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帝国

（一）大韩帝国（1897年—1910年）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上的君主制国家，1897年10月12日朝鲜王朝的第26代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大韩帝国通常被认为是朝鲜王朝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现今韩国的历史学家为区别后世的大韩民国，又称这一时期为“旧韩国”或“旧韩末”。大韩帝国的疆域与朝鲜王朝相同，大致相当于当代朝鲜和韩国面积的总和，北面隔鸭绿江与图们江与中国和沙俄接壤，南面隔大韩海峡（即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地方行政单位较朝鲜王朝时期有所改变，为道、府、郡三级制，没有县的建制，只保留一个州即济州。行政区划也与朝鲜王朝略有不同，平安、咸镜、忠清、全罗、庆尚等五道分别被拆分为南北两道，因而由朝鲜王朝时期的八道变为十三道，首都仍为汉城（今韩国首尔）。大韩帝国延续13年，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朝鲜半岛遂沦为日本殖民地。1910年8月29日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生效，大韩帝国被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王朝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是大清帝国的属国，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控制朝鲜政权，强迫其废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95年4月战败的清朝政府在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独立。但事实上朝鲜当时被亲日的金弘集内阁统治，因而日本不断插手朝鲜政局。1895年10月8日日本人在“乙未事变”中杀害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又嗾使金弘集内阁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实行太阳历、颁布断发令等，这些措施都严重伤害朝鲜人民的感情。

（二）人们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迅即展开并蔓延全国。1896年2月在当时的亲俄派大臣李完用、李范晋等人的劝诱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王族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事件改变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亲俄派的实力膨胀，亲日的金弘集内阁迅速倒台，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俄馆播迁事件平衡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种外部局势为后来大韩帝国的建立创造条件。朝鲜半岛政权在古代长期称臣于中原王朝，其历代君主的头衔都是王，只有高丽王朝时期曾大量僭用皇帝仪制，颇有“外王内帝”之色彩，高丽光宗也有被尊称为“皇帝”的记录。元朝控制高丽（尤其是进入朝鲜王朝时期）以后朝鲜半岛的君主更加恪守藩属之道，僭越之举减少，为明清时期中国外藩之郡王。朝鲜王朝中期文人林悌临终哀叹：“四海诸国未有不称帝者，独我邦终古不能，生于若此陋邦，其死何足惜！”清朝时期朝鲜王朝提倡的“北伐论”激起一些朝鲜人入主中原、继承帝统的愿望，但终究还是不敢擅自称帝。1768年朝鲜儒臣金若行上疏，认为1644年以后中国无主，朝鲜独保正统，因此请求朝鲜英祖称帝建元，用天子礼乐。结果被英祖贬为庶人，发配黑山岛，被视为“托以尊周，欲启邦衅”。自近代以来朝鲜高宗就不甘心对外使用清朝所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称号，从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来采用“大君主”作为外交的头衔（“大君主”最早是英国为了对应清朝的“大皇帝”而对英国女王头衔的汉译，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英国批准书中正式启用，后来固定为外交上对欧洲国王头衔的汉译），并铸造“大朝鲜国大君主宝”为国书所钤之印。

（四）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说：“高宗每自谓五百年祖宗以来无大朝鲜大君主之号，尤无外臣为国使员之盛，今则身享其荣，将无以逾其功烈，直迈乎数十王之上。”与此同时朝鲜国王称“皇帝”之议随之产生。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提出过“国王称帝”的法案，翌年闵妃集团欲与俄国勾结脱离清朝，造成两次朝俄密约事件。闵妃集团认为联俄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称帝，袁世凯给李鸿章报告说：“俄党诸闵又极怂恿引俄保护，他国不敢侮，可自尊为大皇帝，不受人节制，王心又移。”朝俄密约事件平息以后袁世凯作《朝鲜大局论》，专门就称帝之议警告朝鲜道：“如以不臣于人为自主，是徒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沦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破灭，得失之计，判然可知矣！”直到1888年袁世凯还风闻朝鲜“有称帝之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控制朝鲜后，朝鲜实行“甲午更张”，称帝之议再次浮上水面。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曾提议国王高宗称皇帝，不过未被朝鲜采纳，只是将国王正式升格为“大君主陛下”。其他称呼也提升，比如称“朕”、“诏”等，唯独没有称帝。甲午战争结束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朝鲜的亲日派开始策划国王称帝，特别是闵妃被害的“乙未事变”以后更是加紧称帝步伐。在闵妃被害7天后（即1895年10月15日）朝鲜内阁举行会议，讨论称帝事宜。据时任外部大臣金允植的记录：“今日阁议，以我国处东洋两帝国之间，素称自主独立。而尊号尚迟，有碍时局，奏上皇帝号、建元。上谦让数回，可之。”

（五）另外外部协办尹致昊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会议上禹范善、赵羲渊、权滢镇等军部官员力主称帝，他们指出称帝对于脱离清朝独立的意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尹致昊则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和清朝不可能因为称帝而对朝鲜增加一丁点尊敬，所以称帝将会引发理所应当的嘲笑。外部大臣金允植和总理大臣金弘集虽然赞同尹致昊的主张，但是还是顺从军部官员们的意见在最后决定称帝，同时还下诏拣择新皇后。计划于10月26日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大朝鲜帝国”。然而朝鲜的这次称帝计划由于俄、美、英三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流产。这次称帝风波与其说是朝鲜的独立自主，毋宁说是日本及亲日派掩盖“乙未事变”的一个步骤（力主称帝的禹范善、赵羲渊就是乙未事变的参与者）。这次风波的关键不在于称帝，而在于与之同时进行的“皇后拣择令”。日本人想通过扶植国王称帝的方式，一来对外展示日本的善意，二来以此为契机另立新皇后来掩盖闵妃之死。然而“俄馆播迁”后亲日派政权倒台，称帝暂时无从谈起。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则是国王高宗及几乎所有派系势力一致推动的，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自主建国运动。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政局基本稳定，不过朝鲜高宗仍然滞留俄国公使馆，因而刺激普通民众的独立自主意识。1896年4月参与过甲申政变、留美归来的著名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创办朝鲜半岛历史上首个民间报刊——《独立新闻》，强烈呼吁朝鲜独立，实行近代化改革，大力宣传独立自主精神和西方的民权法治思想，在当时朝鲜各阶层影响很大。

（六）比如其中一次社论中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国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如提高庶民之地位，首先要提高国家之地位，如提高国家与庶民之地位，其国君主必须与他国君主比肩而立。” 同年7月徐载弼又创办“独立协会”，为了表示其与历史决裂和追求独立的决心，独立协会还在过去朝鲜迎接清朝使臣的“迎恩门”原址上建造“独立门”，又把奉迎清朝“天使”的驿馆“慕华馆”改称“独立馆”，用作独立协会办公室。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回到汉城庆运宫（今德寿宫）。此后不仅有民间开化派的《独立新闻》和独立协会呼吁称帝建国，代表传统势力的儒生和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引经据典，请求高宗即皇帝位。1897年5月1日前承旨李最荣上疏请高宗称帝，5月9日以权达燮为首的地方儒生开始不断上疏请求称帝建国。5月16日中枢院议官任商准上疏，5月26日幼学（未取得功名的儒生）姜懋馨上疏，郡守郑乔也上疏驳斥反对称帝的言论。1897年9月25日和26日作为高级官员的农商工部协办权在衡和外部协办俞箕焕上疏强烈请求高宗称帝，9月29日奉朝贺（致仕官员的一种荣誉官名）金在显联716名缙绅上疏请求称帝，9月30日议政大臣沈舜泽和特进官赵秉世代表所有朝廷官员上疏劝进。

（七）在这些纷至沓来的上疏中，陈述多种称帝的理由，比如称帝可以巩固国势，确保独立之实，“甲午更张之后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国是靡定，民疑满腹。而目下矫正之方，亶在乎正威仪、尊瞻视，使民心有所趋向也”。也有很多人提到朝鲜在中华文化圈中的正统性，比如姜懋馨上疏指出：“我邦虽疆域不大，羲、黄以来五千余年正统相传之礼乐文物，亶在于是。”李秀丙上疏指出：“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外部协办俞箕焕更是引用欧洲历史称清朝和朝鲜共同承接中华正统，就如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同承接罗马正统，所以朝鲜也应称帝。还有大量上疏运用《万国公法》，论证称帝建国的可行性。比如权在衡的上疏中引用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第84～86章的内容及其注释，恳请高宗不要顾忌外人的议论，立刻称帝建国。此外还有上疏写道：“我邦统合三韩，陆地疆土延亘四千里，人口不下二千万，具备称帝的规模。”《独立新闻》对此发表评论说：“数百年来朝鲜人只视清国皇帝为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时朝鲜的忠臣们开始认为朝鲜大君主陛下实乃与清国皇帝地位同等，这的确是朝鲜已经得到自主独立的表征。”此时尽管有柳麟锡、崔益铉等腐儒以朝鲜为明朝藩臣为由反对称帝，但已无法扭转历史的车轮，高宗称帝已经是势在必行。事实上请求称帝的上疏运动很大程度上出于高宗李熙本人的授意。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遭到包括日俄在内的各国的冷眼相对，日本的福泽谕吉甚至还撰文揶揄道：“据近日的消息，原来传闻中的尊号之议已经确定下来，朝鲜国王今后将以皇帝陛下称之。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的事。”

