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兄弟会

（一）穆斯林兄弟会是穆斯林兄弟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8年，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宗教与政治团体，他们的目标在于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伊斯兰家庭与国家最主要的核心价值。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组建自由和正义党，参与埃及政坛角逐，最终自由和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后穆尔西的支持者不断发起抗议示威活动，2013年12月埃及过渡政府将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1928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伊斯梅利亚创立，由一名学校教师哈桑·班纳发起。1929年正式成立，最初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班纳运动”，后改为“穆斯林兄弟会”。哈桑·班纳全名哈桑·艾哈默德·阿卜杜勒·拉曼·穆罕默德·班纳（1906～1949），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苏菲派学者、原教旨主义的代表，瑞士著名伊斯兰学者塔里格·拉玛丹的祖父。1906年哈桑·班纳生于开罗西北部的布哈拉小镇的钟表匠家庭，其父精通伊斯兰经训和教义，被当地穆斯林拥戴为非专职的教长和海推布。班纳自幼受伊斯兰宗教思想的熏陶，是逊尼派苏菲主义的信徒。1923年入开罗师范学院受高等教育，系统地学习伊斯兰教义、教法和苏菲派学理，并深受老师拉希德·里达（1865～1935）伊斯兰复兴思想的影响，1927年毕业后到伊斯梅利亚当小学教师。1928年3月他会同6名在英国军营中任职员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班纳运动”，后改名穆斯林兄弟会。其主要活动是用“博爱结识”的方式宣传伊斯兰教义，主张回到《古兰经》和圣训的原旨教义，反对埃及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为实现伊斯兰复兴的使命而战。1932年班纳把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由伊斯梅利亚迁往开罗，并在埃及各地建立50多个分会。1933年在穆斯林兄弟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班纳被选为兄弟会的“总指导”，1935年在兄弟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班纳确定兄弟会的组织原则和会员条件，1939年在兄弟会的“五大”上班纳又确定兄弟会新的组织原则和会员条件。通过班纳提出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古兰经》为基础，恢复伊斯兰原旨教义，实行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基本政治纲领。1942他创立秘密军事机构“保卫伊斯兰社团”，其成员接受军事训练。1948年他组成兄弟会的志愿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后因战争失败和国内动乱，政府宣布解散兄弟会组织。同年12月兄弟会军事“秘密机构”成员暗杀政府内阁首相诺克拉希，1949年2月哈桑·班纳被当局情报机构暗杀。

（二）哈桑班纳是一名学校教师、社会运动家、逊尼派伊玛目，致力于推动埃及的社会改革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革新运动。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在30年代及40年代创立并领导穆斯林兄弟会，它是伊斯兰世界在二十世纪中最大、最富影响力的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或称为原教旨主义）政治团体，直到今天仍然活跃在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兄弟会”最早只是一个宗教性社会团体，除推行伊斯兰教信仰外还设立教育和医疗机构。自1936年之后因为反对英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成为近代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政治反对团体。他们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在伊斯兰世界形成一股风潮，扩散到许多伊斯兰国家，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的政治反对团体都源自于穆斯林兄弟会，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近代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治集团。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组织，由哈桑·巴纳于1928年创立于埃及伊斯梅里亚。初名“巴纳运动”（一译“班纳运动”），后更名为“穆斯林兄弟会”。1929年正式成立，1933在开罗设立总部，在50个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在叙利亚、苏丹、约旦、巴勒斯坦等地都有支部、学校、清真寺和商业公司。该组织以训导局为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在埃及已达50万之多，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该组织影响力遍及中东乃至全球穆斯林社会，是近代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世界性伊斯兰政治集团。出版的宗教及政治刊物有《警告》、《路标》、《呼声》、《笃信》、《伊斯兰文选》等，其标志是交叉的双剑拱卫着一本《古兰经》，双剑下和左右侧分别用阿拉伯文写着“感谢真主”和“真主至大”。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宗旨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在现代社会复兴伊斯兰教，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教法；以哈里发为统一象征，建立不分民族、不受地域限制的穆斯林世界社团，摆脱外国援助，清除外来影响。班纳在解释该组织的宗旨时称：“穆斯林兄弟会是现代主义的运动、逊尼派的道路、苏菲主义的真理、政治的机构、科学文化的协会、体育的团体、经济的公司、社会生活的理想。”穆兄会的行动口号是：“安拉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吉哈德是我们的战斗，为目的而牺牲是我们的理想。”穆斯林兄弟会号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并为保卫穆斯林的祖国而战斗和工作。穆斯林兄弟会的信条是：“阿拉（又称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可兰经是我们的法律，先知是我们的领导，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阿拉而死是我们最高的心愿。”

（三）兄弟会的领导人称“总指导”，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为“训导局”，负责组织、宣传、教育等工作。设有“创建委员会”，是协商机构，其成员为兄弟会的元老。该组织还建有军事性质的“秘密机构”，对其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兄弟会的成员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由政府职员、大学生、军人、工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组成。穆兄会的会员的条件是：具备良好品德和宗教修养、完全服从和执行兄弟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保守秘密、签名注册并缴纳会费者才能入会。兄弟会成员分为4个等级，即助理兄弟（拥护者）、正式兄弟（正式履行手续入会者）、行动兄弟（参加各种实际行动者）和圣战者兄弟。2011年初以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迫于国内动乱的压力而下台，埃及随后开始着手和组织新任总统选举。2012年6月24日埃及当地时间下午3时40分许总统选举委员会宣布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下属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赢得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首次埃及民主总统大选，成为埃及首位非军人总统，这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一次在大国执政，它必将为兄弟会发展发挥重大促进作用。但是应当注意以色列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穆尔西的当选表示谨慎祝贺，兄弟会的胜利必将给西方世界和穆斯林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带来重大契机。哈桑·班纳穆斯林兄弟会早期领导人，1928年在埃及伊斯梅利亚创立穆斯林兄弟会，曾将总部由伊斯梅利亚迁往开罗，1933年被选举为“总指导”，1949年2月哈桑·班纳被当局情报机构暗杀。穆斯林兄弟会于1928年在埃及成立，发展85年以来分支遍布中东北非70余国，甚至包括美国。至今穆兄会已聚集300万成员，涵盖各个阶层，不仅有农民，还有教授、学生、商人等社会精英。活动资金部分来自成员，成员将自己收入中的一定比例上缴。穆兄会每个分支下都有清真寺、学校、医院、银行、媒体、俱乐部等，无所不包。有钱有渠道，穆兄会拥有组织武装的能力，发展初期就曾有过准军事巡逻团。穆斯林兄弟会初建时其成员由6名在英国军营中的穆斯林职员组成，主要活动是用“博爱结识”的方式来宣传伊斯兰教义，并反对殖民主义统治，1940年被法鲁克王朝取缔。1932年哈桑·班纳将总部由伊斯梅利亚迁往开罗，后在埃及各地建立50多个分会。1933年建立领导机构，选举班纳为“总指导”。1935～1939年确定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完善组织机构，成为宗教政治组织。

（四）1936年曾致书法鲁克国王，要求按伊斯兰原教旨进行政治、宗教改革，宣称伊斯兰教是造就强大民族的根基。到1947年兄弟会得到迅速发展，其军事“秘密机构”成员就达7.5万人。1948年12月内阁总理诺克拉西宣布解散兄弟会，封闭其总部，不久“秘密机构”成员暗杀诺克拉西。1949年2月哈桑·班纳被当局情报机构暗杀，哈桑·哈蒂比继任兄弟会总指导，继续进行反对法鲁克王朝的斗争。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利用兄弟会的力量推翻法鲁克王朝，后兄弟会因对权力分配不满改而反对纳赛尔政权。1954年1月纳赛尔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逮捕哈桑·哈蒂比等430人，兄弟会被迫转入地下，由阿卜杜拉·奥达任总指导。同年10月兄弟会因参与图谋杀害纳赛尔事件，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哈桑·哈蒂比、泰勒迈萨尼为首的1200多人被判徒刑。兄弟会在赛义德·卡塔布的领导下秘密恢复组织，进行宣传活动。萨达特执政后该组织对其执行反对苏联干涉埃及内政及改善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政策表示支持，萨达特也对该组织采取缓和政策，释放哈桑·哈蒂比为首的全体兄弟会在押犯，允许他们以半公开方式恢复活动，兄弟会在欧麦尔·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恢复发展组织。1976年4月该组织前总书记阿布德·哈基姆·阿布丁在沙特阿拉伯流亡22年回国后又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组织，使其力量壮大，1972年该组织公开反对萨达特同以色列议和。自1979年1月起穆斯林兄弟会派生出“伊斯兰集团”、“真主的战士”、“圣战组织”、“赎罪和迁徙”等派别，这些派别组织中的激进派反对政府世俗化的改革措施，指责一切当权者为“叛教者”，声言“推翻萨达特政府”，恢复早期伊斯兰体制，主张建立伊朗式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1981年9月萨达特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由下令取缔该组织的刊物《呼声》，并对4万多所清真寺实行国家监督，同时逮捕该组织的800名骨干分子，其中包括主要领导人欧麦尔、泰勒迈萨尼和希勒米·加扎里，埃及官方称1981年10月6日兄弟会的极端分子参与杀害总统萨达特。穆巴拉克执政后为稳定政局，一方面对兄弟会的极端分子采取镇压措施，另一方面释放温和派的领导人泰勒迈萨尼。1982年宣布放弃暴力活动，开始向合法政党转型。

