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孝的践行者

王吉，孝的践行者[1]

王照伦 

 

 

摘  要  文章认为王吉把握了孝的核心，在事亲、事君、立身3个层次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水准。事亲——王吉成为举世公认的孝子，事君——作为谏大夫的王吉是当时朝野认可的忠臣，立身——有经学家之称的王吉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峰。

关键词  孝  事亲  事君  立身

 

王吉（前？~前48年），字子阳（时人亦因此称之为“王阳”），系周朝太子晋的后裔，西汉著名经学家。其烈祖父王离在钜鹿之役中战败被楚国上将军项羽所俘，王离的长子王元和次子王威举家迁居琅琊（琅邪郡辖51县，是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以今临沂市为中心的全国名郡）皋虞（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温泉镇东皋虞村[今名东皋玉村]避祸。后王威耳孙之子王霸迁居山西太原，王威成太原王氏始祖。王元的来孙王吉后人移居山东临沂南仁里（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西孝友村），王元成为琅琊王氏的始祖。

从行政区划关系上说，琅琊王氏始于即墨，兴于临沂；从朝代兴替方面讲，琅琊王氏始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开闽王氏、三槐堂王氏）；从地理位置上谈，琅琊王氏始于皋虞，兴于南仁里，盛于江浙；从文武之道上分析，琅琊王氏始于武略（以王翦等为代表），兴于文治（以王吉、王羲之等为代表）。而王吉在琅琊王氏的文治领域建树巨硕，特别是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当时无出其右者。他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盖因其把握了中华文化的肯綮——孝（曾国藩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在事亲、事君、立身3个层次的修炼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让人叹为观止！下面笔者试图从“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这3个方面论述王吉的业绩，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事亲成孝子

1.1万事孝为先

       关于王吉与其父王袭之间的互动，典籍着墨不多。但是，人们在一些资料的只鳞片爪里，仍能看到这个孝子栩栩如生的形象。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东南）中尉。”他的孝行得到了社会和官府的认可，因此走上仕途，成为王氏家族的骄傲。

       由于王吉在昌邑王刘贺称帝27天即被废黜事件中受到牵连得到了“髡为城旦（秦汉时期的1种羞辱式的惩罚，剃去头发和胡须，白天修筑城墙晚上站岗）”的处罚，感到不仅是奇耻大辱，而且是大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随对仕途失去兴趣，告诫子孙不做国王的官吏（“吉坐昌邑王被刑后，戒子孙毋为王国吏”《汉书》）。

另据《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载：王吉被任命为益州刺史，遭昌邑王刘贺事件的冲击，在过“难于上青天”的古代蜀道为皇帝做事的途中心有不甘，对肮脏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厌恶，以“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为由辞官。当继任的益州刺史王尊走到邛邾九折阪时问随从：“此非王阳所畏道邪?”随从回答说“是”，王尊对王吉的行为不能理解并且嗤之以鼻，嘲笑王吉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人们从王尊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到琅邪王氏家族的这样1个传统——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王氏子弟“宁为孝子，不为忠臣”！特别是在朝代更替之际，琅琊王氏以保全家族利益和自身利益为要务。这样，既保护了王氏家族成员的性命，又维护了王氏族人的荣誉和尊严，成为历代琅琊王氏族人在家训之外的自觉恪守的家族信条，是没有写在家训里的家训。

