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自考重点笔记--清代文学
第一章 清代诗歌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绪言 清代文学发展概况
清王朝基本上全盘接受明代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方面，控制尤为强烈。主要表现在：一、清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二、清代科举沿袭明代旧制，实行八股取士。三、大兴文字狱。
清代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自清入关至雍正末年（1644--1735）为前期，自乾隆初年至道光十九年（1736--1839）为中期，自鸦片战争爆发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1840--1919）为后期。清代后期的文学发展情况，属于近代文学的内容，这里不介绍。
第一章 清代诗歌
第一节 清初诗歌
钱谦益和吴伟业是清初的著名诗人，和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清兵渡江，钱往迎降，后为礼部侍郎，未几去官，从事著述，秘密进行反清斗争。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
钱谦益的思想和性格较为复杂。钱谦益本以“清流”自居，却因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降清失节的污名；他身上存留着浓厚的晚明文人习性，又处处表现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目；他并不执著于忠君观念，然而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这种矛盾的心态，在明清之际部分士人当中颇为典型。由于他的情感世界矛盾而丰富，又是士林领袖，所以当他用诗来向世人表述自己的时候，诗中的情感自然要经过理性的提炼，语言典雅而有节制，很有分寸感。当然，这样的创作取向也取决于钱谦益对诗歌的认识，与他自觉致力于新一代诗风建设有关。
钱谦益用一“真”字，使性灵与学问二者兼顾起来。性灵得其“真”者，为厚，而有波澜；学问求其“真”者，为自得，而不模仿。学殖之所酝酿，是真学问的表现；元气之所结，是真性灵的表现。言之有物，指真学问；修辞立诚，指真性灵。钱谦益能洞见诗弊，又长于创制，转益多师，故能开一代诗风。清代诗歌宗宋的一派，以钱氏为起点。明清诗的变化，以钱氏为一大转折。受钱氏影响，在其家乡产生了“虞山诗派”，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
就诗而论，钱谦益是大手笔。以学杜为主，出入于唐中晚及宋元。浑融流丽，是他独创的风格。典丽悲凉，是他诗歌的主要特色。如《金陵秋兴》，主要写郑成功的斗争事迹和南明桂王政权的形势，包括他和柳如是的抗清活动，堪称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入清后官国子监祭酒。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墓前立碑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其诗多寓身世之作。有《梅村家藏稿》。
吴伟业在诗中曲折表达了失节仕清、遭世讥贬、抑郁悲凄的心态。
梅村诗歌分前后期，前期诗风华绮，以清丽之思状男女之怀，如《子夜词三首》。后及乎国难，身经乱离，论者比之庾信，多感慨苍凉之音。这主要体现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中，七言歌行体最为显著，如《圆圆曲》、《琵琶行》、《临淮老妓行》、《永和宫词》、《悲歌赠吴季子》诸篇。《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等诗，抒写民生疾苦，真实可感。
《圆圆曲》是吴伟业叙事体诗的代表作。它以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写吴为夺回爱妾，不惜叛国投敌，与李自成农民军为敌的故事。全诗打破时空限制，运用多种叙事手法，情节曲折，并将诗人自己的人生体验写入诗中，表达了易代之际独有的生命感和历史感。“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成为传颂千古的名句。整首诗文词清丽，音节调谐，含蓄委婉，沉着痛快。这是“梅村体”的特点。
“梅村体”把李商隐诗色泽浓丽的特色、元白长篇叙事诗善于铺排、流丽婉转的风格和初唐四杰抒情歌行的结构方式结合起来，以人物命运为中心，注重情节，腾挪跳跃，挟以沧桑浮沉之感，极尽俯仰变幻之能事。
第二节 遗民诗
这一时期，有不少诗人具有坚贞的气节，参与抗清斗争，至终不渝。他们入清后，或流亡各地，或削发为僧，发之于诗，抒写故土国恸，状民生疾苦，笔力遒劲，慷慨悲凉，给人深切的感染力。其中诗歌成就较高的有顾炎武、吴嘉纪、钱澄之、屈大均等人。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有《亭林诗文集》、《日知录》。亭林诗风高古，卓尔大家。“高古”源于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责任坚守不渝，源于他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遒劲的笔力。他的诗不事雕饰，有益世用，天然古色。
吴嘉纪（1618一1684），号野人，江苏泰州人。隐居家乡，生活贫困。有《陋轩诗》。诗作表现他的民族感情，更多是反映社会矛盾，抒写民生疾苦。其诗继承乐府歌辞和杜甫、白居易诗歌的优良传统，语言质朴，风格苍劲，以白描擅长。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邻翁行》，写造船工人的悲惨遭遇，表达了诗人对底层人民的深厚同情。
钱澄之（1612--1693），原名秉镫，字饮光，后号田间，安徽桐城人。有《藏山阁诗存》、《田间诗集》。钱澄之的诗歌多写行役艰险，山川胜概，风俗民情，其中记载抗清事迹和南明王朝内部斗争的诗篇有诗史价值。后期则多闲适恬澹之趣。在遗民诗中，可谓独树一帜。其代表作如《扬州访汪辰初二首》。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有《道援堂集》、《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等。屈大均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的诗歌特点是“才情焕发，声律绵丽”，岭南三大家的诗风则“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诗家倡导“雄直气”的诗风，从消极方面说，是反对明代公安派和竟陵派，反对宋诗的艰涩；从积极方面说，是继承《离骚》和汉魏的传统，承“曲江规矩”，而为直陈其事、直抒其情的唐音。
屈氏继承了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正因为思想感情上的“雄真”之气，所以他的诗歌哀怨似《离骚》，超逸似太白。五律最为擅长，能以古体行于律中，有古直之风。
第三节 王士禛与康熙诗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有《带经堂集》、《唐贤三昧集》、《渔洋诗话》、《唐人万首绝句》等。
王土禛论诗本司空图、严羽之说，提倡“神韵说”。“神”是指表现恰到好处的诗味，
“韵”是把诗引向一种余意不尽、悠闲淡清的境界。合起来讲，就是使诗歌所表现的对象具有一种远境美。艺术上，要求诗人将情感艺术加工，如秋雨之萧瑟、春梦之无痕，不仅将此一情感秋雨化、春梦化，而且要进一步落到萧瑟和无痕上，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效果。
确实，怀旧题材，触景生情，易生“神韵”之美，易使情感虚化。比如王士禛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其一。
比较而言，王士禛凭吊怀古、模范山水和个人情怀的七言绝句多能实践其“神韵说”的诗学审美主张。
当时诗坛王士禛“神韵说”风靡一时，但也有人提出批评。从理论上与之辩驳的是赵执信。王士禛和赵执信论诗不同，风格亦异。王以才情胜，流弊伤于肤廓；赵矫之以深峭，诗宗晚唐。赵执信诗的现实感较强。
康熙诗坛，除了王士禛尊唐外，还有不少人标榜宋诗。当时倡言宋诗者，成就较高的前有查慎行，后有厉鹗。
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原名嗣琏，字夏重，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有《敬业堂集》。他的诗歌较多反映社会民生问题，如他所说：“我从田间来，疾苦粗能言。请陈东南事，约略得其端。”其诗得苏轼为多，参以白居易的简朴和陆游的情调，其中写生活的诗，风趣宛然。
