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经济——第五章节 斯大林是从哪里得到工业化资金的？

第五章节 斯大林是从哪里得到工业化资金的？

1、本书原作者为俄罗斯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瓦连京·尤里耶维奇·卡塔索诺夫（Валентин Юрьевич Катасонов，1950年4月5日—   ），某站的老胡（up）为译者。

2、本书原名为《Экономика Сталина》，原版资源已被允许在俄罗斯互联网平台公开下载。如有需要请到俄文搜索引擎яндекс (https://yandex.ru/)上搜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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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章内容为翻译作者原文，不代表译者观点。

6、注释中，带圈数字①②③等为译注，【1】【2】【3】为原作者注。

第五章节 斯大林是从哪里得到工业化资金的？

     在上一章中我们分析了苏联工业化的年代里进口机器设备的不简单的图景。这些分析中可以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为支付这些进口花费需要巨额的外汇资金，而在工业化大跨越之前的苏联是不具备这么多外汇的。用于工业化的外汇从何而来？对这个问题有几种版本的答案。在我看来，它们中没有一个有完全的说服力①。让我们分析一下其中最能让人信服的一些说法。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其他作者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其中有一些是人们极少听说过的，而另一些看起来像是幻想出来的。

说法一   “苏联的出口”

       这个说法的实质是，苏联只是依靠从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外汇来进行工业化。我们要注意到，在192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出口总额是3到4亿美元。通过出口换来的外汇首先要优先保证的是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的进口不能因为要进口机器设备就被大量减少。除此之外，在1920年代后半期，对外贸易的差额一直处于赤字状态，这一贸易赤字不得不用黄金去补齐。

       苏联出口另一种版本的说法是粮食（面包）出口。很多对斯大林时期经济问题的严苛研究者甚至不怀疑，正是粮食出口让工业化得以进行。苏联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安东诺夫写道：“但是从哪里弄来这些除卢布外还有黄金和外汇、用于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和设备的大笔资金呢？资金只能从出口中获得，而俄罗斯能提供出口的只有一种商品，那就是面包。而面包和金钱都只能从农民手里得到。而斯大林决定向农民征税，如同胜利者向被占据的殖民地的人民征收贡品一样。”【1】这种说法的作者们确信，苏联实施了粮食的强制出口，首先是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有很大需求的小麦。这样一来也就确信工业化的资金是来自开始时以个体经济形式、之后在集体农庄中种植粮食的农民手中。之后国家以各种手段征购粮食，用于出口并换取外汇。据称，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饥荒”，这件事至今被归罪于斯大林。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工业化开始时粮食远不是苏联的最主要出口产品。1928年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是毛皮，占全部出口商品的17%. 排在后面的是：石油和石油制品（16%），木材和木制品（13%），食用油（7%）。1928年，粮食也只占苏联出口商品中的7%.【2】②

       我们记得，1929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被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此时粮食在世界市场上过剩，它的价格急剧下跌。在美国，甚至要把粮食扔进锅炉里烧掉。靠着卖粮食很难赚来大钱。1930年，芝加哥证券交易所每吨粮食的价格从65-68美元下跌到8-12美元。俄罗斯其他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和价格也在下跌——毛皮商品、木材和木材制品、亚麻布、食用油等等。统计显示，集体农庄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在国内流通，而不是进入了外国市场。国内市场占有优势。更加有利和更重要的是把粮食用于制作面包来供应给正在建设和已经建成的工厂里那些劳动着的工人们，而不是把粮食卖到国际市场去换几个戈比③。

       当然，世界市场上的机器和设备同样也在变得便宜。一些试图证明苏联是依靠出口收入来进行工业化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危机的这一面。但是他们忘记了，与此同时苏联的出口收入也在下降，从而降低了进口购买能力。让我们尝试着弄清楚：是苏联进口机器和设备的花费下降得更快，还是苏联出口原材料和粮食的价格下降得更快？

       请看下面这张在基于图表7绘制出的表格。

       图表9  1929至1938年，苏联进出口指数

       如图表9中所见，1929年（当年世界经济危机全面爆发）起，苏联购买能力下降和苏联所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主要由工业原料和一系列食品所组成的出口价格指数，与主要是由生产资料所构成的进口价格指数相比，要下降得更快。换句话说，对于苏联而言，1930年代发生了“剪刀差”，这使得进行工业化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确实，工业化是以过度紧张地动用了所有力量和征用所有资源为代价来进行的。如果说1924至1928年间年均出口货物是786万吨，那么1929至1940年间的年均出口就上升到了1443万吨，几乎是增加了一倍。而在1930年和193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这两年的出口数量为2130万吨和2180万吨。这一说法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苏联的被迫出口”，即苏联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增加向国外出口商品的数量。

        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1930年代末苏联的出口的实物量迅速降低：1939年为430万吨，1940年为460万吨。

       依靠各种紧张和过度紧张的力量，苏联在1929至1940年的工业化期间的外贸总值是盈余的，收入为1.23亿卢布。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说，整个12年的工业化过程中，为保障购买必需的设备，主要使用了从出口中收入的外汇。当然，在个别年份中苏联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严重的逆差。有记录的最大一次逆差出现在1931年（净亏损10.24亿卢布）。这一年苏联外贸平衡表中的亏损部分以外国贷款弥补，部分以黄金储备弥补（可能是两种方法相结合）。但是从总体上讲，苏联的官方统计不会使我们对这种排在第一位的以出口获取外汇的说法产生疑问。

       但我们先不要急于结束话题。让我们来深思一下，官方的对外贸易统计确实是真实反映了工业化中外汇消耗吗？

       疑问一。是的，1930年代，机器和设备的价格确实在经济危机影响下下降了。但这类商品的特异之处在于，机器和设备没有类似石油、木材制品、粮食以及其他交易品的参考价格。交易中是否有“影子价格”、“回扣”或者其他类似的腐败活动？对外合同上机器和设备的价格是否真是官方统计数据中所反映的那样？也可能，尽管实行了国家外汇垄断，一些依据合同进行的外汇支付没有通过国家银行或者对外贸易银行来进行，而是通过里面存有只有斯大林和离他最近的同志们才能运作管理的外汇的外国银行来进行的？