（八）“称号为国王或皇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说到其皇帝陛下支配的‘帝国’之状况如何，从外面看该‘帝国’简直不成体统。这位国王直到近日还寄居于他国公使馆，连国王自身之居所都难以安定而遽然称帝，对国内外还能施加怎样的威严呢？”因此高宗需要借助营造“举国一致推戴”的氛围，以获得列强的承认，实现他自己的称帝计划。史料记载高宗的称帝计划：“各国力阻之，俄使则曰：‘贵国必欲僭号，我俄当绝交！’上始惧，然垂成而沮，殊不雅观，乃授旨臣僚，相继陈请，有若上之屈意徇众者。”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也向日本政府报告道：“国王希图形成上下官民一齐仰望，举国舆论同声拥戴的情形，而引起列国驻朝使臣的关心，以称帝一事无法中止为由取得列国使臣的同意。先是在即位前夕朝鲜政府派遣宫廷官员到各使馆暗中探听其意向，并且对他们进行游说使其出面斡旋。但是使臣中或是劝止，或是表现出冷淡态度，谁也没有做出认真表示。”所以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不仅有来自朝野各派势力的强烈呼吁，高宗本人则是幕后最大的推手。1897年10月3日朝鲜高宗李熙“勉强”接受臣民的称帝请求，1897年10月12日凌晨2时李熙前往圜丘坛（祭天坛）祭天，仪式完毕后李熙登上金黄色龙椅。接过新制的“大韩国玺”，穿上十二章衮冕，正式登基为皇帝。其后李熙从圜丘返回庆运宫，于正午12时在太极殿举行百官朝贺仪式，册封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

（九）这天晚上长安（指汉城）各家遍挂灯笼，亮如白昼，家家户户高挂太极国旗，以彰显人民的爱国之心。次日晨8时李熙再度莅临庆运宫太极殿，颁布登基诏书，宣布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大赦天下。当天李熙还接见日本、美国、俄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外国驻韩使节，接受他们的祝贺。高宗李熙称帝建国的程序、规格等主要依据的是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即《大明会典》卷四十五所录之《高皇帝登极仪》，大韩帝国诞生的全过程被编为《大礼仪轨》一书。当时清朝对高宗称帝普遍抱否定态度，据清朝驻韩领事唐绍仪的报告称朝鲜政府曾考虑定国号为“大华”，后改为“大韩”。他不屑地数落道：“僭窃之极，从古未闻，似此妄自尊大，不知戒慎，恐东方之祸机亦即伏于此矣！”《申报》则评论说：“噫！内忧未靖，外患迭兴，而尚欲帝制自为，居然妄自尊大，亦多见其不知量矣！” 只有章太炎明确支持朝鲜称帝，他认为朝鲜是与南朝、南宋类似的“诸夏之真王”，最有资格称帝并继承中华正统，所以“韩建光武，固以崇矣”。同时他还批评：“今燕蓟之顽臣，鄙逖朝鲜以为东夷；朝鲜之视吾土，亦以为挚维于建虏而莫之脱。是则无异南北之相谥号以为‘岛夷’、‘索虏’——‘索虏’则名实既副矣，若䛗讦‘岛夷’者，果厌人心乎哉？”大韩帝国是日、俄势力在朝鲜半岛处于相互牵制的均衡状态下由高宗李熙自主建立的，在这种状况下韩国所受的外部压力使其暂时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一种弛缓期。

（十）高宗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状况，因此对外采取势力均衡策略，通过列强间的互相牵制来维系国家独立，并以永久中立化为目标。对内则延续甲午更张以来的近代化改革，着手对韩国进行改造，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由于高宗称帝后年号为“光武”，故历史上将高宗建立大韩帝国后几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行的改革称为“光武改革”。光武改革使韩国的社会风貌焕然一新，促进韩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使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大为发展，同时使朝鲜民族得到启蒙，进一步唤醒民族意识。然而光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旧本新参”（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的制度），所以改革措施并不彻底，很多只是流于表面。韩国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外国势力也没有真正驱逐。大韩帝国的政治仍然延续朝鲜王朝时期的黑暗腐朽，再加上连年饥荒导致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因此大韩帝国并没有因光武改革而走上富强。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光武改革的进程被打断，韩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殖民地道路。由于光武改革的局限性，一直是韩国独立和改革的急先锋的独立协会与政府的矛盾逐渐加剧，独立协会中受过美国教育的激进分子如李承晚等人甚至鼓吹民权，并几度在汉城酿成官民冲突。独立协会于1898年12月被大韩帝国政府取缔，李承晚等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其创始人徐载弼也离韩赴美。大韩帝国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然而其自身国家被外国支配的情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自始至终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

（十一）大韩帝国成立前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韩国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但双方都明确反对以北纬38度线为界直接划分两国在韩势力，因为日俄都欲独吞朝鲜半岛。这一时期日俄两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由直接干涉其内政转为以经济侵略为主，俄国利用“俄馆播迁”获得朝鲜半岛北部丰富的林业资源。而日本则将大韩帝国的渔业权利尽数攫为己有，还在1903年铺设京釜铁路，使得处于劣势的韩国民族企业也在与日俄的恶性竞争中举步维艰。1903年日本和俄国的矛盾逐渐激化，日本主张“满韩交换”，日俄分别占有韩国和中国东北地区。俄国则主张独占中国东北，以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为俄国势力范围，39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但是日本不可将其用于军事目的。俄国利用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固有优势压制日本，日本也恃英日同盟而毫不退让。特别是这年俄国拒绝履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中从中国东三省的第二期撤兵及强占韩国龙岩浦事件更是加剧日俄关系的恶化，两国爆发战争已是在所难免。在这种状况下以高宗皇帝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开始加紧中立化进程，早在1900年高宗采纳亲美派的主张企图依靠美国，以列强“共同保证”韩国中立，来打破日俄分割韩国的阴谋。不过日俄都反对大韩帝国中立，美国不愿卷入日俄纷争也拒绝担保，因此高宗的第一次中立化计划泡汤。

（十二）1901年以后第二次韩国中立化计划开始酝酿，最早是俄国提出的，高宗听说后派李根泽、朴齐纯等大臣访问日本，探听日本对韩政策，结果解到日本并不愿韩国的中立化。事实上此时的日本已经出台将韩国“保护国化”的“小村路线”，不可能支持韩国的中立。其后韩国国内政界深陷“严妃升后”（严妃即纯献皇贵妃）的泥潭中，根本无法实行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俄、美等国外交官筹划的韩国中立化也在日本的阻扰下失败。在1903年战争阴云密布之际高宗开始探索第三次中立化计划，原本大韩帝国追求的是永久中立国，但此时退而求其次，开始谋求战时中立的地位。1903年8月18日韩国外部大臣李道宰电令驻俄、驻日公使，其要点为要尽速取得日俄战争爆发时对维持韩国的中立化和领土完整等方面的各国政府的保障。同年8月21日高宗又派精通法语的宫内府官吏玄尚健前往法国，与驻法公使闵泳瓒一道寻求法国政府及海牙国际法庭对韩国中立化的援助，但是日本得知韩国的中立图谋后以“不合时宜”为由断然反对并加以破坏。随着战争的迫近，高宗的密使李建春在法国驻韩公使冯道来的协助下于1904年1月21日在中国芝罘（今山东烟台）以外部大臣李址镕的名义用法文发表中立宣言，这是韩国历史上首个中立宣言，史称“芝罘宣言”。其内容为：“日俄两国间交涉事件不相协洽，到今形势难期和平的解决，我政府兹奉大皇帝陛下敕命，不拘日露两国目下协议结果如何，遵守严正中立之事断然决心，且大皇帝陛下当此时机希望列国友谊的帮助。”

（十三）其后又将宣言电告各国驻韩公使，日本对此大为震惊，并以“中立化不合时宜”为由回避承认。之前热衷帮助韩国实现中立化的俄国则出乎意料地持旁观态度，英国也以“现在中立宣言不具有重要性”为由拒绝承认，其他国家则没有一个正式表明支持者。就这样高宗的中立外交政策彻底破产，韩国也在日俄战争期间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1904年2月9日日本不宣而战，进攻驻扎在韩国仁川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完全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迅速开进汉城控制韩国政府，并在2月23日强迫韩国同日本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同年8月22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大韩帝国开始进入被日本控制的顾问政治时期。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自此独占朝鲜半岛。于是日本政府逼迫韩国与之缔结其一手炮制的保护条约，在韩国宫廷的御前会议上诸大臣坚决反对缔约，亲日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同意缔约。当年11月17日日本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日本特使伊藤博文和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携条款亲自进宫，由于高宗称病缺席由韩国政府的八大臣负责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八大臣威逼利诱，以学部大臣李完用（李完用已由亲俄转向亲日）为首的原本亲日的五大臣同意缔约，其余三人则表示反对，其中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因为坚决反对缔约被日本军强行拖出宫廷。