查慎行早年从军西南地，中年漫游中州，所至感闻，表现行程景色和风俗民情的诗，清新宜人。如《自湘东驿遵陆至芦溪》。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樊榭山房集》、《宋诗纪事》。他批评王士禛和朱彝尊两家的“傅采”，独辟蹊径，取之“孤淡”，为浙派的代表人物。他诗中较少触及现实苦难，为己多于为人，忧生多于忧世，自赏多于讽时，全力追求个人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孤淡的情调。表现在选材上，最喜爱秋暮、月夜和雨天这样的时节，古寺、疏林、晚钟这样的景物，清幽、闲适、冷僻这样的情趣。选择山水之枯淡者，可能与他借此平静胸中抑郁之气有关，与其出身寒门屡遭挫折有关。
第四节 乾嘉诗风
乾嘉时期，诗风出现了新变：一方面纠治康熙“神韵说”之弊，一方面努力建设乾嘉诗风。一是追求雅正，提倡温柔敦厚的诗风，以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和姚鼐的“熔铸唐宋”说为代表；一是独尊性灵，破唐宋门户，勇于革新，不拘一格，各领风骚，以袁枚的“性灵说”为代表，有郑燮、赵翼、张问陶等。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与乾隆帝“与诗始，与诗终”，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人称“大宗伯”。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说诗晬语》，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流传甚广，颇有影响。沈氏论诗倡导“格调说”。“格调”有两层，一是指诗歌创作要本于诗教，这与清廷提倡的程朱理学相适应，因而“格调说”带有明显的维护封建统治色彩。二是指诗歌创作讲求蕴藉，推尊唐诗，偏袒七子派，尤重诗歌声音的美。
翁方纲（1733一1818），他提倡“肌理说”。所谓“肌理”，即“文理”、“义理”，也就是经术学问。诗歌创作要基于学问，以学济诗。当然，他的弊端也很明显，最后使得诗成为阐发学问的一种有韵文字，而少有性情。
袁枚（1716一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十三年（1748）辞官，隐居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论诗标举“性灵”，强调真性情，诗中有“我”，形成“性灵诗派”。对于性灵诗派，需说明如下几点：
其一，在袁枚的表述中，“性灵”、“性情”、“真我”，都是指作诗要有个人的真情实感。
其二，性灵诗派追求新奇和风趣，语言力求通俗和生动，题材多为下层平民，背叛传统，表现市民意识；善写琐事、异事，俗而有趣，具有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
其三，袁枚以新兴的商业文化意识对抗传统的名教纲常，表现为极大的叛离和空前的智慧。
评定袁枚的诗，应关注于他的“真性情”。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基本同步。如其《嫁女诗》。袁枚还有不少说理诗，但都有他个人的识解，不故弄玄虚，耐人寻思。如《马嵬》。
赵翼（1727一1814），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有《瓯北诗集》、《瓯北诗话》、《陔余丛考》等。其《论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号藏园，江西铅山人，有《忠雅堂诗集》。论诗也属性灵一派。不过，他说的性情主要是指“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其不少描写下层苦难的诗作，感人至深。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有《板桥集》。他的政治态度属于传统儒家思想，但他的诗文里则有着反抗传统的浪漫精神。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有《两当轩集》。黄仲则生在盛世，却悲歌不已，短促的一生都在凄凉中度过。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天才”的赞誉声中被曲解的诗人。
黄仲则常年漂泊江湖，怀才不遇，多愁善感，发而为诗，则愤世悲凉，为盛世的感伤情调。“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在他的诗集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落拓和孤寂的情怀。就诗作而言，他以七古、七律见长。
第二章 清代文章
就文章而言，前期为经世之文，又可分为学者之文（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和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桐城派古文是清代最有影响的文章流派。
第一节 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家是清代学术界的先驱，也是清代文章的开启者。他们穷经治史，讲求经世，反对虚谈，著学人之文。其理学渊源，各有所宗，却不立门户，顾氏崇尚朱熹，王氏希踪张载，黄氏独重阳明。一代学风，甚为淳朴。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有《南雷文定》、《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有《船山诗文集》、《读通鉴论》、《宋论》等。
顾炎武不以文人自居。有《日知录》。
总之，他们强调经史传统和实践之功，对于纠正明代轻率儇薄之风有积极作用。不过，他们文章中的思想意义要大于文学成就。他们的文学观念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对于李贽的思想精神和小说戏曲文学价值的认识不够，这与诗学中的陈子龙和钱谦益相似，表现了向传统儒学经世复归的倾向。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少有才名，曾参加复社，入清未仕。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并称为“四公子”。长于古文，尊唐宋八家，有《壮悔堂集》。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如《马伶传》，文章记述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戏剧演员，一方面赞扬了马伶刻苦学艺的精神，另一方面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把宰相顾秉谦比作奸相严嵩。艺术上注重细节和情节，是小说笔法。
魏禧（1624一1681），字冰子，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后隐居家乡翠微峰，所居之地为勺庭，人称“勺庭先生”。与其兄祥、弟礼，并有文名，世称“宁都三魏”，与彭士望、邱维屏等称“易堂九子”。有《魏叔子集》。代表作有《大铁椎传》、《复六松书》、《正统论》等。
汪琬（1624--1690），其代表作有《江天一传》等。
第二节 桐城派古文
康乾时期，随着清政权日益巩固，复古明道之说得到发展的机运，方苞、姚鼐之徒，应时而起，倡明程朱之学，主八家之文，形成桐城文派。有清一代的文章首推桐城派。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有《望溪全集》。在古文理论上，方苞主要贡献有：一、提出“艺术莫难于古文”的观点。二、“义法”说。方苞讲述“义法”最多，从具体示例来看，“义法”是要求写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而略去无关紧要的文字，布置适当，文字雅洁。“义”是指“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法”是指如何运用语言，是“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语言讲求“雅洁”。方苞的古文较好地实践了其理论主张，代表作有《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田间先生墓表》、《先母行略》等。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一生科场失意，晚年官黟县教谕。有《海峰集》、《论文偶记》。穷居江上，怀才不遇，与方、姚思想很不一样，具有批判社会的锋芒，表现为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就古文而言，刘大櫆坚持古文的文艺性，较为集中描写底层人物，吸收小说刻画人物的方法，推崇归有光，善于转折跌宕，层层深入，一唱三叹，散文有诗化的倾向。如《张复斋传》、《章大家行略》。