       疑问二。官方统计可以对真实的外贸收入数据进行“装饰”。有些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商品被运到国外，经过了海关登记并列入了官方统计，但却没有被卖出去从而获得收益，而是几个月乃至几年都堆积在国外的寄售仓库里。回忆一下，早些时候我们分析的外贸平衡表是货物的流动情况统计，而非收入统计。为了解真实的收入变动情况，我们需要外贸收支平衡统计。而在苏联，这种统计数据从1930年代初就停止发布了。

       疑问三。同样应该看到，苏联对外贸易统计只是反映了购买机器设备的外汇消耗。但肯定还存在涉及到项目设计、建筑监理、人员培训等等的服务支出。根据多方统计，大约3万名外籍工程师、管理人员甚至普通工人参与了苏联的工业化建设。只有来自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工人能够操作最新型的挖掘机和起重机，因为苏联本国没有掌握类似的技能的工人。如苏霍波克所指出，这类工人是领取外汇工资的，并且这些外汇来源于预算外【3】。

       补充疑问。西方国家尽管遭到经济危机打击，但仍在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摧毁或者至少是弱化苏联的政治目标被置于摆脱经济危机的目标之上。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措施中得到证明。让我们回忆一下，1925年西方对苏联实施了黄金封锁。苏联被禁止通过支付黄金获取任何种类的商品，包括机器和设备。只能通过通过向西方出售自然资源、包括粮食换汇来购买其他商品。之后西方又禁止从苏联进口木材及木材制品、石油及石油制品，余下的仅有粮食④。1930年法国对从苏联进口商品施加限制，之后1930至1931年美国也施加了限制。1933年4月17日英国宣布对苏联80%的出口商品实施禁运【4】。苏联是怎样在两种不利因素相结合——即原材料（包括粮食）价格下跌和西方抵制苏联商品——的情况下，保持至少是同一水平的出口价值量的？我不能排除，苏联以强迫方式增加了用于出口的实物量，并把它们运出了国界（存放到了仓库）。但我也有疑问，这些商品是否被出售了，并换来了出口收入。

       因此，苏联通过传统商品的出口不一定能抵偿工业化中的所有外汇消耗。作为对传统出口收入的补充，应该还有其他渠道（不为人知的甚至是保密的）的外汇来源。

       实际上在工业化进行的过程中，还有超计划的进口。比如，在1929年1月，政治局批准了1929/1930财年的进出口计划。但在上述的年份里，作为计划的补充，又进行了总量为15亿金卢布超出计划的进口采购（约合7.5亿1934年之前的旧美元）。

       有些作者对这方面有所注意。譬如，苏霍波克写道：“在1930年1月，ВСНХ（全联盟国民经济委员会）指示苏联外贸系统追加采购用于完成工业化计划的原材料、设备和其他材料……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的预算发生超支，且预期中没有任何其他资金来源可做补充。尽管如此，这些采购还是被全数完成了。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行动在对外贸易平衡表上没有任何反映……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29至1933年，ВСНХ，之后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每年会发布五到八次这样的命令，价值总量总是接近10亿美元。而这些金额从未包含在对外贸易平衡表的官方统计报告中（斜体是我所添加的——В.塔卡索诺夫）【5】。”

       这样一来，说法一引起了疑问，即：在进行工业化的那些年里，进口机器设备所用的外汇仅仅是依靠通常的出口来换取？让我们来分析下一个工业化资金来源的说法。

说法二   “艾尔米塔什”行动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和历史文献中，提到过将苏联博物馆中的画作、其他艺术品和古董卖到外国的行动。以这个题材写过一些书，也拍过电影。有关这一行动，尤里·茹科夫所著书籍《斯大林：“艾尔米塔什”行动》中有最为详细的描述【6】。究竟有多少东西被运走并卖掉了？党和政府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任务，要求通过出售博物馆馆藏的画作、古董、珍贵手稿，向国库补充3000万金卢布以专门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实施这项行动，创建了专门的“古董委员会”机构（起先作为苏俄国家对外贸易办事处的下属部门，之后转而隶属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该机构从国家馆藏中收集了2730幅西欧艺术大师所做的画作，并运往国外。上帝保佑，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因而对画作这类艺术品的需求大减。因此近半数的画作都没有被卖出——1280幅画作返回了苏联。1450幅来自私人收藏和苏联国家馆藏的绘画作品被永远留在了国外，其中有提香、伦勃朗、鲁本斯、范戴克、波提切利、拉斐尔、提埃波罗、委拉斯开兹、普桑、委罗内塞等许多享誉世界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很多画作在经济危机爆发前被以半价甚至二五折的价格出售。从苏联博物馆中运出的这些画作的最大买家之一是美国实业家和银行家安德鲁·梅隆。1921年起，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并曾服务于三位美国总统，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这位百万富翁不是直接与“古董委员会”签订合同，而是通过中间人交易并追求“暗中”进行。1937年梅隆去世之后，根据他本人意愿，其收藏的大部分画作被捐给了美国国家美术馆。

       1929年，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出售了1052件藏品，总价值为220万金卢布，约合110万美元。出售高峰在1931年到来，当年出售所得为950万金卢布。在西方，经济危机的加深极大打击了艺术品市场。1932年，出售所得总计为280万金卢布。除画作外，手稿、稀有钱币、版画、奖章、古董器具等也被售往外国。最后一笔大规模交易发生在1934年，以10万英镑（约合100万金卢布）的价格向大英博物馆出售了著名的《西奈法典》——当时世界上已知最为古老的新约全本。按照茹科夫所指出，在出售艺术品和稀世珍品的6年时间里中，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共获得2500万金卢布，约合1250万美元。1937年，全联盟“古董贸易”办事处被撤销。

