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中国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中国革命*
以下论文是我这期视频的来源，发表于《区域》第8辑，冯乃希执行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曾有过大量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几乎构成了一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史。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此关注不够。既往研究多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当作论证当时政治事件的史料，而忽略了在他们那里，东方问题是连接欧、亚两洲政治变革的纽带。从欧洲革命到东方问题再到亚洲革命的过程，构成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广阔图景。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和亚洲革命的论述，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解，并未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提供更宽阔的视角。
【关键词】东方问题；亚洲的觉醒；巴尔干民族解放；英俄争霸；薄弱环节
2018年初，汪晖教授为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而发表了长文《十月的预言与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提及了对于19世纪欧洲革命影响重大的“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
欧洲革命者并非不了解帝国主义时代及东方问题的重要性，但他们对“东方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19世纪的欧洲观念。对他们而言，“东方问题”主要是指伴随俄罗斯帝国势力扩张与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败过程中在相对于欧洲的近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东方问题”不过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奥斯曼以及普鲁士之间争夺霸权的帝国游戏。
与之大异其趣，1917年的俄国革命更新了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视角：
然而，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际，“东方问题”早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土耳其怎么办”或如何看待俄国扩张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东方，尤其是亚洲这一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寻找新的革命契机的问题。[1]
因而汪晖教授对于“短二十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的起点做出了不同于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判断。他说道：
如果要将在他的叙述中地位十分边缘的中国置于思考20世纪的中心位置的话，离开苏联或中国的现代历史形成的历史内涵，而只是将它们作为一般界定的民族国家加以分析，无法把握20世纪的独特性。……若要从中国或中国革命的角度思考20世纪，则必然需要调整对20世纪的分期和界定。[2]
准此而论，“短二十世纪”的起点就不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应该是列宁所说的“亚洲的觉醒”，是亚洲而不是欧洲，开启了“二十世纪”。
我们应当如何确定政治意义上，而不只是编年意义上的“二十世纪”起点？这个问题当然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然而上述汪晖教授所谈到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比如引文中涉及的“东方问题”与19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乃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亚洲的觉醒”则是列宁关注的问题，19世纪的“东方问题”和“亚洲革命风暴”怎么转化为20世纪的“亚洲觉醒”？这一转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
遗憾的是，“东方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诚如学者所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开始关注东方问题，但是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只有区区20篇论文发表，……。就论文研究的内容而言，多数论文停留在停留在介绍评述的层面，只有少数几篇可以算作研究性论文。论文观点大同小异，而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分期则众说纷纭。”[3]诚然，这番评价未免太过苛刻，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包含了真知灼见，但它确实指出了，相较于国外高水平研究，国内学界对于“东方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较欠缺。仅就笔者目力所及，既有研究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东方问题”的起源[4]；二、19世纪英国、俄国、德国围绕“东方问题”的外交史。[5]除此之外，亦有少数学者探讨过“东方问题”在20世纪的延伸和结局。[6]
尽管上述研究基本都会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经典论述，却罕有人专门探讨“东方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7]因此，本文试图在此做一些粗浅的尝试，即围绕“东方问题”，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期待能为理解近代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框架和视角。[8]
一、“东方问题”的起源与背景
1853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过一篇社论，题为《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于4月7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中说道：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9]
这个关于“东方问题”的著名判断中，包含了一个因果链条：欧洲革命必然引发“东方问题”。所谓的“东方问题”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进而言之，是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宗教和民族问题。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是开发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的一切潜力的真正障碍。”[10]
上一次“革命风暴”还是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接着说道：
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平静的时机，把军队开进土耳其，向那些正在从内部摧毁这个衰败中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11]
很显然，这篇文章发表之际，正是“1848年革命的暴风雨过去”之时。沙皇尼古拉一世能不继承前任亚历山大一世的遗志，“向那些正在从内部摧毁这个衰败中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因此我们首先要问，“东方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它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变更产生了何种影响？
不难察觉，欧洲人书写近代史，很喜欢以两个年份作为起点，一为1453，一为1492。后者当然是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者则由两件大事构成。
