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解放神學——起源·中

一、啟蒙主義下的神學

  十八世紀被稱為啟蒙時代，一眾被概括以啟蒙主義的思想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總的來說啟蒙運動有如下幾個特點：

  注意人性的自由自主，標榜人的自信。

  鼓吹人能夠自由而不受外界干預地決定信仰。

  完全忽視超自然因素，凡事皆用理性解釋，認為人能夠完全自由地表達和批判信仰。

  在這種思超的影響下，人對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很多知識分子想將一切都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之上，放棄所有的神秘觀念，直到十九世紀梵蒂岡一公會議的召開，神學主要受到如下幾類思想的挑戰。

  1.無神論：這是我們最熟悉的派別，他們認為，宗教來源於人心渴求超越有限的自身，當這種渴望投射到內心之外後，神這一形象便形成了。因為沒有神，所以啟示也不存在，自然神學就更不存在了。

2.自然神論：自然神論認為宇宙確實是由一位神創造的，但宇宙是封閉的、平衡的、完整的，不需要神的參與和引導，所以也就沒有所謂的啟示，更沒有所謂的神學。

3.泛神論：宇宙的一切都是神的不同程度的自我顯示，故不需要所謂的啟示。

4.理性主義：人類偉大的理性足以理解一切，所以不需要神。

5.宗教不可知論：一切知識來源於經驗，人們不可能具有神的經驗，也就不可能探知神的知識。

另外在天主教中，還有兩種不同的思潮：

1.半理性主義：人對deus的認識一定是來自deus的啟示，而這本身是一種恩寵。只要一經過啟示，人就應該完全了解認知這些知識，如果人做不到，那說明智力是欠缺的。

2.信仰主義：這是一個極端，認為理性在deus面前是無力且毫無意義的，唯有依靠信仰。

 

二、梵蒂岡一次大公會議

  面對眾多新興思想的挑戰以及部分天主教神學家思想的極端化，1867年梵蒂岡一次大公會議召開，然而這次會議因為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意大利軍隊入侵並奪取羅馬而中斷，會議僅僅完成了兩項主要教義的討論，而仍然有五十餘條議案未進行討論。

  梵蒂岡一公會議推出了兩部憲章——《天主之子》《永遠牧者》。前者延續了特倫托大公會議的傳統，對諸異端進行逐一抨擊，同時肯定了理性的重要性，強調理性與信仰都來自於deus但理性無權指摘信仰，但也暴露出了一些缺點那便是將“真理”以框架化的形式規定缺少了聖經與救恩史的思考。而後者則強調了教宗不能錯的訓導權，然而這一點引發的爭論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平息。

三、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前的神學挑戰以及解放神學的誕生

  受到新教自由主義以及浪漫主義影響，天主教現代主義者誕生，他們認為啟示僅僅是人本身有的一種情愫，是一種人內心本身的經驗，然而這種觀點忽視了啟示本身的客體因素，因此遭到了教會的嚴厲批評，參見聖職部于1907年頒布的《可悲傷》法令與庇護十世于1907年頒布的《應牧放主羊》通諭。天主教現代主義就此沒落，但後續部分神學家積極反思現代主義缺陷，新神學家們是天主教現代化的先驅，他們努力地讓神學能夠解決現代社會問題，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當時被譴責，也為之後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的召開與解放神學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四、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

  這次大公會議由若望二十三世於1962年召開，但教宗在會議召開後不久便安息主懷，保祿六世與1963年九月再次召開。會議分四次進行，通過了十六項議案，特別的是有很多其他教派的人士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並與天主教神學家進行交流。該次會議強調牧民精神以及符合聖經精神，擺脫了自特倫托大公會議以來與世俗對抗的心態，更加強調“大公”性。

  在神學上，跳出了把啟示看成條條框框的“道理”，同時也擺脫了前兩次大公會議主要為了抨擊異端邪說的“被動”形式，以基督信仰為重心，重新嘗試以信仰角度說明教會的一切。以人為中心，著重人的情況，特別是人與人、人與deus之間的關係，以及因應時代而來的需求。

  在神學探索中把握事實整體觀，著重了各學科時間的合作，肯定對於deus奧跡的領悟上各學科的貢獻，同時堅持嚴格的學術研究以及堅守牧靈上的服務意願。

  在普世的層面最重大的突破是開展了和其它宗教的積極突破，同時開展和其它基督宗教的合一運動，積極與東正教進行和解與交談。在禮儀中強調了禮儀的本地化，可以不在使用拉丁語作為彌撒標準的語言，天主教應該是普世的而不是單單屬於西方文化的。

  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之後，天主教現代化發展欣欣向榮，眾多優秀的神學家湧現，然而這個世界仍然充滿了暴力和壓迫，這也是梵蒂岡二公會議後天主教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何引領處於苦難中的信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