       很明显，在国家每年需要的外汇以上亿美元计的背景下，这些从“艾尔米塔什”行动中获取的收入只是沧海一粟。上述提到的收入总额（2500万金卢布）还不够建立一个类似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或者高尔基汽车厂的大型项目的开销⑤。

说法三   “黄金储备”

       这种说法的本质是，苏联有大量黄金储备可以用于购买机器设备。苏联的黄金是从哪来的？这种说法的支持者给出了以下答案。首先，苏联接收了原沙俄的黄金储备。其次，斯大林要求加大了黄金开采量，这些开采出的黄金几乎是“刚离开传送带”就被送去了外国以换取机床和设备。此外，布尔什维克既通过强制征收，也通过外汇商店系统来收集黄金，从而把原来属于居民的黄金积累起来作为补充。

       但在这种说法中却有很多失真和过分扩大的错误。

       第一，布尔什维克并未得到沙俄的全部黄金储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俄的部分黄金储备就被运往国外，作为从英国和美国获得战争贷款的抵押。除此之外，还有一大部分黄金被白军控制，并最终被转移到了国外。比如人们经常提起的“高尔察克的黄金”这一话题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清空”了沙皇时期遗留下的剩余黄金储备。这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头几年的一段有趣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黄金以各种理由和借口通过不同的渠道被运走。最常见的是完全秘密地进行转运【7】。被布尔什维克运出国的最大数量的几批黄金，我将其称为“列宁的黄金”，“铁路机车黄金”和“共产国际的黄金”。大概到了1920年代中期，苏联黄金储备已经几近见底了。

       第三，的确，在1930年代初，苏联恢复了黄金开采。1928年全年仅开采黄金28吨；至1930年代中期，年度黄金开采量已达到80吨的水平；1930年代末期，年度采金量已达到大约150吨的水平【8】。

       此外还通过外汇商店对国家的黄金储备进行了补充。外汇商店（存在于1930年6月18日至1936年2月1日）是一个与在苏联国土内的外国人交易的全联盟同一机构，诞生于外汇严重短缺的时期。起初，外汇商店的营业范围是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外国游客出售古董，以及向随船只来到苏联港口的外国水手供应商品。1930年12月起，外汇商店的顾客又多了那些长期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1931年6月14日，外汇商店正式向苏联公民敞开大门，苏联公民在外汇商店只能用沙皇时期铸造的金币来购买紧缺的商品。1931年底，政府允许苏联公民以常见形式的黄金从外汇商店购买商品。1932至1935年期间，国家通过外汇商店获取的黄金约为98.7吨，相当于这些年中工业采金量的40%. 有记载的从居民手中收到黄金最多的年份是1932年的21吨和1933年的45吨。这段时间国内出现了饥荒，人们便倾向于用黄金去换取生活必需的食品。食品供应状况改善之后，国内居民手中收到的黄金急剧减少了【9】。

       另一个部门同样也参与到了补充国家黄金储备的活动中，这个部门有个著名的缩写ОГП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该部门会负责从“人民公敌”手中强制没收黄金和其他贵重财物。关于ОГПУ和НКВД（1934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被撤销，其主要功能转归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收的黄金总量没有任何确切的数据。只有个别年份的数字。比如，在1930年ОГПУ向国家银行交付了总价值超过1000万金卢布的被没收财物，等值于8吨黄金【10】。

       可以说，苏联在1930年代通过内部来源获得了大约1500吨这种金黄色的贵金属。但是有理由肯定，这些黄金基本上没有被用于工业化目标，而是用于增加了苏联的黄金储备。根据一些评估，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苏联的黄金储备为2600吨【11】。这一结果甚至比整个1930年代从内部渠道收到的黄金总量还要多。多么不可思议！但也同样很难不相信这一评估结果，因为它取自权威来源——一本由瓦列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卢达科夫与人合著的书。瓦列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当时在我们国家涉及黄金事务的领域里堪称第一人（他曾任国库负责人，钻石-黄金保管专员，专门负责黄金问题的财政部副部长等职务）。大概可以说，还有外部来源补充了苏联的黄金储备。出口粮食是不可能的，能赚得的太少了。可以回想起西班牙黄金，它是在西班牙爆发内战时苏联从共和军手中收到的。根据各方估计，1936年11月苏联财政部收到510吨西班牙黄金，当然，这些黄金仅仅是作为保存。此外，关于苏联黄金储备的构成，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法了。

       最后的结论是：斯大林没有把黄金用于工业化目标。斯大林更喜欢把黄金储存起来，而不是支出——甚至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对那些怀疑的人，可以列举出一个官方的且无人怀疑的数字。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那年）苏联黄金储备约为2049.8吨。这一数字再次证实了，黄金没有被用于或者几乎没有被用于工业化目标，意即国家进行工业化时仍然以稳定速度在积累黄金。至战争爆发时，苏联不仅在工业生产方面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同样在黄金储备方面也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说法四   “外国贷款和投资”

       这一说法相对于其它说法是比较罕见的。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有时对于经济学不甚了解，所以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会感到困惑。他们列举出了非常多的各种西方企业参与建设苏联各类工业项目的有趣事实和案例。西方企业参与的方式，有设计项目本身，有供应设备，有在建筑工地组织建筑监理，有承担安装调试工作。作者们称这些参与为“帮助”、“投资”、“协助”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既不是“帮助”，也不是“投资”，也不是“协助”。这只是寻常的生意，西方企业自交易中作为了设计方和顾问，机器和设备的供应商，承包商，分包商等等。有时候所有这些是“一条龙服务”，此时企业会被称为“总承包方”。任何情况下西方企业都不会给我们送钱，而是通过与苏联国家达成的协议从我们手中赚钱。

