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九）第三章 劳动力、文化、阶级和制度（下）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三章    劳动力、文化、阶级和制度（下）

1

主观地意识到现代劳动的普遍性，对劳动的具体表现无动于衷，这是“家伙们”以学校未察觉的方式从其反学校文化核心学到的基本东西之一。

除了在工作中寻求（或需要寻求）满足感和特定意义之外，这种意识也为他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它能引发外在的、以群体为基础的满足感，从而给予自我支持和价值。这要求对劳动有一定的主观认识，了解如何恰当地、以男性化方式付出劳动。

从根本上说，这需要在经验上把内在自我与工作区分开来。劳动力是对现世要求的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内在关联。

不要期望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他们拒绝为了在工作中求得内在满足感而动用一部分自我。这就好像剥离一部分自我，以更好地把握自我的其他部分。

工作和对工作的期望被抑制、限制和最小化，而在文化和象征层面上附属于它的东西均得到了维持、发展并尽可能被变得有意义。缩减工作的内在要求意味着可以用独立、世俗的方法发展、颂扬自己的能力，而不用受制于责任和新教伦理。

随着反学校文化在学校内逐渐成形，他们以非正式的方式使用工人文化的资源，尤其是那种强调男性气概和强硬的文化，在群体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这个社会领域使他们的部分自我变得非常活跃并具成就感——这些都不是从具体从事的工作中获得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反学校文化就是要发展并维护不同于官方的文化态度和实践。

2

影响个体未来的关键问题不是工作的内在本质或技术属性，而是工作中的感觉，这在学校中已有非正式的准备（尽管是以一种特殊方式）。

他们最终认识到是文化消遣使所有工作变得可以忍受：

［对工作的近期展望的讨论］

“第一天我就是特别害怕。你知道的，担心和谁结伴啊，谁是“书呆子”啊，谁会向领班告状。”

“你总得把工作变得有趣些。是你自己把工作变成不高兴的事……我是说，如果你在通下水道，那阵子你可能会觉得不高兴。不是每份工作都是愉快的，我应该这么想。没人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除非他们是喜剧演员或者别的，但是，呃……没有一份工作是愉快的，因为早上你必须起来，原本你可以躺在床上，但你必须出门。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一定程度的不愉快，但关键还是看你……能不能把其中的不愉快变得尽可能愉快。”

体力劳动处于学校范畴之外，并带有一种——虽然不是内在的——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

脑力劳动的要求太高，并且会侵占太多——就像学校一样——私人的、独立的领域。“家伙们”深知，脑力劳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是在交换中换取他们想要的自由的不平等“等价物”。因此，虽未说明，但脑力劳动总带有强求服从和循规的威胁。

这是有关阶级分化的知识，虽然这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虽然这是学校教育的产物，但其影响是社会性的。

3

虽然在“家伙们”对劳动的理解中，自我是与在工作中获得内在满足的期望分离的，劳动是体力活动，但是他们的优越感并未因此减少，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洞察力和个人学识受到任何损伤。

这也没有减弱“家伙们”的乐观期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一心急于脱离学校的结果。但是，这些也是“家伙们”主观认为自己已通过经验看透、学会并懂得很多“书呆子”不懂的事情的结果。

尽管劳作与工作的满足感没有内在关联，但是劳作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劳动力是其他事物（除劳动力的直接作用对象外）的重要性得以表达的物质途径。尽管劳动力切断了工作的经验反射，但它扩大了其他经验。毕竟尽管体力劳动代表了与学校和脑力活动的隔绝，它也意味着对“书呆子”更为积极主动的排斥。

“家伙们”觉得他们能在真实的成人世界中工作，而“书呆子”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如果要稳定其价格，劳作——其本身毫无意义——必须反映出其周边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相矛盾的是，一种文化之所以可能，正是因其对自身的限制）。

最为重要的是，体力劳作是代表、表达男性气概和反抗权威的途径——至少像在学校里习得的那样。体力劳作传递的是好胜、机智、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不敬和显而易见的团结。它为成年人的喜好埋单，展现了对女性的吸引力和潜在控制力，即一种男性气概。

