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戴维·卡翁达

（一）肯尼思·戴维·卡翁达（1924年4月28日-2021年6月17日）是赞比亚国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代表人物之一，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资深领导者，赞比亚共和国前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1924年4月28日出生于北罗得西亚钦萨利的卢勃瓦教区（今在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一个牧师家庭，属奔巴族，信奉基督教。当时北罗得西亚是英国的保护国，他的父亲是苏格兰圣公会牧师和教师，原籍马拉维。母亲是赞比亚极少的第一批黑人女教师中的一员，卡翁达在家里兄弟姐妹中排行第8，是在父母结婚20年时生的。卡翁达8岁时父亲去世，他被迫坚持干些零活以资助家庭，1941年考入卢萨卡姆纳里中学，是一名优秀学生和运动员。1943年中学毕业后他返回卢勃瓦教区开始教书，1943年—1945年任教于卢勃瓦师范学校，1944年任该校校长。在此期间他与比特阿丽斯·克瓦什·班达（婚后名贝蒂·卡翁达）相遇并结婚，生有9个子女。1945年—1947年任钦萨利地区“青年种植协会”书记。1947年—1948年卡翁达先后在坦噶尼喀、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索尔兹伯里和宾杜拉工作，亲眼目睹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1948年任钦戈拉恩昌加统一铜矿公司负责福利的官员，1948年—1949年任穆富利拉高级中学膳宿主任。1949年4月回到卢勃瓦，成为一名兼职教师，同时充任开明的白人议员戈尔-布朗的翻译和非洲问题顾问，学到殖民地政府的知识，也学到政治本领。1951年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1950年任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卢勃瓦支部第一书记，1951年任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区和北方省委组织书记。1953年11月11日任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地位仅次于党主席哈里·恩坎布拉，他担任这个职位长达5年。1955年卡翁达和恩坎布拉因被控藏有和散发颠覆性文学书籍而被监禁两个月，这种监禁和其他形式的骚扰是当局对付非洲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常用手段。1957年他应英国工党的邀请访英6个月，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还接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访问印度三个月，在那里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响。1958年他又出访加纳，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出席在阿克拉召开的全非人民大会。1958年—1959年国民大会领导阶层因政见不同发生冲突，导致该党分裂。1958年10月由于该党主席恩坎布拉接受英国宪法以及在党内的专制，卡翁达退出该党，并率领其中大部分成员另建“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自任主席。

（二）他巧妙的利用这一组织进行富有战斗性的政策，反对英国企图把中非3个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中非联邦，从而使白人掌握最高权力的计划。他发动“积极的非暴力行动”，对英国的联邦政策采取不服从态度，他的运动产生两项结果：其一英国政府修改联邦想法，从而最终放弃；第二对卡翁达和其富有战斗力的战友进行监禁，从而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于是自1960年以后赞比亚独立运动获得全民的支持，而卡翁达在这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1959年3月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英国殖民当局取缔，同年6月卡翁达被判入狱9个月，先后被拘禁在卢萨卡和索尔兹伯里，1959年12月被流放到北方省卡邦波县。在被捕期间赞比亚非国大领导成员迈因扎·乔纳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于1959年10月组建“联合民族独立党”，提出解散中非联邦、非洲人“一人一票”、普选制和要求独立等口号，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960年1月8日卡翁达获释后当选为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并把非暴力的原则写进党章中。该党发展迅速，到1960年6月声称已经有30万党员。同年12月英国邀请他与独立党的其他几个领袖去伦敦商谈3个殖民地的归属问题，会上英国宣布即将开始赞比亚的非殖民化过程，但又迟迟不予实行，引起赞比亚爆发反白人的暴动。1962年卡翁达当选为“东、中、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主席，1962年10月举行最终非殖民化的第一次立法选举，根据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北罗得西亚的欧洲殖民者占有比其人口多几倍的选举份额，但联合民族独立党还是赢得议会37席中的15席。卡翁达当选为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立法会议议员，任北罗得西亚联合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长。他的圆通手腕一方面能解除欧洲殖民者对一个黑人政权的担心，另一方面又能平息该国大多数黑人中盛行的的宗派主义情绪。凭着这种才能，他折冲樽俎，进一步在制宪问题上取得进展。1963年与英国达成修改宪法，成立自治政府的协议，英国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允许更多的黑人进入议会。1964年1月的选举中联合民族独立党获胜，39岁的卡翁达任北罗得西亚自治政府总理，成为英联邦内最年轻的政府首脑。1964年10月24日北罗德西亚正式宣告独立，在举国欢庆的时刻赞比亚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卡翁达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后在1968年、1973年、1978年、1989年、1988年的全国大选中连任总统，1966年起兼任赞比亚大学校长。

（三）1970年9月—1971年6月和1987年7月—1988年5月两度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1970年9月—1973年9月任不结盟运动主席。1985年11月—1991年11月任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多党制”、“民主化”浪潮冲击非洲大陆，在英语国家中赞比亚首当其冲。卡翁达大选失利后谋求东山再起，历尽艰辛，未能如愿，最终退出政坛。赞比亚国内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日趋下降，群众不满日益增长。以弗雷德里克·奇卢巴为首的赞比亚全国工会大会聚集力量，伺机公开同政府分庭抗礼，罢工、罢课、罢教等抗议活动持续不断，1990年卢萨卡爆发“玉米面骚乱”和未遂军事政变。在西方国家的导演下以奇卢巴为首的“多党民主运动”7月成立，卡翁达被迫宣布结束“一党制”，恢复“多党制”。12月多党民主运动从反政府的压力集团转变为政党，迅速扩展势力，多次在全国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对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严重挑战。1991年9月4日卡翁达总统宣布解散议会，10月31日举行全国大选。为向卡翁达施加压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赞比亚未能偿还2000万美元到期债务为由于1991年9月15日停止一切援助。由美国“卡特中心”和“全国民主基金会”赞助，美国、加拿大、瑞典、贝宁等国人士组成的赞比亚大选观察小组和以英联邦副秘书长为首的“英联邦观察小组”等介入大选，于8月、9月派出先遣队到赞比亚活动，指手画脚。1991年10月31日赞比亚举行第一届多党制下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卡翁达以24%对76%的选票败给奇卢巴，联合民族独立党在议会150个议席中仅获25席，125席由多党民主运动夺得。1991年11月2日中午在计票尚未结束但形势已经明朗时奇卢巴在最高法院门前宣誓就任赞比亚第三共和国总统，奇卢巴就职前卡翁达在电视台发表告别演说，表示接受大选结果，保证和平顺利交权，号召本党党员努力重整党组织，准备东山再起。此刻有些选民含着眼泪说他们投的不是支持奇卢巴的赞成票，也不是打倒卡翁达的反对票，他们投的是“变革票”。赞比亚政权更迭被西方誉为从“一党制”和平过渡到“多党制”和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样板”，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选票”推翻卡翁达政权。卡翁达大选失利后遭到奇卢巴政权的无情打击、诋毁和排斥，政府冻结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银行存款，没收财产，收回住房、汽车和外交护照。

（四）撤消卡翁达的保镖、司机，取消其汽车、电话开支，甚至搜查藏书，以防其东山再起。在联合民族独立党内部则发生分裂，元气大伤。卡翁达于1991年底重组领导班子，1992年9月至10月在卢萨卡郊区召开联合民族独立党第二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选举产生新领导人，卡翁达辞去任职34年的党主席职务，将重担交给新任主席穆索科特瓦内。但到了1995年6月卡翁达为参加1996年大选，重新担任该党主席。为阻止卡翁达参选，赞比亚议会在1996年大选前夕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总统候选人的父母必须是赞比亚人”的条款。竞争对手称卡翁达的父母来自马拉维，没有为他申请赞比亚国籍，不符合修宪后规定的竞选条件，总统候选人资格被取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7年10月28日赞比亚发生企图推翻奇卢巴政权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指责卡翁达涉嫌参与政变。卡翁达从南非回国，先遭拘捕，一周后获释被软禁。1998年1月政府以支持未遂政变罪名将卡翁达告上法庭，卡翁达矢口否认，称自己“清白”，拒绝与法庭合作，审判一再拖延。奇卢巴政府对卡翁达的处理在国内外激起公愤，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映，英国、美国、南非、博茨瓦纳、利比亚和非统组织等都要求释放卡翁达，并表示停对赞援助。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呼吁释放卡翁达，并劝卡翁达退出政坛。迫于国际社会压力，1998年6月1日法庭宣布卡翁达无罪释放。 6月4日卡翁达宣布退出政坛，不再担任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政府立即表示欢迎。卡翁达尚未交权，1999年3月31日卢萨卡高等法院宣布来自马拉维的卡翁达的父母在赞比亚生下卡翁达后没有为他申请赞比亚国籍，所以卡翁达既不是马拉维人，也不是赞比亚人，实际上是个没有国籍的人。法官命令户籍部门取消卡翁达的赞比亚国籍，要求有关部门按对待无国籍人士的有关规定对卡翁达作出进一步处理。卡翁达为赞比亚的独立和发展奋斗一生，晚年竟失去国籍，遂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2000年10月30日开庭审理，当初向法院起诉要求取消卡翁达国籍的多党民主运动议员卡特由卡说由于他及其同事都认为卡翁达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政治家，他们决定正式撤销对卡翁达的起诉。法官随即宣布同意起诉方撤销起诉的要求，卡翁达重获赞比亚国籍。