首要一件大事是这年夏天，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有西方史家说，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西方来说是个巨大的伤痛，它不仅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自信，还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 [12]原先的欧洲人总觉得还有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天然屏障，如今屏障不复存在了。非但不复存在，连屏障的这边都成为了异教徒的首都。一言以蔽之，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彻底改变了。
强大的奥斯曼军队一路推进到奥地利境内，直到1529年才被哈布斯堡家族挡在维也纳城下。哈布斯堡家族捍卫了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徒的入侵，这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其能够长期垄断中欧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也让它四面受敌，饱受周边欧洲王室的明枪暗箭。英国历史学家西姆斯（Brendan Simms）就把欧洲近代史描述为一部围绕着中欧控制权的尔虞我诈斗争史，“一切纷争的中心，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13]而神圣罗马帝国纷争的中心，就是哈布斯堡家族。
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是，正当哈布斯堡家族率领德意志军队奋力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时，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1494—1547）却与土耳其素丹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暗通款曲。双方于1535年签订了《特惠条约》，使法兰西在土耳其取得了后世史家所说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对此，马克思曾特别强调：
因为古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险去同这样的民族做生意的欧洲商人一开始就力图保证个人享有特殊待遇和特权，后来，这种特殊待遇和特权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国家。这就是特惠条例产生的根源。[14]
在马克思看来，“穆斯林和信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穆斯林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的向外延伸。苏莱曼大帝会轻而易举地给予弗朗索瓦一世治外法权，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治理模式密不可分。马克思如是援引伊斯兰教法：
如果某个城市投降，其居民同意成为莱雅，即信奉伊斯兰教君主的臣民，而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必须缴纳哈拉志（人头税）；他们和正统教徒达成停战协议，无论谁都不得没收他们的地产或房屋……[15]
一方面，穆斯林统治者与异教徒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异教徒必须服从穆斯林主人的统治，为其缴纳人头税；另一方面，穆斯林统治者与异教徒又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穆斯林不会迫使异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在异教徒履行臣民义务后，穆斯林统治者甚至会保护其固有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甚至司法制度不受侵犯。
这种既征服又保护的模式大大减小了奥斯曼土耳其扩张的阻力，使其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创造一个大的帝国，然而这种模式又使得帝国内部的多元成分始终得不到整合。奥斯曼土耳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抽象帝国外衣包裹起来的多个硬块。借用西方评论家的话说，奥斯曼帝国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由各个独立部分组成的碎片集合，土耳其的统治充其量不过是“军事占领”的代名词。[16]
因此在帝国内部，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不存在同一套普遍适用的民事法律制度，而是分别由各自的宗教和习俗所约束。《特惠条约》无疑把这种属人管辖原则延伸到了外国商人头上。反过来，这些受到本国法律约束而不受伊斯兰教法约束的外国商人，又进一步扩大了帝国内部异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裂痕。巴尔干半岛就是奥斯曼帝国之中破碎硬块相互冲突的集中体现。从内部看，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东正教和天主教徒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丝毫没有开展一体化的进程。从外部看，巴尔干又成为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伊斯兰帝国相互争夺的场所。外部势力的争夺加剧了其内部的民族纷争，内部的民族纷争又为外部势力的干涉提供了口实。随着俄罗斯东正教势力的加入，原本矛盾尖锐的巴尔干地区变得更加复杂。
1480年，莫斯科公国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它刚一独立，“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了自己是拜占庭的继承者”，“于是便产生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17]这意味着东正教俄国从一开始就不会放弃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地区。直到1774年7月，俄土《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签订，它标志着沙皇控制了克里米亚和黑海北部，开始染指黑海海峡。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得一世自己早就打算在土耳其的废墟上登上统治的宝座。叶卡捷琳娜也曾一再劝说奥地利并要求法国一同来参与拟议中的肢解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为首的希腊帝国”。[18]
对于上述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有西方学者概括道：
两个相互纠缠的重要因素决定了巴尔干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巴尔干半岛被带入了欧洲政治领域，成为以奥匈帝国为代表的日耳曼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之间，长期冲突的焦点。另一方面，受压迫的基督教民众唤醒了自觉的民族意识，开始了一场史诗般的政治独立斗争，即使大战也不能终止它。[19]
这寥寥数语就充分说明了巴尔干半岛内部的民族纷争与巴尔干半岛外部的国际角逐之间紧密复杂的历史关系，乃至于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学术界研究巴尔干现状的常识。马里奥特（J. A. R. Marriot）的权威著作《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就是相关研究的杰出代表。该书把东方问题的相关对象划分为三个层次，巴尔干境内的各个民族是纷争的当事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是纷争的外部参与者，而英、法等其他欧洲列强则是纷争的积极介入者。
准此而论，欧洲任何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波及到巴尔干地区，都会随即引发一连串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19世纪中期同样如此。这便是马克思说的“革命风暴”引发“东方问题”。东方问题的地缘政治背景大体如是，然而如果仅止于此，则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就与其他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事实上，国内学界也主要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或“土耳其问题”、“巴尔干问题”的论述，当作讨论克里米亚战争的史料。然而始终关注全球资本主义运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会把眼光仅仅局限在近东这片狭小的区域。要理解他们笔下“东方问题”的全部内涵，就必须将其与遥远的中亚、东亚关联起来。