4

“真正干事”，身体活跃，以某种方法出卖劳动力，以上这些的本质在“家伙们”看来不是一种防御手段或消极反应，而是对先前创造性地学到的手段的一种确认和表达。

它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成熟，一种能力和观点的实践，而这些都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尽管体力劳动本身没有意义，但至少在他们生活的这个阶段，体力劳动对汉默镇的“家伙们”来说是声张自由、显示某种力量的途径。 

［一次个人访谈］ （斯派克）

“看到那些孩子在一个办公室里干活儿，我就特恼火。老实说，我就是没法了解他们怎么能干这活儿。我有自由，我有……我能挣到钱，很难解释…”

［一次个人访谈］（ 威尔）

“户外工作、体力活儿和……写东西这些事，把笔拿出来……你要知道，还有自由。 ”

［一次个人访谈］ （乔伊）　

“我不会当老师（……）除非我去教足球队，但我不会踢足球。你看，我精力充沛，我得不停地走动，使劲……不是消耗我的意志力……妈的……我得不停走动，精力太充沛，没办法做办公室工作。但是大概十年、十五年之后，当我变得肥肥胖胖的时候，也许我会去做办公室的活儿。”

5

当然，在主观上有多种不同的出让劳动力的方式。

汉默镇学校的循规生更可能相信他们能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感，通过工作构建他们的前程，借工作活动的内在本质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和成就。他们被官方连续性的趋势带着走，期待这些连续性能给他们带来十分恰当的回报。对他们而言，劳作表达的是劳动力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其他间接的文化价值：

（托尼［最近获得了去工具制造厂当学徒的机会］ ）“你必须工作，所以 现在就得努力，找个好工作，做点你想做的事，不是制造汽车或者整天安装车轮这种事。你知道你能挣到钱，但那种活儿不值得干。你的生活将毫无生趣。如果你……比如说我吧，我会成为一个工具制造工，你看得到最终成品，哪怕是些螺丝，但你知道是你给这些东西做的铸模。我会喜欢干那种活儿，看到成品。”

（奈杰尔［最近获得了去英国铁路公司当学徒的机会］）“直到 你真正立足的时候，哪怕用手背干活儿都行的时候（……）你才不会担心，比方说，你可能会想着明天早上会怎么样（……）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火车司机，一开始总是先开普通的小机车——每次培训都是不同阶段。你可能从小机车换到大火车头。你可以在你熟悉的每辆车上开，你是个司机。我想我能看到自己慢慢升上去，你知道吧，升上去。我有盼头。”

6

对“家伙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工作可以成为他们的爱好。对他们而言，出卖劳动力直接表达了他们甚至最私人的生活。

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一方面“家伙们”将工作中的个人涵义删减到最少，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完全沉迷于工作，视之为私人感情生活的轴心。“家伙们”非常小心地在自己的文化里学习削弱、打倒这种轴心。他们自有其轴心。

这里提到的还是那位在高级文法学校念书、十六岁离校去当助理高尔夫教练的工人阶级子弟。这名男孩完全将高尔夫看做上进和表达的媒介。作为“家伙们”的一员，他的发展轨迹有点奇怪，他排斥学校，将工作而非一种文化作为提升、自我表达和肯定的方式。

［一次个人访谈］

“两个月前我打得很差（……）我的比赛一塌糊涂。我没办法把球从开球处打出去。我不会用铁头球棒击打，根本不会打低飞球，也不会推杆。我真的觉得特别沮丧，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晚上都没出过门。”

“就是那么简单，你坐在家里，整天想“该死”。你感觉好像你的世界跌到了谷底。你想着：“下一次我要怎么做？把我的握杆稍微移动一下，改换我的站姿？”你就坐在家里，想着你的比赛（……）”

“你要是打得好，你就变得特别高兴，好像除了高尔夫，世界上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你知道吧（……）”

