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忧郁》安琪的故事，作者康复后的感想
重度忧郁症患者们的真实经历：忧郁。作者：安德鲁所罗门。《忧郁》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安琪的故事(1)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安琪的故事(2)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我希望我可以哭得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卡在我的灵魂里。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振作起来，对抗恐惧但这场战争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小孩在长大，我的泪在眼底流着。错过了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的变换，错过春天的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可以错过？岁月不曾为我停留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不停留？花儿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面对忧郁症患者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让自己卷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题目，似乎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必须承认，着手进行研究时，我常觉得选这种题目真是愚蠢。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一大堆因人而定的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些没人讲过的话我应该讲出来；我会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希望让人们重视忧郁症，和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患者走出忧郁。我承认我得到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而且我也希望成名，受人爱戴。但直到我写了大约四分之三时，才完全清楚我的目的。
后来，另一位女性朋友说她丈夫对她施暴，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他的怪异举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普通的电话都会让他疑神疑鬼，他还曾对狗施暴。他的暴行发生后，她吓得找警察，然后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的确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该受到谴责。精神障碍常显露出人性丑恶的另一面。它不会让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可怜、贫苦又饥渴的模样，悲惨但令人动容；但丑恶的另一面是粗暴又残酷的模样。疾病把人们藏在黑暗里的痛苦现实给挖了出来。忧郁使个性放大和极端化。长远来看，我觉得，忧郁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它会摧毁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使人产生妄想和无助的错觉，但它也是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在写作这本书的前后，我碰到许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忧郁症患者，我决定不提他们。我要写我崇敬的人。这本书中的人大多坚毅、聪明或顽强。我不相信有所谓正常人这种东西，或是有什么典型可以说明整个事实。大众心理学研究者总想找到一个代表所有研究对象的典型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像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与一位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忧郁症患者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有故事，真正的幸存者才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活在烤面包机与原子弹的喧嚣噪声之中。这本书是在保护患者隐私的条件下，说出值得注意的人和他们成功的故事――我相信对别人有帮助的故事，就像别人帮助我一样。
伦敦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德博拉?克里斯蒂谈到：“世上没有自杀测验机、痛苦测验机或悲伤测验机这种东西。我们无法客观地测量出人得了什么病或病得多重。你只能听他们说，并相信那就是他们的感受。”疾病与人格之间有交互关系，有些人可以忍受摧残他们的症状，有些人什么都受不了。有人得了忧郁症就投降了，有人则奋战到底。由于忧郁对意志的杀伤力很强，所以有些痊愈者会失去动力，一再陷入忧郁，无法克服。幽默感是带你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也常是使人们爱你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你就会有希望。
保持健康是持续不断的奋战。或许我朋友的未婚夫不管怎样都只能像个废物一样生活，或许他的本性就顽劣不堪，或许他天生就是残酷的人。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任何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叫意志力的东西；我反对宿命论的说法，也反对以此为道德的借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努力成为好人、如何丧失理智和恢复理智，其中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包括服药、接受电击治疗、陷入爱情、崇敬上帝和科学。安琪?斯塔基以坚毅的乐观，为诺利斯镇医院走入大众之中演讲：她以无穷的耐心花了无数小时教她的室友削黄瓜；她花时间写信给我说明她的想法，好帮助我完成这本书；她把母亲的家从头到尾清理干净。忧郁摧毁了她的行为能力，但没有损及她的个性和品格。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亲，以及陪我度过第三次忧郁发作时的朋友。要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也会碰到同样的胸襟与温情吗？胸襟与温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气与意志力。