由于后世儒家对儒学的曲解，很多人对于“宁为孝子，不为忠臣”的观点可能感到困惑，认为这是道德上的缺失，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多说几句。王吉的“宁为孝子，不为忠臣”的思想，体现的是儒家精神的精髓——“为父绝君”。“为父绝君”的“绝”是一般意义的绝舍或绝离，“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说白了就是为了父亲可以离弃君王（皇帝）、不可以为了君王（皇帝）而离弃父母，在这里强调的是“亲亲（爱自己的亲属）”重于“尊尊（政治等级秩序，特指尊王，泛指尊上）”，或者说“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为父绝君”反映的是古代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这一理念被当代人们认识始于1993年10月湖北郭店楚墓中出土的1批重要简牍，里面有不少先秦儒家佚书，其中有1残篇被今人命名为《六德》的尤其引人注目，多数论者认为此篇出自子思，反映的是当时儒家主流思孟学派，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该学派反映的是在孔-孟之间发展阶段的思想，它一经释读便有“惊世骇俗”之评，不久便引起1场争论。《六德》篇中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等语，提出的是以前未曾发现的先秦儒家文献明确讲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反对将君臣关系绝对化的思想。“亲亲”重于“尊尊”虽然为先秦儒家普遍接受，但讲得如此明确、断然而且用于处理具体（丧服）问题则仍以《六德》为典型。“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表面上讲的是“父重于君”，而实际上“父”与“君”在当时都不仅是具体的个人，本质上是某种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或曰公共权力的象征，“父重于君”实质上是“家（族）重于国（天下）”。先秦尤其西周时代的“家”并非后世的独立个体小家庭，“家”“氏”“宗”“族”实为互相包涵的血缘共同体，当时的“国”亦非后世的官僚制帝国，而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封建”而来的“邦国”。“家（族）”与“国（天下）”的关系，实际上是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的的关系。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观导致“孝高于忠”。所谓“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还有“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刘向《说苑·卷九·修文》：“齐宣王对田过说：‘我听说儒家学者死了父亲要守丧3年，死了君王要守丧3年，那么，君与父谁重要呢？’田过回答说：‘大概君王不如父亲重要。’”），以及“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韩非子《五蠹·第九十四》：“鲁国有个人为君王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问他当逃兵的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管理人口的官员]。”），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孝高于忠、父重于君、家先于国的具体记述和活生生的事例。王吉只不过忠实地遵循了儒家思想而已。

儒家正是从这种小共同体中温情脉脉的父权-父责统一体出发进行外推，认为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显然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约束，所以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权，但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上述原则中还可以推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国民是第1位的，国家是第2位的，国君是第3位的。”）”以及“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作君主的犯了很大的过错，作臣下的就要告诉君主，臣下告诉君主多次要改掉曾犯下的大过错，但是君主从来不听劝告，这样的话，作臣下的就可以让其他有贤明的人当君主。”这种思想颇有点现代民主宪政理念中的“弹劾”意味——引者注）之类的“民本思想”。古代儒家由此发展出1套“仁政”学说——儒为帝王师、教君行仁政，君命来自“天意”，而“天意”非神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顺天应民（《周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类的说法，强调的则是行政正义原则的重要性。

1.2治家严谨

王吉不仅是孝子，而且在治家方面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他对夫人和子女的要求之严格，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为时人称道，并且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王吉的有些做法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据《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王吉传记载：“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 ：‘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其厉志如此。”使用白话说就是：“开始，王吉年轻时学习和询问，住在长安，东邻居家有大枣树的树枝垂到了王吉的庭院里。王吉的妻子摘来枣子给王吉吃，王吉知道后撵走了妻子。东邻居后来知道此事要砍掉枣树，并要求王吉把妻子接回来。里巷中以此事为题材编了一首顺口溜颂歌王吉的高风亮节：‘东家有树，王阳去妇，东家枣完，去妇复还。’他就是这样磨练自己的意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历代仁人志士的行为准则之一，不取不义之财、不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成为人们处事的基本标准。后来，琅琊王氏历代族人发扬光大、丰富和发展了王吉的治家之道，孝圣王祥把面对物质财富采取让的态度，列入王氏家训之中（“临财莫过乎让”《王氏家训》），成为后世琅琊王氏族人必须遵循的、安身立命的5大准则之一。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王吉就认识到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管控好夫妻关系，1个家庭通常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也是家庭成员健康长寿的基本措施。这一思想在当时大家庭（主干家庭——由2代或2代以上夫妻组成每代最多不超过1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家庭、联合家庭——包括父母已婚子女未婚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等几代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十分超前，就是在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成为家庭的基本形态的今天，这一理念也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另外，王吉提倡晚婚晚育，并且对婚姻方面的重财轻才、门当户对等陋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汉书》的作者班固对王吉的这些思想甚以为然：“吉意以为 ：‘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诛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 。’”用现代汉语说就是：“王吉认为：‘夫妇，是人的等级关系的纲领，短命长寿产生的根本，世俗之人嫁娶太早，还不知做父母的道理就有了孩子，因此教化不明而人多夭折。重财礼订婚嫁女没有节制，那么贫穷的人达不到，所以没有子女。又汉室列侯娶天子女，诸侯国人娶诸侯女，使男奉侍女，夫屈于妇，阴阳之位颠倒，所以多女乱。古时衣服车马贵贱有规章，那是用来褒奖有德行的人的和区分尊卑的，现在上下越分太大，人们自我裁断而无节度，因此贪财利，不怕死亡。周代所以政事得以治理，刑罚放弃而不用的原因，在于能禁止奸邪于未然。’”。