“大概隔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才开始打得很好很好，你知道吧，我能向任何人挑战，我赢了很多钱，我真的觉得自己幸福到了极点。我几乎就像在一个茧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有点模糊不清，你简直就是在梦幻世界里。”

7

“他们就像那边的孩子，在那儿干了大概十年，其中一个人竟然在那儿待了三十九年。他们大部分人走动的时候都发出轻微的声音并无缘无故地叫喊。他们相互破口大骂，他们互相辱骂，给彼此取绰号。这就像是学校的延伸——他们都在那里胡闹。”（乔伊评论车间）

“家伙们”从事的工作包括装配轮胎、铺设地毯、家具厂机器操作实习工、管道工、砖瓦匠助手  、汽车座椅公司装饰工、铬金属板材厂棒料装卸工和油漆装修工。

在1975年复活节和夏天，他们都相当轻易地找到了工作。

大约一年以后，也就是1976年9月，他们中有一半人辞掉了第一份工作。两个人已经换了两份工作，两个人当时还没找到工作。

上岗和换工作的经验对“家伙们”而言不是大挫折。他们为工作所做的非官方、非正式的自我准备不仅引导他们，而且使得通向某些工作的道路变得通畅无阻，使他们比其他群体的处境要好得多。

到1976年9月，虽然汉默镇的“家伙们”对工作挣钱还是感到很兴奋，并深感自己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斗胆猜测他们离幻想破灭不远了。

他们所从属的工人文化并不是一个值得赞赏、具有优势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工人文化是一个充满妥协与和解的文化：如何创造性地充分利用艰苦、残酷的环境。

我们看到“家伙们”的文化不是铁板一块，这个文化既有强势环节，也有长期充满绝望、脆弱和赤裸裸控制的低谷。在他们生活中的特定阶段，“家伙们”相信他们住在与悲伤隔绝的高楼之上。在坚不可摧的信心背后，他们为生活所做的主要决定都不利于他们，这正是工人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核心矛盾之一，公立学校和校内过程在这个矛盾中牵涉很深。

不管工人文化的广泛形式及其持续再生产的循环如何，不管“家伙们”长大后幻想破灭的严重程度如何，他们的人生旅程不可逆转。

在生产车间里当完文化学徒之后，他们就得在糟糕的环境中为他人辛勤劳作，当这一事实愈加清晰时，他们看待车间的态度就如同以前看待学校，仿佛陷入了双重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车间变成监狱时，回过头来教育又被视为唯一的出路。

8

鉴于对待工作任务的态度，他们通过工作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哪怕之前他们视这种态度为自我绝缘的方式并趋之若鹜。

当工人子弟发现自己之前的自信其实靠不住时，很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反学校文化中的胜利色彩在把工人子弟送进紧闭的工厂大门时就戛然而止。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正是对这些矛盾（好运与不幸、知识和无知）的认可最终定格了工人的宿命论和固步自封：这就是反学校文化的天真之处，以及与真正的工人文化之间的差别。等他们知晓答案时已经太迟了。

表象之下，明显的诱惑之后，结局恰恰相反。这些是工人文化的常见主题，预示着车间里成年工人的命运：他们来工厂工作的时候无一不是想积攒点钱，偿还一点债务，或者计划“有一天”开始自己做生意，但他们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他们错失良机，抓住的机会又靠不住，这些都成了进厂工作前的集体迷思。

这里的重点是，短期到中期内，“家伙们”在反学校文化中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使得他们顺利上岗，培养出的欲望也恰能从体力工作中得到满足。收入突然猛增，他们得以每天晚上都出去玩，买新衣服，随时买酒喝。能够和年长、强硬的人在艰苦环境中一起工作，在他人潦倒的时候得以生存并被接受，这些都给他们带来兴奋感。

这不是说“家伙们”就不需要“文化”见习期，或者他们在所有方面都被快速接受了。车间里总是有人试图对年轻工人进行身体上的恫吓，找他们的茬很快就能成为其他工人的消遣，不许帮助这些年轻工人是工厂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恶意的大男子主义，比反学校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总是挑年轻“家伙”当牺牲品，这让“家伙们”很不安：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斯潘克斯）