（五）1987年4月穆斯林兄弟会联合另外两个反对党参加议会选举，一举获得60多个席位，成为“最主要的反对派势力”。2005年赢得议会88个席位，成为最大反对派。2010年议会选举一票未得，被指舞弊。2012年6月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为埃及第五任总统，穆兄会在正式埃及政坛公开露面，2013年6月百万埃及民众示威要求穆尔西下台。2013年7月3日穆尔西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后被埃及军方废黜，多数穆兄会领导人因被指控煽动暴力而被捕，关于穆尔西的案件已被移交给法庭。2013年9月6日埃及政府决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2013年10月9日埃及宣布正式解散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禁止其在埃及的一切活动并没收其全部资产。2013年12月24日埃及过渡政府总理贝卜拉维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称穆兄会在制造流血事件、扰乱国家安全之后暴露其作为恐怖组织的丑恶嘴脸。2013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总统被埃及军方赶下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已经被赶入地下，2013年12月埃及军方支持的开罗政府把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2014年3月8日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布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要求在国外进行所谓圣战的沙特人在15日内回国自首。2014年3月24日据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埃及刑事法院当天作出裁决，判处528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罪名是冲击警察局并致人死亡。2014年8月10日埃及宣布解散穆兄会下属政党，终判不可上诉。2014年3月7日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表声明，把穆斯林兄弟会正式定性为恐怖组织。沙特阿拉伯内政部的声明称给在叙利亚参加战斗的沙特人15天时间的期限回国，另外沙特王室上个月下达的一项政令曾说任何被判定参与海外冲突的沙特公民都将面临监禁。埃及南部一家法院2014年3月22日开始审理埃及历史上最大规模一起案件，被告是12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距埃及首都开罗以南大约240公里的明亚刑事法院当天举行首次听证，现场安保严密，媒体记者被禁止入内。被告包括穆兄会总导师穆罕默德·巴迪亚，他们被控在2013年8月制造暴力、攻击民众和公共财产等。

（六）当地媒体报道称法院把这些被告分为两拨，其中一拨定于24日开庭。不过埃及官方的中东社晚些时候报道，22日在短暂听证后法院把审理推迟至24日，对另一拨被告的审理定于25日开始，暂不清楚当天有多少名被告出席听证。德新社报道称据信仅200名被告现被埃及当局拘押，其他人或暂时获保释，或依然在逃。2013年7月埃及军方解除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总统职务，引发穆兄会大规模示威，导致严重暴力冲突。埃及当局同年12月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这一团体反驳称当局这一做法有政治动因。2014年5月5日埃及前军方领导人、总统候选人塞西表示如果他当选埃及总统，在其任期内将不会允许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存在。在当天播出的两家埃及电视台的联合采访中塞西说如果顺利当选，他的首要任务将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在其任期内将不会有名叫穆兄会的组织，因为取缔穆兄会是埃及人民的意愿，而且穆兄会在穆尔西被解除总统职务后采取的暴力对抗在政治上是十分愚蠢的。关于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2013年11月签署的备受争议的《抗议法》，塞西表示他本人支持这项法律，埃及当前面临太多危险与严峻挑战，以至于难以对这部法律提出批评。2014年3月埃及当地一法院曾判处529名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死刑，2014年4月28日埃及同一法院判处683名穆兄会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会最高领袖穆罕默德·巴迪亚。2014年5月18日埃及两家地方法院对160余名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成员及支持者作出判决，他们被判在去年的暴力袭击事件中犯有罪行，多数人获10年至15年监禁。谢赫村省一法院对126人作出10年监禁的判决，罪名包括在去年8月的示威游行中煽动暴力并试图焚烧教堂和警察局，当哈桑·法里德法官宣布判决时被告人高喊“打倒军事统治”的口号表达抗议。当天在开罗的另一场审判中有37人被判15年监禁，他们被控图谋在地铁里实施爆炸、参与谋杀警察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阿拉伯新闻”网站消息称在谢赫村省法院18日进行的审判中5名17岁的未成年人被给予一年的缓刑期，据统计截至目前埃及当局已经拘留超过1.6万名穆兄会的支持者，包括穆尔西和穆兄会的多数高级领导人。目前大部分被捕者都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罪名包括间谍活动、煽动谋杀和腐败等等。

（七）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是发动埃及七月革命的青年军官组织，1949年底正式建立。1936年签订的《英埃同盟条约》，使埃及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形同殖民地。埃及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断掀起反英浪潮。一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下级军官对英国的占领和法鲁克王室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管理自己的国家。1938年冬年轻军官纳赛尔和萨达特等人结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在青年军官中宣传反英占领、反王室统治的宗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军队中逐渐发展成为自由军官运动。1948年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战争中战败，使这些热血青年心中的民族主义火焰烧得更炽烈。1949年年底纳赛尔同哈桑·易卜拉欣、哈立德·毛希丁、卡迈勒丁·侯赛因和阿卜杜勒·摩奈姆组成自由军官组织5人创建委员会，正式宣告自由军官组织诞生。1950年初纳赛尔吸收阿密尔、萨达特等5人成立10人执行委员会，纳赛尔任主席。同年2月该组织发布第一张传单，并开始同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共产党接触。至1952年初该组织拥有250名成员，遍及埃及军队各军兵种，他们中除穆罕默德·纳吉布少将外都为校级及校级以下的军官。在阶级成分上多属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有人倾向于穆斯林兄弟会，有人倾向于以埃及共产党为核心的埃及民族解放运动。1952年初该组织发表声明.主张消灭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打倒封建主义，制止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实现社会公正，建立民族军队和健全的民主生活。同年7月23日该组织发动革命，逼迫法鲁克国王退位。1953年废除王朝制度，建立共和国，1954年迫使英国撤出埃及。“七·二三”革命成功后自由军官组织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开始自动消失，其主成员成为革命指挥委员会或埃及政府的首要人物，掌握埃及的政权。埃及七月革命也称“七·二三革命”，1952年7月23日由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埃及历史的转折点，它推翻法鲁克王朝，由自由军官组织改组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政权。7月22日夜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发动革命，到7月23日清晨部队已取得胜利，控制局势。26日宣布废黜国王法鲁克，以其子继位，同时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新政权宣布没收封建王室土地，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1923年宪法，颁布《土地改革法》。次年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埃及共和国。

（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及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广大人民、士兵和下级军官对以法鲁克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极为不满，他们要求废除英埃条约，改变现行制度，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成为埃及革命的领导力量。自由军官组织成立于1945年，由在军事学院任教的纳赛尔同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查卡里亚·毛希丁、卡迈勒·侯赛因等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军官建立，吸收爱国的中下级军官参加。其宗旨是：反对英国的占领；反对法鲁克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要求埃及人管理自己的国家。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战争爆发，自由军官组织在前线进行秘密活动，影响日益扩大。1950年初成立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纳赛尔当选为主席。1950年下半年秘密出版《自由军官之声》报和一些小册子，主张建立爱国军队和代议制政府，并与其他党派和某些报社接触以扩大影响。到1952年初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已达数百人，遍及军队的各个兵种。1952年1月6日开罗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进行改选，自由军官组织的代表以多数当选，法鲁克国王立即下令解散军官俱乐部管委会，同时借故作人事调动，企图分散自由军官组织的力量，这次冲突促使该组织决定提前采取推翻封建王朝的行动。7月22日夜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发动革命，参加革命的部队首先逮捕全部高级军官，随后分头占领各兵种的重要据点以及重要的机场、桥梁和广播电台等。7月23日部队已取得胜利，控制局势。7月26日法鲁克国王迫于形势，签署退位声明，并离开埃及，流亡国外。法鲁克未成年的儿子继位，称福阿德二世，但政权已实际上转到自由军官组织之手。自由军官组织主席穆罕默德·纳吉布和副主席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主持成立革命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9月7日纳吉布任埃及首相兼陆军大臣和航行大臣，9日新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得超过二百费丹，超过部分由政府征购。12月10日宣布废除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和维护王室特权的1923年宪法，法鲁克王朝被推翻。次年6月18日埃及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埃及共和国，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纳吉布担任第一任总统兼总理。“自由军官组织”后来组成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其他政党全部解散。民族民主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