1453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当年10月，英法百年战争基本结束，英格兰王室逐渐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的王位继承权。八十年后，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宣布终结与凯瑟琳（Catherine，1485—1536）皇后的婚姻，并最终因此而脱离罗马教宗，另立国教。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关于男女爱情和生育子嗣的政治闹剧，但考虑到以下三个历史背景：一、废后凯瑟琳本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二、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罗马教廷，并通过罗马教廷出面阻挠亨利八世离婚；三、亨利八世早年曾与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竞争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惨遭失败。完全有理由说，本次废除皇后事件，标志着英格兰都铎王朝放弃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政策，也就放弃了控制中欧的理想，转而走向海洋国家的道路。
另方面，1502年，什叶派穆斯林在波斯建立了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使得这个被镇压了八百多年的伊斯兰教派终于有了自己的政权。萨法维王朝甫一建立就不得不与周围的逊尼派爆发长期战争，战争的直接后果导致了阿拉伯世界内部商路的中断。
因此，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Ivan IV，1530—1584）与英国女王玛丽一世（Mary I，1516—1558）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开辟一条新的贸易通道。“伊凡雷帝”和“血腥玛丽”这两位欧洲史上有名的暴烈君主在1557年共同任命过一个叫作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的英国人率领使团绕道访问中亚，以探寻前往中国的商路。手持两国文书的詹使节可能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中亚问题专家。正是他向伊凡雷帝报告，中亚汗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大量奴隶贸易，这后来成为了沙皇俄国入侵中亚的重要口实。[20]
上述史实并不是1492年地理大发现的起源，但它无疑把地理大发现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伊凡雷帝”和“血腥玛丽”同时探寻通往东亚的新通道，这提醒了我们，地理大发现不能等同于大航海，它还包括俄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推进和扩张。或者说，这里存在两条线路，一条是陆路，横贯于欧亚大陆深处，一条是海陆，围绕欧亚大陆的外围。陆路和海陆共同把原本相对孤立的各个文明连接起来了。
三个半世纪后，1904年1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发表了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他宣称：“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21]英国和俄国，这两个没有办法进入欧洲中心的边缘国家，反而不得不各自通过海上和内陆，担负起了连接整个欧亚大陆的责任。从欧洲内部的视角看，英俄是边缘国家；从欧亚大陆的视角看，英俄又成为了中心国家。旧时代的边缘乃是新时代的中心，中心和边缘颠倒了。
可以说，人类历史的革命性进程，往往走的是一条边缘突破的道路。
二、维也纳体系下的“东方问题”
19世纪初期，英国汉诺威王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连同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共同创立了维也纳体系。众所周知，该体系为了预防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重演，确立了五大王朝共同协调欧洲事务的机制。正如殷之光所论，“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22]
需要强调，这里所说的“绝对主义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随着拿破仑帝国垮台而死灰复燃的旧式王朝体系。或者说，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初，欧洲事务的协调仍然有赖于各大王室之间的联姻关系。但到了19世纪后期，这种联姻关系的政治作用却迅速下降，维也纳体系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它的效力，但其内部机制却已经变成了民族国家实力之间的恐怖平衡。简言之，民族国家之间的均势原则取代了传统王朝之间的联姻原则，成为了维系维也纳体系的基石。
须知欧洲旧式王朝的范围与现代民族国家并不重合。例如德意志和西班牙都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但它们却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在16世纪，语言和风俗都不相同的德意志人和西班牙人，都可以为了超越于民族之上的哈布斯堡王室，而并肩对抗法兰西瓦卢瓦家族或英格兰都铎家族的臣民。但到了19世纪后期，德意志的王室只代表德意志，西班牙的王室只代表西班牙，不管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联姻关系，王室不再超越于其统治下的民族。
这其中的转折点就是1848年革命。或者说，1848年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所发扬的现代民族主义原则，彻底冲决了旧式王朝体系，使得各个王室如果还想继续统治，就不得不民族利益摆到家族利益之上，以民族国家的领袖而不是高贵家族的成员，发挥政治作用。
理解这点，我们才能理解卢梭“主权在民”的历史意义。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属于全体国民，而不是某个家族时，才能说“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才能构成独一无二的国际法人格。即令为普鲁士王权辩护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要想把民族国家树立为国际政治主体，就必须确立“人民主权”：
只有人民对外完全独立并组成自己的国家，才谈得上人民的主权，大不列颠的人民是一个例子。……
可见，如果只是一般地谈整体，那也可以说国内的主权是属于人民的，这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家拥有主权完全一样。[23]
法国大革命正是新式国际法人格的缔造者，正如克劳塞维茨（Karl Clausewitz，1780—1831）所说：“突然，战争再度成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那是个为数三千万的人民，他们全都认为自己是公民。”[24]
由此看来，维也纳体系想要复辟欧洲旧式王朝关系，无疑是种历史的倒退。1848革命则宣告了这种倒退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尽管工人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马克思在革命之初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5]，但无可否认，1848年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主义革命。相较于旧式封建王朝，民族主义在当时无疑属于进步的力量。
这场革命的成果也同样首先是民族主义的。一方面，普鲁士、撒丁王国不得不宣布立宪，以扩大国王的民意基础，而参与政治的民意代表又促使这些王国把统一德意志、意大利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奥地利同样面临宪政改革的巨大压力，但其结果却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不得不扩大境内各个民族的自治权。简言之，在民族主义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一方面新兴民族国家越来越凝聚，另一方面传统帝国越来越分裂。后者当然不只包括奥地利，也包括奥斯曼土耳其。
德意志民族、意大利民族走向统一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向分裂，这些欧洲国际事务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巴尔干地区。孙兴杰指出，“意大利与德意志的统一改变了哈布斯堡帝国及其对外战略。它曾经在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也是战略扩张方向所在。德意统一之后，哈布斯堡帝国的选择变得单一了，短短十年之间，哈布斯堡帝国丧失了在中欧的影响力，它只能将扩张的方向重新转向巴尔干地区。”[26]为了抵消普鲁士和撒丁王国民族统一政策带来的压力和损失，哈布斯堡王朝只有在巴尔干地区寻求突破，它势必要与另一个饱受分裂的旧式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发生正面冲突。
