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上，在阿根廷的殖民时代之前，本地的土著族群以游牧为生，所以没有建立起大规模的土著城市文明。而在殖民时代中，西班牙殖民者进入阿根廷，与当地进行种族融合。

而阿根廷独立建国之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间，大批欧洲移民陆续登陆阿根廷，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经济的繁荣。

《阿根廷史》指出，“阿根廷的社会发展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但是，由于路克蕾西亚·马特尔的故乡萨尔塔省临近智利和玻利维亚。

当地遗留着三大印第安文明之一——印加文明的痕迹。如此的生长环境，引导马特尔关注到了土著族裔的权益。

种族议题是马特尔作品里一以贯之的脉络，其中包含两个层面，分别是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和矛盾的国族身份认同。

在《沼泽》和《无头的女人》中，印第安族裔的佣人参与到白人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都展现了白人家庭的成员对印第安佣人忽视与依赖并存的双重维度。

到了第四部作品《扎马》，马特尔跳出家庭的框架，将视野放置到殖民时期，从源头对国族身份认同进行集中的讨论。

当种族主义观念与社会权力秩序相互交织，相互佐证其合理性，身份认同危机在二者的断裂之处，携带着历史的幽灵，时时现身，诉说被遮盖的往事，被噤声的族群。

种族主义的悖谬图景

种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之间不仅有物理特征之别，更存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差异。

马特尔的电影展示了白人中产阶层强烈的种族主义立场，并以话语为中介，实践着种族歧视的行为，以此维护着自身的阶级特权。

而马特尔通过展示此立场的矛盾与荒谬，达成了对其的反思与批判。

《沼泽》中女主人美莎污蔑印第安女佣偷窃，并斥责其懒惰、不知感恩；小儿子华金嫌恶印第安裔同伴肮脏。

影片中白人家庭中总有印第安族裔的身影，后者也帮助维系其日常生活的运转，但是这种合作关系并不平等。

在白人歧视性的有色眼镜中，印第安族裔是地位低下的奴仆，而不是受雇佣的劳动者。

在《无头的女人》中，马特尔进一步延伸该议题，刻画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与印第安人之间，忽视与依赖并存的双重关系，并进一步尖锐地展示了前者对后者的暴力。

女主人公维洛在遭遇车祸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日常生活陷入停滞状态，是家中的印第安裔佣人照顾她的起居和工作。

就连约出租车去工作的琐屑事务，也是仆人代劳的，因为维洛无法记得工作的地址。马特尔影片中的印第安人大多从事着服务、关怀性质的工作，如护士、家庭佣人。

但在白人的主观世界中，他们大多处于后景或画面的边缘，身影被模糊化处理，此手法凸显了后者在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被需要，也被忽视的生存境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是世界上家政工人比例最高的地区，并且在人种组成上携带者殖民历史的印记。

于是，马特尔的创作呼应着这一社会现实，以家庭主仆的关系映照着更广的范围内社会阶级模式，刻画了阿根廷白人中产阶级与印第安族裔关系的一缕缩影。

此外，马特尔集中在《沼泽》的伊莎贝尔这一角色身上，具体地补充了种族与性别议题的交叉性。

伊莎贝尔身为家庭女佣，一方面受到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她也承受着男性凝视，和男性对她的干扰和支配。

在狂欢节派对上，何塞因其是自家女佣，肆意骚扰她，后被她的男友佩罗打倒。在出行游玩时，佩罗不顾及她的意愿，在她没有泳衣的情况下，强制拉她入水。

最后，伊莎贝尔也因为意外怀孕，不得已辞去工作。在伊莎贝尔身上，歧视和忽视是来自于种族与性别两个层面的，甚至直接改变着她的人生轨迹。

而小女儿莫米对她的同性之爱在此中也是被压制的，难以形成救赎性的力量。

综上所述，马特尔以印第安族裔被排挤、无视的处境，展示了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在期间加入了对于种族与性别议题中交叉性的考量，丰富了对种族问题的视野。

知识与实践的裂隙——失落的种族主义话语福柯的理论提示着，知识与权力互相勾连、互为因果的关系。

而话语在二者之中，承担着语言与实践之间的桥梁，话语建构主题，界定并生产知识对象，规定谈论一个话题的方式，界定说话、写作或者个人行为的方式 。

于是，在上文提及的紧张关系中，还能发掘种种歧视性的话语，来解释和传播与之对应的种族主义思想。

而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指出，除了针对肢体和生命安全的暴力行径，帝国主义话语中还生产着一种“认知暴力”。

马特尔的电影展示了白人中产阶级如何建构此类“认知暴力，继而合理化白人对印第安族裔的歧视和支配行为。

在《沼泽》家庭图景中，种族主义话语在代际之间传播着，其通过将肮脏、污秽的事物等被文明秩序所排斥的事物与印第安族裔结合起来，生产出一种关于“脏”的知识，从而达成歧视与排斥的目的。