（九）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被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一是人数甚少，但拥有巨大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和统治下丧失独立和主权，处于极端贫困落后的境地，长期停滞在封建、半封建甚至更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首先必须指出“民族运动”、“民主运动”或“民族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主义制度产生以来的“近代”和“现代”才有的概念，在这以前的封建时代或更早的奴隶制时代无论是反对外来统治还是反对暴政都不能称之为“民族运动（革命）”或“民主运动（革命）”。在近现代的“民族运动”或“民族主义革命”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侵略、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运动。“民主运动”或“民主主义革命”是指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斗争（到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出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或民主革命，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时代一般是指实行封建制度的时间段，由中央王朝或共主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封给各个领主。欧洲的时间跨度为800年—1500年，欧洲的封建制度形成于八世纪，定型于11世纪，之后的两百年是全盛时期。13世纪中叶之后王权巩固后封建制度逐渐没落，15世纪以后走向瓦解。中国的时间跨度为前1046年—前221年，中国的封建制正式定型于周朝建立，结束于秦朝统一六国。日本的时间跨度为1185年—1867年，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700年开始，终止于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封建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其基本形式是封建等级制和庄园制。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中古时代主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束，这个体系便在中央权力崩溃和社会动乱中逐步发展起来。效忠强人的等级制度，代替皇帝、元老、行省、城市和城镇等的罗马体系。封建制度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因为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帝国主义是一种政治主张，主要内容是通过夺取领土或建立经济、政治、文化霸权而凌驾于别国之上，帝国主义可能衍生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

（十）帝国主义一词通常带贬意，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拉开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帝国主义战争即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所进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延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不仅通过战争来争霸，同时也用战争来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在列宁看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就不会消除。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后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世界被区分为两大对立阶级即拥有巨额财富和雄厚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及阶级和人数众多、处于附属地位、没有平等权利的被压迫民族及其阶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出现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它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日益明显，并且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跟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帝国主义战争、两大对立的民族和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就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15世纪初非洲开始被殖民，到了16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开始向美非亚殖民。 虽然1636年英国成立维吉尼亚州，但美国终究还是在1783年正式独立。1642年的某天,有个欧洲探险家意外的发现新西兰，所以到了1742年英国又多个殖民地。 1760年代后期印度发生叛乱，英国趁机占领孟加拉，并开始入主印度。19世纪开始印度被列强占领，1858年莫卧儿帝国灭亡后到了1876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而英国在中国也占领不少领地。20世纪的开始，大英帝国逐渐衰弱，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慢慢走下坡。民族运动和民主运动之间又存在者密切的联系，例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目标就必须在主观或客观上同时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19世纪初期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当时的拉丁美洲处在西、葡、法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国内又存在封建大地产制，所以它们的革命斗争就既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又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称为“民族民主运动”。民族革命是指驱逐外族、反抗侵略的斗争，例如埃及人民抗英、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等。

（十一）民主是指推翻旧制度、旧的国家机器的斗争，如辛亥革命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拉美推翻奴隶制度，所以拉美独立战争有双重性质。民族革命是对外的，反抗外国压迫的，民主革命是推翻专制压迫的。拉美革命具有双重性，即推翻国内压迫，还防抗外来侵略。民族革命的主体是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主体是建立民主制度，反抗专制统治。拉美独立战争二者兼而有之，所以可称为民族民主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叫“新民族主义革命”。埃及、埃塞俄比亚的抗争就可以称之为“民族革命”，但不能叫民主革命，因为反抗异族的结果和民主没有直接联系，可能结果还是专制的。民族革命是指推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主权。民主革命是指推翻国内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和起来可以简单归纳为反帝、反封建。拉美的独立战争既推翻外国殖民统治，又推翻本国专制统治，所以具有双重性。其次两者的革命对象不同，民族革命是争取民族的独立，其主要革命对象是外国的侵略势力。民主革命除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外还有反对外国侵略主义、本国封建势力、买办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并有一定的革命理论为指导，概括起来讲就是从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经历是一场民族与民主革命的斗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为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以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为主要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解放生产力，为社会发展扫清道路。民族民主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本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革命阵线来说民族民主革命发生一个大转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十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力求领导革命，在许多国家他们也确实领导过革命，并且取得民族的政治独立，但由于它本身软弱和阶级的局限性，往往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遭受压迫最重，具有很大的革命积极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于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又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在一些国家中他们担当革命领导者的重任，不仅使这种革命获得彻底胜利，而且把革命推向前进，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曾经预言过：“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已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民主革命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并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通常由资产阶级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既要进行反对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又要反对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往往半途而废，或以各种形式的妥协而告终，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17、18世纪世界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在欧洲和北美中封建主义的基础受到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继尼德兰革命之后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道路。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客观上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此期间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快殖民扩张的步伐，经过激烈的斗争后英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在社会巨变的大潮中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套政治构想。在法国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摧毁封建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掌权开辟道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新兴的美国。

原教旨主义

（一）原教旨主义或称基本教义派，也称“原理主义”、“基要主义”或“基要派”，是指某些宗教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的信仰的运动，或指严格遵守基本原理的立场。他们认为这些宗教内部在近代出现的自由主义神学使其信仰世俗化、偏离其信仰的本质，因而作出回应。一般提倡对其宗教的基本经文或文献做字面的、传统的解释，并且相信从这些阐释中获得的教义应该被运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都存在“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概念最早以基督教为背景，一战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基督教新教中一些自称为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尤其是反对《圣经》考证学，形成这一神学主张。《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原教旨主义有两层意思：它是一种保守的基督教思想，它抵制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神学倾向；它是一种有自己的组织和机构的保守运动，旨在宣传原教旨主义的五个基本要点。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它们是构成真正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中国学术界将Fundamentalism一词用于基督教时称为基要主义，用于伊斯兰教时称为原教旨主义。由于其他宗教也出现Fundamentalism的宗教现象，故国际学术界和传播媒介把这种宗教现象通称为原教旨主义。比较宗教学家埃里克·夏普在《理解宗教》一书里总结原教旨主义：在传统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一般指宗教方面的权威）第一阶段出现的反映是拒绝旧方式和旧权威，具有适应和树立新权威的愿望；第二阶段是作出种种努力，使旧权威适应新权威；第三阶段是回复原状，原教旨主义就出现在这一阶段。各宗教中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总之原教旨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宗教现象：当感到传统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对这种挑战毫不妥协，仍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回击，一旦有必要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态度，所以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原教旨主义最先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中出现，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其观念形式在神学中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

（二）19世纪最后10年至一战期间达尔文主义广泛传播，影响到社会各领域，它严重冲击传统观念和文化，尤其是对《圣经》构成直接威胁。人们对《圣经》和道德提出怀疑，教会于是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20世纪早期称此思潮为“现代主义”。它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调整，用现代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传统教义和《圣经》重新解释，目的是调和基督教教义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另一派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绝对真理。其核心主张是五要点：承认《圣经》字句无错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神；耶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基督为人类的罪恶而受难；基督将复活且会以肉身再临人世，那时人类将接受神的审判。这批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持续很多年，后来它的活动趋向狭隘和僵化，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低落。到了70年代美国新闻界突然发现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它再度引人注目。1976年吉米·卡特在总统竞选中的成功表明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强大的、神秘的政治力量，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农村人和山地人的信仰。今天它是一种进取的、自信的、政治上保守的宗教运动，以求对抗自罗斯福执政以来被自由主义占领的政府、家庭和教堂。原教旨主义概念虽然源于西方，却不限于西方，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今天它可以指犹太人中的强硬正统派、锡克教中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斯里兰卡泰米尔的解放运动和印度反对外国传教势力的印度教组织，但它更多地是用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原教旨主义理论上的共同点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对现代主义的解释因人而异。在宗教界中现代主义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神学思潮，它提倡对宗教解释的革新，对宗教教义执行上的宽容以及容纳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简言之即宗教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化的适应。原教旨主义就是要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其意识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它与现代主义冲突的最典型例子是“猴子审判”一案。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得通城中学教师施科普斯给学生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于是他受到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人士指控，原教旨主义者迫使法庭判施科普斯违反州内法案罪，施科普斯被迫离开学校。美国出现的复兴运动也是抵制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的和道德上的宽容性，是对极端自由思潮的反应，也是对新教内围绕基督化身和复活而展开争论的反映。