姚鼐（1731—1815），字姬传，轩名惜抱，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有《惜抱轩全集》、《九经说》、《惜抱轩尺牍》，编有《古文辞类纂》。
受当时朴学风气的影响，姚鼐认为：“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
姚鼐论文本于方苞的“义法”说，在其师刘大櫆的“神气”说基础上，提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这八个字，将为文之本与末、精与粗讲完整了。
姚鼐提出了阴阳和刚柔的文章风格论。以刚柔论文，前人早已论述，但到了姚鼐，论述最为完备。
姚鼐是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及门弟子很多，有著名“姚门四弟子”（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和陈用光、刘开等。道咸时期，桐城派古文由江南扩展到全国。
姚鼐古文的重要贡献是将论学之文和考证之文，写得形象生动，气韵充美。
其论诗论文之文，叙人之文，亦复如是。如《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给老师作寿序，姚鼐从家乡桐城一地的古文渊源上起笔，意在将老师的古文事业发扬光大，这样立意相当高，也合乎老师的心意。但这番想法又不能明说，所以文章曲折其辞，插入幼小的一段往事，结以勉励后学之辞，这样一方面使寿序有了情韵，另一方面，又冲淡了姚氏的真实想法。当乎理，合于情，得寿序之体。
除桐城派古文外，还有阳湖派古文。代表人物是恽敬和张惠言。
第三节 乾嘉学者之文
清代乾嘉考据学分为两大派：一派为吴派，另一派为皖派。两派学术思想都影响到他们对文章的看法，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上攻击桐城派，批评方苞的空疏与浮薄。
戴震（1723一1777），字东原，号慎修，安徽休宁人。有《戴东原集》、《孟子字义疏证》、《水经注》等。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今上海市）人，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家。著有《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
第四节 汪中与清代骈文的复兴
清代骈文的复兴，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背景：
一、随着清朝统治的渐趋稳固，文化的调适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产生了乾嘉考证之学的繁盛局面。骈文的复兴，就是根植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
二、清代学术中的汉宋之争，客观上为骈文的复苏提供了条件。汉学重考证、训诂、音韵之学，而骈文讲辞藻、韵律和用典，骈文自然成为汉学家言说世界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形式。
三、桐城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只讲义法不重学问、只讲文气不事考证、有序而无物的空疏浮薄的弊病，桐城派所尊奉的文统和道统也受到学人的挑战，而骈文要求学问优先，可药桐城文派之弊。可以说，骈文的复兴是在与桐城派抗衡中出现的。
清代骈文家对文章的见解，大多与桐城派异辙，有的主张骈散并重，有的则唯骈文是宗。阮元和李兆洛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阮元主张文笔分立，鼓吹骈文，为骈文争文统。李兆洛编选《骈体文钞》，视骈文为正宗。
清初骈文名家，创作最有成就的是汪中。
汪中（1744一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著有《述学》、《容甫遗诗》等。代表作有《哀盐船文》、《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广陵对》、《自序》等。例如《自序》，通过与梁代刘峻“四同五异”的对比，讲述自己潦倒的一生。虽为骈体，但朴实自然，典雅醇厚，深情款款。
骈文是语言型文学，主要依靠汉字单音复义特点，讲求辞藻、音律和用事，艺术性要求高，使得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地位，更不可能与语体文争衡。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学者型，为文讲求渊雅典丽，这也不利于骈文的发展。
第三章 清词
在元明两代的沉寂之后，清词振颓起衰，呈现中兴局面。仅就《全清词》汇辑情况而言，顺治、康熙之卷就有五万余首，词人二千余人，而且流派纷呈，风格迥异，词学理论和批评也呈现复兴气象，可以说清词为这种抒情文体的发展史谱写了辉煌丰硕的殿末之卷。
第一节 清初词坛
总体而言，清初词坛，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阳羡词派在清初变幻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乡土色调。这一派成员有徐喈凤、万树、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崧，以陈维崧成就最高。他们或是遗老逸民，或是忠烈后裔，因而词作多述民生之哀和故土之思，激荡楚郁，凄苍清狂。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以气节著称。维崧康熙间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善骈文，尤攻词，现存1629阕，计有416调，为古今词家所未有。有《湖海楼诗集》、《湖海楼词集》、《迦陵文集》等。少作以风华绮丽见称，中晚年作品渐趋深婉豪宕，苍凉沉郁。如《贺新郎》[纤夫词]，此词当作于此时。以词的形式描写沿江人民的苦难，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
陈维崧的慢词盘转起伏，骨力警拔，情致酣畅，将赋和歌行的手法运用于词，呈现出“精悍”和“横霸”的审美风貌。此外，他以腾越飞扬的才情和劲挺的笔力，写了不少小令。最为人称道是《点绛唇》[夜宿临沼驿]。
随着清朝的统一，阳羡词派的悲慨健举、萧骚凄怨之音，难合于政局一统的新形势，渐趋衰落乃是必然。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适应清朝大一统局面，以醇正秀雅的词风异军突起，影响深远。于是，从重“志意”到重“韵致”，从讲气势笔力到醇雅章法，由写实转向空灵，由明快转向含蓄。词中的浙西相当于古文中的桐城，一起成为盛世的文学景观。
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早年曾秘密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事败出走，游幕四方。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出仕清廷。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博通经史，工诗文，与王±禎并称两北两大诗人，尤长于词。有《曝书亭集》、《经义考》，编选《词综》，词集有《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四种。
朱彝尊词宗南宋。朱氏所论，既不满于明词的硬语新调，又不认同苏、辛一派的作品及历史地位，于阳羡词派多不认可，故而尊奉姜夔、张炎，讲求醇雅，偏重在词的格律和技巧。
《江湖载洒集》是朱彝尊一生词创作的精粹，所收词作或沉郁苍凉，慨然其情，或清新流动，雅乎其词。其中远离现实政治的吊古之作，最有力度。如《卖花声》[雨花台]，该词的高妙就在于，将故国之思淡化为空灵的意绪，营造出一种感伤的氛围，让读者去回味。
《江湖载酒集》广被称誉的还有高秀圆转或凄丽缠绵的情爱词，如《金缕曲》[初夏]，整首词婉丽动人，清新而含蓄。
纳兰性德（1654--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进士，官侍卫。生性聪敏，娴于骑射，笃于友情。工于诗词，尤为小令，爱情词低徊悠渺，婉丽清凄；边塞词寥廓苍远，绘景如画。
纳兰词多写一己情致，流于感伤，其悼亡诸什，尤为凄婉。如《南乡子》[为亡妇题照]。
纳兰边塞行吟题材的词，苍凉清怨。如《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当时京华，纳兰性德与曹贞吉、顾贞观合称“京华三绝”。曹贞吉和顾贞观的词作以雄深见长，法度谨严。顾贞观（1637一1714），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有《弹指词》。《金缕曲二首》是其代表作，这两首词是寄赠流放宁古塔的友人吴兆骞的。以词代书，全是家常语，而深情贯注，真切动人，道出了二人共患难的生死之情，为世传诵。
