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简述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成功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仍建都开封，称东京汴梁。汴梁又称汴京，是开封在宋元明时代的称呼，简称汴，为七朝古都，迄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公元961年8月22日，宋太祖赵匡胤在汴梁进行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宋朝在加强中央权力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解决兵权的问题，因为唐朝后期，之所以出现暴动、诸地割裂的情况，主要是丧失了对兵权的掌控力。因而，赵匡胤是从一个小小的军官一步一步当上皇帝的，所以他非常懂得兵权的重要性，他格外注重这方面。因此，宋朝成立后，借鉴前朝灭国的教训，注重对军队的管理，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地方起义，分裂国土的情况，又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夺取将军们的兵权。

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对兵权进行了两次改动，对改动的范围都比较小。到了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石守信代替韩令坤担任侍卫司的最高统帅一职，并将慕容延钊进行罢免，这次的变动，为“杯酒释兵权”打下基础，过了四个月后，“杯酒释兵权”正式开始，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到此为止，9位位高权重的将军有8位都已经没有了军权，只韩赟留在了禁军中，但他也变动了职位，成为了殿前都指挥使，“杯酒释兵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安抚失去兵权的将军们，也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将自己的妹妹、女儿嫁给了将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婚姻也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为了安抚这些将军。这个措施，不仅使失去兵权的将军们放下了心中的愤懑和不安，还能与皇室关系更近一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都能更积极主动的调整自己。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功勋显赫。这些将军失去兵权后，其愤怒之心也并不强烈，心态还是非常宁静快乐的，在自己所在的职位上也能怡然自乐，并勤奋认真，对统治者也并不报有仇恨之心。

这些开国将军们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失去了兵权，并调动官职，都成为了节度使，但为了维护统治和社会安定，还是会让他们继续返回军队，重新掌握兵权。如开宝二年，为了维护统治，抵御外军，王宙琦又跟随着宋太祖去太原打仗；慕容延钊虽然被剥夺了军权，但面对危机情况时，还是再度担任将军，奔赴前线，去湖南作战，并取得胜利，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统治者解除官职后，又重新启用，担任成德军节度使，还是拥有部分兵权。

在杯酒释兵权后，罗彦环不再担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一职，而是重新任命为彰德军节度使。后来，罗彦环与李继勋一起与契丹作战，并取得胜利。两年后，罗彦环与阁门使田钦又在静阳作战，并杀北汉军几千人，还将首领抓获，缴获战马、财宝无数。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措施，既有利于皇帝集中手中的权力，打消对开国大臣们的猜忌，又有利于对开国大臣们进行嘉奖，笼络人心，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更能加强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

二、“杯酒释兵权”的积极影响

1.对宋代政治的影响

在封建王朝中，想要政治、社会稳定，兵权都是最首要的，是影响朝政风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唐朝后期之所以会出现政变，地方四处分裂，中下达的命令根本不会遵守的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对兵权的掌控力，统治者只能将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后来在南宋之初，相继发生建州兵变、苗刘之乱及淮西兵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杯酒释兵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宋王朝之所以能存活几百年并且反叛起义现象很少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现象从此在宋朝不再发生，解决了权力下落，武将起义夺取争取的问题，为宋王朝政权的巩固及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宋朝成立之初，内部有诸侯想要割裂，部分人想推翻王朝，对外则有契丹想扫平宋朝，夺取中原，在此情况下，统治者想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决问题。内忧外患的环境给宋王朝能否继续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进行变革，促使兵权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并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国家的发展。“杯酒释兵权”将有兵权的将军们的权力全部收到了统治者的手上，促使中央能将各项政策和措施下发到地方并能实行，“杯酒释兵权”为后来推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一统天下和社会的稳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时，杯酒释兵权的直接作用是皇帝将地方藩镇的军权收归中央，同时地方的政权、财权也趋于统一加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这是公认的 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讲的。但个人认为其更深远的影响则是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军政时代即武力打天下军人治天下的时代;开辟了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的新的历史时代。使中国历史走向了所谓“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时代。宋太祖夺取政权以后就曾与同谋的文人宰相赵普多次讨论五代频繁更替的原因，共同的认识是:五代时藩镇的权力太大、军事将领尤其是禁军将领军权过重，是导致“君弱臣强”的主要症结。