伴随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而觉醒的现代民族意识，迅速传播到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民族反叛和新政府建立的主题支配了1804年至1887年的巴尔干半岛历史。”[27]这点燃了国际势力干预巴尔干半岛的导火索。
如果说欧洲内部的革命浪潮和国际干预还能由维也纳体系的王朝关系来协调，那么身处欧洲基督教文明外部的土耳其帝国就没那么幸运了。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
尽管奥斯曼帝国在地理上深入东南欧，但它既没有被邀请赴会，会议更没有讨论它，最终被维也纳会议排除在外。即便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但它又怎么能够被自我定位为基督教国家之间所缔结之盟约的大国协调机制所兼容呢？[28]
奥斯曼帝国既在文明形态上外于欧洲，又在地理疆域上深入欧洲，它既受欧洲革命的波及，又不受欧洲体系的协调。安德森接着指出：
尽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据了大片地区，但它既不被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也不被视作为可供殖民入侵或吞并的外围世界的一部分。[29]
换句话说，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部分，既关乎到维也纳体系的安危，又不受维也纳体系的制约。巴尔干半岛同样是欧洲的边缘地带，东方问题的爆发同样是欧洲近代史上的边缘突破。
王朝协调机制终止的地方，就是国力均衡原则开始的地方。首先运用于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国家实力均衡原则，又反过来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大陆。率先打破巴尔干地区均势状态的是俄国，在波兰等地到处镇压民族主义反抗的“欧洲宪兵”，却摇身一变成为巴尔干地区东正教民族的庇护者，把手伸进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革命迅速转变为俄罗斯、土耳其两大帝国的地缘政治矛盾，马克思说道：
因此通过世俗的解放来废除他们对古兰经的从属，也就是同时消除他们对神职人员的从属，并引起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关系等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推入俄国的怀抱。[30]
或者援用前引马里奥特的概括，东方问题当事人之间的打斗，很快引发了周边参与者之间的混战，而参与者的混战又促使外部围观者介入。恩格斯便这样评论英国站在土耳其一边，介入东方问题：
历史和当前的事实都指明，必须在欧洲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下一步的革命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它一定会引发俄国专制和欧洲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英国势必卷入这个冲突，不管那时碰上什么人执政。它永远不会容许俄国占有君士坦丁堡。它势必会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竭力在虚弱衰败的、被推翻的土耳其政府的遗址上促使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31]
在恩格斯看来，巴尔干的民族独立运动无疑是进步的，相较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东正教俄罗斯也无疑是进步的。反讽的是，相较于东正教俄罗斯，资本主义领头羊英国则是更进步的力量。如今最进步的力量反而站在了最落后的力量一边，反对巴尔干人民追求进步。巴尔干内部的资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引发资产阶级英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尤有进者，英俄这两个维也纳体系内部的合作者，到了维也纳体系之外就变成了对抗者。欧洲的合作与亚洲的竞争互为表里，东方问题就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接缝处。恩格斯指出：
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佩宗特，是同亚洲内地，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同波斯和突厥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
特拉佩宗特的贸易也正成为极其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新的利害冲突之源。[32]
马克思也说：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亚洲的大道，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首先是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他还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关闭黑海的门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过在里海的统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33]
这预示了，东方问题将会进一步扩大为欧亚大陆两侧的问题。前述问题，巴尔干内部的资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引发资产阶级英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呢？也许可以扩展为，亚洲内部的资产阶级革命会不会引发资本主义欧洲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
三、马克思的“革命大循环”
但凡了解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不会否认罗斯托夫斯基（Labanov Rostovsky）的一个概括：
在俄国的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即每当俄国在欧洲受到挫折，它就加快在亚洲的挺进。[34]
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会无视这点。比如恩格斯在一篇题为《俄罗斯在中亚西亚的进展》的时评中指出：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但是那时大家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俄国的先遣部队已推进到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在哪一个方向进行侦查。印度报纸偶尔登载一些关于俄国在中亚细亚的征服地的报道，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它们。最后，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35]
引文中提到了“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分别指当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阿富汗和俄国首次出兵攻打希瓦汗国；而“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则指1856—1857年英国与波斯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1779—1921）之间的战争。关于这几次战争，限于篇幅，无法展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明确称俄国和英国为“两个亚洲大国”。这相当于说，英国和俄国从欧洲边缘到亚洲深处的对抗，使得欧洲革命往往会在亚洲产生连锁反应。至少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俄国，会把矛头转向印度，以分散英国在土耳其的注意力。以“英俄问题”（The Anglo-Russia Question）为中介，“东方问题”演变成了“中亚问题”（Central Asia Question）。[36]
1858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刚刚两年。俄国人就派出了年轻的外交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832—1908）出使浩罕、布哈拉两个中亚汗国，并达成目的，取得了在中亚阿姆河上的自由航行权。这位在历史上享有“撒谎之父”美誉的俄国外交官刚刚诈骗完中亚汗国的埃米尔，就来到中国，利用协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不费一枪一单，刮走了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及其黑龙江的航行权和新疆喀什噶尔的通商权等大量特权。马克思对此评论道：
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37]
