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阶段：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的“我”的功能构型

雅克·拉康 著   吴琼 译

十三年前在上一届会议上，我就提出了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的概念。自那以后，这个概念在法国学派的实践中已大致确立起来。然而，我认为它还值得再次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在精神分析中经验到它的时候，它能使我们洞识到“我”的构型过程。正是这种经验使我们能够去反对任何直接源自“我思”的哲学。

诸位可能还记得，这个概念源自比较心理学的一个事实所揭示的人类行为的一个特征。婴儿在一定的年龄有段时间——不论多么短暂——尽管在工具智能方面低于黑猩猩，但已能在镜子中辨认出他自己的模样。这种辨认在儿童的“啊哈，真奇妙！”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拟态中有所体现。柯勒（W.Kohler）视其为情境认知的表现，并认为它是智力行为的关键一步。

面对镜像——不会像猴子那样一旦捕捉住了某个形象，并发现它是空洞的，就很快会失去兴趣——婴儿立即会以一连串的姿态动作作为回应，并会乐此不疲。在这些姿态动作中，婴儿会以游戏的方式体验到镜像中呈现出的运动与被反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体验到这一虚设的复合体与它所复制的现实——婴儿自己的身体、环绕着他的人和物——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自鲍德温（J.Baldwin）以来就已经知道的，这种事情在婴儿六个月时就会发生，而它的反复常使我深思镜子前的婴儿那令人吃惊的奇异行为。还不会行走甚至还无法站立的婴儿被某些支撑物——人或人造物（在法国，我们称之为“宝宝走椅”）——紧紧地支撑着，但他却能在一阵欢快的挣扎中克服支撑物的羁绊，并固定在一种微微前倾的姿态中，以便在凝视中能捕捉到它，能回忆起那瞬间的镜像。

在我看来，一直到婴儿十八个月的时候，这种行为都具有我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这一意义揭开了迄今仍有争议的利比多机制以及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它与我对妄想症认识的思考相吻合——的秘密。

我们只能把镜像阶段理解为“一次认同”（identification）。在精神分析赋予这个术语的全部意义上说，亦即主体认定一个镜像时发生于他身上的转换。这一阶段性效果的命运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通过一个古老术语“心象”（imago）的使用被充分地提示出来了。

孩童在婴儿阶段仍处于运动机能的无力和嗷嗷待哺的依赖状态，其对自身的镜像的这种欣悦认定似乎暴露了某种典型情境下的象征母体（the symbolic matrix）。在此，“我"突然被抛入了某种原始的形式，之后，又在对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被对象化，尔后又通过语言而得以复活，使其作为主体在世间发挥功能。

如果我们想把这种原始形式归入我们常规的案卷，那就应称它为理性之我。在那一意义上，它也将是二次认同的源泉。我愿将利比多的标准化功能置放于这个术语名下。但重要的是，这种原始形式在自我被社会规定之前，就将自我的动因置于一个虚构的方向上。这对单个的个体来说将是永远无法还原的。或者更恰当地说，它只能渐近地回复至主体的形成过程，不论这一辩证综合的成功程度如何，它都要以此来解决其作为主格的我与自身的现实的不协调。

事实上，主体在幻象中借以预期其力量的成熟的完整的躯体形式，仅仅是作为格式塔赋予他。也就是说，他只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获得这形式。在那里，这形式当然是构成性的而非被构成的。但是，这形式首要的是在凝定主体的倒转立像和在颠倒主体的对称物中向其显现的，这与主体感觉到且赋予其活力的混乱运动刚好形成对照。就这样，这种格式塔——尽管其动力式样还不甚明了，但其完形的作用仍应视做同物种密切相关——通过其外表的这两个方面，象征着“我”的心理持续性。与此同时，它也预示了它的异化命运。格式塔也孕育着某些对应性。这些对应性将我同人投射于其中的立像联结成一体，将我同支配我的幻影联结为一体或者将我同那种在一种模糊的关系里使自己的世界趋于完成的自动机器联结为一体。

实际上，对“心象”而言——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在象征的效用的阴影中，我们有幸能粗略地看到它的被遮掩的面影——镜中之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入口。如果我们依照“自己的身体的心象”在幻觉或梦境中呈现的镜子排列进行判断，不管是关系到个体的形貌，甚至它的缺陷，抑或是它的对象—投射；如果我们在那“替身”的表象中——心理现实就是在此被表现出来的，不论它有怎样的异质性——来观察镜子装置的功能。