（十四）日军还从韩国外部夺取大印，强迫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在《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上签字，大韩帝国从此名存实亡。根据这个协约大韩帝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及内政主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皇城新闻》立即把签约的真相公布于世，称保护协约公布之日为韩国“全民哀悼的日子”。主笔张志渊所撰写的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社论，反映韩国人民对保护协约痛恨之情。当时韩国社会的情况是学生闭校痛哭，教徒呼天悲泣，商贾撤市狂呼，儒生投章叫阖。元老大臣抗事累日，而日人或以兵劫之，或拘而辱之。于是侍从武官长闵泳焕拔刀自刎，原任议政大臣赵秉世饮药自裁，殉于独立。农民金台根在水原停车投石击伊藤博文不中，奇山度、李种大、金锡恒等十一人谋刺五贼，事泄被逮，李建奭呕血死狱中。此后在韩国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其中以忠清道的闵宗植、全罗道的崔益铉、庆尚道的申乭石这三支义兵部队最为活跃，沉重打击各地的日军和傀儡政府。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工商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签约的当天卖国贼李完用家被人放火。

（十五）《乙巳条约》签订后日本对大韩帝国的控制由顾问统治转为日本韩国统监府的太上皇统治，即统监政治（保护政治）时期。11月23日日本政府公布协约全文，并将此事通知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要它们撤走驻韩外交代表机构。在各国外交使团尚未撤离时日本就关闭驻汉城的使馆，成立统治大韩帝国的新机关—韩国统监府，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各道的日本领事馆也撤销，成立统监府的地方机关—理事厅。1906年3月2日伊藤博文来到汉城就任韩国统监，他先后扶植朴齐纯和李完用建立傀儡内阁，又以协助韩国改革为名抛出“施政改善”的幌子，强迫韩国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引发韩国人民的“国债报偿运动”。而高宗皇帝也不甘心做傀儡，《乙巳条约》签订不久高宗皇帝就秘密写信给美、俄、德、法4国首脑，宣布《乙巳条约》无效，但这四国首脑都不予理睬。1907年发生“海牙密使事件”，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皇帝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向高宗皇帝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

（十六）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保护条约，企图借机废黜高宗。伊藤威胁高宗说： “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伊藤还指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在伊藤的唆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1907年7月6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会长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明治天皇）谢罪；二则陛下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双方僵持不下。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7月20日在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改元隆熙。纯宗即位四日后在汉城的日本外相林董和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唤至韩国统监府，交给他事先拟好的七款《日韩协约》草案。李完用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一字不动地通过这一协约，当晚李完用在伊藤住所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

（十七）协约内容是：韩国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必须接受统监的指导；韩国政府制定及采取重要的行政措施均须事先得到统监的同意；韩国的司法事务须与普通行政事务区分开；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须经统监同意；韩国政府应任命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为韩国官吏。1907年7月27日日本又迫使韩国傀儡政府公布《新闻法》，7月29日发布《保安法》，剥夺韩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8月1日日本强行解散韩国军队，这一行动激起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的高潮，日本急忙集结兵力，在两年后镇压义兵运动。同时也开始由日本人作为次官，实际掌握中央及地方行政大权的时期。为加速吞并韩国的日本强化在韩国军事警察统治，统监府成立时在韩国的日本宪兵有800人，1907年末已增为2000多人，1908年更达到8600多人，宪兵特务遍布韩国各地。日本过去在韩国只有1个师团的兵力，韩国统监府成立后到1908年5月前又增加1个旅团，两个步兵联队（团）和1个骑兵联队。对韩国人民的反抗采取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的措施，据统监府显然是缩小的官方统计从1907年7月到1908年底就杀害近1.5万人反抗日本的韩国人。1909年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令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关于韩国问题的文件，仓知铁吉拟订吞并韩国的《对韩政策的方针》和《对韩施政大纲》。

（十八）3月30日小村向首相桂太郎提交这两份文件，桂太郎当时即交给内阁考虑。4月10日桂太郎、小村和正在东京的韩国统监伊藤3人就吞并韩国问题密谈，伊藤博文表示完全同意两个文件。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文件并得到天皇批准，《对韩政策的方针》即关于日韩合并的决议规定：“在适当时机断然实行对韩国之合并，使合并后之韩国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之一部分。”《对韩施政大纲》则主要有以下内容：在合并韩国时机到来之前，须在韩国驻扎必要之军队，并增派大批宪兵及警察；将韩国铁路移交日本政府的铁道院掌握；尽可能多地向韩国移民，以加强日本势力；进一步扩大在韩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的日本人官吏的权限等等。7月1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政府签订协约，韩国政府向统监府司法厅交出司法权和监狱事务，接着又取消韩国政府的军部。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辞去统监职务，副统监曾祢荒助升任统监，伊藤博文的去职标志着朝鲜统监政治时期的结束，进入合并时期。在合并时期主要是具体实施吞并朝鲜半岛的方案和取得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支持，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活动，计划与俄国财政部长科科夫佐夫密谈，一则密谋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权益，二则事先征得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的谅解。同年10月26日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伊藤博文，12月22日李在明伏击卖国贼李完用，使李完用身负重伤、险些丧命。

（十九）伊藤博文被刺大大震惊日本帝国主义，日本政府趁机煽动复仇情绪，为吞并韩国制造舆论。军政首脑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劝说桂太郎内阁立即吞并韩国，有的公开发表声明、谈话，敦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御用报刊也推波助澜，“朝鲜问题同志会”、“偕乐园”等组织纷纷出笼、四处演说，鼓吹吞并韩国。1910年初在日本第26届议会上在野党议员组织“中央俱乐部”，向首相提出质询，要求追究“推动合并不力”的现任统监曾祢荒助的责任。1910年春曾祢荒助回东京治病，日本政府遂将其解职。5月30日任命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出任统监，6月3日日本内阁通过《对韩国施政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时吞并韩国后设立总督府。总督直接隶属于天皇，在朝鲜半岛有统辖一切政务之权限，委总督以大权，有发布有关法律事项、命令之权限等。寺内正毅又据此拟订《日韩合并条约》，方案包括改“韩国”国号为“朝鲜”等22项条款。1910年8月22日汉城的日本军、宪、警全部出动，警戒全城，城门、要冲、大臣住宅和皇宫更是戒备森严。下午1时召开御前会议，总理大臣李完用说明与统监府交涉经过，强调“韩日合邦”不可避免，并宣称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下午4时李完用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到统监府，提交纯宗皇帝授予签约的委任状。李完用和寺内正毅在《日韩合并条约》上正式签字，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大韩帝国彻底灭亡，前后历时仅13年，传2帝。

（二十）《日韩合并条约》共计八条，第一条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地让与日本皇帝陛下”。第二条规定：“日本皇帝陛下接受前条所举之让与，且允许将韩国全部合并于日本帝国”等等。同年9月30日日本公布朝鲜总督府官制，任命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总督，10月1日起成立总督府。总督府在朝鲜半岛推行以“皇化”（奴化）为目的的“日韩一体”的同化政策，以毁灭韩民族。在日本军人总督手下对朝鲜半岛实行军人武断统治，由宪兵司令官担任警务总长，禁止朝鲜半岛结社、集会，取消言论和新闻自由。此外还颁布《朝鲜教育令》，对朝鲜半岛进行奴化教育，强迫高丽人以日语为“国语”，强制各级学校用日语教学。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经济命脉也进行全面的控制，在吞并朝鲜半岛的头4年中殖民者将租税提高4～5倍，并在其10年时间内从朝鲜半岛农民手中夺取一半以上的土地，仅东洋拓殖会社就霸占10多万公顷的土地。朝鲜半岛75%的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佃农、半佃农，日本殖民者还不断增加朝鲜半岛粮食和原料的输出。从1910年－1919年按价值计算时大米输出增加17倍，大豆增加3倍多，棉花增加26倍。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的日本政府还不断向朝鲜半岛移民，从此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李坧则被降为“昌德宫李王”，太上皇李熙被降为“德寿宫李太王”，软禁在这座五百年历史的悠久宫苑中，成为自己国家土地上的异国囚徒。