恩格斯则说得更加直白，也更加具有国际关系上的意义：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
……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38]
于是我们看到，英俄争霸使得欧洲内部的革命运动，转嫁为亚洲深处的政治问题。这就形成了一根完整的因果反应链条：欧洲革命——东方问题——英俄对抗——中亚问题——中国问题。欧洲是这根链条的开端，中国则是链条的末端，英俄在欧亚大陆的对抗则充当了整条反应链的中介。
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作为开端的欧洲和作为末端的中国，就体现为黑格尔所谓的“两极相联”：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39]
须知当时的中国也在爆发革命，此即太平天国运动。欧洲革命最终演变为了亚洲革命、中国革命。关于这场运动的原因，马克思以不庸置疑的口吻指出：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40]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疯狂追求剩余价值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生产过剩，因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为了缓解内部危机则不得不开辟更广阔的外部市场以倾销过剩商品。资产阶级倾销过剩商品又会震动外部市场固有的封建关系，从而引发外部市场所处地区的革命。
这条原理落实到具体的国际关系当中，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引发了1848年革命，为了缓解1848年革命造成的危机，英俄两国不得不加紧海外扩张，以倾销过剩商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实质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其结果则是大量中国白银进一步流向印度，以刺激印度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中国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起来革命。
问题是，中国新一轮的革命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它的影响力难道只局限于中国内部吗？
须知这篇社论的标题不是“欧洲革命和中国革命”，而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革命”在前，“欧洲革命”在后，“中国革命”为因，“欧洲革命”为果。令人震惊，马克思不只认为欧洲革命会通过资产阶级商品倾向，引发中国革命，他更设想中国革命会反过来促成欧洲革命。如他所言：
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41]
在马克思看来，1848年革命先由一点爆发，迅速扩散至全欧洲的现象，也会在亚洲重演。持续的中国革命会使中国市场萎缩，这将逼迫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宣布种植鸦片合法，以解决自身的财政危机。届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印度种植园经济将会大面积破产，这又会导致印度市场的萎缩。中国和印度市场的萎缩则会进一步扩大欧洲的商品滞销，引发新一轮的欧洲革命。
因此，马克思甚至称赞主张弛禁鸦片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林则徐、黄爵滋之类的禁烟派则是“天朝的野蛮人”。如他所言：
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42]
如果说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还在勉力维系禁烟政策，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势必迫使它最终弛禁鸦片，印度种植园经济的破产指日可待，欧洲新一轮革命的破产同样指日可待。马克思自信地评论道：
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43]
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圈：欧洲革命引发了东方问题，东方问题最终引发了中国革命，但中国革命又会转过头来引发印度革命，再传回欧洲，引发新一轮的欧洲革命。尽管马克思本人十分不屑于野蛮低俗的亚洲革命，曾嘲笑太平天国有如“凶神恶煞下凡”。[44]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世界史意义：这将是欧洲文明世界走向真正彻底文明状态的媒介。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旧世界就在类似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同时走向衰退。欧洲的旧世界是资本主义，它的新世界是共产主义；亚洲的旧世界是封建主义，它的新世界则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乐观地说道：
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45]
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的欧洲资本家，逃难到中国时，迎接他们的不正是处于鼎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吗？
然而马克思的理论只对了一半，欧洲革命确实迅速地推动了亚洲地区的殖民地化，却没能转而传回欧洲，引发下一轮欧洲革命。其中因素当然很多，但有件事实显而易见，欧洲革命之能引发亚洲新一轮的殖民地化，有赖于英俄两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作为中介。但中国革命要反过来推动新一轮的欧洲革命，却只能依靠殖民主义贸易的细线。这根线确实太细了，还不足以充当传导革命的链条。马克思的失误也许给我们提了个醒：今天西方左翼思潮一再鼓吹“去国家化”、“去中心化”，这会不会像当年马克思一样太乐观了？
必须强调，承不承认资本与政权的高度结合，承不承认资本扩张必须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进行，乃是列宁与考茨基的重要区别。
四、欧亚天平的转动
应当承认，马克思“革命大循环”的理论基石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同之处只在于，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为黑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打底。比如他在著名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就指出：
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46]
一言以蔽之，分散的社会生产使得亚洲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去推行水利公共工程，而产生不了欧洲高度自治的市民社会，当然也就无法孕育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因此亚洲只能有黑格尔所说的“皇帝一个人的理性与自由”，欧洲则能产生“一部分人的理性与自由”。亚洲的资本主义只能靠欧洲输入，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欧洲输入资本主义的直接结果。
不论其他，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显然与中国的实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谓的“水利专制”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唐末以来的农民战争总是打出“均田地”的旗号。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资本和足够发达市民社会，怎么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农民起义又怎么会提出平均土地的要求？
中国“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的起义，其主要原因到底是“英国的大炮”还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周期律？一场根植于中国传统的社会危机，又怎么可能传播到欧洲去呢？马克思病态的欧洲中心观甚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尖锐批评。[47]不过我们不必苛责马克思、恩格斯，“亚洲的觉醒”确实需要西方世界的变局，打破“欧洲中心观”也与欧洲政治的推动密不可分。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1877年4月，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很快把军舰派到了伊斯坦布尔附近，俄国也随即加快了它在中亚的扩张。为了回应俄国人在中亚的举动，次年，即1878年，英印政府就发动了第二次入侵阿富汗的战争。