（三）“基要主义”一词对应的的英语“Fundamentalism”源于美国长老会，相信基督教《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无误的；相信上帝如《创世记》所记载的那样创造世界；相信神迹存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相信末日；相信审判；相信永生；相信信耶稣的人去天堂，与神和好，直到永远。与此相对的是自由主义神学一般认为《圣经》是一本劝人行善的道德、哲学书，《创世记》是一个童话故事，神迹是寓言，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好人、教师、楷模。没有末日，没有审判，没有永生，天堂在于平安的心灵。由于他们确信圣典是神的启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神圣的，他们所展示的智慧是百分之百的，不允许双关语和留有余地。他们反对知识的相对性，反对怀疑、犹豫和现代主义的推论。他们宣布其道德规范为宇宙性的、永恒的，为此原教旨主义者否认其他信仰的真实性。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获得如同考古过程，是去挖掘已包含在经典中的真理，而不是去发掘那些不知道的或已经知道的世界。由于人们拒绝或没有去深入理解宗教经典中的知识，所以无法理解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安拉赐给他们两本书——《古兰经》和大自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教对知识的观点。这些年印度教也有类似看法，今天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用这种知识观点来反对现代主义的观念。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其宗教经典的绝对可靠性，这构成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都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世界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源于经典，并相信经典的真实性构成检验真理的基本原则，原教旨主义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新原教旨主义十分强调《圣经》的进步性，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来讲拉比法律被认为是对《托拉》绝对正确的发展。对锡克教宗教领袖来讲《圣书》象征并包含着“活的宗教导师”的权威，对斯里兰卡泰米尔的湿婆信徒来说阿加米克法规是和《吠陀》一样神圣的东西。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立法依据，他们以此建立律法。在他们看来宗教经典的正确性超越时空，对宗教法规的共同认可激发信徒的排他性。其信仰越是与众不同，信徒与外界的界限就越分明，中东和南亚日益高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以此为标志来区别穆斯林与其他人。

（四）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者由于完全效忠于某一位神赋予才能的领袖，这位领袖宣誓维护信徒的荣誉、统一和平等，于是他们有了共同信仰，并以此与别的派别相区别，他的追随者们随时准备为重建其宗教的神圣秩序而牺牲生命。这种排他性不仅表现在教义方面，而且体现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认为埃及实行的不是真正的伊斯兰，鼓励其成员不与其他信教者一起生活和祷告，把他们与世俗社会的脱离看作是同先知离开堕落的麦加城一样的举动。英国复兴主义者有时所称呼的“王国的人们”也由于生活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排他意识，这些信徒有时甚至能占领整个街道，互相提供各种实际的和专业性的服务。在犹太教群体中也有同样倾向，他们构筑空间和文化的界限，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分隔开来。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想把其宗教经典当作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通过保护其经典中的永恒真理，原教旨主义隐含一种不顾历史发展的观点，或是持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原教旨主义者希望回到原始道德时期，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是一个从最初的理想状态向后退化的过程，是对基本原则的背叛。美国原教旨主义的新基督教左派认为：当它遵守上帝律令时美国是那么伟大，但由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对其政府机构的控制，美国已开始衰落，因此最初的完美状态只能通过回到圣典中的基本教义才能重新获得。原教旨主义有时被描绘为出土文物般的东西，如同生活在久远的过去，与周围环境完全脱离。原教旨主义者被看成是固执地依恋过去并顽强地、非理性地抵制正在变化着的文化，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原教旨主义也是对当代世界潮流作出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没有脱离现代生活。它不是不能理解的复活或重现，而是对当代社会问题一些症状的反响，因而它深深地卷入当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在当代世界中原教旨主义的参与意识十分强烈，早期出现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是对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一战引起的道德上的革命及国际危机造成的社会大变动（尤其是1919年至1920年间“红色恐怖”时期在美国出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应。原教旨主义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圣经文明在美国结束的标志，于是掀起原教旨主义运动，宣传基督教的基本信仰。

（五）20世纪70年代美国原教旨主义重新抬头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堕胎、弃婴严重、婚前性生活、同性恋和吸毒等现象泛滥，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目的在于抵制这些堕落现象，是针对这种道德伦理的变形，其最关心的就是倒转当代的这种潮流。对今天美国的道德问题时多数人的主要焦虑就是父亲权威的下降，这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了，下降的男性权威只能通过把挣工资的妇女从劳动市场赶回到家庭中才能恢复。原教旨主义者呼吁对那些养家糊口的男性的收入做出调整，让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希望复兴传统，保存家庭中的性别差异，强烈反对《平等权力修正案》。按他们的观点时妇女应重返家庭，置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家庭中，今天伊斯兰世界局部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经常被理解为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意识形态侵略所作出的反应。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文化影响持敌对态度。同时他们也反对纳赛尔（1918-1970）的民族主义政权，认为该政权世俗、不敬神。霍梅尼反对伊朗国王不仅是因为伊朗国王与美国势力联合，以美国为后台，还因为霍梅尼强有力地证明需要建立一个由温和的法律学者领导的共和国，以代替王公贵族的统治，反对国王巴列维所谓的“白色革命”（即西方化）。与土耳其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直接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受到威胁有关，构成此威胁的是秘密的伊斯兰狂热组织、政治上持异议的左右翼及充当外国势力代理人的少数民族集团。原教旨主义者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采取坚定的民族主义态度，由于新左派的支持，美国原教旨主义组织已越过美国国界，不仅插手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也对建立在国外的正统教的传统霸权提出挑战。如在拉美中这种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好几个美国当局支持的拉美政权都积极地与其相配合，这可以理解为试图削弱天主教势力，因为天主教堂的许多神父都公开呼吁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南亚中原教旨主义公开反对新教教会和团体支持的普世性的社会福音，印度原教旨主义开始崛起，因为信奉印度原教旨主义的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指责“世俗”政党奉行对少数民族姑息的政策。他们反对变革和西方化，要求恢复甘地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回归印度教之源，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开始具有较大的对抗性，有人认为它变得像它所反对的和仇恨的、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教。

（六）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发展曾经十分迅猛，并拥有一定的武器，为此印度中央政府于1984年采取以“蓝星行动”为代号的措施，并于同年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抵抗者被打死，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由于锡克教农民被限制充分利用旁遮普丰富的水资源，对在那个地区进行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满意以及锡克教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因素导致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些是由新德里非锡克人的压迫引起的，也与锡克教内部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派别有关系，因此要求按照锡克教的教义教规来行事。出现在英国的来自斯里兰卡泰米尔印度教徒移民中的原教旨主义在动荡的历史时期变得引人注目，战后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泰米尔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在此过程中印度教徒感到他们在南亚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民族，需要运用忠于印度教的虔诚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不一，但在任何地方中原教旨主义总是有力地参与当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只不过他们所持的政治态度多种多样。他们或者企图颠覆现政权，或者是最热心的支持者，或者仅保持中立。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有时互相矛盾，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声称其观点中包含有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成分，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反对者则给他们贴上“法西斯”的标签。在同一教派内原教旨主义者也会随时间不同而发生变化，美国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把福音主义当成是在对人类自我肯定的内在根源提出怀疑，但当宗教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保护者时其观点突然转向其反面。一战前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倾向于政治自由化，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却又采取左翼态度。原教旨主义在各教中没有一个世界统一性的组织，在美国中原教旨主义曾经是愚昧贫穷的少数人的社会寄托和精神依靠，但却与对经济不景气有不满情绪的中产阶级联系起来。英国原教旨主义一度是工人阶级所热衷的观念，但的好几次运动都显示出它对中产阶级更有吸引力，看上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首先对有良好教育的阶层更有吸引力。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中尽管瓦哈比运动越来越多地是从城市青年中吸收新成员，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是商业界的中产阶级认为这种观点对他们有益、有支持作用，而埃及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影响的阶层却广泛得多，有知识型的学生、教师、工人、小店员和手艺人，这些人一般容易卷入反向性的政治运动中。