（五）1999年11月4日卡翁达第三个儿子韦兹·卡翁达在自己的住宅附近被枪杀，47岁的韦兹是卡翁达儿子中在政治上最活跃的一个，卡翁达视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卡翁达正在国外，噩耗传来，匆匆回国，说对此事深感震惊，不排除是一起有政治动机的暗杀，认为这是当局企图消除潜在对手的结果。2000年4月卡翁达正式宣布退出政坛，次子蒂利恩吉·卡翁达任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退出国内政坛的卡翁达仍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致力于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卡翁达的儿子马祖罗不幸死于艾滋病，这对老年的卡翁达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大选失利后卡翁达集中精力站在非洲抗艾斗争第一线，鼓励人们要打破对艾滋病的沉默，不要远离和歧视艾滋病患者，向艾滋病而不是向艾滋病患者宣战。他宣传“预防胜于治疗”方针，提倡使用避孕套，与宗教势力和传统习惯进行斗争。自创艾滋病孤儿学校，招收学生百余名,为艾滋孤儿提供营养食品、医疗服务和上学费用，他创办的卡翁达非洲儿童基金会经过几年筹备开始接受各界捐赠。2003年5月，翁达在波士顿大学演讲时说：“艾滋病是非洲地区21世纪面临的最大敌人，我们战胜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我们的领导人一定要战胜艾滋病。”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3年2月的倡议时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别委员会于9月17日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卡翁达是委员会的20名成员之一，并于2004年2月开始工作。卡翁达不顾年迈为非洲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精神赢得人们的崇敬，非洲联盟轮值主席、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称赞卡翁达：“过去领导非洲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今天继续带领非洲人民战胜肆虐的艾滋病。”美国总统布什赞扬卡翁达把悲痛化为善举，为遭受疾病蹂躏的非洲大陆树立榜样，对此表示致敬。进入21世纪卡翁达继续活跃在非洲和国际政治舞台，奔波于非洲大陆各国和各大洲之间，仗义执言，主持正义。2003年7月第二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马普托举行，卡翁达作为非洲健在领导人中惟一见证非洲统一组织成立的老人说：“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赢得非洲大陆的解放与自由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将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取得胜利，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迎来非洲大陆的新时代。”

（六）还指出：“非洲联盟的诞生在非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后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有效制止战乱与冲突、尽快消除贫困和疾病，大力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非洲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是非洲迈向未来的正确步骤，团结就有力量，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会快速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卡翁达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美英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将对世界和平产生严重后果。他认为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不仅伊拉克无辜平民在轰炸中丧生，美、英两国的年轻军人也死在枪口之下。指出美、英发动战争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销毁伊拉克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要把伊拉克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控制那里的石油。他警告说战争将使美、英变成伊斯兰世界的敌人，呼吁把发动战争的少数人与美、英两国的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因为他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战争。2011年11月迈克尔·萨塔当选赞比亚总统，萨塔上台执政后随即任命卡翁达为赞比亚无任所大使。2021年6月14日据赞比亚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办公室声明说卡翁达由于身体不适，已被送往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迈纳索科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2021年6月15日据路透社报道称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办公室当天表示97岁的卡翁达在首都卢萨卡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肺炎治疗，2021年6月17日14时30分卡翁达在卢萨卡一家军事医院因病逝世，赞比亚政府宣布全国哀悼21天，并降半旗。2021年6月20日据赞比亚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纳米比亚政府宣布全国为去世的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哀悼7天，并且在这7天时间里降半旗。卡翁达的国葬仪式将于2021年7月2日在卢萨卡英雄体育场举行，活动过程将严格执行防疫规定，卡翁达的遗体于7月7日在位于卢萨卡的总统墓地安葬。卡翁达曾于1967年6月、1974年2月、1980年4月、1988年2月四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1984年派其夫人贝蒂·卡翁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国庆，1991年下野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卡翁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赞、中非关系的建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赞比亚独立后旋即宣布同中国建交，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贡献，他称赞中国是赞比亚“全天候的朋友”、“伟大的伙伴”。

（七）中国积极支持赞比亚为巩固政治独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控制的斗争，援建坦赞铁路、卢萨卡公路、塞曼公路、穆隆古希纺织厂等。其中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一座不朽的丰碑，体现中国作为赞比亚“全天候朋友”的深厚情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当局把触角伸向赞比亚，提出愿以3亿美元医疗援款换取同赞比亚建交，卡翁达总统对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政策坚决拒绝。他在内阁会议上强调赞、中两国是老朋友，赞比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以实际行动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和立场。卡翁达早年受基督教和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主张“积极的非暴力行动”，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参加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执政以来奉行“人道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宽大、互助、容忍，要继承非洲社会中固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逐步消灭“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现象，并把“人道主义”作为他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他所开创的“人道社会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之一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起源于非洲本土，20世纪初这一流派的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当时西非的一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非洲的传统村社制度是一种非洲特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渐增多的非洲知识分子赴欧美留学、访问和考察。他们大多出生在非洲农村，深受传统部落村社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留学期间又受到西方各种思潮如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英国费边主义等影响。回国后他们纷纷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其间一些领导人将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一些思想相互糅合，形成各自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运用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及独立后的治国纲领中。因此50~60年代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如加纳、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竞相奉行“非洲社会主义”，主张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非洲传统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主义，由此形成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这一流派。60年代后期加纳、马里、乌干达等国的社会主义试验因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而流产，肯尼亚也悄然收起非洲社会主义旗号而改行资本主义。此时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反思后决定不再使用“非洲社会主义”这一笼统而又含糊不清的术语，而是使用更能反映自身特点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名称，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赞比亚的“人道社会主义”等。

（八）卡翁达虔诚地信奉基督人道主义非暴力哲学，1967年5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一阶段》，1973年6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二阶段》，全面论述他的人道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作为赞比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综合非洲原始公社思想、基督教义、泛非主义、甘地思想、费边社会主义等思潮的产物，是独立后遇到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经验总结，也是在尼雷尔《阿鲁沙宣言》的鼓舞下提出试图解决赞比亚现实问题的立国方针。卡翁达把人道主义写进共和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纲，1991年大选前夕联合民族独立党党代会仍通过以人道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人道社会主义又称“人道主义乌托邦”，是美国弗洛姆提出的理想社会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压抑人性的，只有改变社会现状才能使人的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使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团结和献身精神得到充分发展，为此他设计人道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爱情是它的基础，真正的民主是其本质，真正的民主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反官僚主义的和非集中制的。他主张用心理革命代替社会革命，提出建立由智力和艺术的上层代表人物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传播精确的信息，指导地方的民主团体，监督科学成果的积极应用等。人道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是唯心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赞比亚独立后卡翁达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一些重大改革，在政治上取缔党内对立派别组织。1972年12月他签署宪法修正草案，实行一党制，宣布一切反对党为非法。不久即宣布执政党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声称：“赞比亚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还吸收原反对党成员，包括其领导人恩坎布拉和卡普韦普韦加入执政党。对于敌对分子时在拘捕后很少判刑，更没有开过杀戒。赞比亚也没有因为政治迫害而出逃的难民，他表示相信教育胜过惩罚。此外在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方面还小心翼翼地保持各部族势力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有强大势力的工会领导人时尽管由于工会频繁罢工使他恼火，但他没有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任命他们为拥有实权的工、矿公司董事。卡翁达执政多年来政治上能保持相对稳定，这在政变迭起、动乱不已的非洲国家中是屈指可数的。在卡翁达领导下赞比亚为走向经济独立和发展，进行艰苦的探索，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九）第一阶段从1964年至1973年赞比亚政府积极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经济发展，废除原宗主国殖民统治机构，建立起由联合民族独立党领导的政府。加强政权建设，重建军警系统，实施干部本地化。为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提高人民生活，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推行“赞比亚化”和发展多样化。当时国际市场铜价较高，铜矿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经济支柱，赞比亚一度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繁荣的国家。卡翁达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经济领域是主张人人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合作、集体劳动，不允许特权和不平等现象存在，避免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共同提高生活，安居乐业。卡翁达从执政之日起就强调把赞比亚建成真正人道主义国家，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时全国经济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土地属于国家，政府不干预私人现有土地。经济结构为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等组成的“混合经济”，国营经济比重将不断增加。强调自力更生和互助合作，鼓励合作社的发展。1968年4月19日卡翁达发表讲话《赞比亚的经济革命》，实行经济改革。1969年1月1日赞比亚政府首先接收英国、南非等国资本经营的运输、酿造、木材、渔业、批发与零售等行业26家公司51%的股份，11月1日接管外资银行，宣布土地国有化，国家垄断金融、保险事业，对一系列工矿企业实行“赞比亚化”。1970年11月1日成立赞比亚工业与矿业发展公司，卡翁达兼任公司主席。1977年10月赞比亚政府宣布完成经济国有化计划，全国3/4工商企业控制在国家手里。1982年宣布两大铜矿公司合并成赞比亚联合铜矿公司，从1966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这场改革实现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为制造业和一些基本建设打下一定基础，民族经济有一定发展。第二阶段从1973年至1983年赞比亚的经济处于停滞和下滑状态，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由于政府用很大精力改变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城市进行工商业国有化，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采取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限制私人资本等过激政策，脱离实际。偏重城市，忽视农业，依赖进口，单一经济弊病逐渐暴露。自1975年开始世界铜价连续下跌，赞比亚收入锐减，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减产，引起全面经济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赞比亚没能实现人人平等和消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城市工矿区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村变化不大。有些领导人亦官亦商，贪污腐化。卡翁达1973年制订《领导人守则》，禁止他们兼营工商业、农场、房地产，要他们申报个人财产，但阻力很大，收效甚微。