相较于上次“欧洲革命——东方问题——亚洲殖民地化”，这次的传递速度更快。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军从朴茨茅斯港出发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到达印度。不久以后，俄国从彼得堡到奥伦堡铁路修通，俄军从欧洲到中亚，还不用一个月。同样有赖于苏伊士运河与俄国铁路，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危机在1870—1880年代大大加深。
用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的概括，1870年代西方实现了从近代殖民主义到现代帝国主义的跨越。[48]欧洲内部依旧艰难地维持着和平，但它的代价是欧洲以外的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任何欧洲大国都希望通过在欧洲以外扩张，以在欧洲内部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这样看，亚洲的份量确实在增加，至少英俄两国除了加紧在亚洲的扩张外，还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以遏制对方的脚步。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随着第二次布尔战争的爆发，英国对于远东盟友的要求更加迫切。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条约》签订，两年以后，日俄战争爆发。对中国而言，危机的重心迅速从西部、南部边疆地区移向东部核心地区，日俄对抗迅速取代英俄对抗，成为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周边地缘政治矛盾。借着日俄战争的东风，英日两国于1905年8月12日缔结第二次《同盟条约》，把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英属印度。换言之，英国终于通过日本的崛起，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东西：如果俄国进攻印度，日本将负有条约义务，出兵保卫印度。
如果说日本的崛起是20世纪东亚地缘政治的第一个变局，那么美国的介入则是另一个变局。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就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从门罗主义迈向世界主义的第一步，不是踏在了欧洲，而是踏在了亚洲。或者说，美国首先成为了一个亚洲国家，其次才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
1900年，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发表《亚洲问题》，尚且提出美国应该扶持日本，以推动亚洲国家实现西方文明。[49]但随着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束，尤其是1907年以后英俄、日俄之间的和解，美日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不可避免了。
五、余论：二十世纪的开端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19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只是欧洲革命的被动反应物。但到了列宁这里，20世纪初的亚洲却成为了欧洲革命的先声。可以说，1905年的“亚洲觉醒”是一个开端，它预示了本世纪亚洲将在世界革命的反应链条上，从被动变为主动。我们不禁要问，亚洲地位改变的国际政治背景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变局使得亚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欧洲政治变革的逻辑线索应该是欧洲革命—东方问题—列强对抗，那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逻辑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不是欧洲革命经由东方问题再引发列强对抗，而是经由东方问题的导火索引爆的帝国主义战争，引发了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即东方问题—列强对抗—欧洲革命。这个转变对于亚洲革命地位的抬升，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1918年1月4日，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抛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宣扬公开外交、全面裁军、民族自决、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以及建立国际联盟。这是美国第一次正式试图建立由它主导的世界秩序。为了在中国推销其主义，1918年8月，美国务院建立了由卡尔·克罗（Carl Crow）领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中国分部。中国分部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华推广威尔逊主义。[50]
此举迅速得到了北洋政府内部的失意政客和新文化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威尔逊陡然成为中国进步青年心目中的“第一大好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很快引发了国民外交运动，并为随后发生的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又反过来让美国人意识到，受到欧洲列强冷遇的“十四点原则”，在中国和东亚具有广阔的市场。
得出同样结论的还是共产国际。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根据此次会议的决议，亚洲殖民地解放仍然只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副产品。正如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所说：“要解放殖民地，必先解放宗主国的工人阶级”。[51]
也正在会议召开之时，朝鲜爆发“三一运动”；两个月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次年，苏俄国内革命战争在远东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打退了协约国自亚洲方向对俄国革命的干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20年8月，华沙战役失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门被彻底堵死。欧洲革命的失败和亚洲革命的兴起，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认清现实，逐步把工作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
1920年7—8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M. N. Roy）就特别提出了转向亚洲的问题。虽然他关于亚洲革命将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并没有被写进大会决议，但是大会仍然决定在9月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也就是9月会议，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52]“可以看到，消灭殖民统治和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并列成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基本路径。”到了共产国际四大以后，亚洲殖民地的解放反而一跃成为了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以东方国家民族革命的火种引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燎原已在其考虑之中。”[53]
美、苏（俄）两个巨大的政治实体都在封闭僵死欧洲欧洲列强面前打不开局面，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亚洲寻求突破，这就是20世纪最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理论先行”特征，当重大政策转向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说明，新政策就没有合法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俄国率先爆发革命都是难以想象的。比如恩格斯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如果任由俄国占领土耳其，“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灾难。”[54]在具体讨论巴尔干民族解放问题时，恩格斯又相信，代表进步的巴尔干东正教民族一经解放，就会与代表专制的沙皇俄国走上对立的道路。“尽管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相同的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会使他们联结起来，但一旦后者获得解放，他们的利益将截然对立。”[55]总之，俄国作为欧洲的反革命堡垒，不可能会成为革命的领头羊。俄国尚且如此，何况更加专制的亚洲国家呢？
