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8年 四十五岁（二）

１９３８年 四十五岁

５月２８日 　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过程中，答复郭化若说：“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

同日 　收到孙雪韦（即刘雪苇）转来胡风赠送的《七月》半月刊第三集第一期后，本日复信孙雪韦：“我已看了 ‘座谈会记录’〔１〕，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１〕指刊载在《七月》半月刊第三集第一期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记录。这次座谈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举行，参加的人有胡风、聂绀弩、吴组湘、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七月》半月刊为胡风主编，当时在汉口出版。

５月３０日 　所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发表。文章指出：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由于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仍处于辅助地位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文章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曾收入解放社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６月２日 　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６月６日 　同刘少奇致电郭洪涛，同意他关于山东四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电报指出：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

同日 　在邱琮〔１〕的来信上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１〕邱琮，国民党抗日人士。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他。同年五月邱琮离开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观感，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九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管窥谨献》，寄给毛泽东等。

６月７日 　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并朱瑞，刘伯承，聂荣臻、彭真，指出：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它们在群众中的信仰。这样，对于一切都好应付，可使国民党所委派的人不得不同我们合作。

如果他们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

６月８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不致引起国民党误会与磨擦的原则下，河北、山东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和受邻近的友党友军欢迎的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

同日 　《新华日报》刊载由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１〕，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

６月９日 　同张闻天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２〕，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３〕、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６月１１日 　关于开创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并贺龙、萧克、关向应，同意朱、彭十日来电中关于派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考虑，强调派去的部队须选精干的，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胜任，并且机警耐苦和有在该地创立根据地的决心。次日，收到朱德和彭德怀来电，说决定派李井泉〔４〕率部队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１〕《新华日报》六月四日刊载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祝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２〕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六月七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叶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３〕张云逸、周子昆，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副参谋长。

〔４〕李井泉，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

６月１２日 　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国民党党籍〔１〕一事作了说明。电报指出：“国民党监委会恢复毛、周等党籍的举动，表示国民党在徐州失守武汉紧急的时候，进一步联合我党坚持抗日，将来趋势有恢复十三年办法〔２〕之可能。但监委会此举尚须执委会通过，并须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１〕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十四次常委会通过恢复陈独秀等二十六人的国民党党籍，其中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七人。

〔２〕指一九二四年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确定的组织形式。

６月１４日 　晚上，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谈话两小时，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在座。毛泽东从平民教育工作谈到政治问题，说：政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平教工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为平民的政治，一切推行的方法，还在其次。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关于农民，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Ｑ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

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实行的，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期中我们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６月１５日 　写信给在《解放》周刊编辑部工作的吴亮平，信中说：“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

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同日 　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１〕：“甲、国民党进步中某些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乙、应该在各地利用机会动员群众，给顽固分子以相当打击，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丙、边区最近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的必要。”

〔１〕林伯渠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发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西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局面，他建议党似应在陕甘宁边区的某些小问题上作可能的让步，以阻止对日妥协局面的出现。

同日 　鉴于日军又向晋西北进攻，同刘少奇致电第一二○师负责人并告朱德、彭德怀，请他们考虑：目前是否可以向傅作义及其他军政首长提议，召集晋西北及绥东各部队首长（连游击队在内）、各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袖开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退日军进攻、保卫晋西北的作战计划，并相机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某些重要问题。电报指出，只要情况允许，这个会议召集成功，是可能解决许多问题、推进统一战线的。

同日 　对周恩来本日来电中提出的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它的增援部队，并夺取附近城市的建议，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反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我上月二十六日电已大体指出，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这也应该注意。”

６月１６日 　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６月２７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事问题的讲演，讲持久战和保卫武汉问题。

同日 　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是否可用一次排版印出。

６月３０日 　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６月 　为抗大毕业证书重新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同月 　为《边区儿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７月１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同日 　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期合刊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７月２日 　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回答关于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说：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在回答关于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持久战的时间时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援助；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在回答关于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

７月３日 　关于在河南发动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同张闻天、刘少奇复电彭雪枫、朱理治〔１〕，指出：一般同意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

〔１〕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朱理治，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７月５日 　电贺将于六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电报说：“寇深祸极，神州有陆沉之忧，然民意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懈，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

７月７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在大雨中领导进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

７月８日 　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电报根据天津来电转告日军对冀东游击队的进攻计划后，提出对冀东地区的工作要求：冀东我军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因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力量较大，且能呼应南部暴动冲破敌人包围线。对敌军的交通，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将长城各口放在我们内外控制之下，同时冀东根据地亦开始能确立，敌人的聚歼计划才不能实现。