（十）卡翁达总结经验教训，开始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多样化，重视发展农业与粮食生产。1980年5月卡翁达宣布1980-1990年的10年粮食生产计划，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铜矿生产，政策失误，后果严重。卡翁达认识到：“靠铜吃饭不行，指出赞比亚面临生存的挑战，赞比亚是穷国，应该穷日子穷过。”1983年至1991年为第三阶段，时断时续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但效果不佳。为摆脱困境，赞比亚1983年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扩大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拟以农业取代矿业的主导地位，由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转向鼓励发展出口工业。1987年5月卡翁达拒绝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认为如果接受有关贷款，附带的经济调整计划将摧毁赞比亚经济。他力图推行经济复兴“自助”计划，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固定汇率和减少外债。但具体政策和措施仍在推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政策，改善农产品价格、开发使用本国资源的工业、调整企业结构等。1989年赞比亚开始取消玉米补贴和物价控制，提高利率，汇率进一步自由化。1990年9月赞比亚被迫重新执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采取双重汇率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实行私有化，限制信贷和控制货币，上述措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独立以来卡翁达及其联合民族独立党对赞比亚经济发展不断探索，做出巨大努力，但未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赞比亚单一经济支柱是铜，是世界第三大铜的生产国，经济因此而繁荣。1969年政府控制国家51%的铜矿股份，并承担其他工业的管理，在对矿业大量投资的同时政府忽略农业的发展，故不得不以大量资金补贴城市贫民获得食品。这些政策减少农业生产，增加对铜矿的依赖及外国援助。这些政策使赞比亚越发贫困，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和其他服务越发衰退。国际市场铜的价格在7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下跌，使赞比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至80年代末外债已达60亿美元。自1982年至1987年的6年里赞比亚获取30亿美元外援，在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里平均每年获5亿美元外援，但收效甚微。为此卡翁达呼吁赞比亚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逐步接管外国银行和铜矿公司的经营权力。

（十一）提出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行“生产多样化”。强调以农业为基础，还鼓励发展私人企业，欢迎外国企业来赞比亚投资等。卡翁达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活跃于非洲及国际舞台，致力于维护非洲的团结和统一。赞比亚地处非洲中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南部非洲的局势对赞比亚的安全息息相关。卡翁达历来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与此同时他一直未放弃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主张，他认为：“没有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斗争的最后胜利，赞比亚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和安宁。”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卡翁达对非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坚决支持和寻求和平解决的不懈努力，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重视，被西方视为南部非洲问题的调解人。1965年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和他的白人种族主义政府从英国宣布独立出来，英国对这个非法政权实施经济制裁，卡翁达支持这种做法。史密斯很快封锁赞比亚通过南罗得西亚通往海滨的铁路线，割断进口必要的煤和石油的通道，因为赞比亚主要的出口物资是铜的冶炼需要煤和石油作为燃料，他向英、美求援，获得一些杯水车薪的援助。这时新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建成了著名坦赞铁路。赞比亚的燃料危机尽管过去了，但70年代初相邻的南罗得西亚发生的冲突发展成一场严重的战争，乔舒阿·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津“人盟”）游击队在赞比亚建立基地，因此战争经常越过国界，甚至延伸到首都卢萨卡。在战争期间卡翁达尽力希望达成和解，他为此经常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外交官会晤。在1976年的外交斡旋中他接待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后卡翁达和其他黑人总统为最终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起了关键作用，使南罗得西亚恢复和平，1980年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的新国名）获得独立。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铜价下跌，油价上升，外国援助的减少和自身政权的日趋腐败，卡翁达的批评者越来越多，他假借猜想的暗杀计划或所谓的贩毒活动囚禁很多人，而最难应付的对抗来自工人运动。进入8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影响到赞比亚的政局，在党政军内部对肯尼斯·卡翁达总统不满的情绪日益公开化。

（十二）在议会中议员们猛烈抨击政府的政策，指责政府腐败，管理经济无方，有人要求卡翁达辞去总统职务，只保留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职务。1988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0%，政府收支赤字3.4亿美元，外债达57亿美元。市场上基本生活物品奇缺，粮食经常脱销。全国失业人口近200万，多数赞比亚人陷于一种绝望的情绪，因此经常出现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决定削减粮食的价格补贴，1988年中旬宣布大幅度提高赞比亚居民的主食玉米面的价格。这立即在全国出现一股抢购粮食的风潮，不法商人乘机囤积粮食高价倒卖，只是一些贫穷家庭断炊。不少愤怒的居民上街举行反卡翁达政府的示威游行，形成全国性的骚动。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造成25人丧生。后政府作出让步，宣布将粮食补贴的期限再延长5年，并紧急从邻国采购大批粮食，才使持续4个月之久的因抢购粮食引起的骚动平息下去。为了抑制物价，政府展开一场打击黑市的运动，关闭一批违法的商店，抓捕数百名“奸商”，没收他们所有的资金和物资。结果多数商人减少经营活动，造成市场萧条、商品奇缺和价格上涨，赞比亚的经济又陷于新的危机。1988年8月底在联合民族独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原陆军司令、驻西德大使克里斯顿·腾博中将串联一些反对卡翁达的军人和文职官员，准备在10月下旬举行大选前夕发动政变。根据政变计划的安排时届时将有一批陆军和空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首先占领铜带省和首都卢萨卡，推翻卡翁达政权。后来军队中有人告密，卡翁达立即采取措施，以召开会议为名召回腾博将军。当腾博从波恩抵达卢萨卡国际机场时立即被治安人员逮捕，随后安全部门在全国展开逮捕，一场政变阴谋宣告失败。1988年10月7日赞比亚治安当局在卢萨卡电台发表的一项简短声明中宣布治安当局破获一起企图颠覆现政府的阴谋，逮捕9名叛乱分子，其中包括6名军人和3名平民，有前陆军司令、驻西德大使克里斯顿·腾博中将、琼戈·舒拉中校、尼克松·祖卢少校、埃皮里奥斯·穆兰加少校、帕特里克·曼博尔瓦上尉、比兹瓦约·恩库尼卡中尉；文职官员本杰明·约拉姆·姆维拉、朗瓦尼·卡奇拉等人。赞比亚报纸报道：“这个阴谋几乎可以肯定与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商人和政界人士有牵连。”政变被镇压后卡翁达对谋叛者的处置还是比较缓和的，只是予以监禁。

（十三）1990年7月腾博将军等人被当局释放，这也是符合卡翁达一贯的执政风格的。1988年以后反卡翁达总统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赞比亚经济的恶性循环，反对卡翁达政府的活动进一步加剧。在1990年6月25日上午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突然爆发赞比亚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动事件，骚乱活动一直持续到28日。这场暴动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宣布赞比亚人主食的玉米面提价140%，使多数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25日赞比亚大学的上千名学生走出校园，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防暴警察在驱赶游行队伍时与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随后大批市民参加示威队伍，其中有不少失业者和不法分子。于是出现抢劫商店现象，后又蔓延到焚烧建筑、砸坏汽车、设立路障，卢萨卡市区陷于一片混乱。防暴警察奉令使用武器镇压，经过三天后才将骚乱平息下去，至少27人丧生、500多人被捕。此后赞比亚的政局更加动荡，1990年6月30日子夜赞比亚一些军人发动军事政变，首先占领电台。凌晨3时通讯部队中尉姆万巴·卢琴在卢萨卡电台宣读一份政变公告，他宣布：“由于粮食大幅度提价发生的反政府骚动，造成全国陷于混乱以及卡翁达政府的严重贪污腐败，军方已决定接管赞比亚政权，从赞比亚时间凌晨3是起生效。”政变者的行动得到一部分首都居民的支持，群众开始向卢萨卡市中心聚集，数百名群众聚集在总统府官邸的国家宫广场前，举行反对卡翁达的示威。支持政变的群众不断增多，但在武装部队中的响应并不强烈。早晨5时30分左右忠于卡翁达的部队进入卢萨卡市区，首先夺回电台，逮捕守卫电台的叛乱士兵和卢琴中尉。早晨7时15分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宣读一份简短声明，否认卡翁达总统已被推翻，告诫市民呆在家里不要上街，免遭不测。总统府卫队也开枪驱散聚集在门前示威的群众，随后政府军完全控制首都卢萨卡，至此少数赞比亚军人发动政变宣告失败。政变发生时卡翁达总统正在铜矿城镇恩多拉主持一个国际博览会的开幕仪式，政变被镇压后卡翁达总统对国防部和武装部队进行大改组。卡翁达对武装部队的清洗，引起不少军人的不满，赞比亚舆论认为1990年6月25日的大规模暴乱是部分军人发动政变的催化剂。