       工业化开始前夕，在苏联存在一些主要以将暂时无力投资的项目出租给外国资本经营的租让形式进行的外国投资。整个1920年代达成过总计350项向外国租让的项目，既有工业项目也有商业项目。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包括完成工业化，还包括清除残余的资本主义关系。而租让经营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但逐渐取消外资租让经营权的过程在1923年就已经开始了，并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里。至1920年代末，在苏联仅剩余59项租让协议，6家股份公司和27项“特许经营”。人民委员会在1930年12月27日的命令给租让经营带来了最后终结，根据该命令所有之前达成的租让协议都被废止（有一些例外），而租让委员会被降级为不再具有决策权的咨询机构。至1933年所有工业部门中的租让协议被取消【12】，1930年代中期则取消了商业领域中的几乎所有租让协议，只剩下一些例外：包括丹麦获得的经营电报业务的租让权，以及日本获得的在远东经营渔业、开发煤矿和油田的租让权。

       至于说到来自外国的长期银行贷款或其他长期贷款，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记得，19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经济危机，之后就陷入长了经济衰退和停滞中。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资金是很难得到的。此外，要获得长期贷款需要非常高质量的抵押品，而苏联是不具有这样的抵押品的。确实，我们前文提到的黄金储备可以作为抵押。但在斯大林时期，黄金从来不被允许作为国际贷款的抵押。此外我们要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从英国获取了战争贷款，但需要把黄金作为贷款的抵押物。战后这批黄金没有被返还给苏俄，尽管这批黄金的总价值也抵不上英国所提供的贷款的价值。斯大林对这一教训是印象深刻的。

       苏联曾经获得过一些短期的外国贷款。其中一部分是，华盛顿外交承认苏联之后，1934年起美国进出口银行（国有银行）开始为从事向苏联出口业务的美国企业提供贷款。这种贷款可视作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为美国商业活动提供帮助的措施。还有来自德国的贷款，一笔是1931年获得的总价值3亿马克的贷款（四年期），另一笔是1935年获得的2亿马克：即总共获得了5亿马克，约合1.7亿美元。还获得有来自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瑞典的数额更少的贷款（获得瑞典提供的贷款已经是1940年了）。此外，苏联曾在美国和英国发行国债，比如在1934年初，苏联通过在美国发行国债获得了500万美元【13】。

       严重阻碍莫斯科获得各类贷款的，是布尔什维克拒绝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时期的债务。关于拒绝替前朝还债这件事，1917年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就立即宣布了这一决定。与此相联系，顺便说到，根据美国国务院1934年3月的要求，苏联国债被禁止继续在美国市场发行。禁令的依据是新生效的约翰逊法，该法律禁止向之前不偿还自己拖欠美国的债务的国家提供借款。仅临时政府时期拖欠华盛顿的债务据评估就有1.8亿美元，这样一来，苏联就陷入了约翰逊法制造的不利境地中。

       尽管如此，这些贷款并未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如同一本关于工业化的出版物的作者所指出的，外国贷款仅占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国民经济资本投入总量的3.8%【14】.

       苏联很快就小心谨慎地还清了短期贷款的全部债务。根据一份外国来源的资料，苏联外债的最大值出现在1931年12月1日，为14亿金卢布。至1935年10月，外债下降至1.39亿金卢布，而在1936年7月仅剩下8500万金卢布了【15】。此外，还有更加权威的数据来源。在1934年初接受《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特(Walter Duranty) 专访时，斯大林表示，苏联将在最近两年内将外债规模从14亿卢布降至4.5亿【16】。关于苏联在1930年代末的国家外债规模已经降至极低水平这一事实，得到了兹维列夫的证实——此人于1937至1960年期间领导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财政部）【17】。

       苏联在战前不大的债务与从德国获得的贷款有关，分别是1935年3月贷款（总价值2亿马克）和1939年8月贷款（总价值也是2亿马克）。这可以说是1930年代苏联获得的最长期贷款。1935年贷款为5年期，此外条件也比之前的德国贷款更为优惠（年利率为5%而不是6%）。1940年末起，应提供苏联商品还贷，并在1943年完成。1939年贷款为年利率4.5%的五年期贷款，并可以在两年内用于支付订单。协议第一年苏联有权向德国企业提出1.2亿马克的订单，第二年则为8000万马克。还贷应从1945年开始。这样一来，由于战争爆发贷款协议作废，最后两笔德国贷款的大部分，苏联都没有偿还。依据贷款，苏联的债务总计等值于1.4亿美元。

       还有些商业贷款，但都不成什么气候。商业贷款根据协议，对于债务人（订购方）可以有一个小延期。甚至苏联最顽固的敌人也承认，苏联无可挑剔地完成了自己的所有协议和合同。西方企业喜欢与苏联打交道的一个原因是，这是在与一个国家机构谈业务。在国家外贸垄断的条件下，对西方企业来说，同苏联开展的业务不存在任何风险，一切合同都可以按期“了结”。

       至于说到外国的私营资本对苏联投资，这可以确定是不存在的。那个允许一定数量的私有资本存在于国民经济中的新经济政策已经结束了。至一五计划末期，各种股份制公司（尽管它们中大多数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资本控股了）、私营公司以及多种合作类企业就已经消失了。为数不多有外资参与的租让协定也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⑥。

说法五   “西方的地缘政治计划”

       这一说法总体上是那些透过地缘政治的棱镜来看待苏联历史的人所提出的。他们确信，被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项目的始作俑者，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斯大林，而是世界金融精英，即之前就在俄国准备和推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那群金融精英。这些金融精英在1920年代就开始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项目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我们就不在此讨论了）。确实，有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正是带着这种目标，西方金融寡头（“盎格鲁撒克逊人”）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之后又高度协助了第三帝国的稳定经济发展和重新军事化（这样一来，《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便被全面突破了）。