这种症结的直接结果就是五代前后53年里出现了五姓十帝八个家族的统治局面，而享朝最多的不过六七年，短的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为了实行以上政策。为了保证他的继承者也能够延续这一政策不走溜不逾越宋太祖在其宫内立铁券誓牌，其第二条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可以说是文官的免死牌。从宋朝开始，文官的待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即使有罢免被贬的，但后期全都官复原职或者还得到了升迁。在历史中有重大的因政治斗争引起的党派之争，牵涉到了很多文官，例如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等，都只是被贬，并没有危机到生命。

“杯酒释兵权”后的文治也催生了中国科举制的发展。隋朝建立科了举制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宋朝当之无愧的作用应该是完备发展了科举制。提倡文人治国必定要十分重视科举宋朝科举制度的严密影响后世。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的中考、高考、国考制度，很多好的规定大多是从宋朝来的。如命题老师的“锁院制度”、试卷的“弥封制度”、监考老师的回避制度、不准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做记号的规定，那时是为防止考生作弊或在试卷上做记号，需用专人将考生的试卷再誊写一遍叫“誊录制度”，还有对研究生和公务员的复试制度等都是宋朝对科举的创新与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治国的成果。

2.对宋代武术的影响

一方面，宋代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武备积弱，战事失利，但在经济与文化上却很繁荣，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民间武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武术繁荣的发展趋势。宋代时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发展，造成了地区之间的相对封闭。农村形成了以“社”“堡”“山寨”形式的武艺结社组织。由于朝廷的腐败无能，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的人侵为了抗北方政权骚扰和反抗统治者压迫的需要，结成弓箭社、锦标社(射弩)、英略社(使棒)等组织习武自卫，直接推动了民间习武的发展。

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十八日，“济南府民耿京，怨金人征赋之骚扰不能聊生，乃结集李铁枪以下，得六人入山东，渐次得数十人，取莱芜县，泰安军有众百余，有籣州贾瑞者亦有众数十人归京。”而河北等地的“弓箭社”是一种更广泛的民间习武组织，“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器甲鞍马，常若寇至”，多是在农忙的闲余时间进行演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授以兵械，教之击刺”“以骑射为主，以攻战为俗”“听于农隙时讲武艺”，乡社武普遍发展以刀、枪、弓弩等冷兵器为主的军事技能训练，这些结社都体现了较强的军事训练特点，无论是徒手还是器械都包含较强的实战意义，突出武术的技击实用性。同时，为民间武艺向着复杂化与多样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尚武精神在统治者眼中是一把既可以安邦治国又可以带来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双刃剑，这也就造成了统治者对于“尚武”与“禁武”的矛盾。为了避免唐后期藩镇割据叛乱，宋太祖有意削弱守蕃将领的兵权，政治上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同时下令将兵书列为禁书。随着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宋朝的统治受到威胁。为了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巩固政权，宋朝沿袭了唐朝的武举制，形成了正式的武举制度，建立了宋代的武举考试。宋朝的武举制度主要分为比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级。

殿试的出现，体现了宋朝统治者对武举选拔的重视程度。武举考试分武艺和程文，程文考试是与唐代武举内容最大的区别，在重视武艺的同时还注重考察武将的军事理论素养与谋略。宋朝武举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弓马选将帅和从贵族弟子中选拔将领的规定。使更多的平民百姓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武举考试，实现了武举考试与选拔人才的公平化。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宋朝统治者颁布了统一的“教格法”。“教战守，练军实”攻防格斗技术是宋军训练的重点，由于作战以弓弩射为主，并配合各种兵器使用，对教射、教枪、教刀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使得武术的军事训练和武艺动作不断规范。

