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古文字读本-概述一-古文字的内容-甲骨文2

真伪几翻覆——由《商周古文字读本》想起的一桩学术论争

今天在誊抄甲骨文卜辞时，抄到了据说记载着甲骨文家谱（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家谱）的这一片，它在学术界被叫做“家谱刻辞”。

黄国辉释文：

在抄写这片卜辞时我突然感觉到十分熟悉的感觉，总觉得似曾相识，于是翻阅了胡厚宣的《殷商史》，果然发现这篇甲骨正是胡厚宣花大篇幅证为伪辞的甲骨，课本为这篇甲骨单开了一种卜辞类型，即“叙述家谱刻辞”，这到底是让人亲近学术之争的明智之举，还是糊涂的用了早已证伪的伪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名家的论证吧。

首先要提到的当然是这片甲骨的出土和著录情况：

• “库氏甲骨”的起源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收藏中国出土甲骨文字一批，甲202片，骨282片，鹿角1片，总计485片。系1903至1908年间，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宣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和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宣教士方法敛（Frank H.Chalfant），所谓库方二氏（Couling-Chalfant）者，在潍县向一个古董商人名叫李茹宾的所购买。先为二人合有，后归库氏一人，最后于1911年，又由库氏售归不列颠博物院。库、方二氏大约在殷墟甲骨文字被认识（1899）的第四年，即1903年，就开始在山东潍县大肆购买甲骨。1904年，方氏以甲骨400片让与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今藏上海博物馆，现存193片。1905年，方氏让与潍县广文学堂校长、美国长老会宣教士柏根（Paul D.Bergen）79片。后归济南广智院，今藏山东省博物馆。1906年，方氏以119片让与广文学堂教师、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惠体乾（Horold Whitcher），惠氏于1927年让与徒克（Frederick J.Tooker），1934年，又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今存117片。1908年，方氏为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金璋（Lionel C.Hopkins）购得800片。后来绝大部分归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Library of Cambridge）。1909年，方氏以438片让与美国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院（Carnegie Mu-seum）。同年，库氏以760片让与英国爱丁堡苏格兰皇家博物院（Royal Scottish Museum）。1913年，方氏又以大片四版让与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院（Field Museum of National History）。库寿龄1911年让与不列颠博物院的485片，也是在这一个时期所购买，他们以为在所买的多批甲骨中，这是最精彩的部分。

• 精华还是拙劣的伪造？——库藏甲骨的有争议作品

不列颠博物院认为其所藏的485片甲骨除了一些大片之外，还有一片大骨和一只雕花的鹿角，上面都刻着一篇殷代的所谓“家谱刻辞”。大骨刻辞是一片牛胛骨，上下长22厘米，左右宽22.5厘米，编号为1506。上端有一横条界划，右上方领先刻一“贞”字，然后从右到左，刻字13短行，除第一行为五字外，其余12行都是四字。略谓儿先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除称先祖者一外，称子者十，称弟者二，凡十三人，传十一世。另外库1989，为一雕花鹿角，除“贞”字前加“王曰”二字外，其后也刻着同样的文字，环绕鹿角刻字8行，每行7字者3行，每行7字4行，最末一行3字。文字稀奇，他们认为这两件特殊的标本，非常宝贵。所以在书中排列次序时，特把这一片大骨列为第一，而以刻有同样文字的雕花鹿角列为最末。

“家谱刻辞”摹本

• 学者的争议（可跳过）

这片甲骨因其罕见性很快就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部分学术名家都对这块甲骨有所论断，胡厚宣也细大不捐地全部罗列如下：

对于这两件所谓“家谱刻辞”，宣扬最力者为金璋，他在1912年作《中国古代皇家遗物》[18]及《骨上所刻之哀文与家谱》[19]，1917年作《商代之帝王》[20]，1922年作《河南遗物所载皇室谱系及商代之记载》[21]。而库寿龄自己在1914年也作《河南出土的卜骨》一文[22]。他们反复宣传，以期能够引起世界学人的重视。只可惜这两件所谓“家谱刻辞”，一望即知其不真。远在《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尚未出版以前，1930年，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即已指出。他说：“荷普金斯的蒐集，大约多由高林替他帮忙，我看见他著的一篇文章，《骨上所雕之一首葬歌与一家系图》，那所根据的材料，完全是伪刻。”[23]