为此，列宁为此提出过“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理论，通过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新的革命实践。后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进一步提升了列宁的理论，直到今天仍影响西方学界。[56]托氏指出：
历史的规律性与学究迂腐的公式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不平衡性即历史发展进程最普遍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中显得更加显眼和复杂。在外部必然性的鞭策下，落后国家被迫实现了跨越。于是，从不平衡性这个包罗万象的规律中派生出另一个规律，由于它还没有比较合适的名称，不妨称之为叠合规律，其含义是发展道路上各个时期的相似，某些阶段的相互结合，古老的形式与最现代的形式的混合。没有这个当然是在其全部物质内容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就不能理解俄国的历史，以及所有总的来说属于第二、第三乃至第十层次的文明国家的历史。[57]
概而言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二，发展的叠合性。这两个特点既解释了“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也解释了亚洲革命的无产阶级意义。
“不平衡且叠合的发展”英文对应为“the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由“the uneven development”和“the combined development”两部分构成。“the uneven development”不用再解释。“the combined development”是指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带到世界各地，使得那些地方出现了多个历史阶段并存的局面。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本来是两个历史阶段，却被压缩到了一个过程里面。
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性质的判断：马克思显然认为亚洲只能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才能进而产生无产阶级革命，但是“the combined development”却认为亚洲革命很可能同时具备“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两重特性。这引发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究竟应该在共产国际的基础上多向马克思本人倾斜一些，承认中国革命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呢？还是向托洛茨基本人演绎的那样，宣称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不论如何，“不平衡且叠合的发展”指出了即便是最偏远地区爆发的革命，也完全可能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的世界意义。“东方问题”是欧洲的薄弱环节，中国又是欧亚大陆的薄弱环节，中国的偏远农村则是中国的薄弱环节。这双重甚至多重的薄弱环节，恰恰可能孕育新的变革。于是我们看到，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颠倒了马克思本人的因果链条。“亚洲的觉醒”既是西方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又成为了撬动帝国主义平衡的杠杆。
倘若近代欧洲的崛起源自“边缘突破”，那么“亚洲的觉醒”是不是标志着世界历史新的一次“边缘突破”呢？如果是，那么这次“边缘突破”造成的革命性影响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 本文由笔者2018年9月26日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所作报告修改而来，曾得到北京大学章永乐教授、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何青翰博士等师友的批评指正，在此谨表谢意。
[1] 以上两段，引自汪晖：《十月的预言与危机——为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100周年而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第13页。
[2]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薄弱环节的革命与二十世纪的诞生》，《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第85页。
[3] 孙兴杰：《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长春：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3页。
[4] 例如王新：《“东方问题”的产生与俄国的黑海-巴尔干政策》，《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79—192页；黄淑桢：《“东方问题”产生的浅析》，《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第84—89页；赵爱伦：《俄国与“东方问题”的形成》，《西伯利亚研究》2001年第5期，第43—46页。
[5] 相关专题论文，例如孙丙辉、赵星铁：《俾斯麦在东方问题上的“现实政策”》，《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第36—41页；王在邦：《维也纳会议后50年间的东方问题与欧陆政治》，《齐鲁学刊》1990年第3期，第25—30页；洪邮生：《东方问题和坎宁的“外交革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98—107页；任羽中、陈斌：《试析19世纪上半期围绕“东方问题”所产生的大国关系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69—74页；刘锦涛：《克里米亚战前俄英在东方问题上的冷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85—88页；赵明杰：《克里米亚战前英俄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22—23页；孙兴杰：《柏林会议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起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209—218页。相关专著，例如朱瀛泉：《柏林会议与近东危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赵军秀：《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6] 例如潘光：《试论“东方问题”的后遗症及其对中东的影响》，《史林》1989年第4期，第73—80页；王三义：《“东方问题”的延续与终结》，《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64—68页。
[7] 前引孙兴杰的博士论文第4章第2节曾专门梳理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应当说，该学位论文是国内罕有的系统研究“东方问题”来龙去脉的专著。参见氏著：《帝国·霸权·区域》，第165—183页。
[8] 从这个角度上说，汪晖教授的两篇近作反而像是一个开创性的尝试。
[9]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流亡者。——土耳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页。引文中的黑体字为原文所加，下同。
[10]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5页。
[12] 参见﹝英﹞罗杰·克劳利：《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陆大鹏译，台北：马可孛罗文化，2017年，第341页。
[13] ﹝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孟维瞻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3页（前言页）。