想象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这些特质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针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格，我们就可以变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伟人有权利拥有他们的荣耀，还是说那荣耀也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走出忧郁症、病情稳定的人，通常对内心的欢喜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随时会觉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们本来就是热心的人，那必定会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适用同样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迹似地从严重的癌症中痊愈的人，也不会有那样的大喜悦――一种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能使走过重度忧郁的人，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忧郁》详述了这种说法，书中指出，忧郁症强迫人长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间会反复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变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如果可以在母亲过世后服一剂解除悲伤的药，摆脱恼人又无意义的悲痛与苦闷，那难道不好吗？”法国精神病学家茱莉亚?克莉丝蒂娃发现忧郁与深层心理的功能：“击垮我们的悲伤，以及阻碍我们行动的迟钝，也是一种对抗疯狂的防护盾――有时候是最后一层防护盾。”或许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对悲伤的依赖超乎我们想象
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现在已成为治疗思乡症、饮食失常症、经前症候群、家中宠物大肆破坏所带来的厌烦、关节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轻微的悲伤与寻常的烦恼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处方，综合科与妇产科也会开这些药，我碰过一个人，他的百忧解是足科医生开的。当环球航空客机失事时，有关单位除了枕头或毛毯，还发百忧解给等待消息的家属备用。我对这种广泛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应该要小心、谨慎、经过考虑后再使用。有人说，每个人的缺点也是优点。如果消除了缺点，那还会有优点吗？“我们正处于医药蓬勃发展的时期，”内斯说：“开发消除不适情绪的新医药，使疗效越来越快速、简单、低廉和安全。我们应该可在下个世纪之前完成这个进程。我敢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可以让自己更舒服，他们就会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几十年，这世界会是医药的乌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们会快乐到忘记他们的社会义务与个人责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说：“这是哥白尼之后，我们遭遇的最剧烈的改革。几个世纪之后，新社会的人类回顾以往，会把我们看成是无法驾驭和操纵情绪的残障者。”果真如此，那我们将会有所失，当然也会有所得。
我讨厌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感觉。善良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完全地爱别人，可以带来许多内心的平静。看到忧郁症患者受折磨，会令我骚动不安。我想帮助他们。这不难，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别人打翻好酒一样。扶正酒瓶、清理干净，比故意视而不见令人舒服。
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我常能感受到精神的温度，我改变了睡眠习惯，懂得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的所有，更能容忍别人，更能把握所有的快乐时光。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像以往那样给我重大的打击，而且无路可逃，但也有一些转变像蛋壳一样地纤细、脆弱。现在，要是否定我的忧郁症，就好像要否定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太容易发脾气，也太常发脾气，别人不得不接受我这项弱点，但我觉得，我对别人已经比以前更大方了。“房子一团乱，”有位与忧郁症奋战一段时间的女士对我说：“我也无法阅读。忧郁何时会回来？何时再来打击我？小孩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现在我比较稳定了，但是永远无法摆脱它。不管你在某些时刻有多快乐，你永远忘不了忧郁。”
教人努力挽回人生，这就是忧郁不可或缺的价值。弗兰克?鲁沙可夫在他的大脑手术治疗之后的几个月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就不会这么做。”我与他、他的父母、医生共处了一下午，他们聊到残酷的事实：他的扣带回切除术没有成功，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他以高贵的勇气，用六个月时间准备重新进行手术。“但是我从中学到很多，也成长很多。我与父母、兄弟和朋友变得更亲近。我和医生相处的经验非常好。”这种得来不易的理智如此真实，令人感动。“忧郁症真的有好的一面，当你陷于其中时是看不到的。”之后，第二次手术产生作用，他在信中说：“我曾说过，要是能重来，我就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我感谢眼前的一切。我进医院三十次并接受手术还是明智的，我因此而认识了许多朋友。”“当我知道，这辈子我的心灵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就觉悟了，”凯?杰米森耸耸肩说：“我无法告诉你，人格重建的过程有多令我厌烦，但我珍惜这样的我，爱我的人都喜欢我的这一面。”
“情绪是另一个未开拓的领域，就像深海或外太空，”克劳蒂亚?薇佛说，“多次情绪低落，会给你更多勇气，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能应付难熬的痛苦，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伴随痛苦而来的感受。忧郁症不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人生中，伴随着我的一部分自我，而且我相信，它在许多时候对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的忧郁症，和救赎它的力量。我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这有一部分是拜忧郁症所赐。”罗拉?安德森写道：“忧郁症给了我和善与宽容，这是别人不太懂得奉献出的东西――我愿意去接近因错误的举动、不当的批评，或显然无意义的判断而遭别人厌弃的人。今天晚上，我和别人争论死刑，我努力解释，如果没有太多自我指涉，我们就可以了解可怕的行为――了解情绪、工作、亲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可怕的相互关系。我绝不希望忧郁症变成公开的借口或政治的推托，但我认为，一旦经历过忧郁症，就更能够直接了解为何有人会一时失去判断力而犯下大错――你可能甚至会学到如何原谅这个世界的罪恶。”有朝一日，我们为失去忧郁感到无比欣喜，但也将失去它带来的一切。如果地球没有雨水，我们也能过活，就算我们可以征服天气，让世界永远晴空万里，我们难道不会想念阴天与夏日的暴风雨吗？在英国，经过十个月阴沉的天气，到了夏天，太阳突然罕见地出现，似乎变得比热带更明亮、更晴朗，那样的快乐会比我想象的任何事物更巨大。