母亲美莎指责小女儿莫米与伊莎贝尔待在一起的结果是“变脏”；小儿子华金与表亲马丁阻止印第安同伴与狗亲近，并且在闲聊时认为印第安同伴与狗性交。

扔掉和印第安伙伴们一起捕捉的鱼，并认为那些鱼是脏的。

与此同时，马特尔的影片也展示了这些话语与物质实践之间的悖论，凸显其断裂和虚伪之处，暗示其面临着失效的危险。

美莎对伊莎贝尔的敌意来源于莫米对伊莎贝尔的同性情愫，但由于缺乏证据，她无法正面指责此同性恋情。

于是，为了避免女儿与仆人过于亲近，美莎将同性恋恐惧转移到了歧视性的空洞话语中。对此，莫米并没有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也没有从顺从母亲的意志。

而被华金抛弃的鱼随后被伊莎贝尔捡回并烹饪成全家的午餐，而华金则以狼狈的吃相遭到了众人的呵斥，前后的反差凸显出华金的无知和粗鲁，让同伴马丁产生怀疑和困惑。

于是，《沼泽》以此展现了白人自身的麻痹和空虚，支配关系也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无能。此反差展示着种族主义话语自身的悖论，也揭示了白人自身优越感的荒谬。

国族身份认同的虚幻倒影

《扎马》是马特尔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电影，改编自安东尼奥·迪·贝内德托（AntonioDiBenedetto）写于1956年的小说。

与此前高度与马特尔自身成长环境相关、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不同。

影片的主角是18世纪西班牙殖民时期巴拉圭的一位治安总督，他十分想逃离当下所在的闭塞小岛，争取调任，与妻子团聚。

在马特尔的改编下，主人公渴望调任的目的地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了萨尔塔省的一个小镇莱尔马，将影片的历史空间标识与萨尔塔三部曲联系起来，形成作者性的勾连。

马特尔在《扎马》中，尝试给从历史源头，延续前作中的种族主义议题，站在身份认同的角度，呈现种族主义观念的根源。

影片展现了主角扎马身为克里奥尔人（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却认同于白人血统，将自己当做上等人后裔的荒谬与悲剧之处。

扎马被比喻成岸边的鱼，既不能上岸，也不能接近水流中心。一方面，他因为克里奥尔人的身份，在西班牙白人主导的官僚体制中，受到歧视，并处于边缘的地位。

虽然身居治安总督的职位，但在一次与下级的斗殴纠纷之后，他的上级却把他的对手调到了莱尔马，看似是惩罚，实则是升迁。

而对于扎马的调职请求，上级却一再地刁难。扎马所经受的不公呼应着《沼泽》中白人家庭对印第安裔女佣的排挤。

同时，扎马调任的一次次失败和延迟与《沼泽》中的停滞不前的人物也相呼应。另一方面，扎马一开始将土著民族视为下等人，并忽略并主动排斥其土著血统。

在法庭判决工作中，他毫不犹豫地将土著奴仆判给白人地主，漠视前者的生命权利。后来，他的事业遭受打击时，他与一位土著女性生下一个孩子，并在重病中受到了后者的照顾。

最终，他无法忍受上级对他的不公正行为，鼓起勇气主动加入抓捕盗贼的队伍，想要立功，却反而深入到更险峻的境地，生命垂危之际，被一名土著男孩拯救。

扎马的悲剧性在于错位的认同与无畏的希望，前者让他不认同于自身印第安血统，与白人政府一齐，施加对土著民族的殖民暴力。

后者让他对该体制仍心存幻想，陷入徒劳的等待，得到的只有一次次的辜负和放逐。国族身份认同矛盾是阿根廷电影，乃至阿根廷文化中持续讨论的话题。

基于移民导致的多元文化状况，鼓励着创作者大胆借鉴、广泛吸收各国文化。

也呼唤阿根廷文化内部的包容性，应对着多民族融合的现状，但这也催生了阿根廷文化中国族认同的犹疑与淡淡的乡愁。

在新阿根廷电影时期，马特尔的同代导演丹尼尔·布尔曼在2004年带来了《失去的拥抱》。

该片立足于2000年阿根廷的城市一代，刻画了一个波兰犹太裔阿根廷青年阿里尔的生活，他厌倦了逼仄的生活，尝试回到波兰寻找父亲，成为欧洲人。

最后，他发现父亲并不是他想象的英雄，继而认清了虚空的幻想，承担起责任，与亲情进行和解。

影片展现了阿根廷移民后裔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困苦的生活条件和下滑的经济中，移民后裔开始将欧洲作为希望的彼岸世界，用以拒斥眼下的生活。

但是，马特尔和布尔曼也都继而展示了，这种“彼岸情结”的虚妄之处，并尝试将人留在当下。

但是，无论是扎马，还是阿里尔，他们身上都弥漫着一股“去国望乡”的忧郁，包裹着国族身份认同矛盾带来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