（二十一）大韩帝国在政治方面朝鲜高宗大力强化君主专制政体，由于之前掣肘高宗的势力如大院君、闵妃、日本人等均消亡或削弱，所以朝鲜王朝已经衰落上百年的君主权力再次膨胀。高宗皇帝李熙独揽朝政，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他先下令废除甲午更张时期确立的责任内阁制，恢复议政府，扩大宫内府权力，使议政府、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俯首听命于自己。高宗还总揽军政，在宫中成立“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同时又延续甲午更张以来引进的西方君主国家的文官体制，但这已变成为君主专制服务。1899年8月17日大韩帝国政府颁布《大韩国国制》（大韩帝国宪法），确立大韩帝国是君主制国家，明确规定君主的“无限君权”，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大韩帝国着手树立近代帝国的形象，从大韩帝国的建国过程上看很大程度上向中国明朝看齐，带有浓厚的小中华思想。但高宗内心的真实想法并非如此，1900年4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高宗于1902年1月下令制国歌，即大韩帝国爱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 高宗还于1902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

（二十二）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同时也引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这也反映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计划举行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未实际举行）。同时还在各国使节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举措。表明大韩帝国的追求不是传统的东亚皇朝，而是新生的近代帝国。大韩帝国建立后承袭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罗斯军官做顾问，组织并训练一支近代化的6000人以上的军队（大韩帝国军），并确立中央设亲卫队和侍卫队、地方设镇卫队的格局。1898年迫于独立协会举行万民共同会的压力，俄国军事顾问撤出，开始韩国的自主军事改革。1899年6月高宗开设“元帅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号的形式颁布《陆军法律》，规定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

（二十三）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日本军舰“扬武”号。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达征兵诏敕大力扩军，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尹雄烈奏请建设海军。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是以对内镇压本国人民起义、对外维护国家独立地位为目的，是在日俄两强夹缝中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由于财政不足及日俄战争爆发等因素，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大韩帝国从1897年在美国人帮助下丈量全国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历史上称为“光武量田”，不过这次改革因1904年日俄战争而中断。“光武量田”虽然被迫停止，但后来大韩帝国灭亡后日本朝鲜总督府实行的“土地调查事业”将其予以延续。在金融方面大韩帝国于1901年2月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国家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英国人在韩国取得以及架设电车、电灯的专利，汉城的洪陵-东大门线于1899年正式通电车，韩国与美国合办汉城电力公司，汉城电气、自来水供应自此开通，首都汉城的市政建设也全面展开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同时汉城皇国中央总商会发起商权守护运动，藉此摆脱外国，成立国办企业。

（二十四）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方兴未艾，银行、工厂相继开设，传统纺织工业逐渐近代化，釜下铁路公司成为韩国国人企业公司。1898年大韩帝国政府开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口及平壤作为供外国船只停泊逗留的国际港口，又设各国侨民居留地，这也是大韩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体现，即把居留地变成各国互相牵制的工具。高宗皇帝非常重视教育，他在1899年4月下诏：“国家之开设学校，作成人材，将以广知见而求进益，以为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现今世界各国之蒸蒸日上，富强无敌者，岂有他哉？不过曰从事格致之学，究解物理之蕴，识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国之要务，宁有先于此哉？我国之人才，未必多让于外国。而特以教之无素，故人民之知见未开，农商之功业不兴，以致民产日蹙，国计日绌。自政府另饬该部，无得踵前因循，一概认真办理，期有作成开进之功。”高宗皇帝颁布大量近代学校教育规则，如《医学校官制》、《中学校官制》、《商工学校官制》、《外国语学校规则》、《中学校规则》、《矿物学校官制》、《邮务学徒规则》和《电务学徒规则》等。在大韩帝国政府的支持下直至1899年韩国共成立10间汉城国立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同时也对外派出留学生，韩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二十五）不过由于财政问题和思想问题，日俄战争前的韩国新式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教育事业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开花。光武年间韩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上也发生着诸多变化，韩国报业发展迅速，涌现《独立新闻》、《帝国新闻》、《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报刊。韩文（训民正音）得到提倡，成为韩国的国语。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采用韩汉混用的字体（国汉文混用体）。推翻金弘集内阁后朝廷虽然废除强制断发易服的命令，但随着光武改革的深入，韩国皇室业已在对外场合换成西式装束。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见清朝使臣徐寿朋时就穿的是西式礼服，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号的形式颁布“文官大礼服制式”，规定政府文官大礼服用西式大礼帽、大礼衣，小礼服真丝高帽、燕尾服，常服等并用欧制。此后韩国的大部分上层人士和一些百姓也相继断发易服，而韩国的警察和军人更是在1902年后全部穿上西方制服。大韩帝国和清朝的关系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两国的外交关系自1899年9月《中韩通商条约》签订而建交开始，到1906年2月日本剥夺韩国外交权而使清廷撤回驻韩公使为止。朝鲜王朝过去一直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藩属国，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唆使朝鲜金弘集内阁宣布与宗主国清朝断交。

（二十六）1895年1月高宗李熙率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国封建王朝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但由于朝鲜毕竟是清王朝两百多年来的附属国和甲午战争期间的敌国，因此清政府对中朝复交持保留态度，对朝鲜的亲日政权也很不满，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尽管如此但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经济文化联系紧密。朝鲜在1896年2月“俄馆播迁”以后由亲俄政权取代亲日政权，而同年6月清朝大臣李鸿章又在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又都有了“联俄制日”的政治基础。如此一来中朝两国复交条件业已具备，是顺理成章之事。朝鲜方面多次请求清朝与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但清朝政府仍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说什么“英、法、德驻韩皆是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维亚（玻利维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如果韩王必欲居自主之国，清朝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汉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仅同意设领事官而已。1896年11月24日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中朝虽然并未正式建交，但毕竟迈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大韩帝国成立以后依然积极谋求和清朝建交，但清政府还是不肯低头。

（二十七）在韩国外部大臣闵种默拜访中国总领事唐绍仪，通告大韩帝国成立并恳请中韩建交时唐绍仪即表示：“甲午事后我国本未认朝鲜为平行自主之国，况认国王为皇帝乎？且此事攸关昔年体制，我政府定不愿与闻。”并对建交一事也持拒绝态度：“然韩国自主之权何在？今竟欲与我国立约，是亦徒存臆想耳！”但两国山水相连，交往已久，而且有共同的国家利益，中韩建交不可能延宕太久。韩国打算遣使赴华，清廷也逐渐缓和态度、放下身架，与韩国接触并决定建立平等外交关系。1898年8月清廷派安徽按察使徐寿朋为首任驻韩公使，并开启中韩改约和缔约的协商。光绪帝亲笔将国书中的“朝鲜国主”改为“韩国皇帝”，并斥责总署官员思想僵化。1899年9月中韩双方代表在韩国首都汉城正式签订《中韩通商条约》，经过5年的断交和波折，大韩帝国和清朝最终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大韩帝国时期与清朝的外交事务中最主要的就是边界争端，即著名的j岛问题。这里所谓的“j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指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这里历来是中国领土，然而由于19世纪末以来朝鲜北部地区居民的大量越垦移民，这里竟成为中韩两国边界事务中的“多事之地”。

（二十八）1899年9月11日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第12款的规定，中韩两国应在该条约签订之后“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以便确定两国陆上边界并重开边境互市。同年9月23日清政府首任驻韩公使徐寿朋曾草拟陆路通商章程24条并呈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却以其他国家可能要求“援照”为由而决定“暂时搁置”。到沙俄出兵占领东北地区之后的1900年10月，韩国方面在俄国的支持下趁机加紧对图们江西岸地区的蚕食和侵犯活动，致使中韩边境局势日益紧张。被韩国政府先后任命为“视察使”及“北边垦岛管理使”的李范允，先是在图们江西岸的中国延边地区调查“越垦韩民”的人口及其生活情况，进而无视中国领土主权而在延边地区组织非法武装、征收税捐，甚至袭击中国地方官员和军队。清政府一再向韩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制止李范允在延边地区的非法活动，却都遭到拒绝。于是1900年到1904年4月间延边地区的中韩交界区域一再出现边界争议甚至武装冲突事件，从而导致中韩近代边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局面。到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2月初清政府决定中韩两国之间的“陆章从缓，勘界先办”，并于3月15日照会韩国政府，正式提议对于两国边界即日派员“会同重勘速定，然后再议陆章，以期久远遵守”。然而因2月23日的《日韩议定书》而已受日本武力控制的大韩帝国政府，已经失去在边界会勘等重大外交问题上的独立决定权，因此没有对此提议做出正式答复。

