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反思一次）2

当一个向本体论架构中不断注册的事件发生时，永远不是只有事件本身。既然事件的发生是主体化了的，而主体便在面对和处理整个经历时却有一种整全的、调合的状态（例如在有限的能动性的时空和无限的理想状态之间、在现实的不断迫切的压力和有限的认知能力及发展速度间通过内在撕裂（主体化的、作为一个内在的一体式的系统在应酬时就是自身内心地撕裂式的）的方式保持需求平衡，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创伤性的实践姿态，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尝试在自身本体论发生学中为其主动设定各种界限、并（因而在大体上有着）自我设立的一个内在的平衡度和公平性的伦理性指导性质的心理机制（你甚至可以认为这里所陈述\阐释的是一种德国观念论式视角的弗洛伊德）（例如为某物注入的经力和态度以及相对应的所有的、大全的一切之间的对比，也仅仅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在维系着平衡(并且也正是这种作用在通过回溯主体性能指叙事、整个经验库和理念世界的方式不断牵拉着主体现在的行动和作为）；但今天我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一种类似共时性发生的（共时性：在某一特定时刻该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共时性有相同或相似含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无因果关系事件的巧合。与一些客观的外部事件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意外，与普通的心灵状态发生偶然的巧合。）本体论发生，而是历时性的（历时性：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情况(过去—现在—将来）。作为事件的发生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之主体，其关涉的、及其所有的行动，所联系着的总不只是孤立出来的现象、（也不能用单纯现象式考察历史事件的方式尝试观察、仿佛那是某种自身静止不动的规律般，）而是一种不断保持自己平衡的连续的流动。尽管当真正的、世界的号召式的本体论架构发生时，主体便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牵拉和考量，但是，这种考量从不会去将你完全把持（例如在一个事件中、你的行为的目的却是尝试看是否能够开启下一个行为和世界的发生作准备（例如甚至自身都不确定地期待某种外在的询问忽然间将主体自然而然的行动流所打开了），或者在无意中打破了另一个系统自身设立过的、已然陈旧的内在僵局（例如某个立下的规定和“原则性”被安提戈涅式的行动所突破、从一个外在性的事物中获得了超越自身的能量）。因此，主体的行为远非简单的知性思维或经验式的应酬式的操纵和把握所能控制的，（例如一个人甚至祈望着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不断搜集和整理的信息或者如面对老旧的、僵死的既定外在框架下所面对的数学问题时所采取的这种应对方法便可足够应对一个人）。倒不如说真正的主体性就是这种规律的对立面，是一种完全的、不能再自我忍受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只有将其解释为这种冲力才能表现出其自身是能动的、而且是面对运动时所运动的（即他者性遭遇。）

这也往往是一个法律体系所难以面对和回答的生节点，因为一个像水一样自身流动着的精神系统/主体性生发，所要考察的从不只是知性的静止分析那么简单，这也是当代法律体系所需面对的。

例如说，一个人对于某部艺术作品的欣赏，从来不是某种静止的、自身不变的，而是例如面对某种遭际下所面临的激活式的审美所最能激发、感触最深的。当主体同样表达出某种喜爱时，现实状况却不允许他说得那么完美，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折倒。这样的事件同样会对本体论建构过程（实践运动）持有类似的发生机制，一个人的行动总是有最低限度上的必然性和缘由的，而若找不出这些缘由自会感到古怪与不解。

根据个人经验，人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依循着能指链的滑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定义的，一个悲观的人往往是由于能指的命运组织构成的，一个自我批判强烈的人无非是能指形成的已有了此种常见倾向的命运，而世界便由这些隐秘的自陈述进行了。并且，往往若是主体没有更强的冲破现有命运的恒心，便会持续不断的进行先前所形成的无意识活动（即使是一个天性求变求异的人或是自组织能力强的人也并非很简单就能完成这项工作，甚至到后期你可能会感到这是一种从虚无中走出去的功能）。若是否定性没有与之相应的诉求对象，便不会发生，而是仅仅会陷入奇怪的妄谈、偶尔的失语与恒常的外在恐惧与不确定性当中。而精神时时刻刻把守自己阵地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在这两种条件的加持下，这时无能的主体反而超出了现有的历史框架，达到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精神了，就如同在婴儿的初期人类的演化依据其领会力与基本诉求总是相似的，一个4岁的古人与当代的4岁人也许差别不大，而等他们到了30岁，此类对比就明显的不同了。

一个人，例如他遭到的对待是孤立，那么在这之中这往往不是他自身以及其周围的人所决定的，而是总已隐含有内在信念的坚决对立。若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宿命上的认同，那么不论如何交谈、如何反思，两个人的隔阂总是仍旧很深；而偶然发生的动物式的友好，在历史的演进中也会伴随着人性的精神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全面的、内在的理解。因而所有孤立着的、自视前沿的人士们，这些人许多并不团结起来便是具有此种分化的缘由了，他隐秘的知道时代将会将他的此种命运掩盖、变得越来越少，而这种痛苦的经历、这样的忍气吞声式的外在服从以及许多有此的妥协性不能不说是将自己的苦难转交给历史的工作了，当历史的风潮前来回守与探寻、掩盖时，这些如尸骨般的东西不断提醒了人类若要真正吸取教训、需要听从谁的意见。这也是常见的怀才不遇者式的悲怆，一个具备了此种命定的定在的人总是由一种回首的沉重，因而某天再次面对属于他的当下时便有了一种超出常人的自我确证、而不是盲目遵循。而这也是真正有为的实践者、改变者所必备的姿态，这种姿态才是使得某些人才让人感觉是那么缺一不可的内在因素，而不是内在的单调、外在的丰富与眼花缭乱以及内在外在的双方单调性的清苦式的命运所能企及的。

对于那种真正的双方的丰富、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的褪去，对于那种真正的、完满的幸福而言，（倘若这种幸福在人类的智识史上也是值得称赞的，）当然是一种宝贵的姿态，这种情况甚至会让一些人甘愿感受到这种情况而献出自我。不过，处在这种阶段的人却有一个大的背景式的退路一般的依存方式，因而其的内在本质便不再是内在的匮乏性的对外界的自为，而是将自己的内在本质与认同转移到外在性上面的丰沛。而对于那种整个世界是一个经历过完全匮乏的、并且随之完全自身再定义与构造了一个理性体系的观念论人士来说，对于那种只要自为性质的认清局势便可毅然地炸毁整个皇宫、宣告一个时代的破产的人来说，其特有的条件也必然是这种交替状态的不断运行所激发的。今天，我们仍旧面对类似的命运。决定鲜血该撒向何方的便应当是这样的人士，这也是走出现代困境所应培育的，可某种程度上这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