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之外，在文学之中——《长安三万里》外的几点补白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
长安，十三朝古都，先后有21个王朝与政权建立于此。《长安三万里》的故事也发生在这片厚重且开放的土地之上。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这部电影值得一看，在我所在的场次之中，有很多家长领着自己的孩子来看这部电影，并且在结束之后，有小朋友居然感叹地说出“真好看”三个字，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值得的。
其实在日常授课的过程当中，我最强调的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把人还原成人，说得更文雅一点，就是走到名人的背面。那么需要的，就是如电影、纪录片或者文献所表述的那样一个又一个事件，并在这些事件中，感知那些冷冰冰的评价字眼背后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就比如，提到杜甫，不仅仅是诗圣、沉郁顿挫、忧国忧民……这些去死记硬背的名词，更可以看到电影里那样一个活泼的、朝气的、奋发的少年杜甫，也只有这样的杜甫，才能写出“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的豪气，也只有这样的杜甫，才能在《壮游》中回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不羁。而不是一提到杜甫，就是课本中老气横秋、神思忧重的样子。当然，这是由杜甫人生信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构成的，在此不再赘言。
其实就如还原杜甫一样，电影采用的便是以高适的视角展开的，并且在老年高适的回忆中，带出了大唐的盛世气象，它兼收并蓄，大方容纳，灯火辉煌。并且将李白、杜甫、王维、贺知章等一众诗人以群像般一一列出，那些各自璀璨在诗坛的明珠，在电影里出现在同一时空，并且文人雅集，以酒作乐，好不快活。
毕竟电影不是纪录片，对于历史并非真实还原，而是添加了编剧的个人构想对历史进行了文学性改写。就如在电影中，高适是一个内敛沉默却胸怀大志之人，但是在《新唐书》则说“（适）言浮其术”，历史中的高适是一个自负且功名心极强之人，那电影中的高适和史学中的高适刚好相反。当然，除了这一点，像是电影中高适与李白的相会是青年即相识，而在历史之中，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先于小自己十二岁的杜甫相遇，在漫游梁宋时遇到了高适，这时李白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在电影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地点——梁园。追溯梁园由来，应该是到了西汉梁孝王时期，那段时间，也正是文人集团化时期，梁孝王筑有梁园，因其名望较高，又意延揽文人，当时才俊枚乘、庄忌转投梁王门下，形成了彬彬之盛，梁园文人集团盛极一时。而高适所处的梁园，用电影中的“而今的梁王又在哪儿了呢”来概括最为合适，这也是出自高适《宋中十首》之一，感慨梁孝王广揽人才，而自己怀才不遇而作，诗云：“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为高台。”
第一个，是杜甫的故事。杜甫的十年干谒生活应该是最为困顿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餐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一诗表现得极为生动。干谒是一种纯功利的行为。干谒的对象是一定权力得持有者，干谒本质像一种自我推销，不得不向干谒者低头。所以在诗中会表现出一种内心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士人渴望的堂皇磊落之事与奔走钻营的实际之间的取决与痛苦，他们需要求得心理的苟且平衡，所以常常自饰。所以杜甫诗中的“富儿”“悲辛”其实就有着这样一种自饰在其中。这种自饰在电影中也有，李白在以商人之后被却后，自饰说对方是有眼无珠的蠢材，不识笔墨的庸人，其实也是这样。
第二个还是杜甫的故事，概括而言其实就是“野无遗贤”。唐玄宗李隆基为了缔造像贞观之治一样的盛世，把开元盛世延续到大唐的千秋万代，他渴望征求全天下的人才，于是下诏，令四海之内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全部汇集到京师参加朝廷对他们的选拔。
当朝宰相李林甫却害怕殿试时，那些有才能的人在皇帝面前指责他的失职和罪过，于是就向皇帝上表称：这一次来参加朝廷选拔的人才当中，全部都是才能不过关的人，称不上人才，如果把这样的人拉到皇帝面前，恐怕会侮辱了皇帝的耳目。他对前来应试的人才故意刁难，把诗词歌赋等统统过了一遍，筛选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中选。
李林甫立即将此事向皇帝上报，并表示祝贺，声称野无遗贤。当今万岁已经把全天下的才人都网罗到了朝中，在民间已经没有一个人才了。而事实上，日后在诗坛上大放异彩，被称为诗圣的杜甫也在这次选拔之列。杜甫三十岁离家，在长安困居十年，多次参加朝廷的应试，却没有一次考中。这就对李林甫声称的野无遗贤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是李林甫故意蔽塞了皇帝的耳目，还是唐代的科举制度存在问题？这个答案恐怕人尽皆知了。
这里其实就是关于干谒弊端最直接的体现了。当然除了科举、干谒这些路径之外，还有一条封侯捷径，就是边塞建功。电影里的高适便是走这条路，与他类似的，还有岑参，他在《银山碛西馆》中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代表的是一类人的心理，也是他慷慨从军的主要动机。他入封常清之幕，高适则做了哥舒翰的幕僚。他们都经历过战争，并亲临沙场，所以边塞诗尤为突出。
就像电影中所说的，“诗在，长安就在。”但是也正是《长安三万里》的名字，让人不得不想到李白所写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洒脱豪放、狂狷不介如李白，也慨然如斯。
长安自是繁华，它以它兼收并蓄的姿态面对着万国来朝，所以胡姬酒肆，往来商客，下层文人都和谐地存在于此。长安自是门槛，“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是嘲讽与冷眼，“大道如青天，我自不得出。”是愤懑与激慨，这里处处是偏见，是人情，是关照。
它们都是盛唐之下的枝桠。
何为盛唐气象？是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是高度的自信和自尊。所以，他们大笑，所以，他们白日放歌，所以，他们互相唱和。因为一切都欣欣向荣，一切都有出头之日。
可惜，安史之乱打碎了梦境，这不仅是国力强盛的大国梦境，更是文人觉得一切都来得及的梦境。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盛唐气韵不在，高唱理想的诗人不再。那曾经的贞观盛世、开元盛世，仿佛满地破碎的琉璃珠子，碎落一地。他们收回狂妄的想象，去捡拾满地的残碎山河。
长安啊，多么疮痍且耻辱的一个名字。
那就在诗句里，去看一看过去的长安吧。让繁华的长安，在诗里永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