（二十九）当时受到中韩边界冲突及其紧张局势直接冲击与危害的首先是与韩国仅隔一条图们江的吉林地方当局，1904年3月护理吉林将军富顺根据署理延吉厅同知陈作彦的报告，1901年以来“韩兵越界烧掠伤人情形”详细咨报清政府外务部及驻韩公使许台身，并建议向韩国政府要求赔偿并惩办有关“带兵官弁”。同时还提出由陈作彦拟定的“中韩边界善后章程”草案，主要内容包括重江防、禁潜越、核租种、杜勒买等四项。清政府却没有及时做出明确的指示，也没有据此向韩国方面提出进一步的交涉要求。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韩国政府的拒绝态度以及清政府的软弱立场，才导致中韩边界问题未能在两国中央政府层面得到及时有效的协商与解决，而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干涉更使这种协商难以展开。同年6月15日中韩签订《会议中韩边界善后章程》12条，但这个章程并没有对两国边界作出最终判决。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实际殖民地，并在《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中彻底丧失外交权，原先的中韩边界争端便成为中日双方的交涉。在中国官员和学者（包括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的多方努力下日本被迫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1909年9月中日双方代表在京师（今中国北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又称“j岛协约”），确定j岛为中国领土，中韩两国对于j岛的争端告一段落。

国债报偿运动

（一）国债报偿运动是指1907年到1908年间韩国民众为偿还日本提供的贷款与利息而掀起的募金运动，日本在1905年《乙巳条约》以后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以“施政改善”为名义向韩国政府贷款1000万日元（加上利息约1300万元）。韩国民众认为这是日本奴役韩国的手段，因此有识之士号召全体民众通过戒烟、献环、减膳等方式募集资金还清国债，维护国家的独立地位。国债偿还运动由大邱的知识分子徐相敦和金光济发起，覆盖韩国的各社会阶层，而女性的积极参与亦是该运动的一大亮点，被视为韩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国债报偿运动作为一次全民性的排日爱国运动，促进韩国人的觉醒与团结，显示韩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不能不引起日本人的恐慌。1908年韩国统监府借口《大韩每日申报》社的梁起铎与英国人裴说贪污募捐金，对该运动加以破坏，国债报偿运动随之夭折。开港以来朝鲜财政困难，而日本则试图向朝鲜提供贷款，其中则包藏控制乃至吞并朝鲜的祸心。向朝鲜提供高额借款的始作俑者是“甲午更张”时期出任驻朝公使的井上馨，他在1895年向朝鲜贷款300万日元，并对其动机表述道：“英国能对埃及进行充分干涉的口实是什么呢？此无他，不是英国向埃及投入资本而在实力的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缘故那又是什么呢？因此我相信我国也要巩固优势地位、设置内政干涉的口实的话，最紧要的是通过铁道与金钱贷与来巩固我国在朝鲜的地位，并使其从财政上扩及其他方面，作为干涉的口实。”也就是说日本向朝鲜借款是为了像英国奴役埃及那样加强对朝鲜的干涉与控制。

（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又重施故技，企图通过贷款控制大韩帝国的财政与经济。1904年8月大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签订《第一次日韩协约》，根据该协约安排日本人目贺田种太郎出任大韩帝国的财政顾问。目贺田种太郎认为韩国货币混乱、财政枯竭，应迅速整顿金融、改革税制，并以此为由要求韩国向日本借款，开启日俄战争后韩国对日本的负债之门。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条约）订立，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1906年3月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到任后打着“施政改善”的幌子，以韩国关税作担保从日本兴业银行导入1000万日元，强行贷给韩国政府，过5年后由韩国政府分5年还清。事实上日本人在用这笔钱来强化顾问警察制度、修筑道路、设立农商银行等，来加强日本对韩国的支配，而债务负担则加诸韩国政府头上。如此一来韩国对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日本奴役韩国的枷锁。国债报偿运动发生时韩国欠了日本的货币整理资金债300万元、国库证券债200万元、金融资金债150万元以及施政改善与企业资金债1000万元，合计1650万元。由于伊藤博文所强加的1000万元贷款只提供第一期的500万元，故韩国所负国债总额实为1150万元，加上利息150万元共有1300万元之多。1906年大韩帝国政府财政收入为1318,9336元，财政支出为1395,0523元（自1904年目贺田种太郎进行“货币整顿”后韩国的货币制度就与日本一致），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根本无力偿还巨额国债。

（三）此时韩国的爱国启蒙运动方兴未艾，进步知识分子们为了养成实力与开启民智，在全国展开启蒙事业。他们通过《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新闻》等报刊进行舆论启蒙运动，广设新式学校展开教育救国运动，并积极振兴民族资本主义，创设许多近代企业与商工会议所、经济研究团体和实业奖励团体等。启蒙运动家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鼓吹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最终目标则是恢复国权。爱国启蒙运动兴起后迅速扩散到韩国各个阶层，使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不断觉醒，民族主义逐渐深入人心。于是韩国人开始团结起来，自觉抵制日本，日本的贷款政策便被认为是奴役韩国的手段而受到抨击。以排日闻名的《大韩每日申报》如是写道：“现今韩国内伊藤统监之威权与势力掀动全国之天地， 震撼半岛之山川，何言不施？何令不行？凡系韩人开明发达上事业，指导启迪，实属非难，不候几日，可奏其效。然不但不为此，反迷乱韩人之精神，结缚手足之手段，最先一千万元借款之计划，陷此韩国于债薮之中。”这种对日本的抵触情绪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终于在1907年初演变为全民性的排日爱国运动——国债报偿运动。1907年1月29日韩国庆尚北道大邱的一家出版社广文社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上该社副社长徐相敦（基督新教信徒）提议全国同胞戒烟以还清1300万国债，该提议得到社长金光济及成员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发布“国债报偿运趣旨书”，揭开“国债报偿运动”的序幕。

（四）1907年2月21日徐相敦、金光济又在大邱创设“断烟会”，正式将国债报偿运动付诸行动。3月9日他们又在在大邱创设“国债志愿金收合事务所”，他们的号召与行动通过《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新闻》、《帝国新闻》等报刊迅速传遍全国，并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1907年2月22日大韩帝国首都汉城（今首尔）的金成喜、刘文相、吴荣根、金相万、高裕相、朱翰荣等知识分子组织“国债报偿期成会”，随后又涌现西道义城会、国债报偿夫人会、国债报偿断烟会、忠清北道沃川郡义务会、东莱府国债报偿一心会、国债报偿海西同情会、黄海道殷栗郡国债报偿会、庆南赞成会、忠南礼山郡义捐金募集所、节用同盟会、汉北国债报偿关西同盟、平壤国债报偿会、湖西国债报偿期成义务社、锦山郡国债报偿同盟、国债报偿义务所、庆南爱国会、忠北永同郡国债报偿会、济州断烟义成会、载宁郡报诚所、国债报偿庆南会、昌原马山港国债报偿义捐所等数十个国债报偿运动的分支机构。《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新闻》更是每号登载捐款消息，为国债报偿运动宣传助威。史载当时：“新闻四腾，举国响应，上自万元、千元，下至十钱、二十钱。勿拘多小，勿许勒派，揭告报章，雪片相续。”足见当时全民捐款的盛况。随着国债报偿运动的形势迅速进展，各个分散的国债报偿机构亟需联合，于是在1907年4月8日国债报偿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大韩每日申报》社内开会，决定设立名为“国债报偿志愿金总合所”的总机构。

（五）与此同时“国债报偿联合会议所”在大韩自强会会馆成立，两会在同年5月进行协商，决定联合会议所掌管国债报偿运动中一般同胞的指导方针，志愿金总合所负责保管各处募金。国债报偿运动席卷韩国各个社会阶层，而情况各有不同。上流社会中高宗皇帝李熙是最先响应的，他在国债报偿运动兴起不久就说：“哀我赤子，为报偿国债，募集烟价，朕不可吸烟。”而后前参政大臣金声根捐金百元，闵泳韶、李钟健、韩圭卨、沈相薰、赵东润、李愚冕、赵同熙等高级官僚亦受皇帝感召组成戒烟同盟，以呼应国债报偿运动。而后又传出闵泳徽决定捐献10万元的消息，但总体来说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的响应是很消极的，时人记述：“然其应之者，政府大官、京师士大夫及富商大贾无一人而应捐，其狂呌悲涕、大声疾呼，汲汲如不及者，氓隶佣丐之流反多矣。”就略显夸张地反映这种状况。《大韩每日申报》也曾报道过一个普通商人捐钱70多元，而某富商反而付之冷笑、不捐一分的两个对比事例。与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形成对照的是中下阶层的积极参与，当时的爱国启蒙团体与学会、各大报刊媒体无不为国债报偿而奔走，汉城的官立英语学校、普光师范学校、蛤洞私立学校及安岳公立学校、仁川济宁学校、庆州鸡林学校、水原公立普通学校、文化郡文化学校、阳川郡公立普通学校等学校师生参与义捐。