第二节 常州词派
嘉庆年间，张惠言、周济倡《风》、《骚》之旨，反对浙西词派徒为形式之病，一时从风，形成常州词派。
张惠言（1761一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精通《周易》，工词赋散文，是阳湖派古文和常州词派的开创者。有《茗柯文集》、《茗柯词》。
惠言的词作与其词学主张一样，讲求言外之旨，隐晦奥眇。如《木兰花慢》[杨花]，咏杨花，将其人格化，实是写词人自己。
张惠言是学问家，研读《易》学多年，于天命人事之间，多有慧解。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号止庵，别号介存居士，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淮安府教授。后隐居江宁，潜心著述，有《晋略》、《介存斋集》、《味隽斋词》，词论《介存斋论词杂著》，编纂《宋四家词选》。
周济的词作，词旨隐晦，令人难解。
独立于常州词派和浙派之外，颇有成就的是项鸿祚（1798--1835）。项鸿祚又名廷纪，字莲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忆云词》。
第四章 清代小说
清代小说数量众多，流派纷呈，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从数量上看，章回小说大约有330多部，文言小说约有500多种，拟话体小说有近50种。从章回小说的题材而言，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隋唐演义》，世情小说有《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歧路灯》，儒林小说有《儒林外史》，才学小说有《镜花缘》，才子佳人小说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侠义公案小说有《三侠五义》、《施公案》，狭邪小说有《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神怪小说有《西游补》、《绿野仙踪》。话本小说有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文言小说，长篇有《燕山外史》、《蟫史》，短篇小说集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谐铎》、《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等。
第一节 清代小说家的文体意识和主体意识
随着《金瓶梅》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明清之际，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理论标志着当时人们对小说文体认识的自觉，他对人物性格刻画、小说与史传史的区分、创作的主体意识及艺术结构等问题的探讨，都是建立在准确把握小说文体特点的基础上的。清代小说的文体观念，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文言小说，相比明代，有着长足的发展。由于小说观念、作家身份的转变和读者阅读的需要，清代小说呈现出全新的艺术风貌。
清初长篇章回小说大都借历史和时政题材寄寓兴亡之感，但与传统小说的类型有了重大转变，小说在演述历史、杜撰神怪过程中，较为关注人情世态的描写。大量世情描写的融入，使得小说的可信度得到增加之外，小说政治伦理的创作理念的单一化和对历史真实的有意识疏离，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的社会政治批判功能。
如果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更多取向于文人抒写怀抱的理想，受作者的主体性制约较大，那么才子佳人小说则与市井消费联系密切，从逻辑上说，这一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是晚明主情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
小说编撰有统一的构思，不是随意的创制。在谋篇布局上，短篇小说的章回化使得创作摆脱了“入话”、“头回”的固定叙事体制，叙事方式也摆脱了说书人的单纯口吻，叙事角度更为灵活。
从总体上说，清代的章回体小说较以前的同类小说更为精致而丰富。小说注重写实，不以故事情节离奇见长，从外部的矛盾冲突转向为内部的心理和细节的描写。
从小说创作主体而言，小说主体由以前的说书家进一步蜕化，出现文人化倾向，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小说的观念、地位、创作思维和艺术基准，加深了对小说题材的开拓，成为知识分子书写社会人生的重要工具。
小说家的身份、境遭和创作目的直接影响小说的构思和对小说题材挖掘的深度。清代小说大都是文入的独立创作，作品的现实感和作家的主体意识大大强化。
在题材处理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如劝惩功能这一题材，以前注重因果报应，采用对立二分的方式，在清代小说中，则处理得较为平和、宽厚，“善有善报”固然是天遂人愿，而“恶有恶报”却大打了折扣。
清代小说家还在一些小说中有意识地融入自己的感情经验和思想旨趣，使小说带有自传性质。
第二节 清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清初至清中期小说的发展情况，《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将有专门论述，其他有影响的作品，就其体例分述如下。
一、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多具有时代意识，主要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梼杌闲评》、《隋唐演义》。
《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反清的“惊隐诗社”。《水浒后传》可能是他晚年的作品，是一部“泄愤之书”。小说接续《水浒传》，写梁山英雄中剩存的李俊、阮小七等32人。以报国勤王为己任，由反抗贪官污吏转向抗金斗争，惩治高俅、童贯、蔡京父子等卖国权奸，寄托了作者的亡国之痛。小说虚构了李俊太湖起义，开拓海岛，重创基业的情节，明显是演绎郑成功、张煌言海上抗清复明的史事，反映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意识。
康熙、雍正年间，钱采、金丰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撰写了80回的《说岳全传》。小说写岳飞抗金，终遭秦桧陷害而死的故事。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不受史传的限制，着意将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小说创作的理念是“忠”，以是否忠于王朝和君主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标准。这样作者写遇害前后的岳飞，有许多不近人情的行为，而秦桧纯属反面人物，被符号化和观念化，这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小说的长处在于它的故事性强，情节富有波澜，加上“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虚实相间的创作原则，自有一种“娓娓乎令人听之而忘倦”的阅读效果。
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杂采《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前人旧作，汇编修改而成。全书100回，以隋炀帝、朱贵儿和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始终关目”，津津乐道宫廷奢侈生活，鲁迅批评说“浮艳在肤，沉着不足”。
清初其他历史演义还有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无名氏的《说唐演义全传》、吕熊的《女仙外史》等。
《梼杌闲评》50回，成书年代和作者不详。小说写阉党魏忠贤的事迹。
二、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
