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猜测考公热跟三胎政策关系

经济结构导致利润低，利润低则工资少，生育率低只是一个表现，工资增长慢是抑制放开政策的直接原因。现在的最低必要工资不能满足工人要生大于一个子女，之前抑制生育宣传得很到位，所以最低工资只考虑工人最多生育一个孩子（因为可能夭折所以小于1），这个孩子对市场的作用其实就是未来的工人，来代替他或她因为工作磨损甚至死亡的父母工人用的，所以我国的工资才能那么低，国际市场竞争力特别强。现在政策是鼓励二胎三胎，根本原因跟人口增长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劳动力市场都过剩了怎么还可能鼓励生育，难道不是应该继续限制吗？显然放开是另有原因。

现在工资制度无法能跟上生育政策的调整才是生育率降低的直接原因，升工资可以提升吸引力，但是会降低利润，另外货币是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不断贬值才能维持活力的，提升的工资一旦贬值速度慢于通胀率（据说我国是2%-3%），相当于没升工资——劳动力是有期限的，会死亡和损耗然后退出市场的，缺少工资是劳动力加速退场的原因之一——这是短期市场难以调整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个体工资较高，或工资增长较快，才是促使其多产子的原因（经济基础），更多的劳动人口可以降低压力，增加流通量，是普通家庭致富的一般手段，但是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普通人通过此类致富（这是政策客观存在的缺陷）。

微观方面：假设父母都工作，家庭内每人最低必需均为x（实际小孩要算上教育等培养费用会偏高于x，为了减少这方面企业开工资的压力，所以国家普及义务教育，这是主要原因），单孩家庭就是3x，二胎家庭就是4x，三胎家庭就是5x，即如果要普及三胎，工资至少增加67%，如果父母一方失业，就需要更多工资才能养活一家人；当然这只是假设，实际可能需要增加得多一些。按目前国家统计局数据，平均工资一年上涨超6%会造成直接全国大范围企业破产，所以三胎政策不可能很快实现，即使恰好有一年平均工资足够任何一个家庭承担一家人生活和发展需要，工资增长率达到最高的6%/年，且通胀率为0，也要9+1即需要维持高速增长10年才能实现全面三胎，如果有家庭提前生，则这个时间还要等更长（相当于有人预支了未来的工资导致十年后人均工资下降）。

宏观方面：实际工资是不平等的，但这个问题要联系整体，因为有钱人也会生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劳动人口88222万人，总人口141260万人，2022年劳动人口为87556万人，总人口141175万人，2022年比2021年平均每个劳动人口需要养活人口数增加0.7%，国民期望的工资倾向于增加0.7%以上；2022年扣除价格因素的工资增长率，城镇非私营4.6%私营1.7%，通胀率3.7%（这个是央行的狭义货币增发量，国家统计局没有计算总的通胀率），104.6%÷103.7%≈100.87%＞100.7%，非私营单位的家庭可以感到稳定变富，倾向于多生，101.7%÷103.7%≈98.07%＜100.7%，私营单位的家庭感到稳定变穷，倾向于少生。

既然非私营单位即绝大多数人口中的公务员可以稳定致富、或者说在生育政策放开后有更多的流通量可以进行货币增殖（即多产子），那么考公热也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了。

是故，考公热会否是解决三胎难的问题？

从静止角度看是可以的，从发展角度看是错误的，或说从使用价值分析好像可以解决，但从交换价值角度看极为谬误。考公的目的是致富，多产（二胎三胎乃至多胎）是当下经济形势下富裕的一种表现，是自然而然地，而不是必然的，经济形势改变，多产意愿随之改变，可能就不生了。实际上为了维持公平和价格稳定等原因，公务员队伍开始大量优化减员、降低工资，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私营企业可能利润更高，它们之间的关系地位可能会互相转化，考公就不再是多产的手段。

最后我们或许应该提取一些抽象元素出来，反映这种矛盾和对立。考公抽象成“对劳动者有着强吸引力的货币”，二胎三胎抽象成“劳动者的再生产行为”，缺少“货币”，劳动者活下去都很难，死了的劳动者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即使不死，也很难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自然资本增殖，最终会导致大量国民破产，成为资本的“奴隶”。目前是这种经济关系出了问题。即使削减考公带来的“货币”，也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考公热”或“生孩难”的任意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