双重汇率制

（一）双重汇率制是一种汇率管理方式，国际投机性资本的频繁流动会对有关国家的国内经济造成剧烈的冲击，直至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为了抵御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国政府除了采取常见的直接资本管制措施（即对资本帐户的货币自由兑换进行数量限制）外还可选择另一种方案，即实施双重汇率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其汇率制度发展进程中曾实施过双重汇率制，既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双重汇率制的典型做法是允许一国经常帐户的全部或部分外汇交易在官方市场进行，适用固定的商业汇率，而资本帐户及另外一部分经常帐户的外汇交易则在自由市场进行，适用浮动的金融汇率。中央银行在官方市场进行干预，以保持商业汇率的稳定，对金融汇率则任其自由浮动。实行双重汇率制主要是由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单一固定汇率制和单一浮动汇率制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政府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往往顾此失彼，面临两难的困境。汇率是一国的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重要联结因素，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于一个具有小国开放经济特点（即本国的价格、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左右国际上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动）的国家来说一方面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影响本国汇率的变动趋势；另一方面汇率的变化又反过来对本国的国内经济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影响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影响产出和通过影响一国的进口商品价格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可由实际汇率来衡量，它表明购买一单位的本国商品需要多少单位的外国商品，实际汇率上升（或称实际升值）则需要更多的外国商品来换取一单位的本国商品，从而一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若其他条件不变，一国名义汇率的下降（本币升值）将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汇率的变化还将影响一国的价格水平，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本币贬值将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并通过一系列的传导过程促使该国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比如生产进口商品的国内厂商会由于竞争者的价格上升，也随之提高价格，工人会由于生活费用的增高而要求更高的工资等等。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一国外部经济均衡的重要因素，资本流动方向取决于一国的资产持有者的资产组合偏好。

（二）如果国际金融市场的某些变化或本国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提高外币资产的相对收益率，国内居民就会设法将自己持有的本币资产转换为外币资产，从而引起资本外流，相反若本币资产的收益率相对上升则会引起资本内流。在单一的固定汇率制下频繁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导致一国的官方储备大幅度波动，资本外流意味着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上升，必须通过官方储备下降或对外借款增加来支持；而资本内流则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降低本国的出口竞争力。而在单一的浮动汇率制下投机性资本流动导致一国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资本外流将导致本币贬值，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减少实际总收入。若发生资本内流，本币将升值，从而本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会下降，贸易赤字上升，也会使本国的失业水平上升。可见在国际资本流动频繁的情况下汇率制度的造反存在着两难的困境，即如何同时保持汇率和官方储备余额的稳定。通过对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外汇交易适用不同的汇率制度，双重汇率制恰好可以解决以上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双重汇率制可以避免浮动汇率制的缺陷，使本国的人均产出不受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影响。例如若某国居民欲将自己的本币资产转换为外币资产，其交易将在自由外汇市场进行，从而对外币的需求增加会使适用金融汇率的本币贬值，但这并不导致受管制的官方市场的商业汇率同时发生任何波动，若商业汇率不变，则进口商品价格和出口竞争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双重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控制官方储备水平的能力相对于固定汇率制显著增强，在以上所述的例子中若某国居民由于资产持有偏好的变化而对外外币的需求增加，自由外汇市场的金融汇率将会升水（本币贬值），促使外汇需求下降，并不会发生官方储备的下降或对外借款的增加。当然为稳定官方市场的商业汇率，央行可能需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经常帐户赤字，也就是说若商业汇率存在贬值压力，则外汇储备可能下降。作为应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措施，双重汇率制和对资本帐户的数量管制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双重汇率与直接资本管制政策的等效性：首先双重汇率制的实施相当于政府对资本帐户外汇交易征税，而直接资本管制政策是对资本帐户外汇交易的数量管制，因此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在经典的国际贸易文献中关税与配额的关系。

（三）实施双重汇率制度，使资本帐户交易的外币资产的本币价格上升，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内居民对外进行的金融交易征收关税，或者说是向本国居民在国外进行含蓄的本金和利息征税，其效果必然是本国居民对外金融交易的下降。通过对“税率”的调整，政策当局可以实现与直接对资本帐户交易量进行管制相同的目的。由于干扰居民的资产组合决策，实施双重汇率会使一个初始不存在扭曲的小国开放经济的福利水平降低，这一点也与直接管制政策相似。在双重汇率制下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非法交易和套利行为，从而为经济带来额外的效率损失。双重汇率政策的优越性：然而一国经济的初始状态往往并非已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不存在任何扭曲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双重汇率制和直接资本管制下策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因而是可取的。与直接资本管制政策相比时双重汇率制度配置资源的效率更为优越，因为双重汇率制形成的税收负招对所有的资本交易是均匀分布的，在这一制度运作过程中会产生较少的寻租行为。双重汇率制的管理成本也相对较低，为了保持商业汇率的稳定，主要应通过有经验的交易员在外汇市场进行交易，而无须对每笔资本基础上外汇交易的数量进行审核。在资本帐户管制和双重汇率制度下大利行为的特点是不同的，在管制政策下套利者只需将资金转移出去，只发生一次成本；而在双重汇率制下套利者还必须将资金汇回，将发生两次成本，从而套利行为会受到更多的约束，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另外在双重汇率制下通过金融汇率的浮动国际资本流动征税，其幅度更为透明，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政府可以通过考察商业汇率和金融汇率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这种制度带来扭曲的程度，在通过干预官方外汇市场对商业汇率进行凋整，从而将两种汇率的差距控制在适当的水平，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非法交易和套利行为，以充分发挥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减少可能带来的经济福利损失。当然双重汇率制的实施需要一国外汇市场已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在外汇市场规模规模很小的情况下金融汇率的波动可能非常大，汇率极不稳定，从而对经济带来较大的干扰，这时直接资本管制作为应付投机性资本流动的政策就比较可取。

（四）双重汇率制能够隔绝外部冲击对国内价格和官方储备的影响的前提条件是官方市场和自由市场以及国内经济和外部经济能够被完全分割，然而一系列的非法交易和套利行为把两个市场联系起来，国际资本流动亦在通过各种迂回的途径对国内经济发生影响。因此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双重汇率制的效果才能够得以体现，对于大规模的持续性资本流动时双重汇率制能够做到的至多是推迟其对国内经济造成影响的时间。若私人资本外流导致金融汇率的贬值，国内经济拉下去至少会通过四个渠道受到影响：国内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改变：这是金融汇率贬值引起外币资产的本币人格上升的结果，基于财富效应的作用，人们会觉得自己更富有，从而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消费的增加一方面会使进口增加，造成经常帐户的恶化，于是官方储备会减少或者对外借增加，也可能促使政府调整商业汇率，造成商业汇率贬值，国内价格上涨。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于是国内价格亦将上涨。进口也会基于另外的原因而增加，如果人们对商业汇率未来将大幅度贬值的预期导致资本外逃，居民就会想办法在价格上涨之前增加对进口商品的购买，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国内金融市场的改变（指国内利率的变化）：国内经济也会因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受到影响，资本外流对国内利率的确切影响取决于双重汇率制的具体安排、国内利率受管制的程度和国内金融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环节是浮动的金融汇率的存在并不会减轻国内金融市场的压力，特别是当利息以官方汇率结算汇出时。以金融汇率交易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在双重汇率制下有些经常帐户交易是适用浮动汇率的，金融汇率贬值将提高这些项目的国内价格。市场之间的漏出、套利、非法交易行为的增加：在双重汇率制下金融汇率的贬值便利商品交易和金融交易适用的汇率的差距扩大，在资本帐户和经常帐户之间会出现套利行为。人们会尽力在两个市场之间进行交易的转移，利用套利的机会。比较普遍的手法是在进出口交易中进口商在开发票时高开进口价格，出口商低开出口价格，利用其中的差额套取外汇，将其在自由市场以金融汇率售出。这些漏出因素将使经常帐户恶化，对官方储备产生负面影响。以上这些渠道都说明双重汇率制不会实现囝内经济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完全隔绝，并且两种汇率的差异越大，以上机制发生作用的强度越大。