王吉的治家理念对于其子孙的影响巨大。据《汉书》载：“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 ：‘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说白了就是：“王骏做少府的时候，妻子去世了，就没有再娶，有人问他，王骏说：‘我的德行不如曾参，我儿子的修养也不及曾参的儿子曾华和曾元，我怎么敢续弦呢？’”。这一治家方略对琅琊王氏后裔的影响深远，许多王氏后人遵循这一准则，不续弦、不纳妾。像王羲之当时那样有名气的人也谨遵祖训终生不纳妾，和夫人郗璇成为1对生死不渝的“贤伉俪”，被传为千古佳话。

2事君为忠臣

2.1谏中显忠

据《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记载：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用现代汉语说就是：曾子说：“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孝道，已经听过了天子的教诲，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7个直言相谏的诤臣，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5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有3位直言劝谏的臣属，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么称得上是孝顺呢?” 王吉通过领会《孝经》的精髓，认为愚忠不是忠。作为谏大夫的他，以匡正君王的失误为己任，屡战屡败、死而后已，为世人称道。

       在做昌邑中尉时王吉的忠，就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对此，昌邑王刘贺对王吉有很高的评价，以致《汉书》有这样的记载：“王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乃下令曰 ：‘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甚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用白话说就是：“昌邑王刘贺虽然不守常道，但是还知道尊敬王吉，礼待王吉，于是下令：‘寡人做的事不免有不周的地方，中尉王吉很忠诚，屡次辅佐我改过。派谒者千秋，赐给中尉牛肉500斤，酒5石，干肉5束。’”。

针对昌邑刘贺王无节制地打猎，疏于政事，影响百姓生活，王吉引经据典劝阻说：“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 ：‘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使用现代汉语说就是：“我听说古时候军队每天行走30里，吉祥时每日行50里。《诗经》上说：‘那风呀，呼呼响，那车呀，飞一样！回头把那大路望，心里真悲伤！’意思是说：飘风发发不是古时有道之风，疾驱如飞不是古时有道之车，大概是哀伤这些吧？现在大王驾临方舆，不到半天竟跑了200里，老百姓停止种田养蚕，修路牵马，愚以为百姓不可屡次遭受突发事件。从前召公到职，掌管民事时，歇在棠树下听诉断狱，后世人们思念他的恩德，不忍心砍伐那甘棠树，《甘棠》1诗就是说的这件事。”。

针对昌邑王不爱读书、不务正业、以逸为乐等，王吉更是不厌其烦、谆谆告诫：“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夏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䜣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诎信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辏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官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臣吉愚戆，愿大王察之。”。说白了就是：“大王您不爱好书籍和法术而以逸为乐，坐在车上，奔跑不息，早上冒着雾霜，白天蒙受尘埃，夏天被烈日暴晒，冬天被风寒所袭，弄得疲惫不堪，身体逐渐瘦弱，这不是保全寿命的好办法，也不是提高仁义的好手段。大屋之下，纤细的毡毯之上，明智之师导前，劝谏之臣辅后，向上讨论唐尧虞舜的历史，向下推论殷周的盛世，考察仁德圣明的风俗，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快快乐乐地发奋忘食，日日更新其德行，那种快乐岂只车马之间的快乐？休息时俯仰屈伸以强身，举止行走以健腿，吸新吐故以练气，一心一意积累精力以和神，如此养生，岂不长寿吗？大王诚能留意这样作，那么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伯赤松子那样的长寿，美好而盛大的声誉上闻于天，那福禄大概都会到来而且国家安定了。皇上仁慈圣明，至今尚思念武帝未敢懈怠，对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事还没有接近过，大王您也应早晚思念这些，来承接皇上的意思。诸侯之中的至亲，没有谁比大王还亲的。大王您从亲属方面讲则是儿子，从地位方面讲又是臣子，一身而二任之责集于肩上，恩爱行义稍有不周，让皇上听到了，都不是享国的福分。臣王吉愚昧，希望大王明鉴。”。