（六）汉城两班贵族家的床奴、针工等奴婢阶层捐款的也有不少，杨根郡一名樵童捐出卖柴所赚的3元钱，白丁（屠夫）金三用捐了40钱，汉城屏门的劳动者为捐献国债报偿金而集体戒烟，人力车夫也多次捐款。此外下级官僚、儒生、各门中、妇人会、军人尉官以下士卒、各洞单位、亲睦会、僧徒、耶稣教堂等社会中下层人士的参与也非常踊跃，海外的日本、俄国远东和美国等地的留学生或韩侨亦积极呼应国债报偿运动。伊藤博文曾指出由于国债报偿运动的兴起导致日本的一些针对韩国的烟草产业遭到打击，其成果可见一斑。国债报偿运动中的一大亮点是女性的积极参与，在国债报偿运动刚兴起时大邱就出现南一洞佩物废止妇人会，号召全体韩国妇女献出身上的佩饰，为国债报偿运动尽力。随后又兴起妇人减餐会、大安洞国债报偿夫人会、釜山港佐川里夫人会减膳义捐会、三和港佩物废止夫人会、国债报偿妇人会、宣川义城会、国债报偿脱环会、安城场基洞妇人会募集所、晋州爱国妇人会、济州岛三徒妇人会等妇女国债报偿机构，此外两班妻妾、医女、妓生、女学生、寡妇等也纷纷捐献自己的首饰、戒指或钱财，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国债报偿运动反映出爱国启蒙运动期间的妇女解放潮流。

（七）日本殖民机构韩国统监府一直密切关注国债报偿运动并高度警惕，在1907年3月统监府农商工务总长木内重四郎向统监伊藤博文报告说：“昨今当地（汉城）发起国债报偿期成会，其幕后受控于青年会、自强会（大韩自强会）等团体，宫中似又暗中寄予同情，裴说主笔的《大韩每日申报》亦大力鼓吹。随之一般人心对其大为欢迎，广泛响应义捐金。该运动其目的为标榜还清现政府负担的日本国债1300万元，而内容无疑是意在恢复国权的一种排日运动。” 1907年6月伊藤博文又向日本政府报告称韩国的爱国启蒙团体“在国债报偿会的名义下煽动愚民，在各处进行集会或广兴演说、讨论、印刷物，陈说国债偿还之必要，暗中策划勃兴排日思想之手段。由此可见从国债报偿运动一开始，日本人就将其定性为排日运动，但他们又认为这只是一时情热而狂奔之辈的轻举，此种状态不会长期持续。所以没有立即予以镇压，而是冷眼静观事态发展，再适时予以打击。结果自1907年6、7月间国债报偿运动内部就频频曝出贪污丑闻，势头有所减弱。1907年12月国债报偿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吴荣根被李东辉、郑永泽等爆料贪污捐款而被抓捕，出狱后又遭其他参与者的殴打。日本人抓住国债报偿运动公信力下降的状况，捏造所谓的“国债报偿义捐金消费事件”。

（八）由警务总监丸山重俊在1908年7月10日逮捕《大韩每日申报》的记者梁起铎，控诉他与《大韩每日申报》的老板裴说私自挪用3万元国债报偿捐款。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国债报偿运动内部是充满动摇和疑虑，国债报偿联合会议所会员李康镐曾宣称要暗杀裴说。经过4次审判以后日本认定裴说为主犯，而梁起铎则因证据不足而在1908年9月29日无罪释放。日本通过“国债报偿义捐金消费事件”既破坏国债报偿运动，使其一蹶不振，又收拾以排日闻名的《大韩每日申报》，进一步扫清其吞并韩国的障碍。一般的说法是国债报偿运动3个月后的1907年5月就募集到231万元，但这一数据与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伊藤博文报告称1907年4月末募金为16.42万余元，一年后的1908年4月30日的数据则是14,3542元33钱，3个月后统监府调查的募金数据是《大韩每日申报》社3.6万余元、国债报偿志愿金总合所4,2308元50钱、《皇城新闻》社8200余元、《帝国新闻》社8420元6钱、《万岁报》社359元、《国民新报》社55元、国债报偿期成会18700元22钱5厘，合计18,7842元78钱5厘，此外还有未统计数据的女子教育会保管金和安东妇人会保管金。1910年“国债报偿金处理会”统计的各处募金为15,9253元99钱9厘，总而言之国债报偿运动的募金应不会超过25万元。

海牙密使事件

（一）海牙密使事件又称海牙特使事件，是指1907年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派密使前往荷兰海牙，企图在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海牙和平会议）上揭发日本侵略韩国的真相，并呼吁欧美列强出面干预以恢复韩国主权的一次外交活动。《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沦为日本保护国，高宗皇帝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于是派李相卨、李儁、李玮钟3人作为密使携带皇帝亲笔信参加万国和平会议。但在日本的阻挠和列强的漠视下以失败告终，李儁愤死海牙，高宗被逼退位。海牙密使事件表明当时欧美国家对日本侵略韩国的认可态度，加速日韩合并的进程。1904年2月日本挑起日俄战争，驱逐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控制大韩帝国。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从此独占韩国并开始着手实施吞并措施。1905年11月17日日本胁迫韩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被剥夺，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则设置韩国统监府，伊藤博文为首任韩国统监，全面掌控大韩帝国的内政外交。至此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沦为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韩国上下展开激烈的抗日斗争和救亡运动，各地掀起反日义兵运动。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自始至终反对《乙巳条约》，他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同时寄希望于欧美列强，决定采取外交手段来击退日本，恢复国家主权。而此时的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全球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殆尽，弱肉强食已是司空见惯，日本对韩国的侵略行径自然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二）日本和英国在1902年达成第一次英日同盟，1905年8月达成第二次英日同盟，作为日本盟国的英国明确支持日本对韩国的侵略。美国表面上对韩国持同情态度，但在1905年7月29日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换一份秘密的备忘录（即《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美国与日本互相承认对方对菲律宾和韩国的支配权。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的撮合下日本和俄国停战，并签署《朴茨茅斯和约》，在和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权。另外在1907年6月10日签订的《法日协议》中法国也承认日本对韩国的控制，就这样欧美列强都默认或支持日本对韩国的侵略，日本亦解除它并吞韩国的后顾之忧。但是高宗皇帝对此并不知情，完全蒙在鼓里，他仍对美国、俄国等西方国家抱有幻想。他先在日俄战争期间就派李承晚赴美求援，但等来的却是美国调停下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的坏消息。1905年10月高宗又派长期与韩国皇室关系密切的旅韩美国人讫法（胡默·赫伯特）博士携皇帝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求助亲笔信前赴美国，但罗斯福及国务卿鲁特都拒不接见，两次密使派遣没有达到目的，而高宗也时刻处在日本的严密监控之中。1907年2月统监府两度公布“宫殿门票”制度的告示，高宗与外界接触也就更加困难，但是高宗皇帝仍不死心，继续计划派遣密使进行救国外交活动，

（三）1905年10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会议将于1907年6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其中邀请韩国。前韩国驻俄公使李范晋作为高宗皇帝和尼古拉二世的联络人，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秘密地通报给韩国国内。高宗皇帝得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次以处理国际纠纷、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44个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是向欧美列强求援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再次派遣密使。高宗在讫法博士的协助下极其秘密地物色人选和筹措资金，最终选定前议政府参赞李相卨、前平理院检事李儁、前驻俄公使馆参赞官李玮钟3人作为大韩帝国密使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正使李相卨是韩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乙巳条约》的签订情形了如指掌，坚决反对这个条约的缔结，曾自杀未遂。副使李儁是韩国社会知名人士，积极投身爱国启蒙运动，创立共进会、宪政研究会等进步团体，鼓吹近代文明和爱国思想，同时学习法律出身的他又相当熟悉国际法，深知乙巳勒约之非法性。李玮钟自幼随父亲李范晋游历外国，精通俄语、法语、英语等7国语言，作为翻译与李相卨、李儁同行。他们此行的目标是透过列席万国和平会议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韩国的罪行，宣布《乙巳条约》无效，以此得到欧美国家的同情和干预以恢复国家主权。为此高宗还赐给他们盖有国玺的委任状及皇帝的亲笔信，详细阐述派遣密使的合理性及目的，控诉日本的侵略。

（四）然而由于韩国国内日本人的重重监视，3位密使不得不分头行动。李玮钟本来就与其父李范晋一直滞留俄国，李相卨从1906年4月便前往中国j岛开办学校，等待李儁从国内带回委任状和亲笔信后一起出发。李儁在国内以平理院检事的身份掩盖活动，并想方设法入宫谒见高宗，获得皇帝的委任状、亲笔信与下赐的旅费。1907年4月22日李儁秘密携带高宗的委任状和亲笔信，从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出发前往俄国，5月21日与李相卨在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合。一起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于6月中旬抵达，与李玮钟会合，3位密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合流，开始共同行动。除了3位密使以外高宗还派讫法协助密使，讫法于1907年5月8日以途经欧洲返回美国为由携带家眷离开韩国，前往荷兰海牙。讫法经瑞士到德国柏林邂逅英国名记者斯戴德，后者曾经采访过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这一次又在海牙发行的非正式刊物《和平会议报》专门报道此次会议的相关消息。讫法向他说明韩国问题，得到对方的赞同及给予帮助的承诺。而前韩国驻俄公使李范晋则联络前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等人，寻求他们帮助，但没有什么效果。1907年6月25日李相卨、李儁、李玮钟3名密使来到荷兰海牙，此时万国和平会议已经召开10天。