       综上所述，这一说法的作者们确信，世界金融寡头们对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帮助只是这个地缘政治计划的一半内容。计划的另一半是帮助斯大林和苏联，据称是为了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兵戎相见。我不想现在就陷入冗长的地缘政治讨论中。我只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和金融问题上。的确，有无数不容辩驳的证据表明，西方从20年末开始就给予德国以经济支持。这些帮助有直接投资，有贷款和其他借款，甚至包括减少和暂时停止要求德国支付《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战争赔款。

       西方给希特勒的根本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无偿援助。无偿援助是另一回事。例如，二战后苏联给予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⑦（例如古巴）、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无偿援助。现在的俄罗斯也推出过不少无偿援助措施。例如，在2013年末，俄罗斯慷慨地免除了古巴290亿美元的债务。西方对这类无偿援助显然没有什么兴趣。

       至于说到昂撒资本参与德国经济复兴的话题，研究者们关于这个话题曾经写过大量有意思的书籍，例如美国研究者安东尼·萨顿所著的《华尔街和希特勒的起飞》【18】。但我们找不到任何事实，能证明这样的经济援助也曾被送给过斯大林和苏联。

       由此就开始从零产生了一种关于阴谋的说法，按这种说法，工业化是在美国的提议和帮助下进行的，或者说工业化是美国精英和斯大林交易的结果。下面作为例子，我们可以看看А. Б.马尔季罗先完全是想象的说法：“苏联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这样大规模的采购（指购买机器和设备——卡塔索诺夫）。很多人支持的所谓从农村弄来的资金、或者从销售艺术品中获得资金，都不足以支付这么大规模的进口采购计划。为了把世界上近一半的机器和设备进口到苏联，需要超大规模的资金，这些资金是苏联所不具有的。但它们出现了——这是因为斯大林把没有什么益处的‘世界革命的魔鬼’的外皮换成了美国投资！这里有理由同意，‘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19】”很明显，А. Б.马尔季罗先所说的“世界革命的魔鬼”是指1929年初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国境的列夫·托洛茨基。我不能排除斯大林确实是想通过这样的决定来换取某些政治利益，比如弱化西方对苏联的外交封锁。但至于斯大林通过把“世界革命的魔鬼”卖给西方能换来数十亿美元（旧美元）的投资这种说法，恐怕已经超出人类想象力了。为了让这样的说法看起来更加合理，А. Б.马尔季罗先引用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它。我下面列举一些这样的论证：“交易是互惠互利的。斯大林通过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境，不但换来了美国的投资，而且还避免了把托洛茨基送上法庭。正是在法庭上的控辩声中，‘魔鬼’同美国资本在被称为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所作所为的所有细节都会大白于天下，这一切对美国将是极为不利的。简单地讲，这是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资本的一次巧妙勒索，理由是：我们知道，你们在被称为革命的过程中洗劫了俄罗斯。我们也知道，美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快速发展是依靠何种资金来实现的。【20】”但这样的论据经不起批评。东方有句谚语：“没吃饭先付钱的人是白痴”⑧。甚至我们设想，所谓“革命的魔鬼”真的知道很多东西，资本世界确实非常害怕某些东西被曝光，那么斯大林就应该把托洛茨基关进大牢，而出于害怕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自然会来牵线搭桥进行利益交换。而如果“革命的魔鬼”被放跑了，那么西方也就不必给斯大林支付什么了。况且，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洗劫俄罗斯这件事，早就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早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团就向西方资产阶级出示了俄国在革命期间被洗劫数千万金卢布的完整统计图景。

       接下来这一说法的作者又提到：“一方面，斯大林的确是用是否审判‘魔鬼’来和美国银行家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则是提议让他们有新的机会继续运作资本，以使他们从他策划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得以自保。【21】”作者同时是在说斯大林有能力算准工业化开始的时间。工业化将在美国陷于经济危机时开始，并且这样一来就会使美国银行家和实业家变得更为包容，并被迫更积极的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我已经在后台给А. Б.马尔季罗先的这种论证留下了批评性的意见，指出斯大林并不知道美国何时会爆发经济危机，更不要说是策划组织了这次危机。斯大林的确是一位富有经验和才能出众的国家领袖，但并不需要把他描写成是具有什么超能力的神仙。

       至于说到美国人，确实，在1930年代，美国企业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肉眼可见的特殊作用。关于这一点已经部分地被苏联官方对外贸易统计所证实了。官方外贸统计给出了同我国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的图表（图表10）。如图表所见，在工业化的年代里，供应商品（首先是投资品）的主要是美国和德国，而英国和法国远落于它们之后。引人注意的是，美国在1930年代后半期明显开始领先于德国：1935至1940年，美国对苏联出口价值总量为13.305亿卢布，而德国为8.816亿卢布。

       人们经常会回忆起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 Inc”)的美国企业，它曾在苏联创建了500个工业项目。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很多大型企业，如第聂伯河水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其他一系列拖拉机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市）汽车厂，都是美国类型并由以美国技术建立的企业。美国企业“通用电气”，“美国无线电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万国收割机公司”，“杜邦公司”都成为了苏联的主要外国合作商。

       但这些美国企业、以及其他很多美国企业不是投资者，而是承包商、分包商以及设备供应商。它们在苏联做生意是为了自己的盈利。不能排除华盛顿有兴趣加强苏联的实力，以便使其在自己的地缘政治计划中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但这说的是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华盛顿官方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弱化对美国企业在苏联开展业务的严格限制。我们记得，华盛顿在1933年才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尽管美国法律禁止向那些之前未偿还美国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苏联也在其列），美国进出口银行还是规律性地给从事向苏联出口业务的美国企业提供了贷款。

      1934年起，大约三分之二的苏联在美国市场的采购都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再次强调，这是短期贷款，而且收到贷款的不是苏联外贸部门，而是美国企业。这是美国国家机器给自家的企业提供的经济支持，以使其在获得苏联订单方面比欧洲企业更有竞争力。获取这种贷款的基础是与苏联签订了合同。