格式塔在有机体身上可以产生构型的效果，这一点已被生物学实验所证实。这个实验本身同心理因果论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至于它都无法用这些术语来说明自己的结论。不过，这个实验发现，雄鸽的性腺成熟的必要条件是，它会看到它的另一个同类，不论是雌性还是雄性。这个条件本身是如此充分，以至于只要将单只鸽子置于一面镜子的反射范围之内，预期的结果就唾手可得。与此类似，在迁徙的蝗虫的情形中，要在同一代里将蝗虫从独居性的转变成群居性的，只须在某个阶段给单只蝗虫看一个同类的形象独有的视觉行为。当然，它要能被这个形象的活动所激活，而且这个形象的活动必须与其物种的特性足够地接近。这些事实都属于同形认同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又属于作为构型作用和性吸引的美感的意义这一更大的问题。

但是，拟态的事实一旦被看做异形认同，就同样具有启发性。因为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活的有机体的重要性问题——与试图将这些事实化约为所谓至上的适应法则的荒谬尝试相比，心理学的概念未尝不能更适合地说明这些问题。我们只须回忆一下罗杰·凯洛伊斯（Roger Caillois）（那时他还很年轻，刚刚同培养了他的社会学派决裂）对这个论题的阐明。他使用“传说的精神衰弱”这个术语，把形态模拟阐释为是对具有假象效果的空间的迷恋。我已经在社会辩证法——它将人类知识结构为妄想狂——中说明了为什么在有关欲望力量的范围方面，人的知识比动物的知识更为自足，为什么人的知识是在“点滴的现实”中被决定的——超现实主义者不依不饶地将这“点滴的现实”视做人类知识的局限。这些思考使我在镜像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空间欺诈中——甚至在社会辩证法之前——看到了人因其在自然现实中的有机体不足而产生的结果，只要“自然”一词还有某种意义。

因此，我将镜像阶段的功能视做“心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这个功能就是要在有机体与其现实之间——或者，如他们所言在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

然而，在人那里，同自然的这种关系被处于有机体核心的某种断裂所改变，被新生儿最初几个月的不适和动作不协调的症状所表露的原初混乱所改变。金字塔式的体系在结构上的不完整这一客观观点，以及母体的体液残存都证实了我所阐述的观点，即在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特殊早产”。

顺便提及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胚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们称之为“胎型化”，认为是它决定了所谓的高级神经器官，尤其是脑皮层的优势——精神外科手术使得我们将脑皮层视做有机体内的镜子。

这一发展过程可被体验为一种决定性地将个体的形成投射到历史之中的时间辩证法。镜像阶段是一出戏剧，其内在的冲力从欠缺猛然被抛人到预期之中——它为沉溺于空间认同之诱惑的主体生产出一系列的幻想，把一个碎片的身体形象纳入一个我称做整形术的整体性形式中——最后被抛入一种想当然的异化身份的盔甲之中。这一异化身份将在主体的整个心理发展中留下其坚实结构的印记。因此，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环路的断裂，将为自我确证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困扰。

当精神分析活动碰到个体身上某个层面的富有攻击性的断裂时，这种碎片化的身体——我也把这个术语引人了我们的理论指涉系统中——通常在梦中现形。那时，它总是呈现为断裂的肢体形式，或者是外观形态学中所表现的器官形式。它长着翅膀、全副武装，抗拒内心的困扰——这同富于幻想的海尔尼玛斯·鲍希（Hieronymus Bosch）在绘画中永远确定的形象是一样的。这些形象从15世纪开始激增，到现代人的想象中达到了极致。但这种形式在有机体的层面上，在决定幻觉构造的“碎片化”路线中，甚至都有具体的揭示，就像在精神分裂症和歇斯底里的阵发症状中所表明的。

与此相关，“我”的构型在梦中是以一座堡垒或一个体育场来象征的——体育场内的竞技场和围栏将体育场划分为两个对立的竞赛区域，其四周是沼泽和垃圾堆，主体在那里陷入争夺高耸的、遥远的内部城堡的斗争中。此城堡的形式（有时并置于同一剧情中）以一种极其令人吃惊的方式象征着本我。类似地，在心理层面，我们能发现设防工程已完成的结构。这些结构的隐喻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就像是源自症状本身以指明强迫症的机制，如倒错、隔离、重复、否定、置换等。