1933年，齐鲁大学教授、原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明义士（James M.Menzise）作《甲骨研究》讲义，讲义中评金璋《中国古代皇家遗物》一文，说：“器真，刻文疑伪。”[24]。又说：“《骨上所刻一吊丧文与一家谱》，1912年10月金璋著，此文根据一块颇大的伪造甲骨，刻文为曰此曰彼等多行。”[25]1935年，《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出版，就连编校者白瑞华自己在序文中都说：“此集所刊之各片，均可为河南安阳县所发掘之代表品。然亦须审慎分辨，因此等均系购自商人也。如鹿角刻文，即聚讼纷纭。大兽骨片中，亦颇多令人怀疑者。”[26]这年年底，白瑞华由沪返美，路过日本东京，为慎重起见，又将原书请郭沫若先生为之鉴别，郭老特为作一伪刻表，白瑞华将它印出，贴于原书之后。据郭老鉴定，仍以库1506大骨及库1989鹿角，骨角为真，所刻“家谱”则为伪作[27]。同年胡光炜教授作《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对于书中伪刻，亦加以鉴别，作为一表。他对于库1506和1989两片，也以为是伪刻。说：“如一五〇六、一九八九诸方，多书子曰云云，稽之卜辞，绝无其例，此断出村夫俗子之手。”[28]

即陈梦家先生早期，原亦定为伪品。1935年《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刚一出书，陈梦家即于1936年作一书评，说：“开首数片及最后鹿角刻辞显然伪刻。”又说：“伦敦博物院一部分之兽骨，尤多甚明显之伪刻。凡大片兽骨，类多大字，整齐句行，文理不通，款式不对之伪辞，辞中好用曰字，似皆出于一人手笔。”所指即库1506及1989，以为乃是明显的伪刻[29]。1940年3月，陈梦家作《述方法敛所摹甲骨卜辞》一文，亦谓：“《库方》的伪刻最多，大片的牛骨，尤多伪刻，鹿角的花纹雕刻可以是真的，文字则绝对是伪的。”[30]同年9月，又作《述方法敛所摹甲骨卜辞补》，在所列的伪刻表中，亦以库1506及1989两片为全部伪刻之辞[31]。1940年9月，董作宾先生作《方法敛博士对于甲骨文字之贡献》一文，对于库1506及1989两片的伪刻，更有详细论述，他认为这种作伪的方法，是“改编为新奇文辞者”，说：“如库一五〇六及一九八九鹿角上的刻辞，作伪者已粗通甲骨文义，有《铁云藏龟》一书，由其二五四叶第二片有‘御子㦰’，因悟出御的儿子叫㦰，又把子央（工吴注：卜辞中他跟着武丁一起翻过车）、子商都排入，又加些新人物，而造成一个像煞有介事的‘殷王家谱’，害得库全英氏花钱买去，金璋氏花工夫考证它。

1947年容庚教授作《甲骨学概况》一文，曾列举《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疑伪各片，于库1506及1989两片，亦都以为不真[33]。总之，库1506大骨及库1989鹿角上所刻的“家谱刻辞”，从1930到1947年，经过18年的论辨，其为伪刻，本来已经不成问题。

1956年，陈梦家先生作《殷虚卜辞综述》，忽然改变主张，转而相信这一“家谱刻辞”为真。于是修改过去《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伪刻表，只以库1989鹿角刻辞为伪[34]，而以库1506大骨刻辞为真。（攻吴：这两骨上都是家谱刻辞）并说：“库一五〇六载有家谱的一片大骨，我们认为不是伪刻，最近我们得到此骨的拓本，更可以证明它不是伪作。”[35]因而据此所谓“家谱”，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考证殷代的王位继承。说：“在这九世之内，列二弟名，与周制不同，而和殷代周祭及王位的诸弟则相近。（攻吴：这就是课本上谈到“它反映了商代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继承法交互实行的事实”观点的源泉）”[36]认为这是卜辞中有关宗法的一条重要刻辞。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的所谓“家谱刻辞”，忽然转变，信以为真，曾引起甲骨学界的反对。如1957年唐兰先生在这年的10月号《中国语文》上就批评说：“在他的七十万字的大本书里，甚至把五十多年前商人们卖给英帝国主义传教士库林的一块假刻卜辞，当作被他发现的宝物。据说是殷朝一个叫做儿的人的家谱，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于是把拓本放到图版里，还要题上考古研究所藏。如果真是这样，收藏这块假卜辞的原骨的大英博物院，真要喜出望外了。”[37]提得相当尖锐。（攻吴：这是在反右斗争时期写的批判文章，所以尖锐，但并不代表在学术上不正确）

但是由于陈梦家先生提出了这片“家谱刻辞”的原拓本，使得国内外一些甲骨学专家学者对此至今还信而不疑。如1959年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著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40]，即相信陈梦家说，以《库方》第1506片大骨并非伪刻。在书中屡次征引，如第740页和第1173页所引大英博物院藏的骨谱刻辞，即是这片所谓的“家谱刻辞”。1970年饶宗颐又编印《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一书[41]，其开头第一版就收录了不列颠博物院所藏这一版大骨的完整的全拓片。

• 胡厚宣对家谱的“七疑”