“你不想在他们［同事］面前看上去像个小娃娃似的，你想显得懂点什么，懂点生活，知道吧（……）我在工作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你看这些家伙们，他们讨论性，然后就说：“我打赌你从来没干过。”我就这样子笑笑，然后他们就说：“看他呀，还笑呢。”好像我对性一窍不通似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9

不过“家伙们”至少从他们自己的文化经验中知道了最重要的考验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技术，他们也知道生存的规则。

他们早已知道成年人真的会骂人、像孩子一样胡闹、讲粗俗的黄段子。他们知道一些颠覆权威、规避正规体制、从枯燥环境中挤出一些乐趣、私下里弄点外快的方法。他们知道一切不是都像书里写的那样。

他们在刚开始工作的六个月中至少有这种感觉，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他们的工作，或能在艰苦的工作中坚持下来，这种感觉正来自于他们对反学校文化资源和技巧的发扬光大：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威尔）

“这么说吧，如果我以前没有出去喝过酒，没有当过“家伙们”中的一分子，或者我没有练出幽默感，或者别的，那到建筑工地上工作，你根本不可能适应（……）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儿需要有幽默感。必须开得起玩笑，你知道吧（……）幽默感我天生就有，但也得培养，这听起来可能挺搞笑的，但是这玩意儿就是越用越行。”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比尔［在一家大型家具厂当实习机械技师］ ）

“当你认识每个人之后，你 知道那就和学校一样，找个乐子，说个笑话（……）你活络了不少，当你是“家伙们”一分子的时候你就变得大胆放肆了，你认识所有的人，你知道吧（……）如果你总是安安静静、羞羞答答，你就不会跟任何人说话，除非他们先开口。”

作为“家伙们”成员的工人子弟之所以对某些特定工厂工作感兴趣、对自己的选择深信不疑，还有另一个可能更为隐蔽的原因。

这就是新雇主和老板们对他们所了解的、早在学校就已形成的“家伙们”的文化所给出的回应。

“家伙们”在非正式过程中形成的“他们和我们”的态度，其反面是对既有权力关系的接受：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和“我们”同时存在。尽管“家伙们”的文化试图直接在不愉快环境中获得文化兴趣和资本，但是，他们的文化同时也完成了对权力和等级的承认和适应。

“他们和我们”这种见解既是对直接、人际与社会关系的营救和确认，同时也是在意识层面上对控制这些事物的真正权力关系的放弃。

“家伙们”的“粗鲁”背后，是他们对自身位置很现实的评价，是他们与人相处、打发一天生产的能力，是他们对工作和未来的得过且过。最终“家伙们”更讨人喜欢，因为他们“能为自己找借口”，“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也有底线，就是不能从“我们”的战壕倒戈到“他们”的阵营中去。

当然，车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产活动和男性崇拜。这两者在学校是不存在的，因此标志着从反学校文化到车间文化转型中的几个最重要因素。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 （威尔［砖瓦匠助手］ ）

“你会被炒鱿鱼，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这和学校不一样。你在学校不会真正被炒鱿鱼，除非你被开除，况且你也不介意被开除。”

“或多或少，当你工作的时候，规矩对两边都有制约性。但是在学校，你要是顶撞了哪个讨厌的老师，那你知道的，后果是他们会拿规矩压你。就好像老师们有特权似的，他们可以对你粗声粗气，打你耳光，揪你头发。”

10

刚开始工作的几个月，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对晋升抱有憧憬的循规生也比较满足。

他们遵循官方定义的连续性，并从中获得指引和报酬。工作刚开始的几个月被看做是学校的延伸，尽管和上学相比时间更长，工作之后晚上更容易觉得疲劳。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镀金般的学徒期中需要在工厂接受全职培训，所以和学校确实有直接的相似之处。

