷牙时咳了有五分钟。两天没有穿防护服，我们难免有些怀疑和担忧自己的安全。但这种担忧并没有上升为恐惧，一是因为昨天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我们都是阴性；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打了疫苗。直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如果这是一场战争，那么我们每个人上战场前，都已经配发了一件刀枪不入的盔甲。这件盔甲，使得这场战役必将胜利。

    我下楼时傅哥已经起了，我看他戴着口罩正在把昨天我们喝的矿泉水瓶子单独装在一个垃圾袋里。然后我才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佝偻瘦小的老太太，她接过那一大袋的水瓶，连声道谢，然后颤巍巍地走了。

    傅哥看到我下来，挥手一摆，随口说了一句：“能卖钱。”然后用酒精喷雾在门把手和周边地方喷了喷。喷完以后他又喃喃地说了一句，“但是都封锁了，她卖给谁呢，”

    简单洗漱之后，我们接到的第一个通知，竟然是去村部吃早餐。豆浆包子，这让我们多少有些惊喜。早饭后我们进行了分组，每个人都分到明确的任务和一个写着“疫情防控”的袖章，而我被分到了卡口组，傅哥做了卡口组的组长。
    驱车来到村口，正是我来时网约车把我放下来的地方。这里有一组简陋的路障，说白了就是数条长圆木，几位志愿者正看守着这里。这样的路障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找来村里的木匠，当场订了一个木栅栏将道路全部封住，这里便成了我之后工作的地方。

    我看到大黑也在这，他向我打招呼，我便坐下与他闲聊了起来。我笑着说耕丰村是我到过的最美的村庄了，感觉你们每家每户跟住别墅一样。他也笑了，说：“我们以前也穷啊！”然后指了指两百米外那条铁路，“还不都是因为它。”

    勤耕者丰，这是耕丰村的灵魂。但是福厦铁路的建设开通改变了这个村子春耕秋收的生活。首先是为了建设铁轨，大半个村子的房屋拆迁后搬到了现在这片区域。而新村是在统一规划设计下建成的，自然就比其他地方的乡村自建宅齐整得多。民居设计好了，邻里间不因小事闹矛盾，才有我到这里后感觉到的和睦气氛。

    铁路建成后，交通的便利又给耕丰村带来了持续不断的财富。仙游火车站距离此地仅有两三公里，一方面方便此地的村民外出务工，另一方面也方便周边发展建设配套产业，这其中就包括已经被征用作为防疫指挥部的仙游3c产业园。当然从辩证的反面说，也正是这种开放，给这里的村庄带来了这次输入性的疫情。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富裕。一个星期后，那位佝偻的老太太又造访了一次我们的住处。傅哥把水瓶子全部拿给她时，才发现她此行并不为此。老太太弓着背，背着六把用木枝编成的大扫把，问我们要不要买。傅哥上前看了看道：“哇，给编得真好看。多少钱啊，我全要了。”

    “买那个干什么，我们不是有扫把吗？”另一位同事问。

    “没事，我买回家里用。”傅哥还是一摆手道，“哎呀，你们有没有现金，这老人家没有手机。”

    最后傅哥东征西讨，还真让他找到一张百元钞票。钱刚到老太太手里就被她攥成了长条，这次她没有连声道谢，她攥着钱，手臂微微颤抖着，低着头弓着背像在找东西一样转了一圈，然后又在原地站了好久，才颤颤巍巍地走了。
    那六个扫大街用的大扫把，傅哥甚至都塞不进他的后备箱里去。他有些尴尬地又把扫把搬了出来，摆在屋外晒。他见我一直在旁边看着，路过我身边时，才又喃喃地说了一句：

    “我们是吃工资的……”

 

六、卡口

    在卡口执勤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最开心的是看到源源不断的物资车辆开进村里来，其中有指挥部调配过来的，还有一些企业捐赠自发运过来的，实在很让人暖心。最先运来的是矿泉水，然后是方便面和葡萄糖。最珍贵的是一车丑苹果，很丑，却又很甜。
    但从卡口进来的车辆，也并不都让人开心。当天下午，有一家三口挤在一辆小小的电动车上，到了卡口前就停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从车上下来，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比他的后背更大的书包，独自一人走进卡口。他的父母没有多说什么，但一直在卡口外看着孩子被“大白”接走。那孩子没有哭也没有闹。
    之后陆续来的那些孩子，也都没有哭没有闹。
    耕丰小学有确诊病例，这些孩子都是确诊病例的同学，属于要被隔离观测的密切接触者，但他们的父母不是。不过考虑到小学生的自理能力不足，最后还是让他们的父母一起隔离。与这些孩子一起进来的是统一调用的公交车。家庭与家庭错开座位坐着，公交车像去秋游一样一车接一车地从我们面前驶出。在他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另一批干部与志愿者在奋战。