同日 　同林彪、罗瑞卿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７月９日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１〕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突击队员是有名英雄，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二者不能分离。军队与人民、官长与士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２〕，认为集中兵力攻正太路是否适当还须考虑，目前不必急于集中，看一看情形再决定为宜。

〔１〕一九三八年六月，抗大在全校掀起迎接“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一个月，涌现出五百二十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

〔２〕朱德、彭德怀七月三日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准备于八月中旬集中十团以上兵力，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

７月１０日 　同张闻天等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等，请他们考虑在向参政会提出的保卫西北各项条件之中，把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保持边区已有的民主制度及民众已得到的土地、牲畜、房屋，确定疆界，要求经济帮助等，作为重要的一项。

７月１６日 　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讲话。在讲到抗战的战略方针时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在部分的时间、地点和军队，如在抗战第一阶段华北的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个方针去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年来证明，去年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讲到领导方法时说：部队高级干部是发命令的，同时又要团结干部。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７月１７日 　为巩固吕梁山地区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陈长捷〔１〕军万余人，此次作战大部逃跑，仅余数千毫无战斗力，王靖国〔２〕军大体相同，要这些军队巩固吕梁山脉各县，完全无望。卫〔３〕部在乡宁者，亦朝不保夕。我一一五师陈旅〔４〕顾此失彼东西奔波，亦未打一个好仗。”“请你们立即考虑徐旅〔５〕西移归还建制，并朱、彭以一个人西移指挥该师问题，我以为应向蒋、白、阎、卫建议，要巩固吕梁山脉于我手中，保障某些渡口，非徐旅西移及朱、彭以一人去指挥，好好打几个胜仗，不能解决问题，否则将贻误大局。”

〔１〕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六十一军军长。

〔２〕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九军军长。

〔３〕卫，指卫立煌。

〔４〕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５〕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

７月１８日 　同朱德致电巴黎法国《人道报》转国际和平大会，请求大会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７月２２日 　同刘少奇复电郭洪涛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对石友三〔１〕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内部磨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的方针。”

７月２６日 　复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扩大八路军的情况的来电〔２〕，指出：“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发表四五个司令部并规定适合现况之部队数目与经费数目为适宜。”

〔１〕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

〔２〕周恩来七月二十六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前同林伯渠见蒋介石、何应钦，他们借口二百个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我以为可提两个方案：一、仍请编三军六个师或三师九个旅二十七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萧劲光以司令名义，并请发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经费。

７月３１日 　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决定指出：依据目前的财力，关于干部家庭困难的解决，只能作消极的应付，不作积极的调剂与抚恤。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７月 　在听取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关于抗大一些学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干部对待这些倾向工作方法简单等的汇报后，特对抗大全校教职员和学员作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着重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报告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问题，作了阐述。报告还指出，应取消斗争会这种粗暴的方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里去，保证大家的意见能到学校最高当局。

８月１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的毕业典礼，作关于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的讲话。他说：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８月２日 　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讲话。首先讲“战争第一”问题，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其次讲“老老实实”问题，说：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一条是不正当的，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８月３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九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集中南面兵力攻正太路有如下缺点：一、不能必胜；二、敌有由道清〔１〕攻洛阳，由临汾攻潼关之势，我军向北不便策应南边，因此仍以现时部署不大变动为宜。”“稼祥同志已回，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８月５日 　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作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第二、当教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１〕道清，即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到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

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８月６日 　致电陈绍禹、何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同日 　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等问题，同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８月８日 　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同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１〕转晋冀豫省委等，指出：“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２〕商讨交涉。为此，有请杨秀林〔３〕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工作的必要，请迅速决定行动。”

〔１〕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

〔２〕鹿，指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

〔３〕杨秀林，即杨秀峰，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时被选为主任。

８月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

８月１０日 　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８月１２日 　同王稼祥复电贺龙、关向应：“根据井泉真〔１〕电及你们来电，去大青山行动以暂缓执行为宜。”

８月１３日 　同王稼祥、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彭真，指出：“宋邓纵队〔２〕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但宋、邓有立即派遣一营左右之兵力并带干部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行动，并给那些游击队以各种帮助的必要。”

８月１５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小学教员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典礼，作关于教育与战争的演讲。