清初以来，承袭《金瓶梅》的写实传统，以家庭兴衰和日常生活为中心，描摹世态炎凉、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世情小说，较早有《醒世姻缘传》，乾隆以后有《歧路灯》、《蜃楼志》等。而《红楼梦》的出现，将世情小说的创作推向高潮。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全书100回，长达100万字，题为“西周生辑著”。清代以来，该书的作者有蒲松龄说、山东章丘人说、丁耀亢说等，迄今尚无定论。
小说以明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叙述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前23回为前世姻缘，写山东武城县官之子晁源射死一只仙狐，种下孽因，又嫌弃嫡妻计氏，娶娼妓珍哥为妾，纵妾虐妻，计氏自缢而死。23回以后为今世姻缘，晁源因奸被杀，托生为明水镇一地主之子狄希陈，仙狐托生为薛素姐，为狄希陈之妻。计氏托生为狄妾童寄姐，珍哥托生为妾婢珍珠。珍珠终为寄姐逼死，狄希陈受到素姐和寄姐的百般虐待。后经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持诵《金刚经》一万卷，“福至祸消，冤除恨解”，素姐病亡，寄姐扶正，狄希陈善终。
小说以晁、狄的两世姻缘为中心，描写了各个社会阶层，上自州官权贵，下至商人、儒林、僧道、江湖医生、农村无赖、婢仆等，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社会风情画。小说宣扬因果轮回的宿命论思想，思想价值不高；好用方言俗语，摹绘农村人的口吻，诙谐幽默，形象毕肖；采用夸张式的漫画手法写素姐、寄姐等人的变态心理。她们的乖戾和凶悍，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
才子佳人小说是世情小说的一种。清前朝主要有《平山冷燕》、《玉娇梨》和《好逑传》三种。前两部各20回，同署“荑秋散人”。
《平山冷燕》的书名取洛才子平如衡、才女山黛、才女冷绛雪和华亭才子燕白颔四人的姓氏合成，写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两对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玉娇梨》写才子苏友白与两位佳人白红玉、卢梦梨的故事。
题为“名教中人编次”的《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18回，叙述铁中玉与水冰心的恋爱故事。早在18世纪，就有英、法、德三种译本，是驰名欧洲最早的中国古代小说之一。
三、才学小说
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他生性豪爽，不喜时文，曾做河南县丞。精通音韵，旁及杂艺，著有《李氏音鉴》。李汝珍的时代正是考据学的全盛时期，《镜花缘》深受影响。
《镜花缘》100回，以女皇武则天为背景，写百花遭谴，降为才女，百人会试赴宴的故事。还写了唐敖随妻弟林之洋泛游海外，多遇奇人异物，后食灵草，遂成神仙，最后以文芸起兵，武家崩败作结。它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游戏之作，作者将对社会的不满转化为谐趣，在卖弄学问的游戏中求得心理平衡。
《镜花缘》体现了作者对妇女地位和遇境的关注和思考。数千年来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失去一切权利。李汝珍主张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同等的教育，解放精神和肉体的压迫，伸张女权，可以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在那个时代里，这种理想是虚幻的，因此小说用水中月、镜中花比喻这一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是书名《镜花缘》的来由。小说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像“君子国”好让不争，“大人国”民风淳厚，“黑齿国”的人们聪明好学，“女儿国”男女平等。有的则是现实生活的映照，像“两面国”中的人们虚伪欺诈，“无肠国”中的人刻薄贪吝，等等。
四、神怪小说
清初神怪小说的代表作是董说的《西游补》。小说写唐僧师徒经过火焰山之后，孙悟空被鲭鱼精所迷，到了梦幻世界所经历的种种奇遇，最后被虚空尊者唤醒，杀死鲭鱼精而悟道的故事。作者有感于明清之际的时事，以古讽今，讥弹现实社会和八股取士，具有较强的历史批判意识。艺术上，小说通过神魔演绎世情，将神怪小说与讽刺小说结合起来，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荒诞寓意类小说如《斩鬼传》、《平鬼传》的艺术构思。
《绿野仙踪》（又名《百鬼图》）是清代中期较著名的神怪小说。小说主要写冷于冰求仙学道、救济众生的经过。围绕奸相严嵩，广泛展现了朝野内外的忠奸之争，暴露官场的腐败；围绕温如玉的堕落过程，对当时儒林士风的败坏作了大量的描绘；写冷于冰看破红尘，潜心修道，表达了作者希求逃脱人生之苦的愿望，这一幻境实是庸俗文士心态的一种反映。
五、话本小说
清代拟话本小说在明代“三言”“二拍”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小说取材以现实生活和作家自己的经历为多，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态风貌。现存清代拟话本小说约有三十余种，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
李渔（1611—1680），字笠翁，别署笠道人，浙江兰溪（今金华市）人。屡试不第，带着家庭戏班，遍游四方，晚年移居西湖，以卖文为生，自号湖上笠翁。一生著述丰富，除了两部话本小说集外，还有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全集》、杂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等。
两部拟话本小说集，有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生活的；有描写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的；有反映社会黑暗现实的；有反映作者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趣的。
李渔小说艺术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创新，不拘陈套。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描写旧家子弟谭楚玉与戏剧名旦刘藐姑借演戏在舞台上的爱情，假戏真做，构思新巧。
结构清晰，主线明确，也是李渔小说的长处。
李渔有的小说庸俗无聊，格调不高，过分追求奇巧，语言失之轻佻，这些都是其小说的明显不足。
六、讲唱文学的兴盛
清代讲唱文学有了新发展，除了元明以来的词话、鼓词、弹词、宝卷之外，又产生了新的讲唱文学形式——子弟书。
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是由宋代的陶真和元代的词话发展而来的，与词话关系更为密切。
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一种讲唱文学形式，它由说（说白）、噱（穿插）、弹（伴奏）、唱（唱词）等组成。弹词多用第三人称叙述，语言浅近。
子弟书是鼓词的一支，由清代八旗子弟首创并流行的一种讲唱文学。
第三节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我国文言小说始盛于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发展为传奇，具有短篇小说的特征。宋明以来，除了较著名的宋代《夷坚志》和明代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瞻《觅灯因话》外，整体成就都比较低。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唐传奇的手法志怪，表现奇思异想，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
一、蒲松龄的生平与《聊斋志异》的成书
蒲松龄（1640一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的家庭。自少受家庭影响，有经世济世的政治理想。19岁时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得到山东学道、著名诗人施愚山的赏识。但此后却屡试不第，直到72岁时才援例被拔为岁贡士。这样的科途命运，使他认识到科举取士的弊端和腐败，对落第士子的痛苦心情有了深切的体验，这是《聊斋志异》批判科举制度的重要来源。