（五）在套利行为的作用下两种汇率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小，从而双重汇率（以及资本帐户管制）只有在短期才能削弱作用于资本帐户交易的外部冲击对国内商品市场的影响。若当局不断通过调整商业汇率等政策手段来消除套利行为的影响，使两种汇率的差异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或者发生大幅度、持续性的资本流动，双重汇率就会导致严重的国内经济行为扭曲。因此在双重汇率制下应保持较小的商业汇率和金融汇率的差距，此时这种制度可以在短期内缓解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国内价格和官方储备的冲击。首先双重汇率制可避免对资本帐户的暂时性的冲击严重影响汇率进而影响价格和工资，如果政府政策（预算和货币供给）完全与经济行为无关，贸易条件等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很小，则经济有一个内在的会逐渐趋向稳定的机制，投机行为可以促进稳定的实现。但如果政策是内生的，它对经济行为会作出反应，则投机者会努力预测政策的反应，经济就不易实现稳定的平衡。经济没有稳定点，任何的工资、人格和汇率水平都是可能的，于是汇率、价格和工资都非常易变，汇率就会干扰一国的经济。为了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点，双重汇率制就比浮动汇率制更为可取，例如政局不稳或未来石油价格不确定可导致资本外逃和本币贬值压力。如果汇率、工资、人格受到资产持有者预期的影响，工资、人格的调整又导致未来的贬值预期，经济很容易失去各种名义变量的稳定性。在双重汇率制下商业汇率保持稳定，金融汇率反映资产持有者预期的变动，并反映资本流动情况。由于商业汇率不受资本流动影响，资产组合偏好的变动就不会影响工资和贸易商品的价格，商业汇率就成为一个名义变量的稳定点。其次双重汇率制还可以防止一国的外汇储备耗尽，特别是当一国由于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实施或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而面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时一部分对外汇需求的压力可以引导到适用浮动汇率的外汇市场，并通过汇率的升水阻止资本的迅速外流。再次双重汇率制可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过渡性措施，意欲调整汇率的国家往往难以确定调整的幅度应为多大，暂时性的双重汇率制可作为获取这类信息的手段。当然下策制定者应谨慎解释双重汇率下浮动金融汇率的含义，由于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汇率并不必然是并轨后的均衡汇率。

（六）双重汇率制同样可作为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安排，当局可逐渐将适用固定商业汇率的项目调整为适用浮动的金融汇率，最终实现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当然这样一种制度很好运作的前提是外部冲击和资本流动是暂时的、短期的，如果资本流动起因于人们对商业汇率波动的预期，金融汇率出现持续的大幅度的升水，则一味保持商业汇率稳定的双重汇率制会导致严重扭曲。例如若石油价格持续下跌，石油出口国的商业汇率最终不得不贬值。资产持有者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金融汇率立即上升，并引发持续的升水，这时双重汇率制下的非法交易、套利行为等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商业汇率应不断调整纠正这种趋势，这也表明运作良好的双重汇率制必须保持适当的升水率。小幅的升水意味着非法交易的动机较弱，从而可导致较少的资源配置效率成本。总之从宏观的角度看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点，从微观角度看汇率应该统一，运作良好的双重汇率制兼顾这两个要求。尽管市场的完全分割难以真正实现，这种做法至少可以在短期内缓解外部冲击的压力，为政府赢得时间探求各种问题造成的原因，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金融汇率是指适用于资金移动、旅游事业等非贸易收支的汇率，有些国家规定金融汇率是为控制或鼓励资金在国际间移动，以维护本国利益，平衡国际收支。金融汇率是用于非贸易往来如劳务、资本移动等方面的汇率，贸易汇率和金融汇率是法定差别汇率最常见的两种形式，金融汇率又称非贸易汇率，是指用于国际资金流动、国际旅旅业及其他国际间非贸易性收支的计算和结汇时所使用的汇率。金融汇率适用于资金的移动及旅游，它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波动，中央银行一般不予维持。制定金融汇率主要是为防止短期投机资金流动对本国的冲击和增加旅游等非贸易创汇，金融汇率一般较贸易汇率低。贸易汇率亦称商业汇率，非贸易汇率的对称。用于进出口贸易货款及其从属费用外汇结算的汇率。由于贸易外汇的收支是决定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好坏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有些国家在采用官方汇率与金融汇率（亦称非贸易汇率)）同时并存的双重汇率制下对一切贸易外汇的收支均按贸易汇率办理结算，以达到奖励出口、限制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的目的。实行贸易汇率主要是为了推动本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贸易汇率和金融汇率是法定差别汇率最常见的两种形式。

弗雷德里克·雅各布·泰特斯·奇卢巴

（一）弗雷德里克·雅各布·泰特斯·奇卢巴（1943年4月30日——2011年6月18日）是赞比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前总裁，赞比亚政治家、工会领袖。1943年4月30日生于赞比亚铜带省基特韦市一个普通的铜矿工人家庭，属奔巴族人。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在自小学习刻苦，曾在恩多拉和卡万布瓦读书，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卡万布瓦高中开除，之后他当了一名公交车售票员。后在卢萨卡继续学业，毕业后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深造，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积累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1967年回国后任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助理会计师、恩多拉铜矿业公司运输主管及信贷经理，1967年奇卢巴加入赞比亚建筑工会全国联盟，并迅速上升到领导层，当选为建筑工会全国联盟总书记。1973年9月任赞比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74—1991年任赞比亚工会大会主席兼总书记。他多次担任国际劳工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在此期间多次领导工会大会发动罢工，反对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方案”。1981年以工会大会非法总罢工、瘫痪赞比亚经济为由奇卢巴和其他工会领导人被卡翁达总统逮捕并绳之以法，但法院随后裁定监禁违宪，工会领袖被释放，1987年奇卢巴连任建筑工会全国联盟主席。奇卢巴曾是“赞比亚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1974年他开始领导工人运动后逐渐成为主要反对派领袖和要求恢复多党民主的急先锋。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面临解体，多党民主浪潮猛烈地冲击非洲大陆，赞比亚处在风口浪尖上。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东欧国家纷纷进行多党制改革，苏联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下解除党禁。因此工会对经济政策的不满迅速转化为对政治体制的不满，要求恢复多党制，并举行大选，组织新政府。奇卢巴在获释后公开宣称：“非洲国家应该抛弃一党制，因为他的创建者东欧国家已经这么做了。”1990年12月20日赞比亚宣布废除一党制，恢复多党制，并确定总统最多两任制，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MMD）正式宣告成立，1991年2月奇卢巴当选多党民主运动总裁。他们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民主化；经济上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思想上崇尚西式自由、民主、人权。他们在短时间内赢得赞比亚工会大会、主要学生组织、法律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教会等的广泛支持，争取军、警、酋长，并深入到广大农村。被认为非常忠于卡翁达和联合民族独立党的人也公开抛弃执政党转而加入反对党，引发一波退党浪潮。原独立党的许多成员改投多民运党，赞比亚大学的学生也成批加入，这使得多民运党的势力迅速壮大。

（二）多党民主运动抨击联合民族独立党奉行的政策，称其使赞比亚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要求人民尽快结束联合民族独立党的独裁统治，使赞比亚历史进入新阶段。1991年10月31日赞比亚在全国举行多党制下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大选异常关注、摩拳擦掌。美国“卡特中心”、英联邦、美国劳工组织、英国法律协会等均派出监督或观察小组赴赞活动，美国前总统卡特甚至两次亲临现场。1991年9月在双方争斗激烈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经济援助与民主挂钩的原则，以赞比亚未能偿还2000万美元到期债务为由突然停止对赞一切经济援助，使“联合民族独立党”在关键时刻失去西方的支持。选举结果是瓦文萨式的人物奇卢巴以76%对24%的选票战胜卡翁达，当选为总统，“多党民主运动”在150个议会席位中以125席对25席战胜“联合民族独立党”成为执政党。全国人口830万，选民291万，投票人数128万，投票率为44%。当选举结果尚未最终揭晓而态势已经明朗时卡翁达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失败，接受大选结果，对奇卢巴获胜表示祝贺，决定和平移交政权。1991年11月2日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宣誓就任赞比亚第三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1996年11月蝉联总统，赞比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成千上万的赞比亚人热烈欢呼历史进入新阶段，人们对未来寄予厚望、幻想与憧憬，期待国家繁荣、富强、昌盛，使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美国前总统卡特出席就职典礼，目睹赞比亚历史这一变革时刻。国际社会纷纷对奇卢巴和“多党民主运动”获胜表示祝贺，称赞卡翁达承认失败，和平交权。西方报刊称赞比亚是以和平方式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的“样板”，是用“选票”而不是用“枪杆子”使“政权更迭”的“典范”。但形势并非“一边倒”，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事实是56%的选民没有投票，不少人没有上街欢呼，还有不少人情绪复杂：他们投票支持奇卢巴，但当卡翁达发表电视讲话时又流下眼泪。卡翁达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执政27年，由于复杂的内外因素，经济没有搞上去，政治上存在弊端，加上竞选战略、策略失当等导致失败，西方势力明目张胆地干预也是不可低估的外部因素。