    从我们来的那一天开始，就陆续有车辆运送隔离人员出村，一次又一次的紧急筛查与及时隔离治疗是我们对抗疫情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15号我再来到卡口执勤时，却不见了大黑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当时还比较陌生的身影。大黑被隔离了，与他一起被隔离的还有饭店老板一家，正是我们第一天吃卤面的那家饭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咽炎忽然又犯了，躲到一边咳了两分钟。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要到卡口执勤，但时至今日也再没见过大黑的身影，不过更多像大黑一样的志愿者出现在抗疫一线。他们都是村里的村民，有工厂的工人，有卖农产品的小老板，也有修手机的师傅。他们工作各异，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这次疫情而歇业。问起来每个人都说在家里待不住了，大老爷们不如出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们的加入，为我们的工作减轻了不少压力。9月17日，傅哥给我们排出轮班表，开始不用每个人都全天值守了。那天傅哥特别开心，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女儿确诊了，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确诊了肠胃炎，核酸检测是阴性。虽然还在隔离，但基本安全。我记得也是那天中午，我回到住处，睡了七天以来的第一个午觉。
    在卡口当然还发生了许多故事，我无法将它们全部记录，但有些事情就算不刻意去记也难以忘却。15日上午有个七十岁上下的老头子骑着自行车就要出村，说是要为他身患癌症的母亲去医院拿药；16日还有一个孕妇即将生产，需要紧急出村。最后都是警车与救护车在卡口进出，为他们打开生命的通道。之后各封锁区都发现了有类似需要紧急就医的情况，于是一些地方医院就紧急开通了绿色通道，各封锁区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收集医保卡和购药清单，统一前往医院购药。医院调配药物后再由医务人员送到各封锁区卡口，如此一来，一个关乎生命的接力线就被连起，而我们也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环。
    在卡口坐上几天，这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多了。给父母传递物资的子女，被卡口分隔两地的夫妻，还有挂念子女只是想进来看一看的老人。我原以为卡口阻挡着亲情，但没想到却在这里把“爱”看得更具象。到现在我已经感觉，正是站在卡口两端的传递，才让被短暂分隔的爱又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工作逐渐规律，每天组织一次全村核酸检测，剩下的时间就是管理卡口。每天都有专人给我们送餐，饭来了，我们各自找个空旷的地方蹲着吃。掉在地上的鱼骨吸引来了蚂蚁，不一会儿就被团团围起，蚂蚁们齐心协力，要把这个庞然大物扛进窝里去。恍惚间我忽然觉得我也是一只蚂蚁，我是那只最小最没用的，旁边帮我顶着的那只最壮的是傅哥，另一边最黑的那只是大黑，最后面走得最慢的是老陈。我们都是蚂蚁，素不相识又团结一心，只要聚在了一起就往一个方向使劲。我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到一只偷懒的蚂蚁，这让我感到震惊。我想，像蚂蚁这样的物种，才是不可战胜的。
    像蚂蚁一样的民族，才是屹立不倒的。

七、纪念日

    我用手机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是9月21日晚，溪边促织嗡鸣，天上中秋月圆。这是我来耕丰村的第十一天。妻子打来电话，说托我的福，她成了“高风险地区旅居人员密切接触者”，受到了重点关照。她没有说中秋快乐，我也没有说。我说再过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她笑着说亏我还记得。
    没有礼物，没有庆祝，甚至没有陪伴，也许这是最敷衍的一个纪念日。但这又或许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纪念日。今晚轮到我值夜班，我坐在卡口边上，深夜已经没有什么车辆，但我也必须在这里坐着。我知道我坐住了，村民们才能安心在家里团圆。
    我知道我坐住了，才能早日回家，完成那套未完成的婚纱照。

 

 

 

 

                       截止10月6日，下乡干部依然坚守在耕丰一线，等待最终解封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