       早先我们已经指明，1930年代在苏联不存在外国私营资本、包括美国私营资本的投资。

图表10 苏联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情况（百万卢布，按1950年汇率计算）

    说法六   “假美元”

       这一说法也是在1930年代产生的，当时工业化进程达到了巅峰时期。被称为“斯大林的美元假钞”的最详细历史是克里维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的【22】。上述历史是克里维茨基在被称为“斯大林如何伪造美元”的第四章中所写的。因此说法六也可以被称为克里维茨基说法。

       最开始，是1930年初在柏林，晚些时候在欧洲其他城市，之后是在欧洲之外有大量面值100美元的假币被发现。一切开始于柏林的“萨斯和马蒂尼”银行，通过这家银行大量假币被兑换出来并流入市场。调查开始后，警方发现，这家银行在此之前多次易主，及至案发时，银行的所有者是一群据说是称自己的信仰或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人。这引起了一种怀疑，即这家银行是莫斯科通过中间人控制的。据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制造了大量高水平难以识破的假币，之后通过自己手下的人以及被自己控制的“萨斯和马蒂尼”银行使这些假币在西方合法化。据克里维茨基称，组织这些行动都是为了给苏联购买机器和设备提供资金，从而完成斯大林的工业化。我们就不继续沉浸在这段看起来有点像侦探小说那样吸引人的历史中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说法中的以下两个“关键点”：

       首先，假币质量很高，不能立即被识破。造假者成功地让相当数量的假币进入了流通中，据称估计总共有1亿美元。

       其次，至今并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或者更进一步地说，И. 斯大林，曾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尽管克里维茨基向读者讲述了令人兴奋的，有人可能会说是刺激的细节，这些细节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完全的错觉，即这样大规模生产假币的组织者是斯大林，且只能是斯大林。

        我想对克里维茨基说法的结论做出四点评论。

        第一，使用假币，实际上是一种被多次用过的战争手段。这种手段被拿破仑在进行许多次战争时使用过，包括入侵俄国时曾使用过伪造的卢布。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处侵略时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为对抗苏联，西方在1920年代组织了最为严酷的包围。此外，苏联处于新的军事干预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之下，即随时可能发生对苏联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为什么斯大林就不能这场战争中使用被称为“假币”的这种经久不衰的武器？苏联没有签署过任何禁止在战争（包括宣战的、以及不宣而战的）中使用这种武器的国际公约。否则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敌人唱高调，开始归罪（已经归罪）于斯大林，理由是斯大林用热兵器来在希特勒入侵苏联领土后给了他致命的回击。

       第二，就算的确是苏联印刷了1亿美元假币并投入使用，这笔钱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并且根本不足以保障工业化的外汇消耗。

       第三，尽管有很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很难预计到假币一定不会被发现。使用假币的效率与假币的投放量成反比。而投入流通的美元假币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已经是非常多的了。

       第四，（与克里维茨基和他的追随者相比）也有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关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大量美元假币来源的说法。按同样的说法，这可能是美国黑帮、德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或者格鲁吉亚犯罪集团帮所为。

       最后一类人（格鲁吉亚犯罪集团）由А. Б.马尔季罗先写到过。他告诉我们，德国警察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帮助下，抓获了这个犯罪集团的成员。

       他同时也告诉我们，格鲁吉亚犯罪集团服务于西方的反苏利益。除了制造假美元，这个犯罪集团还参与制造假的苏联切尔沃涅茨，目的是破坏苏联的货币系统。而马尔季罗先之后还告诉我们，格鲁吉亚犯罪集团的参与者在德国受审，之后他们被关进了监狱【23】。

说法七   “剥夺革命者”

       还剩下一种大众传媒中几乎没有提起过的说法。我本人是在30年前从那些“老人”口中得知这种说法的。这些“老人”不仅在那个“火热”的30年代生活过，而且曾服役和工作过，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这个说法在停滞时期的70和80年代只在小范围的人群中“沉默”式地宣传过。这些人们已经不在了，而问题却还遗留着。可以说，正是从那时起我对于“苏联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这一话题就保持着高度兴趣。我从那些老战士处听说来的细节，就不透露了（况且我自己也不是全都清楚）。但是本说法的实质非常简单易懂：工业化是依靠那些“激进革命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中从人民手中剥夺来，并转运到外国的资金来进行的。“激进革命者”在革命、内战以及“新经济政策的野蛮发展”时期都对“经典作家”所宣称的“剥夺剥夺者”大有兴趣。但剥夺实施起来之后，经常不是有利于工人和农民，而是使战果进了自己的口袋，或者是使那些被“激进革命者”们推举出来的最高层的一小群人获得。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但很多人未必能想象，被“激进革命者”们剥夺的皇族财产和剥削阶级的财产，其规模究竟有多大。斯大林在1930年代进行了“剥夺革命者”，并由此获得了外汇资源来支持工业化。这一说法乍看起来有点像是想象出来而不真实的。但这只是第一印象。你没办法很快弄清楚这其中的原委。因此，对于斯大林的“剥夺革命者”这一题目，我将单独以一个章节来讲述。

总结

       我只是大致概述了1930年代工业化的来源这一题目。这一题目不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对历史的爱好。这一主题另有用处，因为现在俄罗斯的经济也处在类似于1920年代中期的病态中。俄罗斯的工业实力遭到了破坏，并且需要新的工业化。上帝保佑，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验——其中有积极的经验，也有消极的经验。我们必须将它们利用起来。

       当然，要想重现斯大林工业化的成功，今天需要拥有非常多的东西：国家计划，经济的中央集中管理，独立的货币-信贷系统，国家垄断外汇和国家垄断外贸，国家对价格的监管，等等。但所有这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都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来，况且我们现在不必再次成为这些领域的先行者了，而工业化本身只需要十年便可以进行完。所有这些，如我们常说的，都需要“政治毅力”。但一个真正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是不能脱离斯大林的经验的。