有鉴于学术界仍对家谱刻辞或信或疑，胡厚宣在《殷商史》中提出此骨的七个“硬伤”，这曾让我认为已经翻不了案了，然而这并非事实：

（1）、这一胛骨没有钻凿灼痕，本非卜辞，不能称“贞”，因为“贞”卜问的专用字眼，不能用于记事刻辞，然胛骨右边却有“贞”字。

（2）、家谱刻辞的“子”是武乙、文丁时的写法，是武丁时期的子名，两者拼凑的不伦不类。兒字内多一横笔。

（3）、兒字皆用作地名，无用做兒子之兒者。弟在甲骨文中无作兄弟之义。

（4）、家谱人名或出抄袭，或出杜撰。

（5）、家谱人名都不见殷世系中，又皆无十干日名字样，与卜辞全然不同。

（6）、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金璋氏旧藏Hopkins1110也有类似的家谱刻辞，先在右方领先刻“贞曰”二字，然后自右而左，刻字十三行，除第一行为六字以外，其余的每行皆四字，略称某某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称祖者一，称子者十，称弟者二。除养名与《库方》大骨相同外，其余均不相同。其上部另有四行刻辞，全属杜撰。以此例彼，《库方》大骨亦是伪作。

（7）、胛骨上只一份家谱，其顶端不应有分隔两辞的界线。

以上七条，将这一伪案钉死，除此之外胡厚宣还提到一个附加的证据：

我们看到拓本左方盖有山东潍县金石收藏家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的一方图章，文曰“簠斋”，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图版贰拾选用这一张拓本，却将这一方图章剪去了。陈簠斋生于1813年，殁于1884年，在他死后的第15年，即1899年，甲骨文字才被认识，在他活着的72年里，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甲骨文，如何能在拓本上盖上他的图章呢[59]？可见不只大骨的刻辞不真，即这一方图章，也显然是后人所加印。

由此胡厚宣下了论断：前些年，饶宗颐也曾发表了这一“家谱刻辞”的拓本，其完整齐全，远较陈梦家所据拓本为优越，但亦不能看出其必定为真。我们在看过比较完整的照片之后，其摄影逼真，字迹清晰，一望而知其为伪刻，这点已经不成问题了吧！

• 黄国辉对“七疑”的回答

然而上述的七个疑点，在黄国辉的《“家谱刻辞”研究新证》（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937.html#_ftn2_8271）均予以回复了：

（1）、家谱刻辞出现以前，甲骨文著作只有《铁云藏龟》，出版于1903年，距离甲骨文的发现只有4年，比之家谱刻辞的出现也早不了几年。

（2）、兒字中间多出的横画乃是羡划，这一类在甲骨文中较为常见，不足为奇。

（3）、家谱刻辞中的“先祖”二字，又可见1926年出版的《殷契佚存》第860片，这是作伪者无法见到的。

（4）、家谱刻辞中的

、雀二人名字写法罕见，只有后出（1948—1953年）的《乙编》69和1548两片才有这样的字。这也是作伪者无法知晓的。

（5）、家谱刻辞中的弟均作从己戈声，为前所未见的初文，非作伪者所能知。

（6）、家谱刻辞中的养字，又见后出的《京津》3006等卜辞，亦非作伪者所能见。

（7）、《殷契卜辞》第209片记：“子曰□，[子]曰

”，显然亦是一块残缺的家谱刻辞，可知类似《库方》1506的家谱刻辞不是孤例。

除此外，《“家谱刻辞”研究新证》还列举了大量新证据来证明刻辞的可信，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从链接前往查看。看来，真伪问题仍然没有被敲死。正如张惟捷所说，“由于欠缺更多的实物与文字证据，学界对家谱刻辞真伪问题仍然没有取得高度共识，争议仍在持续。”

• 从论争中我们能学到的知识

在这里我不想谈空泛的思想方面能获得的东西，单就本片刻辞而言，在它真伪未判明，我们仍能获得一些认识。

首先，陈梦家的推论大概率是有误的。他以此骨考证商代王位继承，然而胡厚宣已经指出如果刻辞内容与商王关系亲密，那就不会不涉及日名而全用私名。承认刻辞的真实性的黄国辉也倾向于把“家谱刻辞”视为“其主人与商王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的一种甲骨刻辞。但这种情况就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来看还较为少见。既便是非王卜辞，其主人亦多是与商王之间存在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的“子”。“

其次，现有的用以证实的证据，尚不能完全推翻用于证伪的证据。比如兒字能否作儿子解释，又如陈介祺伪章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也不能轻易断定刻辞为真。

综上，学术论争不一定会导向一致同意的结论，但是看看大家们的论证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不加说明地采纳这篇卜骨，而且用的是最老的拓本，还是有错误的。

（本文主要参考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学术文化篇·殷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