８月１６日 　同张闻天复林伯渠十二日来电〔３〕，指出：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一、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二、人员由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三、每月津贴十万元。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此电并发武汉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

〔１〕真，即十一日。

〔２〕宋邓纵队，指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四纵队由宋时轮率领的雁北支队和邓华支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合编而成。

〔３〕林伯渠八月十二日在西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蒋鼎文今日早上说，行政院认为陕甘宁边区问题可由陕西省就近解决，边区至多只能划十七个县。我拟根据原来所提的三项条件交涉。

８月１７日 　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电报还对晋察冀边区发行纸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

８月１８日 　关于同鹿钟麟谈判晋察冀、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坚持的原则，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８月２０日 　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冀南新政府〔１〕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强调冀南新政府要“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１〕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同日 　同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等，鉴于日军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对抗日军队尤其八路军不断地进行破坏阴谋活动，而我八路军锄奸工作的机关反而零碎不全，中央和军委特决定在八路军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团设特派员。锄奸局的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组织上保持独立系统。

同日 　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等，要求迅速建立与巩固在中共领导下的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使鹿钟麟来后不致容易被他拆散。如果在河北形成几个军事行政系统，那将来的困难与磨擦将会更多。

８月２２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进一步阐述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他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８月２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介绍准备在政治局会议〔１〕上作报告的大纲，题目是《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

夏秋 　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会务工作由艾思奇、何思敬〔２〕负责主持。

９月７日 　关于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出：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希望你们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对张荫梧〔３〕企图侵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平山、行唐、阜平等县的计划，提出对策意见。

〔１〕指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

〔２〕何思敬，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员。

〔３〕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战区河北民团总指挥。

９月１０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１〕，信中说：“目前寇患虽深，诚能群策群力，抗战到底，则最后胜利，自属于我。惟战争进至新阶段，困难因之增多。克服困难，鄙意似宜实施新的战时政策，使人力物力能获得广大之发动，则持久作战，庶有巩固之基础”。

〔１〕一九三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曹仲植、郝瑞珍等到陕甘宁边区赈济灾民。郝瑞珍到延安时带来孔祥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复信也是托郝瑞珍转交孔祥熙。

９月１０日 　前后到延安城南门欢迎从武汉归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

９月１４日 　—２７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十四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作长篇发言，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二十七日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９月２６日 　同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和冀东特委，指出：根据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

目前应以主要力量在白河以东、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９月２９日 　—１１月６日 　出席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９月２９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

同日 　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毛泽东起草的信中说：“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紧张特让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商议一切。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十月四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１０月２日 　同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聂荣臻，宋时轮、邓华，中共冀热区委：“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

１０月１２日 　下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十三日下午，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继续作报告。报告共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

１０月１５日 　同朱德等致电中共冀热区委并告宋时轮、邓华，再次指示他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斗争。

１０月１６日 　同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致电周恩来：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以及武汉失守后滞阻敌人继续前进，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地区活动为有利。

在朱德到武汉见蒋介石之前，请向陈诚〔１〕、白崇禧透露此意，让蒋知道。

１０月２１日 　广州失陷。

１０月２４日 　关于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同王稼祥、贺龙等致电周士第、甘洒淇〔２〕转李井泉，指出：在大青山建立晋察冀式的根据地在今天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因此，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要处处照顾到同傅作义的统一战线。要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的传统的错误政策，以我们的模范作用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要尊重蒙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发扬其文化，吸收蒙族知识分子，培养蒙族干部。

〔１〕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

〔２〕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１０月２７日 　武汉失陷。

同日 　同王稼祥、刘少奇等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对鹿钟麟，要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设置。要向他极力解说，广州、武汉失陷，目前形势严重，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

１０月３０日 　复柳夷〔１〕八月关于他申请入党遇到困难的来信。复信说：“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信中并告诉他，可持此信请抗大三大队负责同志或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考虑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１〕柳夷，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干事。

１１月５日 　下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六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结论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十七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毛泽东说：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其战略进攻接近了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毛泽东针对陈绍禹的右倾投降主义，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了论述。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第四，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论述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问题。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五，其他问题。毛泽东讲到过去干部政策上的错误，新老党员的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边区工作等。

１１月６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决议案。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本日，全会闭幕。这次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１１月８日 　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部分的修改稿交给《解放》编辑部负责人徐冰，附信告诉整个政治报告须三四天工夫才能修改完毕，第一部分先付排，请他们校第一、第二遍，他自己校第三、第四遍。

