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聊聊应试学习这件事儿
这次来说说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这个话题小迪同学很早之前就想谈谈了,即应试教育对当前中国社会行为方式的影响。首先小迪再强调一下,这个公众号是一个很主观的公众号,难免会有和读者朋友们相左的意见,也欢迎各位读者有不同想法的话畅所欲言,在结尾评论或者私信小迪都可以哦。虽说是主观公众号,不过小迪同学根据多年观察以及和同龄人的交流沟通,至少本文即将所讲还是可以代表大多数同龄人意见的。
首先小迪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学习是什么?真的就学习=做题了么?
小迪同学回忆了一下这20年所接受的教育史,发现自己第一次产生这个疑问大概是在初中时候。还记得当年在准备中考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所谓的应试技巧这个话题,数学老师在讲解一道填空题时用了特值法,正常来说小迪做这种题也是像常规应用题一样列式子然后解出答案。虽然特值法用更高的效率得出了答案,但小迪从那之后不免对学习和做题的关系开始割裂来看待了。
还记得小迪同学上小学时候老师布置作业特别多,但小迪几乎每次都是早早就完成了,原因是和班上同学比赛谁先写完作业。但那个时候小迪还并没有把做题和学习这二者割裂开来,具体来说小迪也是高中时候回忆小学时才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小学时候老师们都会告诉你好好学习就是认真做作业、考试拿高分,反过来也即你只要作业做的好,考试分数高,那你就是学习好。至少在初三听说那次特值法解题这件事之前,小迪对此深信不疑,觉得自己就是在学习,而且还学的很不错。
所以为什么做题会成为现在我们国家中小学生进行学习的主要工作内容了呢?有点可惜的是,小迪同学观察到现在大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也逐渐做题化只是还没中小学生那么严重而已。那么我们来仔细想想做题这件事到底是在干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出题人问你一些问题,你的回答只有和标准答案一样才能得分,有的文科类学科可能会要求稍微宽松一点但依然需要你和标准答案八九不离十才算你做得对做的好才能得分。在这样的所谓学习规则的制约下,被社会大众认可的所谓学习好的孩子只是具备了极强的满足出题人意图的能力,或者说具备了极强的寻找已知问题标准答案的能力。然而正常的学习行为正是首先从主观意识上对事物进行一个感性认识,如果只是记忆性地记住知识点,那不能算作学习,因为学习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学习内容。
那么这种过多强调做题能力的教育体系已经产生了什么现象了呢?小迪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种体系很容易会导致学习意义的本末倒置,也即学习者的关注点放在了考试取得高分上,而不是学习本身。小迪同学认为,这种思维惯性对学习者本身的思维习惯会产生极大的限制作用。学习者在进行正常的学习行为时会下意识地对那些不能产生及时反馈的学习内容产生抵触心理,因为他们总是在担心我这么做或者这么理解对不对,尽管这些理解产生于他们自己,但如果不能得到做题式学习时那种及时能看到答案的反馈的话,他们会一直惴惴不安。在这种环境下,其余的那些在走向社会后想要取得成就更为需要的诸如创新能力、奈挫折能力、心理承能力、勇于挑战权威的能力等等根本没有培养的可能。于是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往往很难取得开拓性的成就,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觉得我这个想法或者这个做法没有前人做过,他会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更倾向于去做那些已经被前人们验证过无数次的工作以获得中小学甚至大学做题式学习时所带给自己的安全感。
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如今我们现在高科技领域被别人很容易卡脖子,因为很多技术并不是我们的原创,我们每次进行所谓的技术创新总是先要确定好这种技术已经有人做出来了或者说是可行的才会去动手,在主观意识上就已经将技术主动权拱手让人了。在这种受从小到大的做题式学习思维惯性的影响下,我们看到了足球场上球员们做不出灵动的动作、歌手们参加综艺总是在旧歌改编,主流歌手们很难再创作出风格鲜明的作品,很多事物都是直接照搬国外早已存在但国内还并没有的东西,国外有voice所以我们整了个中国好声音,中超联赛、CBA联赛等体育赛制也是直接照搬国外经验,还有很多电子产品等等类似的事物小迪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因为这种思维惯性使我们十分依赖一种抽象化的正向反馈,只有得到这种正向反馈后我们才敢做未曾做过的事。
可悲的是,据小迪同学的观察,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学开始都被灌输一种唯考试成绩论英雄的意识,尽管社会层面逐渐在呼吁不能这样但毕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思维惯性,至今并未看到明显转变。有的时候小迪同学甚至会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到底能不能称之为教育,因为老师们教的是各种各样的做题技巧、训练的是应试能力。小迪觉得这种事情与其说成教育,不如说是类似于旧时戏班子式练功的做题训练营,只不过参与这个训练营的受众群体是几乎所有适龄国民。
先说到这,最后引用一段小迪同学最近读到的话作为结尾吧:
“朱元璋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大脑的控制。他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这就杜绝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可能。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不过在唐宋两代,科举制毕竟还发挥了许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将科举变成了一种灾难。他规定应试者只能写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因此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则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