对于指出君王的失误、确保社稷安全，王吉乐此不疲。在昭帝死亡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大将军霍光掌权遣大鸿胪史乐成、宗正刘德迎接昌邑王刘贺。王吉立即上书告诫昌邑王说：“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用现代汉语说就是：“我听说高宗居丧，3年不言。现在大王因为丧事被征召，应日夜哭泣悲哀，慎勿兴举众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言之德天下没有谁不知道，事奉孝武皇帝20余年。先帝舍弃群臣，而把天下嘱托给他，把幼帝寄托于他，大将军抱着襁褓之中的幼帝，发布政令施行教化，海内平安，即使周公、伊尹也不能在他之上啊。现在帝崩无后，大将军考虑可以承受宗庙的人，提拔而立大王，他的仁厚真是深重啊！臣希望大王侍奉他，敬重他，政事专一听从他的，大王只管垂衣拱手做皇帝罢了，希望你留意，常常以此为念。”。但是，昌邑王刘贺不听王吉劝告，到京师即皇帝位20余日，因为行为淫乱而被废弃。昌邑群臣犯了在昌邑时不举奏昌邑王的罪过，使朝廷不知，又不能辅佐引导，陷大王于大恶的罪行，都下狱问罪。只有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为忠直屡谏得以减免死刑，剃去头发充任城旦。

王吉被任命为谏大夫后，在诤谏方面更是尽心尽责。王吉刚任谏大夫不久，宣帝效法武帝旧日的典章制度宫室车服比昭帝还要盛大。当时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而皇上亲自治理政事，任用有能力的官吏。王吉居安思危上疏谈得失，希望皇帝考虑上层设计，强调政权长治久安必须在制度建设方面下功夫，只有有了制度保障，才能避免人亡政息。于是说：“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择焉。”。用白话说就是：“陛下亲自俯身总摄万事，帝王图籍每天摆在面前，思索事务，复兴太平。诏书每下，百姓高兴得好像再生。臣伏身想想这些，可以称得上最高的恩惠，但是还称不上是皇上的根本事情。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常有，公卿们幸运碰到这个好时机，皇上言听谏从，然而还没有建立万世之长策，把明主推举到夏、商、周3代那样兴隆的境地，而让皇上把精力用在施行政令看文书、断狱听讼辞上，这不是时世安乐的根本。我听说圣明的君王宣谕政令广布教化，一定要从近处开始。朝廷不完善，难以处理其他事情；左右的人不正派，难以教化远方的人。百姓弱小但不能胜过他，愚昧但不能欺骗他。圣主独行深宫，事情做对了，那么天下人就称颂您，做得不对，那么天下人都谈论您。行动从近处兴起，但一定在远处见到，所以谨慎地选拔左右人，慎审地选择使用官员。左右的人是用来修身的，官员是用来宣告政令的。《诗经》说：‘一簇簇的士人们，文王用他们来安邦。’春秋时期天下大统一的原因，是因为天地四方同一教化，九州会通。现在庸俗的官吏用来管理百姓的办法，不是有礼义能代代通行的，而是设刑法来防备他们。那些想治好的不知由来，穿凿附会，各取一般，机巧诡诈任意胡为，所以一变之后不可再整治。结果百里之内不同教化，千里之内不同风俗，1户1个政事，1人1种服饰，欺骗作伪萌生，刑罚没有尽头，朴实一天天消失，恩爱渐渐淡薄。孔子说：‘要想使在上位的人平安，使百姓太平，没有什么比礼还好的了。’这不是空话。做国君的还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适宜当今而用之，臣希望陛下秉承天意，兴大业，与公卿大臣引进儒生，申述旧礼，阐明王制，带领全国的人民过渡到仁寿的领域，那么民俗怎么会不及周成王、周康王呢？寿怎么会不及高宗呢？我看到当世旨趣追求不合于道的地方，小心地一条条禀报，希望陛下裁判抉择。”。200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王吉的这些思想仍然有发聋振聩之效！