（七）但农民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贫民只零星地参与并支持他们的活动，一般都被排除在这些运动之外。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略有不同，如人民党主义想重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百姓的权力机构，以反对社会上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原教旨主义者不仅积极参与现代社会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并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实行政教合一的沙特阿拉伯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工厂、企业的生产部门，其海水淡化厂、计算机、空调、汽车应用已使人们的生活大为改观。原教旨主义组织在武装冲突中大量使用先进武器，他们根据工业化的需要，大量采用现代技术并进行经济改革。在传播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很快利用现代化的大众通讯网络。，国有不少RT电视频道、成百的广播电台专用于宗教宣传，无数的福音组织使用世俗的商业电台。在南亚中好几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也用先进的录音和广播技术，以吸引和保住他们的追随者。总的来看原教旨主义从神学思想的视角，恪守传统宗教圣典，认为它们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是不容变更的绝对真理和科学基石，因而强烈排斥对圣典种种自由化或现代性的解释。从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视觉考察，原教旨主义一方面反对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它又与各国家、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各教派提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重点不同，其所运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始终与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命运相连，特别是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出的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已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从而成为当代宗教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原教旨主义起源于欧洲基督教社会，最后被广泛应用于描述世界各地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在阿拉伯世界中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复兴的现象，到目前为止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的国家已经有伊朗、苏丹、阿富汗，正在发动着反对当地政府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评价也众说纷云。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在原有政府一边去反对它；也有左翼认为它代表进步的反帝力量，所以应当支持它。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拒绝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现代科技吗？伊朗的例子进一步说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虽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权严厉执行伊斯兰教教规，但是不久之后就逐渐放宽。

（八）塔利班政权以伊斯兰教之名坚决反对，但是今天在伊朗中女性公务员已经占三成（相当于“伊斯兰革命”前）；女性戴面纱的规定已经大为放宽；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议员）。伊朗的例子说明同奉一本可兰经并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七世纪的牧民与行商的社会。资本主义越发展就难以避免吸纳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同其它民族国家的竞争以至斗争也常常迫使统治者重新解释教规。就连霍梅尼在生时他的最亲近门徒也一再反对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后者不让自己的女儿受教育诚属无知，拒绝利用电视、电台等科技更是可笑。所以不仅穆斯林不一定是恐怖主义，就连原教旨主义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属性。在原教旨主义那里从极右到极左，从亲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说社会上有多少个社会集团就有多少个伊斯兰教。有属于半封建地主及控制庙宇及土地的教士的伊斯兰教，也有经营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的阿拉伯资本家的伊斯兰教，当然也有广大的穷人、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的伊斯兰教。不同人可以对可兰经各取所需（宗教语言的特点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说教的，所以更容易这样），结果就是有各种政治立场的穆斯林，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样的伊斯兰教教派当然是阿拉伯及世界人民的敌人。在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中这种反动教派都有长足增加，这种“宗教狂热”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虽然二战前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争取到独立及进行工业化，有一些甚至开始世俗化及建设形式上的议会选举，但是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及始终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构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的土地革命却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尔及利亚那样曾经产生过激进左翼政权的国家，八百万农村人口中只有二百万获得一点土地，其余大部份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是继续留在农村过着赤贫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极难找到的工作，而且其农民身份始终被城市居民视为异乡人、乡下佬。反观那些西化的统治精英口说流利法语，占据国家统治机器的职位，虽只占人口的百份之一，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这种强烈对比下越来越多破产的农村个体户被貌似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吸引也就不难明白了。本来这种教义过去首先吸引地主阶级，但是由于不少农民对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们开始转向，寻找新出路。而这时教士们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苦难来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读可兰经。

（九）经书不是教富人要对穷人慈悲为怀，缴纳济贫税吗？不是教穷人要尊重富人财产吗？如果富人穷人都能遵此训诲，又怎会有社会动荡、贫穷及战争？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为它背离教义，使穷富之间发生战争。国家之所以危机处处则是因为统治精英为西方文化所败坏，所以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党的纲领就是反对工人罢工，反对土地革命。它虽也反对国家统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它着重的是从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对，反对在伊斯兰国家说法语（阿国从前是法国殖民地），反对播放西方电影与音乐，强迫妇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纱。在统治精英所推行的现代化走投无路之际原教旨主义者就靠一种“回到从前”去寻找安慰，其它伊斯兰国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这一过程。原教旨主义可说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但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强烈而又思想混乱的抗议，抗议他们既未能成功摆脱帝国主义的间接操纵，又未能成功使国家现代化、却又只知残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埃及总统萨达特因展开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和平谈判而被激进穆斯林剌杀，阿富汗从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后的长达三十年的内战与动乱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关系。但原教旨主义的最主要政治力量来自青年学生，这里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因为青年学生在衰败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的混合经济中地位最不稳固，前途至为暗淡。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许多伊斯兰教国家都大力发展教育，造就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专学生。从前大学生大多来自西方精英阶层，但是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的子弟有机会晋升大学。这些子弟较少西化，较多保存传统宗教信仰及习惯，而且往往因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挤而更自觉地强化原来的“传统”身份，连一些女大学生也以戴面纱为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却不容易找到较好工作，在阿尔及利亚中由于好工作往往被说法语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原教旨主义成为不少只说阿拉伯语的中下层学生的斗争旗帜。贬法语而扬阿拉伯语不仅是宗教问题，而且首先是经济利益的问题。此外还有一大批没能升上大学的中学生，他们更陷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界，但是成为原教旨主义温床的首先得数近二十年如雨后春笋般的宗教学校。许多伊斯兰教国家都无法为人民提供起码的基本设施，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人口增加33%，但基本设施只增加6.9%。外资的涌入使农村破产加速，许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时候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借着财雄势大（许多人都有从事毒品买卖），在巴国及其它伊斯兰教国家建立许多宗教学校。

（十）在巴国中这种趋势还得到当年统治者齐亚将军的赞助，为的是拿原教旨主义者来反对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间宗教学校，但是到了齐亚将军统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间，还有另外2.5万间没注册。这些宗教学校成为穷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机会，而且学校还往往提供住宿饮食，所以极受他们欢迎。这些学校教士往往以极严厉校规整治学生，包括以铁链锁住犯规学生；长年禁止外出；没完没了的诵经。许多学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让见到女性，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多大害处实在不难了解。事实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词原意即为宗教学生，而许多塔利班人都是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毕业的，这种封闭而野蛮的教育方式培育一大批狂热、专横、缺乏独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妇女以至对人类，仇恨心理可能比爱护心理更强烈。不过如果没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培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主义倾向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在战后印度尼西亚中美国中情局一直与右翼军人合作培植反共的伊斯兰教党，伊斯兰教党在1965年的政变中帮助苏哈图屠杀一百万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也都是这样。拉登本人更是美国中情局刻意培植来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但是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一众中东共产党的叛卖以及此一叛卖所最后导致的苏联的自我崩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不会在九十年代迅速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东以及世界各地中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连一些中高层军官也因此亲苏左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纳塞尔），甚至想模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本来斯大林本人不见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实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国。尽管这违反阿拉伯人民意愿，但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毕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忘记斯大林的罪恶。可是斯大林死后及其往后几十年苏联官僚统治者那种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国人民的利益作为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棋子的阴险做法只有变本加厉，而无真正减少。早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当埃及人民奋勇反击英、法、以侵略之时苏联代表却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一起投票要“双方”停火，却不包括要以色列撤出占领区，这种背叛使整个中东都爆发群众示威，“苏联佬出卖我们”的口号响彻云霄。往后几十年“苏联佬”依旧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于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诚然后来的亲苏政权进行过一些进步改革，但是功不补患。