（三）奇卢巴1967年从事工会运动以来一直反对卡翁达和“联合民族独立党”，在“多党民主浪潮”中崭露头角，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成为反对党领袖。在普通百姓中支持反对党的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变，有位朋友坦率地说他投的既不是对胜者的赞成票，也不是对败者的反对票，他投的是“变革票”。弗雷德里克·奇卢巴曾于1993年10月访问中国，2000年10月再次访华并率代表团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奇卢巴执政后赞比亚政局基本稳定，尽管经济上未能彻底摆脱困境，但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 奇卢巴领导的多党民主运动（简称多民运党）在1991年10月的多党全民大选中击败前总统卡翁达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简称独立党），从而以和平方式结束赞长期实行的“一党制”，顺利地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奇卢巴就任第三共和国总统后在政治上积极采取措施，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组织清一色的多民运党内阁。大选中多民运党赢得议会150个席位中的125个，在议会中取得绝对的优势。在1994年4月7日举行的议会补缺选举中又轻而易举地取得全部6个席位，使得该党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更加稳固。此外奇卢巴就职后很快组建由总统、副总统及25个部长组成的清一色的多民运党内阁，同时还大规模调整军队和警察的领导机构，安插亲信出任军警要职。在企事业单位及新闻机构中进行全面的高层次人事调整，并重新安排驻外使节，以确保多民运党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控制。对反对党实行区别对待的策略，严厉打击对其执政构成直接威胁的独立党，而对其他小党则采取拉拢政策。赞比亚共有政党30余个，除独立党外其他无一个能对多民运党构成威胁，许多小党既无纲领，又乏资金，有的党只是由个人组成。独立党虽然在大选中败北，但毕竟曾执政27年，在群众中的影响依然很大，是唯一能同执政党抗衡的反对党。1993年2月4日赞比亚官方报纸报道称独立党少数成员制订一项代号为“零选择计划”的颠覆政府的计划，奇卢巴据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相继逮捕23名独立党领导成员，包括卡翁达的3个儿子。搜查独立党总部和一些领导人住宅，传讯独立党主席和总书记，该党领导人约半数被捕。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独立党已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极大摧残。

（四）另外奇卢巴还通过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卡温德莱和卡蒂奥卡，使从多民运党分裂出去的联合民主党和民族统一议会重新加入多民运党。清除异己分子，严厉打击腐败行为。1993年3月奇卢巴解除内阁中4位能力最强并有一定个人野心的部长的职务，尽管他们为多民运党的创立及该党取得大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与奇卢巴貌合神离，已对其统治地位构成一定的威胁。1994年1月面对西方国家和国内人民严厉惩治腐败和贩毒的要求时奇卢巴借改组内阁之机，革除野心毕露的外长姆旺加和羽翼丰满的总统府办公厅副主任莫冈巴的官职，进一步控制各重要部门。为了树立政府的廉洁形象、杜绝贪污腐败和严惩贩毒分子，奇卢巴于1993年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1994年初又草拟一个道德法案提交国会讨论，此法案规定政府部长每月须向公众公开财产收入，违法的官员和议员都将移交法院审判，同时解除宪法审查委员会两名滥用职权官员的职务，1996年颁布《反腐败委员会法》。奇卢巴政府上台以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对赞比亚的国民经济进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奇卢巴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可大致根据其任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任期内（1991-1996）为稳定宏观经济，奇卢巴政府放开对汇率和银行利率的管制；改革税制，调低对内税收和对外关税的税率，并用增值税取代销售税；采用现金预算制度，严格财政预算纪律。在农业领域奇卢巴政府取消对玉米和化肥的财政补贴，同时对正式部门进行改革，大幅裁减政府职员，并对除矿产业外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到了第二任期时（1996-2001）奇卢巴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政府放宽对现金预算制度的实施要求；实施临时性征税方案，调高国内税率；再次加强对农业市场的干预；暂停政府职员的裁减计划；“赞比亚联合铜矿公司”的私有化改革也未得到及时的执行。就自由化经济政策实施情况来看奇卢巴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实施情况要好于第二任期，尤其在最初几年。这一时期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转变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到了第二任期时政府却对改革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许多政策的实施被暂停，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奇卢巴政府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目的转变成获取国际社会的援助。

（五）在奇卢巴两届任期内尽管有些政策的实施出现过波折，有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也极为拖沓，但整体看来奇卢巴政府对赞比亚的国民经济仍进行较为彻底的自由化改革，且这些经济政策都没有再发生大的逆转，自由汇率、自由贸易、税制改革、私有化改革等自由经济政策都得到落实。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来看赞比亚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却是失败的。连续十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非但没有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赞比亚的各项经济指标反而在这十年时间里均出现大幅下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外债总额却继续上升，铜矿产量和人均粮食拥有量也均低于奇卢巴政府上台之时。2001年10月赞比亚财政部长在《减贫战略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赞比亚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加重国家的贫困程度。”同年12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赞比亚为“重债穷国”，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1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也将赞比亚列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其1975年水平的国家。咎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局限性所致；二是赞比亚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三是赞比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奇卢巴政府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失败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推动改革的力量来自于国际援助社会的压力而，非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内在矛盾。这种外力来推动力首要目标是输出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非帮助赞比亚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样一种外来推动力下的改革一方面造成奇卢巴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另一方面也造成其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缺乏内在动力，从而在执行过程中采取拖延战术，当改革的目标变成获取国际援助社会的援助而非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时赞比亚的经济出现进一步衰退也就成了必然。1991年举行的多党制选举曾被西方树立为非洲以和平方式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的“样板”，并对这一“样板”的经济改革提供大量的援助和建议。然而“集权政治”下未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在“民主政治”时期同样没能得到解决。作为西方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树立的“样板”，奇卢巴政府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失败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提供大量的经验教训，其在学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必须选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六）即根据本国的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等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改变原殖民地式的单一模式，从而推动自身经济发展。无论是奇卢巴政府还是之前的卡翁达政府却都未能通过解决赞比亚内部矛盾的方式来推动赞比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而导致赞比亚经济的持续衰退。奇卢巴上台后奉行不结盟、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强调外交多元化，主张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把“睦邻、民主、自由、人权、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注重经济外交，争取外援，吸引投资。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视发展同邻国关系，致力于本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与和平解决南部非洲地区冲突，支持建立“非洲联盟”。2000年10月主持召开启动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特别首脑会议，并成为首批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一。2001年7月9日—2002年1月2日奇卢巴任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强调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摆脱不利处境，南部非洲国家应当以更大的决心加快地区一体化进程。30年前赞比亚曾经是非洲亚撒哈拉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时过境迁，风光不再。到20世纪90年代赞比亚不仅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是负债最重的国家之一。赞比亚的外债高达73亿美元，相当于每个赞比亚国民平均负债700美元，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苏联解体、东欧国家蜕变，到处推行“多党民主制”，将实施“多党民主”与援助挂钩，将西方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非洲国家，力图使非洲重新被纳入西方体系，维护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自由化，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然而这种民主却使非洲国家和人民承受巨大的制度剥削，付出沉重的代价。赞比亚社会各界普遍期待着新政府能改革开放，带领国家走向富强。但遗憾的是事实的发展并非如此，奇卢巴执政后抛弃卡翁达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道路，奉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在国际援助组织的支持下赞比亚实行了市场经济改革，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解散工业和矿业公司，政府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取消商品价格控制和外汇管制，实行自由利率、自由贸易，裁减数千个国家公务员。

（七）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1992年赞比亚制定《私有化法》，并成立私有化委员会，开始对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改造，甚至国有大型铜矿都实行私有化。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的出台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称赞，赞比亚连续被树为非洲经济管理的典范，世界银行宣布赞比亚是非洲大陆实行私有化改造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私有化没有成为发展经济的良方，奇卢巴实行经济改革后并未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贪污腐败横行，财政赤字仍居高不下，银行利率高达85%。赞币克瓦查与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的比值难以测算，金融形势混乱，年通货膨胀率高于100%，经济呈负增长。随后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涉下实行宏观经济稳定措施，到1994年经济形势才基本稳定下来，汇率得以控制和预测，银行利率开始下降，通胀率降至47%，并呈继续下降趋势，但1994年和1995年的经济仍为负增长。与此同时多党政治并未给赞比亚的发展带来多少助益，1996年5月赞比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已连任两届总统的人不得再任总统和总统出身条款（总统候选人父母和本人必须是赞比亚人，至少第二代赞比亚人才有权参加总统竞选），禁止卡翁达（父母均为马拉维移民，卡翁达曾连任27年总统）参加以后的总统选举。事实上奇卢巴本人的出身问题同样受到质疑，而且奇卢巴的亲信后来在1999年提出再次修改宪法，删除关于总统任期限制的条款，试图为奇卢巴打破宪法限制，谋求第三度连任提供宪法依据。1996年11月赞比亚举行第二次多党民主选举，独立党抵制总统和议会选举，奇卢巴遂以绝对优势获胜，连任总统。奇卢巴蝉联总统后继续执行其经济改革计划，赞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势头，1996年经济增长率达6.4%，通胀率降至35%。1997年经济增长率达3.5%，通胀率降低到18.6% ，为十多年来的最低点，但这只是昙花一现。1997年10月28日赞比亚发生未遂政变后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法，外来投资和外援减少，货币继续贬值，经济发展再次受挫。1998年3月7日赞比亚解除紧急状态法，外援和外资开始缓慢增加，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货币仍继续贬值，赞比亚经济仍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政治上奇卢巴和多党民主运动取得政权后愈来愈表现出专制集权和高压统治的倾向，恣意对包括联合民族独立党在内的反对党进行强力弹压，形成事实上的一党独大。