王吉对皇帝的忠诚，至死方休！班固在《汉书》里这样如实地记述了王吉生命的最后时刻：“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征贡禹与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复遣使者吊祠云。”。用现代汉语说就是：“元帝刚即位，派遣使者征召王吉与贡禹。王吉因为年老体弱，在赴任的路上就逝世了，元帝悼念他，又派使者吊唁祭祀。”。这就是典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2廉洁奉公

对王吉的清廉和其子孙的逊色的批评，史籍有生动的记述：“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说白了就是：“从王吉到王崇，世代声名清廉，然而王崇的才气名声渐不能赶上自己的父辈，而禄位却越来越高。都喜好车马衣服，用自己的俸禄置办得极为漂亮，而无金银锦绣之物。等到迁徙他处，车上装的不过一囊衣服，不蓄积余财。不做官了回家住着，也只是粗布衣服和粗糙饭食。天下人佩服他们的廉洁，而又以他们的奢侈为怪，所以俗话传说：‘王阳能自作黄金用。’”。

王吉不仅自己廉洁从政，而且对任人唯亲、利用裙带升官发财的官2代、官3代、官N代深恶痛绝，并且上升到政权存亡的高度去认识：“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琱缘，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 。”（汉书）。使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世代相承的人，而用皋陶、伊尹，坏人就难以存在了；现在庸俗的官吏的子弟都能因父兄当官而当上官，这些人一般多怠慢，不通古今；至于功业治理人事，对百姓无益，这是《伐檀》中吃白饭的君子的作为。应当明确选用贤人，除去任用子弟的法令。外戚与旧友可以多给些钱财，不适宜在官位，去掉互相争斗。减少音乐官署，减少巧作，提倡节俭，明白地告诉天下。古时候工匠不造精微的玉器，商人不贩卖奢侈品，不是工商自觉如此，是政事教化使他们这样的。人们回到礼仪上来，礼仪建立了，法制就成功了。”王吉的这些治国方略，就是在今日中国仍然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3经学达化境

王吉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其子王骏受他的教诲成就巨大、影响深远，王骏因道德、学问飞黄腾达。班固是这样写王吉、王骏父子的：“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使责淮阳宪王。迁赵内史。”。用现代汉语说就是：“王吉兼通五经，能传邹氏《春秋》，用《诗经》《论语》传授弟子，喜欢梁丘贺说《易》，王吉令子王骏受益匪浅。王骏凭借孝廉做了郎官。左曹陈咸推荐说王骏同他父亲一样有德才，经学精通，德行好，应当使其显贵来激励一般的人。光禄勋匡衡也推荐王骏有独立谈判应酬的才能。王骏升为谏议大夫，出使责备淮阳宪王，又调任赵内史。”。

       汉宣帝不采纳王吉的主张之后，王吉感到心灰意冷，于是称病回到家乡琅琊皋虞村潜心研究经学，终成一代宗师。

《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载：王吉博学多才，“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载：《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王吉能精通《驺氏春秋》在当时十分罕见，足见其经学造诣之高。《驺氏春秋》可能在王氏家族中一度传承，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录有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注曰：《七录》云：建武中，邹夹氏皆绝。王吉能为驺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驺夹。

《邹氏传》时称“有书无师”，当时只有王吉是能够讲解《邹氏传》。汉代《论语》有今文本的《鲁论》《齐论》和古文本的《古论》3种，讲授传播《齐论》的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和庸生等，在这些人中只有王吉是公认的第1人（“唯王阳名家”）。受王吉的传授和熏陶，儿子王骏亦成为经学大家。琅邪王氏的读书人多从书中汲取有益于经国济民的成分，很少有穷守章句者。如王吉、贡禹、王中等人的治《公羊春秋》，重在领会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并贯穿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取得了让人赞叹的成就。

由于王吉、王骏父子及其家族成员在经学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临沂大学教师《汉唐时期的琅玡王氏家学研究》的作者孙丽对琅琊王氏在经学上的成就有这样高的评价：“两汉时代，论经学之发达，习经人数之多，治经面之广，无出琅邪之右者”。