当托尼离开汉默镇男校时，他去了一家知名的大型国际机械制造公司当工艺学徒，还有可能转为技师学徒。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如果手头有工作，他们会一直做下去（……）比方说，有人担心自己做的产品不行，他说：“好吧，我不能把这个拿给吉姆［指导员］看”。所以他们就拿他做的与别人做的进行对比，然后他们会让他按别人做的样子做。他们就把那些产品拿回工作台，给产品做记录，或者对它进行修改。”

11

那些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学生在短期或中期所经历的问题可能最为严重。

循规生、边缘人或者处于反学校文化边缘的成员，他们会发现自己承担着某类体力工作——那里的车间文化特别容易发展出根本性的文化冲突，而非“转型期”的困扰，他们很容易因从事不愉快的工作而备受折磨。

他们是最不介意公开嘲讽、讽刺和威胁的一群人，但是他们缺乏合适的方式保护自己。他们很容易成为受害者。下面这个孩子处于反学校文化边缘，在一家家具厂做装订、剪裁工作，毫无技术可言，但他并没有受到反学校文化逻辑的保护：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

“你知道我总是很小心，当他们开始切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留意谁在我身边（……）有一次他们想在我身上放一根尾巴，但是我感到他们在我身上放东西（……）他们玩得太过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搞一次还算是乐子；但他们不停地搞，这就让你心烦，然后他们还继续……”

“他们有一次把缝合车间的一个女工搞哭了（……）你知道吗，他们不停地吹口哨，我不会吹，但是他们一直吹，一遍又一遍，搞得她很心烦，就开始哭起来。他们不得不把工会的人叫过来处理这事（……）”

“他是我的哥们儿［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朋友］。如果他们那些人不和我说话，我也不介意，因为我只要有人能说上话就行了，我指的是和亚历克，我们的想法一样。我们不介意，我们不和别人打交道也自得其乐（……）我会向他们其中一两个人问好：“你怎么样啊？”但很多人就是玩玩的。”

12

当工作基本上不用动脑筋、高度重复的时候，工作也更加无情地折磨、扭曲着人类毫无庇护的感性认知：乏味、无聊和灰色让人觉得每天都永无止境，每周都单调重复，娱乐也成了虚伪的承诺。

［工作中的一次个人访谈］

“一天中最糟的时候是早上八点三刻，那实在是烂极了，你一想到还有那么长时间才能把这一天打发完，尤其是才刚刚过去了四十五分钟而已（……）我开始工作，然后我就看那个钟，如果是九点之前，我就觉得应该是九点半左右了，这真是让你心烦的时间，“天啊，时间过得真慢啊，我希望我不是在这儿，我希望我能待在家里，躺在床上”（……）”

”你知道吗，工作时，比如说装订东西，你到那儿就会想：“天啊，我在这儿到底是干什么呀？”就是类似的事情。我想象着十年以后我还做同样的事，我就受不了，你知道吧……要是一直，一辈子干这个的话，我想我会疯掉的。”

“我想生活得好一点（……）一周的亮点就是周五晚饭领工资的时候……他们把工资放在托盘上。不过挺滑稽的，整个星期我一直在想：“周五快来吧，周六我们就能去市中心了。”然后你就一直期盼这一天。当你周六去城里的时候，你想的却是：“我的盼头是什么呀？”但是我每个星期照旧还是期盼周五。”

尽管存在破坏——这些破坏目前还相当受限制，但他们依旧认为体力劳动代表了某种东西，有助于形成并维系一种生活观念，让他们能够批评、嘲讽和贬低他人，同时使自己置身游戏之外。

这些感觉恰恰来自于他们对劳动力的认识，源自反学校文化，并被作为一种洞察力和自我提升，从而在制度环境中发展成为特定的阶级形式。

很难想象这种看待力量和非正式及个人正当性的态度能以其他方式出现。正是反学校文化中的这些态度，而不是正式学校教育，把“家伙们”带到生产过程中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接受在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从属地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自我支配要素。但矛盾的是，这种前途的葬送是以学习、侵占和反抗的形式被经历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