１１月１０日 　收到彭雪枫〔１〕关于他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渡过新黄河〔２〕进至鹿邑等地后部队扩大情况和当地缺少干部等的电报后，本日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即派八路军的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活动。

〔１〕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

〔２〕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沿贾鲁河入安徽颍河以西淝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黄河的这一段河道称新黄河。

同日 　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转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１１月１３日 　出席抗大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并作讲演，指出：妇女同胞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对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得民族平等，而且要求得妇女的地位平等。只有中华民族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

１１月２０日 　日机轰炸延安。当晚毛泽东的住处由延安市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二日，日机又轰炸延安。三次轰炸，造成一部分军民伤亡，一些房屋被毁。

１１月２４日 　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师，指出：估计到今后华北形势的发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任吕正操纵队（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队的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第一二○师。

同日 　关于山东聊城地区抗日领导人范筑先牺牲事，同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部队，并实际帮助鲁西北地区抗战。

１１月２５日 　同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指出：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建立了冀东游击区，取得了成绩。但是由于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这一胜利，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为了在冀热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去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和政权工作。

同日 　同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征求他对以下部署的意见：拟派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两个主力团去山东、淮北，由陈士榘〔１〕率第三四三旅的补充团等在晋西南地区坚持抗日战争。二十八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拟让第三四三旅的第六八五团先由山西长治出动。

〔１〕陈士榘，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参谋长。

１１月３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提议：（一）关于抗大、陕公、党校等各学校教育工作应进行一次专门讨论，规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员、经费各方面的统一方针。（二）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会议对上述建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由书记处发一检查工作的通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军事系统的干部会议由毛泽东、王稼祥负责召集。

１１月 　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关于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即敌我相持的阶段，但现在还没有进到相持阶段。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长期作战就依据乡村，乡村同城市作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中国采取持久战的道理。讲话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大多数不会同日 　本讲和，国民党是有进步的，磨擦是局部现象，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必须看到全局。

同月 　与江青结婚。

１２月１日 　同王稼祥电告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武汉失守，西北受日军威胁，钱粮两缺，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设立抗大两个分校，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开赴上述两地。延安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１２月４日 　电告秦邦宪〔１〕、叶剑英，朱德、杨尚昆〔２〕，林伯渠等，要八路军总部和驻重庆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桂滋部队到陕北的企图〔３〕。

〔１〕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２〕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３〕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在此以前，高桂滋曾派他的秘书到延安见毛泽东，试探中共对他的部队调陕北一事的态度，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１２月５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去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１２月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学校教育方针等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王稼祥为副主任。

１２月８日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他说：六中全会指出日军还在进攻，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但我们能停止日军的进攻。后方工作在六中全会总的指示之下，要克服困难，要增加力量。检查工作，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检查，即工作、学习、生产、统一战线和党的生活。生产，即生产运动。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１２月１２日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他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工作方面，六中全会一共说了十五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他还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抗大成立两个分校的决定。

１２月１３日 　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等，说明中央决定抗大成立两个分校，是为了准备对付日军进攻西北，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的困难，扩大抗大学员人数和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开往晋东南分校人数五千左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内，开往晋察冀分校人数二千左右。

准备以陈伯钧、邵式平为晋察冀分校正副校长，以何长工、周纯全为晋东南分校正副校长。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机关及各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代表中央书记处作报告。他号召各机关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们的反攻。要求后方各工作部门，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本部门的工作任务。

１２月１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

１２月１５日 　对抗大即将分配工作的八大队（女生大队）学员作关于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话。他说：抗日的持久战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付各种曲折，准备克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

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１２月２１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妇女工作等问题，决定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今后须注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准备收集材料作报告并讨论一次工作。

１２月２２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实行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原则，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

１２月２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顽固派侵吞边区的办法有十余种：一、政府，二、税收，三、邮政，四、军队，五、教育，六、党部，七、缩紧、“蚕食”，八、医务，九、保甲，十、实业，十一、农贷，十二、土匪。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政策予以抵制。对何绍南〔１〕要采用较强硬的政策，对其他方面要采用较温和的政策。检查站要重新建立起来。

〔１〕何绍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德地区专员。

１２月２９日 　潜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艳电），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近卫声明提出的三原则，对日妥协。

１２月３０日 　同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１〕支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中央和军委为了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作战经过和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来报告工作。

同日 　同王稼祥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并告：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２〕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

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

〔１〕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

〔２〕郭述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