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在现在社会重要吗
文凭作为一种文化通货，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凯恩斯主义
的特点，即采取扩张型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总体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文化通货的供应如果是充足和分散的，那么许多群众都能获得教育资源来自我组织参与斗争（也可以称为内卷），最后导致少数垄断的职位壁垒越来越高。
随着通过初级和中级教育阶段变得越来越容易，引发了一种累积效应
，使得这些等级的文凭通货发生了贬值并制造了更多的压力，让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我们父母那一辈高中文凭就已经是算的上少见了，而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在二三十年教育的迅速普及进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这个进程在我国被压缩了，正如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我们在很多领域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如此迅速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更为尖锐的矛盾，正如我们的就业市场还没有成熟到有效利用这样庞大的人才群体，今年大学生的毕业数已经到了千万级别，如此庞大的人才供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以消化的，所以不得不说，我们的教育是超前于社会发展的。
美国大学
通过在社交和课程方面的创新获得了声望，并对世界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影响体现在若干方面，有能力的学校转变为综合性大学，其他学校例如哪些提供职业和专业训练的学院，则选择附属于大学或者被大学吞并。相互竞争的教育形式，需要找到特定的领域，从而避免竞争同一群学生。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大学的专业于未来从事的职业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学生对于职业的认知是缺位的，如果我们在义务教育
阶段就能让孩子们了解并明确自己喜欢的职业，就不会有高考完仓促又迷茫的选择了一项不适合自己的专业而后悔四年的学生了。
在严格的定义下，并不是所有职业都能被称为专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连续光谱
或具有若干特征的连续体。一个强大的专业需要真正的技术能力，能够生产可以展示的成果，并且能把技术传授给他人，这样的专业才能通过控制谁来接受训练而垄断技能，技能必须足够困难，必须要通过训练才能获得，同时也要足够可靠，能够生产出成果，但他也不可太过可靠，因为那样一来外行人士就能通过成果判断工作能力，并且通过这种判断来支配专业人士。
理想的专业应该有这样一种技能，它占据了一个连续光谱的中间位置。光谱的一端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成果，另一端则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结果。一端是水管工和技工的技能，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专业，因为外行人能够判断他们的工作是否出色，另一端是模糊的技能，例如管理政治活动或看手相，这些工作无法做出垄断，因为他们不太可靠，也不太特殊，无法成功的通过训练来传授。其他所谓的技能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客户对这些专业能提供的服务有强烈的需要，就能让从业人士享有高度的自治
和受到尊重。
与医生和律师相比，工程师有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弱点，在形成支配群体的过程中，最强大的文化资源包含大量引人注目的仪式，特别是在面对高度情感压力的情况下。然而工程师面对的是相对争议较小，与情感无关的任务，因此也就缺乏一种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引人注目的文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工程师和技术员恰恰因为技能的成功而处于劣势，他们的工作成果是非常可靠的，因此就算门外汉也能相对容易的判评判他们的工作成果，从而控制这些技术雇员。另一方面，医生和律师之所以对他们的客户很强势，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治疗方案或法律意见并不一定有效，因此他们对失效承担的责任也是要小的多。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工作是生产劳动，医生和律师的工作则主要是政治劳动，前者生产真正的产品，后者是更多是操控在表现和信任。比起政治领域的不可预测和神秘化，恰恰是生产领域的相对可靠，让他也相对回报较少，即使技能最高的工人也是如此。以上对于医生和律师工作性质的评价均引自书中教授对于上世纪美国社会的观察，其实我个人对于医生这个例子并不赞同，在我看来医生不应该归为政治劳动中的。
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教育只不过是通往一个非学术目标的手段而已，都是以就业为导向。大部分工作技能
是在工作中取得的，如果人们应该获得机会去尝试任何他们想要的工作，那么我们需要的就不是学校，而是某种能让人们更容易转换工作的机制。
可是，对于文凭的社会舆论是有些消极的，其实文凭作为一种硬通货，它本身的存在是没有对错好坏的，我们对于文凭的无奈与抱怨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是通过文凭获得资源的群体，换成金钱就比较容易理解，世界首富会仇富吗？
在法律上来看文凭主要有两个优势，第一，文凭学校继续存在的原因，在我们追求文凭的过程，不论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提高了文化水平。第二，文凭能够为个人克服经济不平等的铺平道路，在现代来说，是实现阶级流动的最主要的手段，读书改变命运到现在也不过时。为了进入研究生院，学生们有在大学里获得好成绩的压力，这对他们真正的学术兴趣也也有类似的影响。
通过上世纪美国遇到的问题反观现在的中国，我从中找到了些许如何应对时代的方法。那些被裹挟着被迫内卷的人们，先不要跟风式的就投反对票，可以停下来向自己问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