        至于说到工业化的资金保障，那么我们也有着充足的资源：

        首先，是俄罗斯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

        其次，是我们的主权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中的外汇资源；

        再次，每年我们通过出口都能获得6000亿美元，况且对外贸易的盈余已经连续多年稳中有升了；

        最后，在国外，俄罗斯的自然人和法人以银行存款、纸币、不动产以及其他形式积攒了上千亿美元，这些钱中绝大多数都是非法离境的。是的，在国家和人民监督下把这些财富弄回国来非常困难，但我们能够也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

        似乎我们能用于今天新的工业化的资金不那么少，但它们被分散了。为了实施工业化，需要经济动员，而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的将外汇资源动员起来。这样的动员只有在国家外汇垄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这方面，对我们来说，苏联的经验这一无价之宝又可以派上用场了。但这已经是需要用单独的一个章节来讲解了。

【1】Антонов Михаил. Указ. соч. – С. 140.

【2】Совет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 1928. – №50. – С. 9.

【3】Сухобок Сергей. За кулисами кризисов.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как афера. Ч. 3. (http://comments.ua/money/375011-kulisami-krizisov.html)

【4】Елисеев А. Разгадка 1937 год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века» или спасение страны? – М., 2009. – С. 70.

【5】Елисеев А. Указ. соч. – М., 2009. – С. 70.

【6】Жуков Ю. Сталин: операция «Эрмитаж». – М., 2005. См. также:Осокина Е. А. Антиквариат (Об экспорт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пятилетки)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Ежегодник. – М., 2003. – С. 233–268.

【7】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Катасонов В. Ю. Указ. соч.

【8】См.: Катасонов В. Ю. Указ. соч. – С. 21.

【9】Осокина Е. Золотая лихорадка по-советски // Родина. – 2007. – № 9.

【10】Она же. Золото для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Торгсин // http://www.fedy-diary.ru/?page_id=3975.

【11】Рудаков В. В., Смирнов А. П. Золото России. – М., 2006. – С. 110.

【12】一个例外是授予“标准石油”的生产特许权，于1934年取消。

【13】这已经是苏联第二次在美国发行国债了。第一次（数额不大）是在1928年；第一次发行的国债只是半合法状态，因为当时华盛顿拒绝外交承认苏联。国债是通过一众美国银行作为中间人代为发行给自然人群体的。国债的发行人不是财政人民委员部，而是苏联国家银行。

【14】Рол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редитов в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ССР // http://colonelcassad.livejournal.com/1320869.html

【15】Dohan M. R. Soviet Foreign Trade in the NEP Economy and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MIT PhD Thesis. – 1969.

【16】Известия. – 1934. – 4 января.

【17】См.: Зверев А. Г. Сталин и деньги. – М., 2012.

【18】Sutton Anthony. 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 – N.-Y., 1976.

【19】Ibid. – P. 101–102.

【20】Sutton Anthony. Op. Cit. – P. 93–94.

【21】Ibid. – P. 104.

【22】Кривицкий В. Я был агентом Сталина. Запис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зведчика / Пер. с англ. – М., 1991.   瓦利捷尔·戈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真名叫作金茨贝格·萨缪尔·格尔舍维奇，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国家安全总局的外国事务处（第五处）高级官员，后叛逃国外。1937 年，他在国外定期出差期间，留在了西方国家未返回苏联。他在美国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那里写了他的回忆录。

【23】Мартиросян А. Б. Сталин 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СССР. – М., 2007. – С. 119.

①此处的意思是：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个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自己是工业化资金的唯一来源”。

②请注意：粮食并非苏联出口换取外汇的主要商品，但在某些年份中，粮食在苏联出口商品中也有较大的占比，如1930年粮食出口就占到全部商品出口的19%左右（可能是出口量第一的商品），1931年则占到了18%左右。

1930年代初发生的饥荒事件有诸多原因，包括天灾（发生了大面积旱灾）、歉收、统计错误（按照“生物规律”进行统计的产量结果比实际产量高出了30%—40%）、地方隐瞒产量、农业集体化政策中的问题（北部和中部俄罗斯具有“农村公社”的集体农业传统，因此集体化比较顺利，乌克兰等小农经济为主的地区、或者哈萨克这种牧业为主的地区执行中就存在问题，包括速度过快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进程）等。饥荒也不仅发生在乌克兰，还包括哈萨克等地（也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据称哈萨克地区进行农业集体化时单纯按财产数量估计计算，错误地把很多正常地“拥有大量牲口”的牧民划成富农了）。

在乌克兰，目前比较符合实际的数字是因饥荒造成营养不良，导致约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更大的数字在计算方法上存有问题（如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把没出生的人也算进“死亡人口”）。（哈萨克因饥荒死亡数百万的说法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哈萨克族当时不过数百万人口，后来有120多万哈萨克族参加红军开赴了苏联卫国战争前线。）

苏联政府没有在1931年减少粮食征购数量的原因之一，还在于需要出口粮食以抵偿外国（主要是来自英国和德国）的借款。英、德政府曾表示若苏联不出口粮食则中断提供贷款、后续也将不再提供（塔乌格.М.《1932年的收成和1933年的饥荒——俄罗斯农民的命运》，第331页），而对于作为一个完整链条的大工业而言，缺少了这些资金投入就意味着某个环节（比如某家配件工厂或道路这样的基础设施）无法建立，整个工业系统也无法投产。因此在这些产业部门官员的群体压力下，苏共高层没有办法在当年减少已经承诺的粮食出口。