几乎每天早上，我脑中都会闪过一阵绝望感，每次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陷落了。有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让车撞死，而我咬紧牙关好好站在马路边，直到绿灯亮起；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割腕有多么简单；有时候，我会渴望拿枪对准嘴巴；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一觉睡去，永远醒不过来。我痛恨这些感觉，但我知道，这些感觉让我更深入生命，去发现和把握存在的理由。我从来不会慨叹已走过的人生。每一天，有时候坚决，有时候犹疑，我都选择活下去。这难道不是难得的喜悦吗？
因为这是本谈忧郁症的书，我还要感谢那些让我复原到足以写出我的故事的人。谢谢治疗我忧郁症的医生，我很幸运，他们能妙手回春。除了医生，还需辅以朋友的宽容，我无法在此列举，但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因他们而开启了一条道路。我的忧郁症处方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给我的爱，他们发自内心对我好，他们温馨的忠告与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以及理智的情绪，让我可以放心地发疯。
在我经历第一次忧郁症时，家父时值六十七岁，我要赞美的不只是他的爱与宽容，还有他的理智与心灵的调适力，使得他能够理解和扼止我六年多来的病情。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像他一样，同时拥有年轻人那样充满想象的活力，以及年长者缜密的智慧。他以前是，也永远是我坚实的依靠和最大的灵感来源，我全心全意将此书献给他。
《走出忧郁》第十一章 演化
“有些忧郁的人长大后会与社会环境不相容，有些人则相反；有些人生活在忧郁症罹患率高的家庭，有些人则相反；已知造成忧郁症的生理系统（如正肾上腺素、血清素）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对某些人有效果的某种抗郁剂，对其他人未必有用；有些服用任何抗郁剂都无效的人，采用电气痉挛疗法却有效；有些人则是对目前任何疗法都没有反应。”这表示我们所说的忧郁症可能是一种没有明显界线的奇特病症。就像说我们有一种症状叫“咳嗽”，其中有些是要用抗生素治疗的咳嗽（肺结核）、有些是要用调整湿度治疗的咳嗽（肺气肿）、有些要用心理治疗的咳嗽（神经过敏）、有些要用化疗（肺癌）、有些可能无药可救。有些咳嗽不治愈的话会致命、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暂时性、有些是季节性、有些会自然痊愈、有些与滤过性病毒有关。什么是咳嗽？我们把咳嗽定义为多种疾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病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咳嗽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喉咙痛、睡不好、说话困难、喉咙痒得难受、呼吸困难等。忧郁症不是单纯的疾病，和咳嗽一样，它是会造成很多病症。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些疾病会造成咳嗽，就没有办法了解“难以治疗的咳嗽”，然后就会有各种咳嗽为何无法治疗的解释。现在关于忧郁症的多种类型，我们没法做出条理分明的归纳，这种病症似乎没有单一的解释。如果它是一系列的原因所造成，我们就得用多种说法来解释。目前的说法有点杂乱无章，要用一点精神分析的思想、一点生物学和部分外在环境因素综合来解释。我们必须要理清忧郁、苦恼、个性和疾病，才能真正搞清楚忧郁的心理状况。
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没有领导者的社会将会一片混乱，很快就会溃散。人在团体中的地位通常会不断改变，领导者要对抗挑战者，直到被彻底打败为止。忧郁对解决这种社会的权力冲突十分重要。如果阶级低的动物不断挑战领导者，将会争斗连连，团体的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挑战者失败了，不再逞强，退缩到某种忧郁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是消极，而非生存的危机），由此承认了胜利者的成功，并接受权力结构。这种依顺当权者的屈从姿态，使他不致被胜利者屠杀，或被驱逐出团体。轻微到中等的适当程度忧郁，有助于阶级社会达到和谐一致。忧郁不断复发，表示这个不断战败的人应该避免再度争斗，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进化论者伯希内尔曾说，大脑会不断监视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地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这种内化的阶级观念而进行的。大多数动物依争斗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阶级，若是没有实力提升自己的阶级，忧郁可以避免它们逞强。即使不是要改善社会地位，人们也常会遭受别人的批斗与攻击。忧郁会让他们退出遭受批斗的环境，摆脱之后才不会受到羞辱。忧郁中的焦虑成分就是来自于害怕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而被赶出团体――此后果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时代会危及生存。这种以进化的架构来解释忧郁的说法，与在拥有极多外在结构规范的社会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忧郁，没有很大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群体的架构是以体力来决定，而体力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功地消灭或击败另一个团体来表现的。拉塞尔?加德纳担任了“跨物种比较学会”（“精神病理学协会”）多年的领导者，他想找出人类忧郁症与动物模型的联结。他指出，对人类来说，成功不在于击倒别人，而在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本身。当人类觉得自己成功时，通常是因为实现了目标，而不是因为阻止了别人成功。这并不是说人完全不会投入到竞争中去或是伤害别人，但竞争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体制中，其建设性比破坏性更高。在动物社会里，最重要的成功目标是“我比你强”；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功，是较高等的“我真是太厉害了”
在前工业社会里，儿童可以走遍他所住的村庄，看到成人在工作。他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工作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可以此为基础选择（选择在这里非常重要）他自己的工作――当铁匠、磨坊工或面包师傅。或许神父详细的工作内容不太清楚，但是神父的生活方式却众人皆知。在后工业社会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少有人从小就知道避险基金经理人、健康保险官员、副教授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或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找对配偶的确定感――令我们感到失落。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
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