今天我们研究王吉，不能脱离当时的大环境。王吉之所以在经学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说得益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加之王吉天赋过人、刻苦勤奋，使得他研读群经如鱼得水，用自己的学术成就被公认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经学大师。他的经学修养造就了琅琊王氏的儒学家风，使王吉后人凭借深厚的儒学底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跻身一流上层社会之中，成为当时人们仰望的高峰。儒家的政治伦理和典章制度成为琅琊王氏子弟从政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琅琊王氏把儒学的规则作为维护家族繁荣昌盛和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在儒、释、道并行的两晋南朝时期虽然琅琊王氏的部分家族成员重玄学轻儒学，极个别的甚至沉迷于佛、道之间，但是儒学仍然是琅琊王氏家学的核心。儒、释、道合流之后，琅琊王氏顺应时代潮流重振儒学家风，保住了琅琊王氏崇高的社会地位。因为琅琊王氏家学的核心是儒学，在唐宋时期再创辉煌（以琅琊王氏三槐堂、开闽王氏族人为标志）。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个家族担任宰相（或者相当于宰相职务的职务：汉代的三公；魏晋时的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令、三公等；南北朝时的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等；隋朝的尚书、门下、内史三省长官；唐代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的人达92人：两汉2人：王骏、王崇；曹魏1人：王祥；西晋3人：王戒、王衍、王祥；东晋22人：王导、王敦、王含、王廙、王舒、王彬、王邃、王珣、王珉、王羲之、王胡之、王祯之、王韶之、王荟、王混、王劭、王恬、王洽、王献之、王彪之、王谧、王嘏；南朝宋19人：王弘、王昙首、王华、王琨、王僧朗、王僧绰、王球、王敬弘、王景文、王僧达、王延之、王琇、王孺、王练、王蕴、王僧虔、王俭、王准之、王猷；齐15人：王僧虔、王俭、王晏、王奂、王延之、王思远、王琨、王慈、王僧衍、王纶之、王志、王缋、王约、王莹、王亮；梁23人：王亮、王莹、王克、王褒、王骞、王日东、王仿、王瞻、王规、王泰、王志、王琳、王训、王锡、王承、王稚、王琛、王质、王铨、王凝、王诵、王通、王玚；陈11人：王冲、王玚、王劢、王固、王克、王宽、王廓、王猛、王质、王瑜、王通；北魏加上4人：王肃、王诵、王诩、王衍；唐4人：王方庆、王睿、王玙、王抟。

同时，琅琊王氏这个显赫家族里面的俊男淑女，自然会进入王室婚姻择偶的视野，据不完全统计在王氏男性中36人成为驸马。主要有：王敦娶晋武帝女襄城公主和舞阳公主为妻、王献之娶晋简文帝女新安公主为妻、王徽之娶高祖中弟刘道怜子刘义融女为妻、王琳娶齐代尚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为妻、王铨娶梁武帝永嘉公主为妻、王溥娶梁简文帝之女为妻、王肃娶尚齐义兴公主尚魏陈留长公主沈宏以第6妹伪彭城公主为妻、王彪娶彭城王义恭之女为妻、王僧虔娶江夏义恭王女为妻、王志娶宋孝武帝之女安固公主为妻、王观娶齐世祖长女吴县公主为妻、王僧绰娶宋文帝长女东阳献公主为妻、王俭娶宋明帝之女扬羡公主嫡母武康公主为妻、王暕娶齐明帝之女尚齐淮南长公主为妻、王僧达娶尚林川王刘义庆之女为妻、王茂璋娶梁武帝之妹新安穆公主为妻、王嘏娶晋孝武帝之女鄱阳公主为妻、王偃娶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二女儿吴兴长公主刘荣男为妻、王莹娶尚宋临淮公主为妻、王实娶梁武帝之女安吉公主为妻、王藻娶宋文帝之女临川长公主为妻。另外，在这个家族的女性中还有36人成为皇后（或者娘娘）。主要有：王缋之女嫁安陆王子敬（齐武帝萧赜第5子）为妻、王伷之女嫁长沙王（司马乂，晋武帝司马炎第6子）为妃、王固之女嫁西魏废帝为后、王僧虔同堂姐嫁江夏王义恭为妃、王慈之女嫁江夏王峰为妃。当今社会上流传甚广的“琅琊王氏92丞相、36皇后”之说，盖源于以上史实。