（五）3名韩国密使在海牙市内的青年旅馆住下，并公开在旅店外挂起大韩帝国国旗——太极旗，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李相卨记录道：“暹罗、古巴、南美小国皆参，而我韩不得与焉，揭太极旗于门首，以表韩委员住所。”密使带来的文件除了高宗的委任状和亲笔信，还有李相卨亲自撰写的《控告词》及附属文书，《控告词》指出日本三大侵略罪行：一、一切政事不待韩皇承诺，擅自施行；二、日人仗陆海军势力压迫韩国；三、日人破坏韩国一切法律、风俗。附属文书则记述乙巳条约的缔结过程，由于这是李相卨作为当事人根据亲身经历而写就的，所以在现存的乙巳条约相关的文献中，它是最准确而详细的资料。此外李玮钟还要将这些用汉文书写的文件翻译成各国文字，准备散发给会议主席和各国代表。在安顿完毕和准备就绪以后韩国密使于29日开始活动，当时韩国外交权已经根据《乙巳条约》而被剥夺，无权派使节到外国。密使首先的工作就是取得海牙和平会议的列席权，他们在6月29日当天拜访万国和平会议主席、俄国代表涅利多夫伯爵，将他们的委任状、高宗的亲笔信、《控告词》及附属文书等出示给他，向他说明乙巳保护条约的非法与无效，并请求他给予韩国密使在会议中的席位。但涅利多夫却将决定权的责任推诿给会议的东道主——荷兰政府，事实上涅利多夫先前已经接到俄国政府的指令，称他们不是正式的代表，因此请避免与之接触，所以涅利多夫才会对韩国密使虚与委蛇。

（六）于是3位密使又于7月1日去拜访荷兰外交大臣胡恩德斯，但胡恩德斯对韩国密使的辩解置之不理，并以各国政府均已承认《日韩保护协约》和韩国政府已不能行使外交权为由拒绝韩国代表的列席要求。他们还向万国和平会议中专管仲裁事宜的第一委员会呈递高宗皇帝的亲笔信，但第一委员会仍以相同理由拒绝韩国密使参加会议。接着他们又拜访美国、法国、德国、清朝等国家的代表，向他们递交相关文件，但都无功而返。在无法通过正式途径获得会议列席权的情况下3位韩国密使决定采取迂回路线，展开场外外交，企图透过非正式途径取得进展。他们与讫法找到的斯戴德记者取得联系，前述的《和平会议报》不仅刊登《控告词》全文，而且从各方面报道密使们的活动。斯戴德在该报上发表以《是什么理由把韩国除外了呢？》为题的文章，大书特书密使们坚持不懈的活动，这些报道又先后被转载到《伦敦时报》、《纽约先驱报》等欧美各国的重要报纸。李相卨在日记中写道：“自此各国新闻员日来委访不胜酬接，法、德新闻极表同情。”在斯戴德的介绍下3名韩国密使还作为贵宾参加与海牙和平会议同时召开的国际协会演讲会，国际协会的出席者不仅包括各国的代表，而且还包括社会知名人士、各国代表的随行人员以及各国新闻记者团。在1907年7月8日夜晚的聚会中3名密使之一的李玮钟用流利的法语，以《韩国的控诉》为题在国际协会登坛演说，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韩国的真相和罪行。他的演说使与会人员深为感动，全场响起喝彩和鼓掌的声音，对李玮钟热情真挚的演讲赞叹不己。

（七）于是该聚会由《火车头报》的总编布鲁斯霍夫特提议，经波兰的一位媒体人士修改，全场通过关于同情韩国的立场和对日本表示愤怒的提案。李玮钟的演说成功地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李相卨记载李玮钟的演说：“傍听极多，各国新闻逐日论我韩事情，俱表抑日扶韩之情。”翌日讫法抵达海牙，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讫法应斯戴德之邀再次发表同李玮钟的演说大意相同的演说，从旁支援密使们的活动。尽管要求韩国密使列席会议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万国和平会议方面还是“权托公例，漠然无应”。当时日本早已得到韩国皇帝派密使到海牙的消息，对此怒不可遏。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外相林董及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在东京经过商议以后，决定先急电日本驻荷兰公使、万国和平会议代表都筑馨六确认密使之事，随后在会议主办方和各国代表间运动，千方百计阻挠密使列席会议，因此韩国密使访问会议主席、荷兰外长、第一委员会和各国代表都碰了壁。在密使展开“场外外交”时都筑馨六又指令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高石真五郎与密使接洽，窥探他们的情况。高石真五郎两度拜访密使，并想拍下他们的委任状以便确认是否是高宗皇帝亲自派遣的，但遭到韩国密使的拒绝。都筑馨六提议万国和平会议向汉城拍电报，让韩国皇帝确认他们的身份，在此之前不能列席会议。而伊藤博文早已做好准备，当时韩国的电信完全掌控在日本手中。

（八）当会议主席的询问电报发到时伊藤便指示韩国李完用傀儡政府以高宗名义回电报，表示并无派使之事，密使的委任状和皇帝的亲笔信是伪造的，万国和平会议决定驱逐3名密使（会议方是否拍过电报有争议）。3名密使中的李儁在悲愤已极的情况下于7月14日在海牙死去，关于他的死因在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是李儁罹患丹毒病而死，依据的是高石真五郎的报告，而高石真五郎则是通过阅读当地一家名为《海牙新闻》的报纸而获悉的这一消息。李儁死后被安葬在海牙郊外的纽埃肯代嫩公墓中，李相卨、李玮钟远走美国。海牙密使事件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韩帝国高宗的被迫退位，日本知道这次密使是高宗皇帝派出的，因此虽然对外界声言委任状和皇帝亲笔信是伪造的，却以此为借口对高宗皇帝进行逼宫，强迫他退位。在伊藤博文的压力及韩奸的作祟之下，高宗不得不于1907年7月19日宣布退位，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3名密使则在7月20日遭到起诉并进行审判，韩国当局以“官人诈称罪”缺席判处正使李相卨死刑、李儁和李玮钟无期徒刑。在高宗退位的同时日本还借此机会加强对韩国的控制，在高宗退位5天后便强迫韩国政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款条约），剥夺韩国的司法权，强制解散大韩帝国军。紧接着又在7月27日和29日出台《新闻法》和《保安法》，取消韩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这样日本不仅成功解决海牙密使事件，还利用这次事件攫取更多特权，加速日韩合并的进程。

（九）海牙密使事件是大韩帝国统治集团的一次救国运动，高宗企图以外交手段依靠欧美列强夺回国家主权，但海牙密使事件的失败证明这条道路是不可行的。海牙密使事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海牙和平会议是在当时欧洲大陆两大集团剑拔弩张的状况下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控制军备竞赛、协调势力范围而召开的会议，殖民主义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信念，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国的利益而在这次会议上反目成仇。韩国也完全不知道列强已经默认日本对韩国的侵吞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大势，高宗皇帝对国际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仍幻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才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而欧美列强也透过这次事件摆明他们对日本的支持态度，浇灭韩国的幻想。海牙密使事件亦对当时的清朝造成一定的影响，海牙和平会议上的清朝代表陆征祥、驻荷公使钱恂联名向清政府外务部报告称：“月前有三韩人来海牙，自称奉命赴保和会，会中并未接待，而嫌疑已起，遂召事变。”陆征祥呼吁警惕日本的野心，他就此事感叹道：“神州莽莽，良可寒心。东邻政策，咄咄逼人。得陇望蜀，宁有止境？其敢于施之韩者，固无不可施之于他国。”同时还强调：“清朝虽邀入会，而瓜分之说亦腾播于其时，韩之前车殷鉴不远。虽有公理，曷敌强权？”为免遭如韩国般的厄运，陆征祥建议清廷加紧立宪：“臣愚以为第三次会转瞬即开，倘能先期实行，尤足以塞各国之口，而戢其不逞之心。”事后多年陆征祥回忆海牙和平会议时唯一提及的就是韩国密使事件，指出此事让他终身难忘，还说这个关系到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惜自己爱莫能助。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

（一）《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是1909年9月4日清朝、日本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今中国、朝鲜两国边界划分及其他有关事宜的条款，其中规定两国以图们江为界，自签订之日起中朝韩政府对此协议也没有异议。韩国某些激进分子单方面称作“j岛协约”，所谓的j岛是他们对中国延边领土的擅自称呼，“j岛”一词有损民族尊严，所以在中国被禁止使用。清政府外务部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于1909年9月4日在北京签订的中朝边界条约，延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1907年3月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人非法调查延吉地区，并以调查材料为依据制定侵略延吉的计划。7月11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政府，声称中朝图们江界务未定，并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宣布出兵延吉。同日日军侵入延吉地区，擅自在龙井村设立“统监府派出所”，发布告示声称“j岛（即延吉）”是日本统治下的朝鲜领土的一部分。将延吉划分为四个统治区，分别设立各级官员和机构，以图对这一地区实施侵占管理。9月清政府派员同日本政府就延吉边务问题进行交涉，经过两年的谈判后缔结该条约。主要内容有：规定以图们江为中朝国界，清朝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及百草沟为商埠，允许日本在商埠地设领事馆或领事分馆；延吉地方朝鲜居民归中国地方官管辖，服从中国法权。