同时，苏联的粮食战略储备也已经建立，大量粮食被收储而没有被“超额出口”，但当了解到发生饥荒的真正规模时，已经来不及帮助民众了。

       1933年2月25日，人民委员会下令调拨给乌克兰32万吨粮食，给北高加索调拨24万吨。伏尔加河下游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也得到了相应的救助。到1933年4月，乌克兰得到的实际援助超过了56万吨，其中食品有8万吨。

        如果将卖到国外的粮食数量与拨给内需的粮食数量相比，那么仅支援乌克兰一地的粮食就超过出口粮食总量的60%。1933年上半年，受灾地区获得的粮食要比同时期用于支付贷款而出口的粮食多出2.5倍。

       尽管降低粮食出口量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但苏维埃政府还是走了这一步。

       ……

       1932年至1933年间，石油出口额近7亿卢布，木材出口额也是这么多，而粮食出口额是3.89亿卢布。1933年毛皮的出口收入也超过了粮食的出口收入。

       1932年的粮食出口紧缩到180万吨（1930年为480万吨，1931年为520万吨）。

       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过度的粮食出口，而在于建立了战略储备，这是苏联第一次引入这样的机制：将集体农庄的粮食存在国有粮仓中。当政府了解到灾难的规模时，它已经无力有效地帮助民众了。正如С.Г.卡拉-穆尔扎所说的那样：“技术治国的社会工程出现了巨大的事故，这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一场灾难。”

       有人说1932年至1933年间，发生过一场政治大屠杀，这要么是误解，要么就是要破坏斯大林的威信。……这样的篡改只不过是使历史庸俗化，淡化了它的历史意义。

——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  叶卡捷琳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P557

况且，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聚集的西北乌克兰（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切尔诺维策等地）在1930年代初还处于波兰控制下，“用饥荒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快速激进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饥荒之类的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不幸罹难的人们应当报以哀悼和缅怀的态度。但也应该弄清历史事实及其背后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人云亦云所谓“剥削农民”或者“种族灭绝大阴谋”之类的无根据说法。

③由于五年计划实施，快速工业化之下有上千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产业工人。为保证这些工人的基本生活所需，就需要稳定高效的农业生产。苏联的农业生产条件极为不利，在1917年之前的俄国历史上就经常发生周期性的旱灾导致粮食减产酿成饥荒，1913年作为一个丰年，沙俄在当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代表性欠佳。

农业集体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提高了产量（当然提高产量是好处之一，尤其是推进了农业机械化，自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和平时期没有再出现过大规模的饥荒，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而作为例外的1946年饥荒更多的是因为旱灾、战争导致农村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冷战背景下必须加大军事工业投入的原因导致的，“可以看作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策问题酿成的灾难，也可以视作为那场不是由苏联挑起的冷战造成的灾难，如何看待取决于个人立场”），

农业集体化的最大意义也不在于什么“便于剥削农业剩余价值”（工业化时期，采取的是征购粮食，国家预定购买当年的粮食可以为农民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农民可以从征购中获取扩大再生产资金，1935年起还可以在自留地搞自己的农副业，不存在国家无偿获得农业剩余的情况。当然不可否认农业集体化也提高了征购粮食效率，因为集体化之后征购粮食的谈判对象就可以以各个集体农庄为单位而不是以成百上千户分散的小农为单位了。）

农业集体化最大的意义，在于使农民逐步在集体劳动中改变过去一家一户、分散封闭的小农思想，使其逐渐培养起集体意识向无产阶级靠拢，最终打破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在思想文化上的隔阂，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奠定基础。

④本书后文中会提及，1929年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爆发后，这一进口封锁禁令实际上被取消了。

⑤前面提到的《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记载了关于这件事的部分来龙去脉：

 …… 在当时，程序是首先由代表各工业管理部门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再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去寻找外汇来源，由此产生了资金分散的情况和一种“贷款无度”的总体感觉。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无限度贷款的情况，存在的是完全现实的即将到来的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有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办法都用上了。……为了拯救工业化，国家甚至允许出卖由俄国沙皇、达官显贵和企业主收集起来的珍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最好的博物馆里的艺术瑰宝。……

        斯大林集团大大降低了原来定高了的五年计划指标。还有一点也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废除了过去的拨款程序：不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签订合同了，而是先由对外贸易委员部去找钱，然后由政治局确定资金的来源和建设的规模。

       斯大林在驳斥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个总局争夺外汇和大量购买苏联可以生产的东西的企图时，简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指示卡冈诺维奇（1931年8月21日）“最大限度地削减各人民委员部对美国的付款和订购，不管他们怎么咒骂和歇斯底里大发作。您可以看到，到时各人民委员部总是能够找到渠道，用向欧洲订货和我们国内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斯大林 И.《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394页）。

        他指出，奥尔忠尼启则领导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唯利是图”。

        ……

        斯大林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可以想象，官员们是怎么想他的。他们肯定是怕他的。但同时他们又通过组建自己的小集团、在报告中弄虚作假和恣意妄为来构建保护自己的多棱碉堡。

本质上是一种“部门性”的反映，即所有工业部门都会争先扩大和发展自己的产业规模，不仅是为了收入，更是为了政绩。而斯大林在其中则扮演了一个掌握全局、贯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方针的领导者角色（相比后来其他国家中某些搞出“洋跃进”的人，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⑥本书前文已经介绍过，斯大林经济模式在所有制方面实际上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混合所有制”，比如农民就是经济中的“私有部门”。另外还存在合作社，包括合作类型的集体企业（артель），本书前面也有所介绍，这种企业是“非国营”的“私人经营”但不是私有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的，但可以提供使用），它的组织形式更多地是参照俄国传统的“农村公社”模式的原始公有制所建立的。因此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其实是可以“开办企业”的，甚至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家还可以专注于发明创造、生产新的优质产品，而不是一天到晚为了“找资金”而折腾劳动者、甚至坑蒙拐骗。

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也曾获得过苏联的援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56项重点工程”。

⑧«Оказанная услуга мало стоит». 大意是“给出去的服务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