儒学，成为这一古老家族在传统社会屹立不倒的根基，直至明清时期仍有璀璨的儒学巨星在这个家族里脱颖而出，为这个大家族增辉。明初苏州荻扁王氏（三槐王氏支派）后裔王智筑天香亭，其长子王城所修的宅园有荻溪十景（槐庆堂、奉萱堂、读书斋、鸣琴馆、舞鹤庭、勤稼轩、秋香泾、友竹亭、玩鱼池、鸣鹿圃），王锜所居“寓圃”临阳城湖吴宽、沈周、唐寅等常来此聚会题咏。明代王氏园林中最具代表性是拙政园，该园林是明代琅邪王氏后裔王献臣辞官归里后于1509年（明正德四年）动工兴建，历时数年而成，成为中国园林的代表作。还有著名的文学家王世贞等等，不胜枚举。

在近现代社会，西学东进，传统学术受到巨大冲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质疑，社会变革跌宕起伏，许许多多的人面对满目新奇不知所措，随波逐流。但是，经过百余年的磨砺，琅琊王氏家族仍然对以儒学为基础的家学、家风情有独钟，在对传统当中的精华不弃不离的同时，对传统文化里的糟粕丝毫不留恋予以扬弃，他们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审时度势，顺应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奋发进取，一批学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奇才承前启后，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为时代的宠儿，为这个新的时代续写着夺目的新篇章。代表人物有：苏州东山王氏后裔著名买办巨贾王宪臣，进士出身官户部郎中军机处领班章京王颂蔚，农工商部主事北平工业实验所技正兼代所长中华化学工业会的发起人之一王季点，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曾任国民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下辖的最大国营厂——中央机器厂厂长的王守竞，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办人被誉为台湾的“经营之神”的王永庆，因创办高科技企业而蜚声海外有“电脑大王”之誉的王安，华盛江泉集团董事长王廷江……还有中国著名古琴家琵琶家有“诸城琅邪三王”之称的王露、王心源、王冷泉……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前半期进行的中国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王氏家族有10位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期，王氏族人挺身而出，慷慨赴死，他们是：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追授，1938-03-17在山东滕县牺牲）、陆军少将79军参谋处长王禹九（浙江黄岩人，1939-03-26在江西高安牺牲）、陆军中将新编27师师长王竣（1941-05-09在山西台寨牺牲）、陆军少将暂编45师师长王凤山（1942-06-23在山西张翁村牺牲）、陆军少将8师副师长王剑岳（1944-06-10在河南宝灵牺牲）、陆军中将79军军长王甲本（1944-09-07在湖南东安牺牲）、第17军25师149团团长王润波（四川开县人，追赠少将，1933-03-19在河北古北口牺牲）、民众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王殿臣（1935-05-25在河北遵化牺牲）、东北抗联第1军3师师长王仁斋（山东文登人，1937-09在东北牺牲）、东北抗联第4军副军长王光宇（吉林德惠人，1938-05在五常牺牲）。

王氏家族里的这些代表人物灿若群星，数不胜数，成为琅琊王氏家族史中的1道靓丽的风景线。

4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2《孝经》，云南出版社2013年7月版。

3《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

4《汉书》，班固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版。

5《“为父绝君”并非古代丧服之“通则”》，李村山著，载《经学今诠四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6《“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秦晖著，网址：http://www.aisixiang.com/data/75091.html

7《说苑校正》，刘向著，中华书局2011年5月版。

8《五蠹》，韩非子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9《孟子》，云南出版社2013年7月版。

10《尚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7月版。

11《周易全书》，辽海出版社2011年4月版。

12《汉唐时期的琅玡王氏家学研究》，孙丽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1日第1版。

13《琅琊王氏文化成就》，http://www.docin.com/p-715160099.html。

14《琅琊王氏：一个宰相辈出的家族》，大众网：http://wenshi.dzwww.com/zhongbangtoutiao/201302/t20130204_8001813_2.html。另有网址：http://www.sdsqw.cn/qlCulture/201302/article_24499.html

15《晋宋至齐梁琅琊王氏与皇室婚姻关系述评》，王连儒著，收入《第十二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琅琊文思”海峡两岸琅琊王文华研讨会论文集》1书。

16《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刘国铭主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1] 原载《平邑孝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2017年12月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