（二）清政府嗣后将吉长铁路接展至延吉南界，在朝鲜会宁地方与朝鲜铁路连接，须与日本政府商办；日本于两个月内撤兵。界务条款的签订明确规定和承认历史上中朝两国在延吉以图们江为界的事实，中国在领土主权方面取得胜利，日本从中攫取修筑吉会铁路和在四埠派驻领事的特权，还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中国延吉司法权的特权。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开始向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强国方向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暴露无疑。1871年7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外务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在天津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商谈两国通商问题，并于同年9月与清政府订立《中日修好通商条约》。1880年远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地区，中国遭受其害首当其冲。日本统治集团极力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酝酿“大陆政策”。日本一面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屈从，求得英美的支持和庇护；一面加紧准备，制造事端，于1894年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开始走向大规模对外扩张的道路，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侵占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迫使清政府予以其一些特权。1904年争夺东亚霸权的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得到英美列强的支持，战胜腐败的沙俄帝国。

（三）日本接着加快吞并朝鲜的步伐，同时勾结沙俄排斥美帝势力对中国东北大陆的伸张，由日俄分割占领东北大陆。1906年5月日本西园寺内阁秘密召集“满洲问题协议会”，制定以“日本承认中国东北的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取得“俄国不得侵犯长春以南的日本势力范围”的方针。1906年12月日本西园寺内阁以“j岛领土未确定”为借口制定“j岛督务厅编制、j岛宪兵队编制表”，1907年2月西园寺内阁又决定设置“统监府j岛临时派出所”，并给驻北京的日本公使发密电，告知：“先以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为主脑，派遣宪兵、警察”。1907年4月斋藤和他的助手筱田治策，带一批军警潜入j岛境内进行测绘、侦探活动，到7月其人数达300多人。1907年7月30日日俄政府派代表在莫斯科签订《日俄条约》和《日俄秘约》，将分割中国东北大陆的“大陆政策”做了明文规定，日本“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步伐进入实质阶段。1907年8月日本派人闯入中国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擅自成立日本朝鲜统监府派出所，制造所谓“j岛问题”（时日韩称中国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4县为“j岛”），企图分割中国领土。引起中日交涉，历两年之久，双方几经谈判终成协议。

（四）8月19日日本在龙井设“统监府j岛临时派出所”，斋藤担任所长，筱田担任副所长兼总务课长，小川琢治任调查课长，陆军宪兵少佐境野竹之进任警务课长兼宪兵分队长，崔基南任监察课长。日本设统监府“j岛”临时派出所的目的在于“把原来在国际法上不属于清韩两国任何一方的j岛”合并到朝鲜，日本把延边视为实施“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大陆的桥头堡，散布“j岛问题未解决”的论调，以“保护j岛韩民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制造所谓“j岛问题 ”。并以解决这个所谓“间岛问题”，于1907年8月23日在龙井挂出“统监府j岛临时派出所”牌子，设立宪兵队，配备54名宪兵。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j岛问题”实质就是要占领中国延边，1909年9月4日清政府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于北京签订本条款，共7款。附中日往来照会各1件，条款签订后日本企图分割中国东北领土的野心未能得逞。11月1日日本关闭“统监府j岛临时派出所”，11月2日开设所谓“j岛”日本总领事馆，强化其侵略机构。从此日本就开始在政治上介入“j岛”问题，j岛问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大陆政策”侵占中国东北的主要突破口。事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延边地区的管理，将设在局子街的延吉厅提升为“延吉府”。该协约只有中、日两种文本，原无韩文本，而韩国方面文献多自行翻译，并单方面称之为“j岛条约”或“j岛协约”。 

伊藤博文遇刺事件

（一）1909年10月为解决日俄争端，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总长谈判，当他乘坐的花车在26日抵达哈尔滨车站时中、日、俄三方的官民挤满车站。俄国的财政总长亲自上车迎接他，邀请他共赴午宴。在检阅俄国财政总长所带的军队之后他们一行向车站出口走去，伊藤博文走在最前面，突然群众中响起异常低沉的枪声，伊藤博文跪坐在站台上说自己被刺了。他的随行医师小山和俄方的医师马上把他抱回车厢进行急救，但是在十几分钟后抢救无效死亡。伊藤博文（1840-1909年）是长洲藩人，生于1841年10月16日，幼名利助，后改俊辅，又改博文，号春亩。生父为一农民，名林十藏。后过继于下级武士伊藤家为继子，幼年就学于松下村塾，崇信尊王攘夷思想。1888年实行枢密院官制，任该院议长。1890年日本召开行宪后的第一届国会，伊藤博文任贵族院议长。1892年第二次组阁，对内压制自由民权主义的政党活动，对外扩军备战，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朝鲜、中国的战争和修订同西方的不平等条约。1894年在伊藤内阁主持下日本终于发动侵略朝鲜、中国的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伊藤博文受到列席大本营会议的恩宠。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所有日本明治政府和大本营作出的重大决策，他无一不参与并出谋画策，亲自作出重大决议，对于整个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伊藤博文不仅是一个狂热的侵略分子，而且同时也是一个谎言家。在中日开战、旅顺屠杀等问题上竭尽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之能事，利用各种无耻手段欺骗世界舆论，粉饰日本的侵略战争。伊藤博文不仅是在幕后制订重大战略方针的决策者，而且曾两次充任日本政府的和谈代表，通过谈判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侵略权益。1895年4月17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和清朝和谈代表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展限两月，并云：“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一句话充分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凶残贪婪的本性。战后因为在甲午战争中侵华有功，伊藤博文晋升侯爵。1898年组成第三次伊藤内阁，1900年组成“立宪政友会”，自任总裁。同年十月组成第四次伊藤内阁，1903年再度出任枢密院议长。日俄战争后日本彻底霸占朝鲜，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统监，于1907年迫使朝鲜政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09年伊藤博文第三次出任枢密院议长，同年十月为解决日俄争端到中国东北与俄国财政大臣谈判，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

（三）伊藤博文是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首相，强迫中国政府签定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他也是侵占朝鲜的元凶，从1906年起任日本驻朝鲜统监。1909年10月底伊藤博文前往中国哈尔滨，准备就最后吞并朝鲜一事与俄国官员举行会谈，致力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断制同盟”盟主安重根决定去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10月26日清晨安重根踏着积雪，沉着地向哈尔滨火车站走去。他头戴鸭舌帽，身穿灰色呢短大衣，背着一只皮包，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一副记者打扮。在大衣的左侧内袋里藏着一支日制左轮手枪，这时的哈尔滨火车站可谓戒备森严，在几个进口处俄国宪兵正仔细地盘查着每一个人。安重根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加在一群记者当中，顺利而巧妙地通过检查来到站台。9时30分伊藤博文的专列徐徐驶进火车站，俄国军乐队立即高奏迎宾曲，仪仗队持枪立正，准备接受检阅。安重根迅速向前挤去，来到俄国仪仗队的后面。他清楚地看见一个短须黄面的矮小老头正志得意满地走下火车，同迎上去的俄国官员招呼、寒暄，接着这小老头面带微笑，向欢迎人群频频挥手。

（四）安重根断定此人必是亡朝元凶伊藤博文老贼，他的手向大衣的左侧口袋伸去。当伊藤博文正要检阅仪仗队时安重根果断地从人群中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手枪，迎面向伊藤博文射击。随着一声枪响，伊藤博文中弹。他身子一震，向右一斜，打了个趔趄，险些栽倒。一股鲜x从胸口喷出，顿时周围的喧闹声和鼓乐声戛然而止，人们半张着嘴，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 “有刺客！”随着一声呼喊，醒悟过来的人们乱成一团，尖叫声和刺耳的警笛声充斥着站台。 “砰、砰”又是两声枪响，两颗子弹飞出安重根的手枪，径直射向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应声倒在血泊中，人们惊魂未定，一双双恐慌的目光集中到安重根身上。只见他右手握着冒烟的手枪，左手高擎一面用鲜血书写的“独立自由”字样的朝鲜国旗，大义凛然。 他丝毫没有逃脱的意思，而是冲着俄国士兵高呼三声“朝鲜独立万岁！”一群俄国士兵制服安重根。半小时后伊藤博文毙命，后来俄国当局将安重根引渡给日本政府。1910年3月26日上午10时安重根从容登上绞架，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