（十一）二十世纪历史早证明用枪杆子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的，所以苏联在阿富汗的一败涂地，实际上也预兆苏联自己的命运。连苏联自己也日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日益亲美，难怪以苏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左派虽然在中东火红过一段时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是强弩之末。苏联崩溃之后就更加信誉扫地，而中、俄两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都不去阻止美国攻击伊拉克（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只投弃权票，不投反对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一方面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从中东到印度尼西亚，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会及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原来吸引过无数热血青年的社会主义左派（斯毛版本）却又丧失吸引力，这种思想真空遂使“回到从前的教义”反而成为“新出路”。不过原教旨主义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快破产，毕竟原教旨主义在反对什么上还比较清楚，但是在支持什么政治、经济立场上就非常混乱模糊，这本是很自然的，因为一部可兰经无法为当代社会提供什么认真的指导。所以在伊斯兰的共同旗帜下事实上存在各种矛盾以至敌对解释及派系，而不论哪一派都没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新出路。即使已经完成“伊斯兰革命”的国家伊朗情况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伊朗在“革命”多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左翼及共产党给教士们摧残净尽了，在当年杀100多个“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恋者）之后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净化”许多，但教士们也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调节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纹风不动。而伊朗经济结果怎样呢？它还是陷入一切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那样的死胡同，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之欠发展。国家仍要依赖石油作为主要的换汇商品，但是油价的持续下滑使换汇日益困难，因而也使入口先进设备日益困难。基本生活品物价飞涨，外债高达三百亿美元。为了偿债，统治者接受世界货币基金会的贷款，但要以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给外资为代价。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过头来还得在经济上向帝国主义出让经济主权，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伊朗发生人民骚乱及学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没有九一一事件的冲击，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义同样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后资本主义之外找到新出路。这当然不是说原教旨主义会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还没有找到，各种非理性的“激进”思想就会始终具有吸引力。

（十二）蓝星行动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主导的镇压旁遮普锡克人独立的军事行动，1984年6月6日印军发动代号“蓝星”的作战行动，政府军的坦克开进锡克教圣地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金庙，杀害数百名锡克教徒，大量平民伤亡，金庙也遭到严重损坏，造成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蓝星行动进一步激化锡克教徒对印度政府的不满，英迪拉·甘地被她的锡克族保镖杀害。1980年代印度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突出反映在中央和地方矛盾的加剧。地方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此起彼伏，以宾德兰瓦勒为首的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在旁遮普地区不断制造暴力事件。国大党政府与宾德兰瓦勒进行数次谈判，但是效果不佳，锡克教极端主义势力在1983年制造一系列针对印度教徒的暴力袭击事件。1984年6月3日旁遮普全邦实行36小时宵禁，阿冉宗师牺牲纪念日。6月6日英迪拉·甘地发动“蓝星行动”，出动武装部队攻打锡克教的圣地金庙，并且击杀宾德兰瓦勒，这次行动镇压锡克教极端主义势力，但攻打锡克教圣地，并且杀害数百名锡克教徒的行为最终也给英迪拉·甘地带来杀身之祸。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在官邸被她的锡克教贴身护卫刺杀，国大党认为英迪拉·甘地之死平息锡克人的愤怒，她用生命完成殉道。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拉吉夫在她去世当晚宣誓就职成为总理，对暴力现象发表恶名昭彰的冷漠评论：“大树倒下，大地震动。”1984年11月1日国大党为印度教复仇者提供武器，拥有加油站的国大党议员为行动提供煤油，派车辆参与突袭。国大党官员拿出锡克家庭的地址清单，有组织地实施袭击。警察没有遏止印度教暴徒，还进一步散布谣言煽动他们，说锡克人正企图秘密推翻国家。医院拒绝治疗锡克教徒受害者，警察局也拒绝为针对锡克教徒的犯罪立案。整整四天时间里暴力肆虐，暴徒在城市里游荡，带着刀枪和一桶桶的煤油，焚烧人、住宅和商店。阿姆利则惨案是1919年4月13日英国及其率领的廓尔喀士兵在札连瓦拉园向印度抗议群众开枪的事件，该事件造成379人死亡，称为“阿姆利则惨案”。1919年2月6日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该法案规定警察可逮捕官方怀疑的犯罪分子，不经公开审讯，可以长期监禁。

（十三）印度人民群起反对，旁遮普的反帝斗争尤为激烈。当局一方面不准甘地到旁遮普宣传坚持真理运动，另一方面4月10日凌晨在阿姆利则市逮捕两名活动家。随后约有3万市民集会市政府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遭到警察和骑兵的镇压。集会者奋起反抗，于傍晚占领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当晚英印军队的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市，实行宵禁。4月13日约5万人在阿姆利则市札连瓦拉园举行集会，抗议罗拉特法。下午4时戴尔率领149名廓尔喀和锡克士兵前往广场，日落之前他命令装甲车堵住广场狭窄的入口，自己带领105名士兵进入广场。5时15分戴尔下令向密集人群开枪，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为死379人、伤1200人。镇压不但没有慑服群众运动，反而激起印度人民更加激烈的抗议。阿姆利则惨案成为甘地于1920～1922年发动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导致印度最终走向独立的直接原因之一，罗拉特法是由英国殖民当局于1919年颁行的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法令，由在印度供职的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的委员会起草故名。该法包括《印度刑法修正案（1919年第1号)》和《刑法非常权力法（1919年第2号）》，统称平时戒严法。根据罗拉特委员会的建议，上述法案于1919年1月19日公布，2月16日提交议会讨论，遭到全体议员的抵制。孟买和印度其他城市建立“萨蒂亚格拉哈同盟”来反对罗拉特法案，罢工、罢市和抗议浪潮遍及全印各地。1919年3月21日上述法案在印度人民的抗议声中于中央立法议会通过，由于此法案使印度人民完全失去政治自由，全国哗然，群起反对，旁遮普的反帝斗争尤为激烈。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不准甘地到旁遮普宣传坚持真理运动，另一方面采用恐怖手段实行镇压。4月10日凌晨在阿姆利则市逮捕两名民族主义活动家，随后约有3万市民集会市政府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遭到警察和骑兵的镇压。集会者奋起反抗，于傍晚占领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局。当晚英印军队的戴尔将军率领军队开进阿姆利则市，实行宵禁。4月13日约5万人在阿姆利则市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集会，抗议殖民当局专横暴虐。当天下午戴尔指挥装甲车堵住广场狭窄的出口，并下令向密集人群开枪射击。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当场死379人、伤1200人，这次事件史称“阿姆利则惨案”。

萨拉丁城堡屠杀事件

（一）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远征军于1798—1801年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属的埃及和叙利亚进行争霸战争，1797年第一次反法联盟瓦解后法国全力对付英国，企图占领苏伊士地峡，切断英国通向印度的道路，把埃及变为进一步东进的基地，遂组建东方军团出征埃及。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率远征军（3万余人，各类舰只350艘，另有学者工程师146人）从土伦出发，巧妙避开英海军封锁。6月10日占领马耳他岛，马耳他骑士团灭亡。7月2日攻占埃及亚历山大城，随即向开罗进军。13日同马木留克军队首次交战，获胜。21日在金字塔之战中以纵队密集射击和猛烈炮火摧毁马木留克主力，25日拿破仑进入开罗，全面占领下埃及。但法海军舰队在8月1日阿布基尔海战中被英国纳尔逊指挥的海军舰队歼灭，拿破仑军队失去海上补给，只得就地获取补给，残酷搜刮当地人民。10月开罗人民起义，遭法军残酷镇压。奥斯曼帝国在英国支持下对法宣战，企图收复埃及。拿破仑主动出击，于次年2月率军1.2万人向叙利亚推进，迎击土军。越过西奈半岛，攻占阿里什、加沙和雅法，于3月20日围攻军事要地阿克。遭顽强抵抗和英海军舰炮轰击，损失约5000人，被迫于5月20日撤围。6月返回埃及，7月在阿布基尔附近歼灭土军一部，但法军处境仍十分艰难。此时拿破仑获知国内政局动荡，遂率随从500人左右秘密离开埃及，于10月9日返回法国。此后法国远征军在英土联军的进攻和埃及人民反抗斗争打击下大量减员，处境每况愈下，1801年8月战败投降，9月撤离埃及，历时3年多的远征以失败告终。萨拉丁城堡屠杀事件是1811年3月1日经过精心策划后穆罕默德·阿里以委任他的第二个儿子图松领兵出征汉志攻打瓦哈比人为名邀请开罗附近的马穆鲁克大小头领及其随从470人前往萨拉丁城堡出席宴会，宴会结束后早有准备的穆罕默德·阿里立即对疏于防范的马穆鲁克首领发动突然袭击。通向大门有一道石头垒成的高墙，前面是狭窄的下坡石阶小道，当马穆鲁克们经过此处时阿里军队突然从高墙上推下无数大石头，把他们砸得抱头鼠窜，死的死，伤的伤。与此同时密集的子弹又毫不留情地雨点般飞过来，结果只有一个人漏网，其余的全部被歼，这就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萨拉丁堡屠杀事件。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工业革命，英法等列强为了抢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展开殖民扩张，此时的埃及在宗主国奥斯曼帝国与本国马穆鲁克双重剥削下极端贫困落后，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列强不可同日而语。