（八）奇卢巴为政贪鄙狭隘、不择手段，政治胸怀和器量远不及卡翁达，对于曾挑战他权威的人势必进行打击报复。执政党和政府高层贪污腐化日趋严重，1992年政府爆发贪腐丑闻，地方政府与住房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农业与畜牧业部长、商业、贸易与工业部长、外交部长、地区发展部长、司法部长相继辞职，并且出现关于奇卢巴总统本人涉嫌腐败的指控。在1996年大选后卡翁达发起“不服从运动”，抗议奇卢巴采用不公正竞选手段，赞比亚政治力量分化严重，暴力倾向加剧，朝野形同水火，赞比亚国内的政治斗争进入最混乱的时期。虽然大选获胜，但奇卢巴的声誉已经不如当年，官僚主义和腐败成为赞比亚政府的痼疾。1997年8月卢萨卡市相继发生小贩骚乱，副总统府失火，反对党领袖卡翁达、琼圭（自由进步阵线领袖）遭枪击事件。10月28日一些下级军官发动未遂军事政变，奇卢巴遂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先后将姆冈巴（人民大会党领袖）、卡翁达逮捕入狱（后在国际社会压力和调解下改为软禁），琼圭流亡海外，为此美国和欧盟一度中止对赞比亚的援助。1998年3月奇卢巴取消全国紧急状态，6月释放卡翁达，开始对涉嫌政变的90余人进行司法审判。1999年11月卡翁达的第三子和接班人韦兹·卡翁达被暗杀，反对党力量大大削弱，奇卢巴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随着2001年大选的临近，奇卢巴采取系列措施，在2001年4月27日召开的多民运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成功删除该党党章中关于党领袖至多可连续担任两个任期的法律条款。，此赞比亚各界普遍认为奇卢巴正谋求连任第三任，但赞比亚宪法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两任。于是反对第三任期的议员在议会提出动议，弹劾总统。反对党空前联合，非政府组织“绿洲联盟”、工会组织、各大院校学生等社会各界纷纷举行集会，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对奇卢巴谋求第三任期的浪潮，就连执政党内部也多数持反对意见或态度消极。迫于强大压力，奇卢巴宣布不谋求连任第三任期总统。2001年5月4日赞比亚总统奇卢巴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同时解散因竞选连任问题而分崩离析的内阁。已连任两届总统的奇卢巴当晚10时20分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说：“我将在任期结束时离职，我们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我这样决定对国家最为有利。”他同时还宣布解散内阁。5月2日奇卢巴已经解除副总统克里斯顿·滕博和8位内阁部长的职务，原因是他们带头反对奇卢巴竞选连任。赞比亚宪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任期为5年。奇卢巴为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多民运党）总裁，1991年当选总统，并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第二个任期。

（九）多民运党于2001年4月底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奇卢巴连任第三届总裁，并推举他竞选下一届总统。自2001年初以来赞比亚各派政治力量围绕奇卢巴能否竞选连任进行激烈的较量，赞比亚政局因此出现动荡。各反对党、工会组织、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多民运内部也出现分歧，多民运代表大会日前已将原副总统滕博等人开除出党，此后多民运党内斗争的焦点转移到总统候选人人选问题上。总书记迈克尔·萨塔因觊觎总统宝座而与奇卢巴发生分歧，2001年9月宣布退党，并组建“爱国阵线”。奇卢巴最后确定为人刚直、没有贪污腐败劣迹的前副总统利维·帕特里克·姆瓦纳瓦萨作为多民运的总统候选人，并得到多民运党内的认可。2003年12月9日赞比亚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窃取国家财产一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正式开庭审理，奇卢巴至少面临包括偷窃、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渎职等在内的169项指控，奇卢巴的律师认为该案审理可能会持续数年。前来旁听的群众将法庭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想看看这位昔日的国家元首究竟如何走上盗窃国家财产的不归路，以及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奇卢巴是赞比亚独立以来首位民选总统，1991年11月首度当选，1996年11月获得连任。2002年1月2日总统任期届满卸职，随后被他一手提携的姆瓦纳瓦萨当选赞比亚新一届总统。当时外界还有分析认为姆瓦纳瓦萨即使当选总统，凭他与奇卢巴的关系，也只会成为奇卢巴的傀儡，执政党“多民运”的真正权力还是掌握在奇卢巴手中。但令众人始料不及的是姆瓦纳瓦萨上任后积极展开他所称的针对前政权腐败官员的反贪行动，谴责奇卢巴滥用数百万政府资金，并敦促议会剥夺奇卢巴的刑事豁免权。奇卢巴此后多次遭到逮捕，还被软禁过很长一段时间。曾在奇卢巴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一批官员也相继被捕，做为回应时奇卢巴谴责姆瓦纳瓦萨对他个人发起政治迫害，以引开公众注意力，不再关注姆瓦纳瓦萨执政时的疏漏。据悉与奇卢巴相伴33年的前妻薇拉2002年曾将他告上法庭，要求高达25亿美元的赡养费，这一数字相当于赞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75%。消息令举国哗然，大部分国民亦对奇卢巴拥有丰厚家财难以置信。据薇拉说尽管奇卢巴任总统时每月薪酬仅为1500美元，但她绝非漫天要价，因为奇卢巴绝对有这个财力。

（十）事件势将引起另一番争议，即奇卢巴是否应被免去前总统特权，以令他就任内贪污的指控作出答辩。然而自奇卢巴2002年1月2日去职后赞比亚国民议会就在现总统姆瓦纳瓦萨的领导下开始对奇卢巴在位期间行为的调查，当年7月国民议会取消了他的豁免权，使司法机关可以依法对他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公款等罪行进行审判。2003年2月赞比亚法庭裁定国民议会的决议有效，从而为正式逮捕奇卢巴扫清障碍。几天后奇卢巴因被指控犯有“窃取国家资源罪”被警方逮捕，但他不久后交付巨额保释金获得保释，此后奇卢巴从普通百姓到总统再到阶下囚的“三部曲”又有了新的发展。2003年8月赞比亚反腐败特别行动小组对他提出新的指控称他涉嫌参与多宗侵吞公共财产案件，在12月9日的庭审中奇卢巴被控犯有169项与腐败有关的罪行、69项滥用权力和盗窃国家资产的罪行，盗用的公共财产达4300万美元。行动小组还称奇卢巴身边有一个“腐败网络”，核心成员是四位前政府官员和两名商人，他们分别负责勾结南非、比利时、英国、美国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经济犯罪团伙，进行洗钱、销赃等活动。奇卢巴当天身穿一身囚服出现在被告席上，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平静，偶尔会翻一翻面前的一本蓝皮《圣经》。据法新社报道称在登上被告席前奇卢巴甚至一脸笑容地对场外记者说“圣诞快乐”，检察官称奇卢巴在位期间多次指使财政部将资金划到赞比亚国家商业银行设在伦敦的分行，以便在以后将这些钱转移到其他账户。有四位证人轮流出庭作证，称奇卢巴确实犯有上述罪行。但奇卢巴否认全部指控，称自己无罪，他说这些经伦敦分行划转的钱是用于国家情报机构在海外的活动，他并未中饱私囊。对奇卢巴的抗辩时检察官毫不犹豫地指出奇卢巴所称的“国家情报机构经费”实际上是通过前情报头子泽维尔·琼古的手划到自己名下，而琼古本人现也已被收监。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控辩双方当天均未能说服法官，此案被迫推至次日继续审理。奇卢巴在走出法庭时对媒体称：“一个真正的拳击手从不在第一回合结束时做出全局的结论。”而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后他点头说：“是。”据悉此轮诉讼将于12日结束，下一轮将在16日举行。看来要想真正将奇卢巴定罪，反腐败特别行动小组还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负责此案的法官史密斯先生指出：“前总统奇卢巴十年的工资总计是5.2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7万），而他同期却在瑞士购买珠宝和服装精品的价格超过6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650万）。前总统奇卢巴曾积极倡导防止腐败，但他自己却更积极地参与到这项活动中了。”