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在农村度过。31岁那年，应同乡好友江苏扬州宝应知县孙蕙之请，做了一年的幕僚。这次经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南方的山水风土开阔了他的眼界，南方号称富庶而人民生活却同样悲惨，幕宾的身份还使他有机会接触上层社会，熟悉官府的黑暗和政治腐败。
蒲松龄青年时期就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康熙十八年（1679）春，他将已经写就的篇章结集，定名为《聊斋志异》。这部小说的素材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采撷或借鉴前人的小说和笔记，二是友人的提供，三是自己的经历或见闻。
《聊斋志异》现存版本主要有三：一是手稿本，仅存上半部，共237篇。二是乾隆十六年（1751）张希杰铸雪斋抄本，存目488篇。三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本，凡16卷，共431篇，是现今通行本的底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12卷，491篇，采录宏富，是目前最为完备的一种本子。
二、《聊斋志异》的思想意蕴
综合地看，作者的目的：一是借鬼神世界反映现实人间的社会现实，加以批判、揭露；二是肯定自我，幻想美好人生，是理想的寄寓。内容上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小说写狐鬼与人的恋爱故事，歌颂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如《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香玉》等。写得十分动人，是《聊斋志异》中最精彩的部分。书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痴情”形象。像《阿宝》中的孙子楚，《婴宁》中的王子服，等等，他们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反抗破坏美好爱情的旧势力和封建礼教。这反映了蒲松龄对爱情追求者的基本态度，他们对爱情的真挚追求，最后都有了美满结局。
蒲松龄对“至情”的爱情理想的歌颂，继承了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思想传统，赞美超越生死的爱情力量。
其次，小说揭露科举考试的腐败和弊端，讽刺考官的昏庸和贪鄙。小说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子的这种苦难。小说将热衷科举的读书人那种空虚的精神世界描写得极为形象。《叶生》描写才学出众的叶生屡试不遇，落魄潦倒，忧愤而死，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压抑。蒲松龄是时代的清醒者，他能以一种冷峻的心态反思士子被扭曲韵精神世界，实在难得。其他如《司文郎》、《考弊司》、《贾奉雉》、《于去恶》等篇章，揭露科场的是非颠倒和考官的庸俗无能，表达了作者的愤懑之情。
再次，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黑暗和吏治的腐败。如《促织》，写为了满足皇帝斗蟋蟀的享乐需求，老百姓“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的悲惨事实。成名买不起应征的蟋蟀而受尽折磨，后来历尽艰辛，捕得一头，又不幸被儿子弄死。后来成名的儿子复活，魂灵化作一只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全家被毁灭的命运。又如《席方平》对封建官府的黑无天日的揭露。《聊斋志异》这些不朽的篇章，都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三、《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创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它既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长处，还接受了先秦两汉和唐宋古文的影响，体式多样。兼众体，恰恰是这部小说的特点：有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有的可称为志怪短书；有的是纪实性散文小品；有的以人物为中心，属于性格小说；有的则注意心理和环境描写，淡化情节，有诗化特征。篇幅长短不一，《莲香》、《胭脂》、《王桂庵》、《促织》等，四五千字；有的只有百十来字，最短的《赤字》，仅25字。
小说是志异，写花妖狐魅，在艺术上自然表现为奇幻奇异、想象丰富的特点。
就想象之奇特而言，又有两层：一是写奇幻之事，如《罗刹海市》整篇就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巩仙》写尚秀才与歌妓惠哥相恋，后在巩道士袖中团聚，里面“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虚无缥缈，但又幻迹人区。一是情节曲折奇峭，文笔夭矫而不摭实。如《王桂庵》写世家子王桂庵与榜人女芸娘的爱情故事，伸缩有致，摇曳多姿。如《促织》、《葛巾》、《宦娘》、《胭脂》、《西湖主》、《张鸿渐》等，波折迭起，无限烟波，无限峰峦。
就诗意之蕴藉而言，主要表现为作者将其所热爱和歌颂的人和事物加以美化，赋予花妖狐魅诗的气质。在这一方面，《婴宁》最具代表性。婴宁是一位美丽的狐女，没有礼教约束下的男女之分和尊卑之别。开篇起势，作者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婴宁到了王家后，经过婆母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婴宁的悲剧结局让读者感到惋惜，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悲愤之情。小说善于营造神奇缥缈的气氛，追求意境美，其中幽雅环境的描写，与女主人公天真爽朗的笑声相适应，具有象征意义，衬托出她的富于诗意的性格美。
《聊斋志异》创造性地运用古典文学语言，又从口语方言中提炼，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如《邵女》中写贾媪说媒时的一段对话，是口语和文言相融合的典型：
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
第四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以极其高明的讽刺手法，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描写了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图画。
一、吴敬梓的生平和思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晚年移居南京，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名文木山房，故又号文木老人。出身世家大族，“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到了父辈，家道开始中落。吴敬梓自幼受儒学思想的教育，14岁随嗣父吴霖宦游，18岁中秀才。不久，嗣父辞世，为争夺遗产，家族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纠纷。这次纠纷加深了他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由于慷慨好施，风月放浪，不善治生，家蓄殆尽。33岁时，始移家南京，卖文为生。36岁时，安徽巡抚举荐应博学鸿词科，“坚以疾笃辞”。
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经历了一个由追求、失落到冷淡、憎恶的发展过程，对科举考试以及读书人的生活和思想异常熟悉，他笔下的儒林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盖源于此。
移家南京后，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至乾隆十四年（1749）前后完稿，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56回。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著有《文木山房集》4卷以及散落的诗文。
二、封建末世的儒林群相
“儒林”包括知识分子和与之相关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小说的主要内容写“功名富贵”。小说开篇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表明作者否定功名富贵，批判科举制度。