（二）埃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方，是东西方交通的要冲。因其重要的地理地位成为英、法争夺的对象。1798年5月拿破仑率领军队远征埃及，7月占领开罗。法国在埃及的扩张引起英国的恐慌，1801年3月英国根据英土协定派兵配合土耳其军队攻入埃及，在埃及人民和英土联军的共同打击下法军被迫全部撤回国内。奥斯曼帝国和马穆鲁克势力卷土重来，恢复昔日的统治，英国也加紧殖民渗透。外国资本主义与埃及民族的矛盾，农民阶级和马穆鲁克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埃及人民面临着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马穆鲁克封建统治两大任务。穆罕默德·阿里顺应形势于1807年支援腊希德痛击英军，同年9月英国与穆罕默德·阿里签订停战协定，英军撤出埃及。经过多年战争摧残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后埃及国内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同时国外西方列强仍然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新的侵略。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实现富国强兵，穆罕默德·阿里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以来马穆鲁克集团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巧取豪夺，成为埃及农民苦难的主要根源之一。1811年3月1日经过精心策划，穆罕默德·阿里以委任他的第二个儿子图松领兵出征汉志攻打瓦哈比人为名，邀请开罗附近的马穆鲁克大小头领及其随从470人前往萨拉丁城堡出席宴会。平素骄横惯的马穆鲁克头领根本不会想到阿里敢把他们怎么样，因此他们只带着少数侍从，骑着马，肆无忌惮地前来赴宴。宴会结束后早有准备的穆罕默德·阿里立即对疏于防范的马穆鲁克首领发动突然袭击，通向大门有一道石头垒成的高墙，前面是狭窄的下坡石阶小道，当马穆鲁克们经过此处时阿里军队突然从高墙上推下无数大石头，把他们砸得抱头鼠窜，死的死，伤的伤。与此同时密集的子弹又毫不留情地雨点般飞过来，结果只有一个人漏网，其余的全部被歼，这就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萨拉丁堡屠杀事件。紧接着穆罕默德·阿里在全国展开大搜捕，一共消灭一千多人，残余分子或仓皇逃窜各地，或就地宣誓效忠阿里，至此统治埃及达500年之久的马穆鲁克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不复存在，他们的包税领地被没收并收归国有。马穆鲁克势力被铲除后次年阿里政府宣布实行土地国有化，将一部分土地分成3-5费丹（1费丹约合6.3市亩）的小块田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废除各种杂税，只向农民征收统一的土地税，精简纳税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三）阿里把另一部分土地分赐给他的亲属和部下，这些人成为埃及新兴的地主阶级，构成阿里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一事件拉开阿里经济改革的序幕。埃及征伐阿拉伯半岛之战是埃及镇压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派起义战争，1811年埃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奉土耳其素丹敕令派子图松率军进入阿拉伯半岛，因瓦哈比教徒顽强抵抗和疾病流行而陷入困境，阿里遂亲自出征，经一年零八个月苦战后将起义镇压。1816年起义再度爆发，阿里派子伊斯梅尔出战，用杀尽烧光和分化瓦解策略于1818年9月镇压起义，占领阿拉伯半岛大部地区。瓦哈比派是近代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亦称瓦哈比派运动。18世纪中叶由阿拉伯半岛纳季德地区的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03-1792）创立。该派自称“认主独一者”，因其创始人瓦哈卜的名字而得名。瓦哈卜吸收逊尼派罕百里派的教法学说和伊本·泰米叶（1263-1328）的复古主义思想而提出宗教复兴的主张，瓦哈卜所著的《认主独一论》、《信仰基要》、《疑难揭示》等奠定该派教义学说的基础。瓦哈比派主张要严格奉行认主独一的教义，革除多神崇拜和一切形式的“标新立异”。坚持以《古兰经》、圣训立教，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期正统信仰。反对苏菲主义，反对崇拜圣徒、圣墓。1932年9月沙特阿拉伯王国立瓦哈比派教义为国教，该派主要传播于阿拉伯半岛以及埃及、苏丹、利比亚、尼日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在世界不少地区都有影响。瓦哈比派运动是18世纪兴起的一股伊斯兰运动，要求伊斯兰精神的更新，该运动对今日的“沙特阿拉伯”扮演重要的角色。“瓦哈比主义”源于自18世纪兴起的一股伊斯兰运动，要求伊斯兰精神的更新，该运动对今日的“沙特阿拉伯”扮演重要的角色。“瓦哈比主义”的主张涉及生活各方面，被认为与“汉伯利”法学派符合。参与这种运动或持这种主张的人不喜欢用“瓦哈比主义”这称号，他们爱用“一神论”自称。“瓦哈比主义”是其反对者所使用的称号，但今日这称呼已为西方学者及大部份阿拉伯人所使用。“瓦哈比主义”一词源于其创始人艾布都·瓦哈卜，伊玛目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1703年生于沙特利雅德城郊阿衣纳地区，10岁通背“古兰”，受教于其父及著名学者，深受伊本·太米叶的思想影响。1744年与Dir‘iyya的部落酋长穆罕默德·本·素欧德结成联盟，传播他的思想主张。