3.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在评述中国历史时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涌现了一大批文坛巨擎，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成就。如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出在北宋仁宗朝，其它如书法绘画等也均有大家出现。而今天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就有三项发端和发展于两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科学事业最为发达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些文化科学成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家的强盛和富庶也深远的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塑造和后世的发展”而这些成就的取得，追根溯源还在于“杯酒释兵权”和相关举措所缔造的大一统王朝和清明政治。

杯酒释兵权以后，北宋的职官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宋太祖深谙“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文人治国平天下。因此，朝廷在打压武将的同时，刻意提高文官地位，宋朝兴起了重文权轻武权的氛围。宋初政治改革及重文国策，亟须吸引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扩大封建统治基础。因此，带动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东华门唱名”，天下艳羡，而大批有政治抱负的寒门士弟参与国家治理，亦为政治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文官政治局面，也促进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

书院的昌盛，理学的形成，宋词的兴盛，六大散文家的横空出世，还有宋四家的书法和张择端的风俗画等等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文人的地位受到极力推崇。晁冲之作《夜行》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真宗也作《励学篇》，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勉世人读书，甚至直白地告诉那些有远大志向的男子:“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朝整体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水平的提升，宋朝科技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全盛。英国现代杰出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到宋代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雕版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朝完善、成熟并逐渐走向世界的。

中国的这三大发明导致欧洲快速结束了中世纪并进入了近代文明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首屈一指。苏颂、韩公廉运用天文学和机械原理，制成世界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秦九韶著有《数学九章》;李诫撰建筑技术专著《营造法式》;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的铸造，为针灸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综合性科学专著《武经总要》收集了大量有关军事技术的报告，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后世使用的热兵器，很多在宋朝出现了设计原型。宋朝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

三、“杯酒释兵权”的消极影响

第一，“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整套政策的首要一环。这整套政策实施下来，一个直接的不良后果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致国防实力大打折扣。北宋一代，虽名臣迭现，文坛巨擎更是灿若星河，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除狄青外几乎无一名将。杯酒释兵权开有宋一代疑忌武将之先河，又由于惯性的作用，导致后世皇帝更加文弱化，反过来更加猜忌武将。

狄青、岳飞（宋高宗曾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语以警岳飞）等千古名将最终成为这种政策最直接的牺牲品。在外患强烈，战争不断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君主直接掌握兵权，不谙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在打击武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也限制了武将军事能力的提升和束缚了其军事才华的发挥。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的积弱，也为两宋两度亡于异族埋下祸根。

第二，“杯酒释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重文轻武的政策又导致科举考试中文士的录取规模扩大。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北宋每次录取七、八百人。宋仁宗在位41年，科举13次，由进士一科而得官者有 4517 人、诸科则有5000余人。官僚队伍的膨胀，官僚机构的臃肿和重叠，形成了严重的“冗官”问题。边疆形势的严峻需要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防御力量，灾荒之年的养兵募兵制度以及士兵的终身制，助长了“冗兵”现象。官僚要从国家手中领取薪俸，而军队又要耗费庞大的日常军费开支，产生“冗费”。“三冗”现象，降低了北宋的行政效率，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畅;耗损了国力，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士兵整体素质低下，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压抑了社会活力，导致北宋积贫积弱，而利益集团的纷争，又为后续的政治改革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带来的不良后果己了跃然纸上。尽管我们也可以理解，武将们这般作为极有可能是自污以求自保，就如《宋史》所云: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但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客观存在，“以腐败换兵权”对于赵宋王朝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

“杯酒释兵权”是特定历史时期不得已也必然为之一的策略，它对赵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王朝政权稳定有着非常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杯酒释兵权”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后续的相关举措显然是矫枉过正了。等到国家稳定成熟之时，就应该进行调整。但由于制度的惯性，相关政策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反而变本加厉的朝不利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些对于后世而言，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参考文献：《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旧五代史》、《宋大事记讲义》

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