小说开篇借王冕之口道出“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的对立。随后，小说刻画了追求功名富贵与讲究文行出处的两组人物。作者写这两组人物时，将矛头直接指向科举制本身，因为科举是求得功名的唯一桥梁。
《儒林外史》描写了许多因跻身科考而人性为之扭曲、人格堕落者。如匡超人，小说用了五回的篇章写其人品的堕落。揭露科举制对士人身心的摧残和毒害，最为典型的是周进和范进的故事。如周进，原是一个年逾花甲的童生，中举前受到年轻的梅玖相公的奚落。中举后身价顿增，人们纷纷前来巴结他，亲近他。小说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揭示，对世俗污浊风气的揭露，都是相当深刻的。《儒林外史》还描写了一旦取得科举，就攫取财富，压榨民姓者。他们出仕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多是土豪劣绅，如乡绅严贡生，横行乡里，敲诈勒索等。
科举制度下的另一类人物是假名士，他们是科举制孕育出来的社会畸形儿，这些人“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他们多是想功名而爬不上去，谋富贵而不可得，于是假托名士，互相标榜，沽名钓誉，招摇撞骗，如权勿用、遽公孙等。
同时，《儒林外史》也塑造了一批为作者所赞颂和肯定的人物。他们注重“文行出处”，鄙弃功名，自由独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儒名贤，一类是普通市民。前者有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萧云仙，加上开篇的王冕，这些都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杜少卿傲视权贵，不屑科考，巡抚部院李大人荐举他进朝做官，他装病辞却，显然是吴敬梓的化身。这些人物承袭原始儒家德治仁政的社会理想。
在真儒名贤的教化难以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时，作者将目光投向社会的底层，写了一些远离功名利场的市井平民，如卜老爹、邹吉甫、倪老爹、鲍文卿等，他们忠厚本分，古风犹存。在小说结尾出现的“四大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安贫乐道，高雅超俗，其实是隐士的化身，吴敬梓对他们抱有新的希望。
三、讽刺小说的典范
在人物刻画方面，小说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严监生临死时，迟迟不肯断气，是因为看见灯盏点了两根灯草，这是讽刺吝啬鬼的经典细节。而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却舍得大花银子。如范进中举前，境遇可怜，作者虽是讥讽，但怜悯居多；中举后，虚伪恶劣，作者则予以辛辣冷峻的批判。又如写王玉辉劝女殉夫，嘲讽他的迂腐残忍。女儿死后，作者又以同情的笔触写王玉辉内心的悲痛，从笑到哭，由理而情，表现他的内心波澜，揭示了人性和礼教的冲突。
小说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笔法，采用写实方法，淡化情节，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在细琐的叙述中，通过精心的白描，展现出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例如，写范进中举前后，通过细微的言语和行为，写出了因长期未获科举产生的失落感和内心的羞愧与胆怯。小说采用细节说话，精心白描，其中真意，颇堪玩味。而作者的立场，读者的观受，自然就呈现出来。
此外，像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节，既无辞采，少有情节，却写出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写他看女人的微妙之际，在湖畔女人中引起的骚动，写出了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的虚伪和假道学。这些让人深省，起到良好的讽刺效果。鲁迅称赞说：“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中国小说史略》）
第五章 曹雪芹与《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它以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为背景，叙写了一个鼎盛之家走向衰落的必然过程。小说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浓厚的悲剧意识赢得了世人的喜爱。
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思想与《红楼梦》的成书
曹雪芹（约1715一1763），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生长在康熙朝的望族曹家，从曾祖开始到他父亲这一代，世袭江宁织造。康熙六次南巡，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四次在曹寅任内，这种与封建皇帝的特殊关系，加上长期生活在江南地区，使曹雪芹能直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而发生于雍正和乾隆初年的曹家两次祸变，又让他亲身体验了贵族大家庭由繁而衰的时代变迁，这些成为《红楼梦》写作的客观条件。
曹雪芹生命最后十几年，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境况非常凄苦。乾隆二十七年（1762），爱子夭折。不久，他感伤成疾，搁笔与世长辞了。留下的只有琴剑在壁、新娶的妻子和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靠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埋葬。《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披阅十载而草成的。曹雪芹全部的深情与执著，其生命的悲愤与理想，以著述的方式来表述，也许是他最好的慰藉吧。
从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敦敏等人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孤傲不屈、愤世嫉俗又豪爽旷放的个性。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上属于魏晋反礼法的范畴，与汤显祖《牡丹亭》所反映出的思想精神有相契处。
曹雪芹30岁以前就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在他去世前，只整理完前80回。次年即有传写本，以未完的80回流传于世。约20年后，高鹗续写了40回，改名《红楼梦》，就是现在的120回本。后40回故事大开大合，笔意纵横变化，仍保持了原作的悲剧气氛，宝玉被骗与宝钗成婚、同时黛林饮恨而死的情节，尤为世人称道，大体上完整地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兴衰的历史，做到了主题的统一。
《红楼梦》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80回抄本系统，多附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故又称“脂本”，主要流传于乾隆十九年（1754）至五十五年（1790）。现在这一系统的本子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十几种。
另一种是120回的刻本系统，因有程伟元的序，又称程本、高本或程高本。主要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排印本，是“程甲本”；次年程伟元又有所增删，称之为“程乙本”；由程甲本演化而来的王希廉（即护花主人）评本，道光十二年（1832）双清仙馆刊行，这是流行最广的刻本。目前常见的是依据程乙本，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
第二节 《红楼梦》的思想意蕴
《红楼梦》的中心线索是宝黛爱情，围绕宝黛爱情写及贾氏这一世代富贵之家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过程，写及大观园这一独特的理想世界走向幻灭的过程。因而，小说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情的世界，指的是贾宝玉与红楼女子的情感世界；二是礼的世界，指的是封建家庭的价值体系和规则秩序；三是理的世界，即作者对于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思考。