进化精神病学家保罗?瓦特森与保罗?安德鲁斯，认为忧郁症其实是一种沟通方法，并拟出进化的概论，其中忧郁症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人际关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们认为，轻微的忧郁症会促使人进行强烈的自省与自我检讨，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做出复杂的决定。这样的忧郁是个秘密，也常处于隐蔽状态，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虑――为未发生的事烦恼――常是忧郁的表现之一。轻微的忧郁――使内心产生与环境无关的低落情绪――可驱使我们找回一时不察而抛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觉出价值。它使人为真正的过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择通常依循着投资的老原则，冒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报酬，但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价。若是一个人拼命朝着全无希望的目标前进，忧郁便可解救他，强迫他退出。过于执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标，无法放弃愚蠢透顶的念头，这种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蓝道夫?内斯说：“他们试图在人际关系上努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感情了。”
更严重的忧郁可以唤起他人的注意与支援。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认为，假装自己需要帮助，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协助：大家都很聪明，不会被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蒙骗。忧郁是很省事的机制，因为有助于产生有说服力的事实：若你陷于忧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怜；若你真的很可怜，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忙。忧郁症是代价极高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激烈的后果太过引人注目，所以代价高昂。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说，正是因为忧郁症太可怕了，才能驱使他人伸出援手；忧郁症发作所造成的机能障碍，在作为“诱发利他主义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会使造成你困扰的人离你而去。
事实上，我因为第三次忧郁症发作，而要求宽延这本书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坚决；虽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坚决地说不，我就是无法继续工作，别人只有同意。进化心理学家爱德华?哈根把忧郁症视为权力游戏：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别人满足他的需求为止。我不同意。忧郁症患者对身边的人提出许多要求，但话说回来――要是他们没有忧郁症，就不需要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机会不太高。忧郁症可以当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来说，当这种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也并非实现特定目标的好方法。虽然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关怀令人愉悦，也可以形成爱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多帮助。
陷入忧郁时，你常常会发现平时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这种讯息虽然有价值，但你宁愿不要知道。我的忧郁症让我将朋友去芜存菁，但代价有多高呢？而且背弃那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友谊，只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不可靠，这值得吗？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哪种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为可靠的朋友？在危机中很难获得可靠的帮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无济于事！
”有爱就会有伤害，抗拒或责怪伤害就是拒绝爱。最重要的是，爱让我们不会太轻易放弃情感。拥有真心的爱，也常意味着烦恼。因为怕失去，所以我们十分珍惜手中拥有的东西。如果有人失去所爱之后不会感到沮丧，那他把时间、感情和精力花在某人身上，就只是为了好玩，绝不会多耗一分钟
大脑的不对称性接下来成为语言的基础，左脑陈述或处理右脑的概念和知觉。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两侧，这是从中风患者身上得到的证据。左侧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觉物体，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言语或获取语言的记忆。这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左脑中风的聋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势（所有人类和灵长类都有这种能力），但他们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我们将词语组织成句子、把句子组织成段落的复杂文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这些平常可自然表达的能力。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考，情绪能力也遭受严重的波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可体松）的最低分泌量相关。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左脑较活跃的婴儿，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没有明显的忧虑。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
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说话是正面的行为。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用手语、姿态或写字来表达）。忧郁的人不想说话，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身陷困境令人痛苦，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当我被问到，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我告诉他们，就是说出来――不要歇斯底里地说，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家人愿意听，就说出来。对朋友说，对治疗师说。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