但是，如果我们只倚仗这些主观的给定物——不论我们是多么微弱地想使它们摆脱那使我们将其看做分享有语言技艺之本质的东西的经验条件——那我们的理论尝试就会受到指责，指责它们将自身投人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绝对主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目前的、以客观资料为基础的假设中，为“象征还原法"寻求一个指导性纲要的原因。

这一方法在“自我的防御”中建立了一种发生学的次序——这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小姐在她那本伟大著作的第一部分提出来的愿望相一致，而且（与经常能听到的偏见不同）将歇斯底里的压抑及其反复置放于比强迫症的倒错、隔离过程更早的阶段，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源自镜像之我折射到社会之我的过程妄想狂异化的初级阶段。

镜像阶段趋于完成的那一时刻开创了——通过认同对应者的“心象”，通过（夏洛特·布勒学派在婴儿“过渡论”现象中充分地揭示出来的）原生的嫉妒戏剧——从此将我同社会形成的情境连在一起的辩证法。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决定性地将人的所有认识通过对他者的欲望转化为中介，又通过同他者的合作，在一个抽象的对等物中来构建它的对象，并将那个“我”转化成这样一种机器。对它而言，每一次本能冲动都构成一次危险，即使这冲动与自然的成熟相一致——这种成熟的标准在人身上从此将取决于某个文化中介，如同俄狄浦斯情结在性对象的情形中所表明的。

根据这一概念，“原发性自恋”这个术语——精神分析理论用它来指明那一时刻的利比多投入的特征——揭示了在发明它的那些人身上最为深刻的潜在语义意识。但是它也暴露了自恋利比多与性利比多之间的动态对立。最初的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就已经试图定义这一对立，他们求助于破坏本能亦即死亡本能，来解释自恋的利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之间明显的联系，解释自恋的利比多与我在同他者的任何关系里，甚至是以乐善好施为目的的关系里所流露出来的攻击性之间的明显联系。

事实上，他们遭遇了当代的存在与虚无哲学有力地宣告的存在之否定性的事实。

但不幸的是，这种哲学仅仅是在意识自足的限度内来理解否定性。作为这一哲学的前提，这种意识自足是与构建自我的误认以及将自已委身于其中的自主幻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匪夷所思的奇想，在非同一般的程度上从精神分析的经验里汲取颇丰，而其登峰造极之处则在于扬言要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

在一个拒绝承认除功利主义功能外它还具有其他功能的社会里，在这一历史性的努力达到顶峰的时刻，在个体面对着“集中营式”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焦虑面前——这焦虑似乎使那一努力最终功德圆满——存在主义要由它为此而产生的主体的困境所作的种种辩解来评判：一种绝不比在监狱高墙内更加真实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意识无力把握任何情势的介人要求，一种理想化的窥淫—施虐式的性关系，一种只有在自杀中才得到实现的个性，一种只有在黑格尔式的谋杀中才得到满足的对他人的意识。

我们的经验与上述主张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的经验教导我们不要将自我看做“知觉一意识系统”的中心，或者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而成的——此原则正表达了对知识辩证法最充满敌意的科学偏见。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应该从“误认功能”出发。这个功能体现了自我在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明确地描述了的所有结构中的特征。因为，如果否定代表着这一功能的显性形式，那么，只要其效用在呈现本我的命定层面还没有被阐明，这些效用就大体上仍处于潜形状态。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我”的形成的惰性特征，并在那儿发现对神经症的最广泛的定义——就像主体受到情势的欺诈，从而赋予我们疯狂的最普遍格式一样。这不仅包括疯人院围墙内的疯狂，也包括以其狂暴和噪音来吞没世界的疯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是心灵激情的磨炼。这就如精神分析天平上的横梁，当我们测算它威胁全体社会的程度时，它还向我们提供社会激情得以平复的标示。

在现代人类学如此执著地研究的自然与文化的这个联结点上，唯独精神分析学认识到了想象的奴役这一死结，认识到了爱必须永远拆解或斩断这一死结。

因为这样一项任务，我们不再相信利他主义的情感，我们赤裸裸地暴露了潜藏于慈善家、唯心主义者、教育家甚至改革者的行动后面的攻击性。

在我们所维护的主体对主体的求助中，精神分析可以陪伴病人抵达“你即如此”这样的狂喜极限，在那里向他揭示他命运的奥秘。但是，我们作为精神分析从业者的绵薄之力，无法将他引至真正旅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