（四）思想主张：净化信仰（强调信仰唯一神论），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其理论基础，宣传唯一神论思想，反对具有多神崇拜倾向的行为和言论。严禁人们瞻仰圣墓以乞福，并捣毁一些圣徒的坟墓。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也加以禁止，认为有损伊斯兰信仰；反对异端行为，首先瓦哈比认为伊斯兰教法中的合法与非法的依据是安拉降示的《古兰经》，除此之外就是先知的圣训。瓦哈比反对的异端行为，如生日聚会、妇女在灵车后行进、对天房帷幕的典礼以及举行有苏非派歌咏和舞蹈的纪念活动，此外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如吸烟、喝咖啡、男子着丝缎衣服以及染须、佩带戒指也被视为异端行为，瓦哈比还查禁那些有多神崇拜倾向内容的书籍；恢复伊斯兰教法演绎制度，教法演绎是伊斯兰学者们根据古兰、圣训及先贤们的教法论断因应时事的需要做出的推理性判断，如安乐死是否合法等。教法演绎制度曾在巴格达沦陷后停止运用，瓦哈比复兴和净化伊斯兰教的思想传布，其范围超出阿拉伯半岛地区。来自不同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他们接受瓦哈比派的宗教主张，随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将这一思想（又称瓦哈比主义）引入旁蔗普、印度北部、阿尔及利亚、埃及乃至东非的桑几巴尔，使瓦哈比派理论由其起源地-纳季德地区一直漫延到其它世界各国。利用宝剑来传播他的主张，他沿袭伊本·太米叶和罕百里教派的传统学说，在主张上更甚于他的两位导师，在教规的制订上更多地涉及日常生活，而不是宗教礼仪的细则。瓦哈比不同于伊本·太米叶的另一点是伊斯兰传统派的奠基人都是依靠撰写文章、编纂著作以及辩论来阐明自己的理论学说，而瓦哈比则是利用宝剑来传播他的主张。如果说每一种新的召唤都是伴随以武力的话，那么瓦哈比运动就属于这种带有暴力色彩的宗教运动。尤其是这一运动中的某些作法，在当时有悖于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如毁坏令人敬仰的先知门弟子的灵墓，使得许多穆斯林对瓦哈比教派怀有敌意。一些东方学家称瓦哈比为阿拉伯的马丁·路德，都齐说“马丁·路德向基督教异端宣战，而瓦哈比则是反对伊斯兰教异端行为的斗士”。伊斯兰原教旨思想源于伊斯兰逊尼派的正统思想，其学说始于九世纪伊斯兰教法学家、圣训学家伊本·罕百勒创立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理论。十四世纪伊斯兰教义、教法学家伊本·太米叶继承并发展罕百勒的学说，成为近代复兴伊斯兰教的瓦哈比宗教改良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伊斯兰原教旨思想的核心是：复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始教义，在伊斯兰立法及其它领域均以《古兰经》和圣训为评判是非曲直的依据；恢复穆罕默德圣人宣教时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反对个人及外部因素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瓦哈比是十足的伊斯兰教原教旨派，除严禁吸烟、喝酒、跳舞之外穿缎绸和戴首饰亦在禁止之列。18世纪末瓦哈比宗派在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武装造反，建立瓦哈比政权。到1811年成为北起叙利亚地中海海岸，南至印度洋，东抵伊拉克，西达红海沿岸，是62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以后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最强大国家，严重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后者派出以埃及总督为首的大军进行讨伐，经过七年苦战后瓦哈比政权覆灭，首领阿布杜拉·本·沙地被处死刑。但是瓦哈比王朝并没有绝嗣，开国酋长穆罕默德·本·沙地的玄孙之子阿布杜勒·阿齐兹·本·沙地在20世纪崛起，继续以武力推行瓦哈比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攻占麦加、麦地那，于1932年建立沙地阿拉伯王国，以后所有历任国王以至当今王储都是他的后代。在世界日益动荡的局势面前一些社会人士试图以完善或改变现有社会体制，使之更加符合宗教经典和教义条文来号召广大民众，实现其独立自强的社会理想。法国学者米歇尔·卡蒙所说：“我们不得将产生于某种社会环境及特定条件下的宗教政治现象与生发于一千多年前的具悠久渊源的文化遗产相混淆。”混淆的结果既导致对宗教原教旨思想的误解，进而殃及伊斯兰教整体声誉。在拥有众多宗教信徒的今天部分信徒以宗教的名义而进行的活动当然不能代表该宗教的精神实质，然而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铺天盖地的现实（尽管这是一种被歪曲的现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词已广泛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用语中，成为东、西方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并由某些政治行为及其执行者的言辞进而推衍到对伊斯兰教和广大信徒的贬斥。美国另一中东学者埃斯波西托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他的态度和研究视角：“在穆斯林世界而且在西方连续出现暴力行动的氛围之中，我们所受到的一个诱惑依然是通过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伊斯兰教。由于少数异见者的偏颇行为和被扭曲变态的声音而使一个伟大的宗教传统被恶魔化，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真正的威胁，这一威胁不仅使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关系受到冲击，而且使西方自身愈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冲击。”立场与态度：坚持遵循伊斯兰正统的教法和教义，其来源为《古兰经》和圣训；尊重伊斯兰学者们的思想主张，理性遵行；正确理解伊斯兰教法学派的产生，客观对待；反对任何形式的以政治为目的曲解伊斯兰学者们的思想主张；反对以伊斯兰教法学派的名义在穆斯林群体中制造分裂；在宣教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提及教派或主义；加强伊斯兰知识的学习，防范非伊斯兰思想的侵袭。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埃及内忧外患、局势动荡，穆罕默德·阿里迅速崛起，掌握政权。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他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引进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和人才。这些改革不仅巩固统治，也促进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埃及的社会面貌，这就拉开埃及近代史的序幕。改革背景内忧是马木鲁克反动势力统治，在政治上任命各地的地方长官，到18世纪末架空甚至可以废黜奥斯曼帝国派遣的帕夏，马木路克控制政权。在经济上掌握包税权，控制埃及土地，随意向农民征收租税。包税制是改革前埃及封建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它是阻碍埃及社会发展最深刻的社会因素。在军事上单独组建近卫军，争权夺利，互相攻伐。马木鲁克之间的相互征战导致埃及的分裂和经济的衰弱，从而给西方国家侵入埃及造成可乘之机。而马木鲁克军事封建集团反动势力的出现严重阻碍埃及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使埃及社会动荡不安。外患一是奥斯曼的威胁，自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将其变为帝国的一个行省，在阿里掌权后奥斯曼帝国便准备扼杀新政权；二是英国、法国的侵略危险，拿破仑军队侵占埃及（1798年至1801年），对埃及实行殖民统治。这在一定程度打击埃及的封建势力，猛烈冲击埃及封建社会结构，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对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有一定的诱导作用。英国为达到侵略埃及的目的，便联合奥斯曼帝国或扶持马木路克势力，导致埃及出现武装割据（1801年至1803年）。虽在阿里掌权后法军早已撤离，也打退英军（1807年），但他们侵略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危险仍然存在。开罗起义和阿里掌握统治权，第一（1798年）、二次（1800年）起义是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斗争，尽管都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反抗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独立民族意识，是穆罕默德·阿里崛起和改革最深刻的社会意识因素。第三次起义（1804年）是反抗马木路克暴政的斗争，穆罕默德·阿里站到人民一边，迅速崛起，掌握对埃及的统治权。1805年阿里政权面临严峻形势，这就使阿里知道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只有进行改革，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消除危机。于是阿里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以取代奥斯曼帝国。

（二）改革时间：1805年至1849年8月。改革目的：直接目的是富国强兵；根本目的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措施内容：农业措施：改革土地制度，1814年宣布废除租税承包税制，将包税人所管辖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又没收伊斯兰教会掌握的全部土地，确立土地私有制度。意义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改革赋税制度，征收单一的土地税。意义是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兴修水利；推广改良农具；引种新的农作物品种，发展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为改革奠定经济基础。工业措施：发展官办工厂，重点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创办民用工业；引进西欧国家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限制私营手工业生产。意义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军队的强大，客观上促进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埃及历史的进步。商业措施：商业方面实行国家垄断制度，政府的商业机构专门收购农民的产品，农业产品不得自由买卖。对手工业产品也实施专卖政策，出口物资的95%，进口物资的1/3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由于工农业的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的繁荣。1836年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800年增长8倍，出口多于进口，年年有盈余，国家建设不举外债。政治措施：歼灭残余的马木鲁克；削弱宗教长老阶层的势力，巩固国家政权，为改革奠定基础；确立高度的中央集权（设立中央机构国务会议和咨议会，建立省县乡村各级行政机构）。影响是结束埃及长期的分裂和割据局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虽然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实质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集权。文化措施：创办学校；外聘专家；选派留学生；出版翻译学术著作和普通读物；创办阿拉伯文的报纸。意义是推动埃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为自己培养各类人才，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军事措施：实行征兵制；加强训练军队；建军校培养军官；装备先进武器；建立船队。意义是使得埃及的军事实力空前提高，为对外扩张奠定基础。改革性质是有利于埃及近代化发展的封建改革（未能对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改革结果是19世纪40年代后期阿里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已告失败。

（三）内因（局限性）是封建王朝的专制性和扩张性，大力压迫剥削民众，统治残暴，民不聊生，起义暴动。不断连续的扩张使埃及元气大伤，加重人民的负担，激化社会矛盾，这就动摇阿里政权的根基，同时抑制缓慢成长的埃及资本主义因素。阿里对外扩张前后3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11～1831年）为前20年，阿里打着苏丹的旗号对外扩张，以维护帝国统一为名采取打击分离势力、实行对叛逆者讨伐的扩张手法，先后出兵阿拉伯半岛、苏丹、希腊；第二阶段（1831～1841年）为后10年，阿里在羽翼丰满后走上直接与苏丹正面交战，摆脱苏丹控制追求独立自主的路子。通过扩张后埃及成为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且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但长时间的对外扩张也给帝国带来严重的危害。外因是列强的插手和干涉，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欧以囊括世界为己任，埃及必定成为列强扩张对象的重要选择。而列强宁可维持腐朽的奥斯曼土耳其，也不愿埃及在中东地区称霸，以避免成为他们拓展殖民地的障碍。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失败后英法两国在埃及展开激烈的殖民争夺，埃及沦为半殖民地。1869年法国人主持开挖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十二万埃及劳工为挖这条运河献出生命，埃及政府也因此欠下巨额债务。而英法为争夺运河的利益展开斗争，最后英国控制运河航运的权力。改革意义：政治上结束埃及长期动乱、分裂、割据局面，确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经济上推进近代化进程，提高生产力，发展农业、商业，建立近代工厂，使长期停滞的埃及社会焕发生机活力，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这些都为埃及的经济独立、制止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渗透，奠定较坚实的基础，客观上促进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埃及历史的进步；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壮大国力，使之成为维护独立主权的坚强后盾。使埃及实际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推迟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文化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促进文化繁荣。马克思曾经对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下的埃及做出评价，称其为奥斯曼帝国惟一有生命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