（十一）2007年6月6日伦敦高级法院对赞比亚前总统奇卢巴贪污案的判决传票已经送达本人，同时送达的还有法院冻结奇卢巴的退休金和两处房产的冻结令。据《赞比亚每日邮报》6日报道称赞比亚司法部的官员4日把上述传票和冻结令送到奇卢巴在卢萨卡的住所，根据伦敦高级法院的冻结令时其他6名同案被告数量不等的财产也被冻结。法院还责成被告在传票送达后的3天之内尽快向赞比亚检察总长的律师报告他们在世界各地5000美元以上的财产，不管这些财产是否在他们名下，奇卢巴已表示要抗辩伦敦高级法院的裁决。伦敦高级法院5月4日裁定奇卢巴及其同案人4100万美元的贪污案成立，并责令他们赔偿其中的85%，即3500万美元。经过6年调查后赞比亚前总统奇卢巴于2009年8月17日被法庭宣判无罪，恢复清白之身，彻底洗脱之前称他在任期间腐败及利用职权挪用、侵吞巨额公款等数项指控。17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历时6小时的判决结束时法官琼斯·奇尼亚马称：“因检察机关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奇卢巴）犯罪，因此我们要按法定程序宣布被告无罪释放。”有报道称奇卢巴走出法院时受到在门口等候的支持者们的热烈欢迎，其中数十人甚至翩翩起舞庆祝他无罪释放。自2002年起奇卢巴与总统姆瓦纳瓦萨和多民运党关系恶化，他被指控贪污。奇卢巴在2006年大选中转而支持姆瓦纳瓦萨的主要对手迈克尔·萨塔，2008年在姆瓦纳瓦萨总统去世的背景下奇卢巴案件出现逆转。姆瓦纳瓦萨的继任者鲁皮亚·班达上台后对奇卢巴的调查停止，2009年他被撤销一切指控。奇卢巴在2010年1月宣布他将在2011年大选中支持总统鲁皮亚·班达连任，同时也批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透明国际”认为奇卢巴支持班达，使其保证他的自由，同时他与萨塔的关系同样至关重要，奇卢巴会尽一切可能保证他的朋友们仍然掌权。2011年6月18日凌晨赞比亚前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8岁，其遗体被安葬在卢萨卡使馆公园的公墓内。2011年6月27日赞比亚为已故前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举行隆重葬礼，其遗体被安葬在卢萨卡使馆公园的公墓内。当天赞比亚总统鲁皮亚·班达、刚果（金）总统约瑟夫·卡比拉、津巴布韦总理摩根·茨万吉拉伊、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以及赞比亚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千余人聚集在卢萨卡市中心的圣十字教堂内为奇卢巴举行悼念仪式，另有近万人在教堂外草坪上观看直播。仪式后奇卢巴灵柩被运至卢萨卡使馆公园公墓安葬，仪仗队鸣礼炮。

美国劳工组织

（一）美国劳工组织包括工会和工人政党两种组织形式，工联主义在其中起着强烈的影响。1866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全国劳工同盟”在巴尔的摩成立，西尔维斯是其创始人。全盛时拥有60多万会员，包括激进的和改良的组织，与第一国际建立联系，1872年衰亡。1869年史蒂文斯在费城创立劳动骑士团，1878年前该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后公开活动，是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拥有70余万会员，后来由于鲍德利领导集团的阶级合作政策，80年代末便急剧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起而代之，其前身是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的行业工会与劳工联合会，该组织于1881年11月在匹兹堡成立，主要创始人是冈珀斯。1886年发动“五一”全国总罢工，是年底改组为“劳联”，冈珀斯任主席。19世纪90年代末“劳联”推行“冈珀斯主义”，即“劳资合作”、“非常派政治”和“行业工团主义”。1866～1900年间会员从13万多人激增至近55万人，到1955年与“产联”合并时拥有会员约1090万人。19世纪后期铁路系统出现5个极端保守的、独立的行业工会，通称为铁路兄弟会，又称“五大金刚”，即机车司机兄弟会、铁路列车长公会、机车司炉兄弟会、铁路乘务员兄弟会、转辙工人共济会。1893年总计会员约10万人，这些工会一直存在迄今，1969年后4个工会合并为联合运输工会（属劳联－产联）。19世纪末在煤矿、采矿和铁路等部门中出现第一批产业工会，与劳联等行业工会相抗衡,其中进步力量相当强大。1905年在芝加哥诞生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其缔造者是当时的三大左翼领袖海伍德、德布斯和德莱昂。1908年开始演变成纯粹工团主义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解体，部分成员加入美国共产党。1920年福斯特在芝加哥建立工会教育同盟，有数十万劳联会员支持或参加，美国共产党予以积极的支持和领导。1929年改组为工会统一同盟成为独立的进步工会中心，1935年为了工会的统一，宣布解散，所属工会并入劳联。20世纪30年代中期劳工左翼和劳联领导上层的中间派联合发动的产业工会组织运动，促进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的诞生，1935年10月在劳联的代表大会上联合矿工工会主席、中间派刘易斯等提出在基本工业中组织产业工会的主张，遭到格林右翼领导集团的反对。于是支持这一主张的10个工会便组成产业组织委员会（“产联”的前身），拥有会员约100万人，不久该委员会被劳联开除。

（二）1938年改组为“产联”，刘易斯任主席，成为第2个工会中心。它是产业性的工会联合会，创始之初起过积极作用，在中左联盟的领导下把基础工业的大批工人组织起来。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默里和鲁瑟右翼领导集团却抛弃以前的进步方针，排斥左翼力量。1955年2月“产联”与“劳联”在纽约召开合并大会，定名为“劳联－产联”，拥有140多个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工会，约有会员1600万人（占工会会员总数的85～90%，占工人总数的34%），选出米尼为主席和鲁瑟等27名副主席。合并后领导集团继续推行劳联的阶级合作路线，迄今仍为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机关刊物为《劳联－产联新闻》和《联合主义者》，1979年柯克兰任主席。1968年退出劳联－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货车司机工会发起成立劳工行动同盟，鲁瑟任主席，拥有会员365万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共有工会185个，其中120个隶属于劳联－产联，其余为独立工会。总计会员约20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1870年全国劳工联盟创立第 1个全国性的劳工党——劳工改革党，提出金融改革纲领，1872年瓦解。1878年一些工会领导人与农民组织联盟，建立全国绿背－劳工党，赞同绿背纸币党人的纲领，得到劳动骑士团的支持，80年代初解体。1876年成立社会劳工党，从而形成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19世纪末衰落。1901年美国社会党代之而起，1919年遂衰。同年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诞生，1921年两党合并，称美国共产党。1919年各地方的劳工党在芝加哥成立全国劳工党，翌年改组为农工党，同年竞选总统失利后迅速瓦解。仅有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存在较久（1918～1944），它是美国历史上有成效的地方性的第3党。卡特中心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是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于1982年建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致力于促进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帮助发展中国家消灭贫困、饥饿和疾病。美国近代有一个传统，总统离任后都要建一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保存总统任期内的文件档案，介绍总统的生平和政绩。前总统卡特也不例外，但卡特与所有离任总统不同的是他除了有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外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特中心。在卡特及一群来自商界、教育界、慈善界的杰出人士以及前政府官员的领导下卡特中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内进行着政治改革、公共健康、教育和研究等多个项目，为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贡献。

（三）詹姆斯·厄尔·卡特又称吉米·卡特，是美国的第39任总统。他早年一直在军队中生活，1971年他开始任佐治亚州的州长。1976年代表美国民主党当选总统，在任期间推行能源保护政策和公共保障住房政策。外交方面卡特推行务实和忍让的政策，他积极调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卡特跟其他国家外交时注重人权保障，曾劝告当时由军事强人朴正熙执政的南韩政府改善人权。尽管成长于一个佐治亚州议员和农场主家庭，但卡特总统一直保持着他从小养成的朴素和实干的作风。在竞选总统时他自称“种花生的农民”，以区分自己和那些在政治商业世家出身的精英，平易近人的他获得大量普通选民的好感。作为一个具有平民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卡特在总统任期内的一些政治和外交抱负都因种种客观限制而未能实施，因此在卸任之后他重新出访世界各地，联合其他退休的政治家和名人，宣扬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倡导慈善、民主和人权事业，他也因此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一手建立的卡特中心则是他落实这一系列事业和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平台，建立近三十年以来卡特总统和卡特中心的专家们活跃于民间外交和人道主义活动的舞台，使卡特中心的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卡特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该中心现有约150名专业员工。而卡特总统本人也常常和夫人带领中心的工作人员活跃与世界的各个角落，消灭在非洲肆虐的多种寄生虫病，调解在海地、朝鲜、前南斯拉夫出现的危机。卡特中心诞生30年来一直同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合作，派遣观察员监督选举，劝说冲突各方止戈求和以及广泛推动民主进程和经济合作，至今已有约80个国家从中受益。监察选举该中心相信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往往是发展中国家走向自救的第一步，因此于1997年激活一项“民主计划”，专门派遣观察员到各国监督选举过程。它还建立一个“国际人权理事会”，负责观察人权状况及化解冲突。此外消灭热带疾病和普及卫生知识也是卡特中心的首要任务，而88岁高龄的卡特总统仍然亲自出访埃及和参加中心的其他项目。卡特中心现有150名全职雇员，从1992年至今由约翰·哈德曼医生领导。作为一个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卡特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每年的政府、企业及个人捐款。在2010至2011财政年度中心收到1.85亿美元（约11亿8千200万人民币）的基金和捐款，卡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100万美元（约780万港元）也被拨作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