[14] 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15] 塞·法曼《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年巴黎版，转引自马克思：《宣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3卷，第181页。
[16] John Macdonald, Turke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Dodge Publishing Co., 1912, p. 11.
[17] ﹝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于宝林、杨冰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18]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123页。
[19] Noel Buxton and C. Leonard Leese, Balkan Problems and European Pea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9, p. 17.
[20] 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21]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页。
[22] 殷之光：《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序言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页（序言页）。
[2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9节，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97—298页。
[24]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下册，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52页。
[25] 一般认为，1848年革命的起点是2月22日的巴黎人民起义，而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24日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1848年革命的爆发正好同步。
[26] 孙兴杰：《柏林会议与“东方问题”巴尔干化的起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211页。
[27] Barbara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Volume 1: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71.
[28] ﹝英﹞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29] 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第18页。
[30] 马克思：《宣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3卷，第182页。
[31]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43页。
[32]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17页。
[33]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七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458页。
[34] Labanov Rostovsky: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p.147. 转引自许建英：《近代英国与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35]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6—637页。
[36] “Central Asia Question”（中亚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就频繁出现于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地理学家的表述之中，如前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罗灵逊（Henry Rawlinson）、印度总督寇松（George N. Curzon）、前进政策派政论家马尔文（Charles Marvin）等人都经常使用。“The Anglo-Russia Question”（英俄问题）则引自寇松1889年出版的著作《俄国在中亚》（Russia in Central Asia）第九章标题。详见George N. Curzon: Russia in Central As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9, pp.313-381.
[37]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第625—626页。
[38]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85页。
[39]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页。按，旧版《马恩全集》把“两极相联”翻译成“对立统一”，不甚妥当。
[40]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2页。
[41]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页。
[42]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6页。
[43]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页。
[44] 例如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16—117页。
[45] 马克思：《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页。按，马克思原文标题为《国际述评（一）》，该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的编者所加。
[4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139—140页。
[47] 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7页。
[48] 参见﹝英﹞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49] 参见﹝美﹞马汉：《亚洲问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附录，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515页。
[50] 参见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第48页。今天学界对一战期间美国在华宣传的研究尚且不多，仅就笔者所知的其它相关研究，参见高莹莹：《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马建标：《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51]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9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78页。
[52]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3—64页。
[53] 李永春、罗雄：《东方革命在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中的地位演变（1919—1924）》，《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4期，第33页。
[54]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20页。
[55]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2卷，第42页。
[56] Susan Dianne Brophy, “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 Feb.26, 2018, see the websit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explanatory-value%20theory-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
[57] ﹝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