如前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封建礼法与性情的对立，构成了《红楼梦》叙事的视角。
先说名教与封建礼法。小说开头的十几回目，写刘姥姥初入荣国府的见闻，
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的场面，写贾母的生日，写出了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富贵奢靡，它貌似“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缨之族”，内部已经腐朽不堪：象征着权力的男性世界，贾敬沉迷炼丹，贾赦无耻专横，贾琏卑俗放荡，贾蓉轻浮淫纵，贾政虽是正人君子，却庸碌无为；而女主子安富尊荣，钩心斗角；更为深层的是，维系这个贵族之家的礼法和习法，像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极其荒谬。
与此同时，小说在以贾府为中心的同时，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与贾府结为姻亲的薛、王、史家，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薛蟠打死人不要紧，王熙凤仗势欺人，贾雨村徇私枉法，这说明不仅是贾府这一世家衰落具有必然性，而且“包括百千世家”；不唯贾府这一世家礼教腐朽，而且整个封建秩序和道德也濒临危机和崩溃。小说欲写其衰，先写其盛，从繁荣到衰落，曹雪芹写出了这一世家、这一制度的悲剧。
全书悲剧情调的基石更在于新事物的萌芽，清醒而又朦胧，热情而又近于幻稚，因迷惘而终归是“美的毁灭”这一不可抗拒的事实。在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追求自然和真情的人生和新的社会秩序的诉求与传统礼法制度之间所构成的矛盾不可能调和，而这种痛苦追求被小说意绪化和背景化，使得小说的悲剧意味更为浓厚。按照旧秩序的价值标准，宝玉简直是个“多余人”，不事正业，是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是个徒有良材美质的“废物”。他毫无人我之别，迎春嫁得不好，他便向贾母要求把她接回来。他的情种和意淫式的爱恋经验，取消了具体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知己之爱，是精神性的爱慕，很少带有“欲”的成分。
因为曹雪芹是将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而纯净的美感，是无意义的人生中的意义，并成为对抗社会旧秩序的精神武器，这就决定了宝黛爱情终不能成为两性的结合，“木石前缘”必然为世俗化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这里，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爱情自身的短暂美罢了。
人生失落，无所依归，落花春红，匆匆易逝，这些构成生命意义的最重要内容，也是造成生命虚幻的客观依据。《红楼梦》中所传达的人类精神普遍意义上的生命悲剧意识，同是其意蕴所在，这即是小说的“理”的世界。
与妙玉终归流入现实世界中最龊龌角落中去一样，宝玉最后是舍弃人世，遁入大荒山的无情世界中，这些都是说明纯洁原是从此在世界中来，又必然归宿于此在世界，这是《红楼梦》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经历的人世间最大的悲哀！
第三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人物，无不传神，各具光彩。
作者善于写出人物的不同性格，更能将同一阶层或同一类人物，对比写照，写出不同的性格特征。比如同为庶出的迎春和探春，一个懦弱，是戳一针也不吱声的“二木头”；一个尖利，是可爱又扎手的“玫瑰花”。同是受宠的贴身丫头，袭人则是一门心思向上爬，而鸳鸯则不惜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意志。
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从各个层面反复渲染，写出人物的复杂性，达到了典型化的艺术高度。如凤姐，小说将她放在各个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中写，写她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写她与荣宁二府的贾氏姊妹、妯娌、侄媳的关系，与男性世界的关系，与下层奴婢的关系，与贾琏的夫妻生活貌合神离，与官府勾通胡作非为。她对家族的腐朽和衰落看得比谁都清楚，但她绝不愿牺牲自己来维护家族的命运。她既是封建钟鼎之家的顶梁柱，又不露声色地攫取利益，加速了贾府的沦亡。她是小说中写得最复杂又最有生气的人物。
中国古典小说向来不大重视人物心理描写，但在《红楼梦》中许多地方写得极为深入而细腻，尤其是写青年男女那种富于灵性的微妙变化。
此外，作者注重环境描写，以烘托人物性格，如写潇湘馆的竹林、垂地的湘帘、悄无人声的绣房和透出幽香的碧纱窗，诗情画意，不仅与黛玉的气质相合，而且把黛玉的形象衬托得更为优美动人。
作者善于处理小说情节，往往能够把日常生活事件写得意味深长。如《宝玉挨打》是全书中重要的生活场景之一。一切都经过作者的精心结撰，一切又都像自然发生的那样，似乎生活本来就该这样的。这里，体现了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巨匠高度提炼生活的艺术能力。挨打事后，引出宝钗送药、黛玉探伤、晴雯送绢、黛玉题诗等一系列新的情节，又将他们的叛逆性格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宝玉挨打”这一片断中，作者不以紧张热闹的情节取胜，而是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刻画人物的鲜明性格，表现出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
《红楼梦》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这是曹雪芹自觉的艺术追求。这种写实的风格，与小说运用限知性叙事的叙事方法有重要联系。小说对场面中的景物、人物乃至事件的叙述，不是采用全能叙事，而多半是借助于内视点，运用限知叙事的方式，这即是脂砚斋所谓的“皴染法”。
多条线索，笔致从容，摇曳多姿，使事件在纵向发展的同时，又左右萦回。与其他线索的事件相连，形成经纬交叉、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这一网状结构自身就突现出小说世界的立体感和生活气息。
此外，小说带有浓重的诗化色彩。它的叙事性又与这种诗意化的抒情性互为一体。小说诗化的艺术处理不仅是小说所描写的对象需要，更与小说的悲剧意识相吻合。以诗意情怀来驾驭小说叙述的创作方法，是中国古典小说文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到了《红楼梦》这里，小说与诗的畛域被打破，它是一部叙事的诗，是诗的小说。至于小说的语言，更为成熟，准确传神。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总之，《红楼梦》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
第六章 清代戏剧
据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和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书统计，清杂剧有1300余种，传奇有千余种。就艺术成就而言，传奇高于杂剧，清初传奇高于清中后期传奇。
就戏剧发展而言，有清一代戏剧创新性不够，除《长生殿》和《桃花扇》之外，其他作品平庸者居多，较元、明两代为逊色。
第一节 清初戏剧
清初戏剧有三个流派：一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其戏作有较强的市民色彩；二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派，有案头化倾向；三是以李渔代表的娱乐派，讲求游戏娱乐功能和形式技巧。
苏州派是明清之际活动在苏州一地的重要戏剧流派，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毕魏、叶时章等。该派戏剧特点是：创作题材上，较为关注社会现实，多为政治剧和时事剧；思想倾向上，突出表现道德情操与个人欲望的冲突，纲纪陵夷的社会与洁身守义的个人的冲突，不遗余力地抨击世风的浇薄、世态炎凉和小人的卑劣行径，歌颂清明的政治和社会安定，讴歌高尚的道德和操守，有强烈的伦理教化色彩，与明代中后期传奇相比，具有文化反思的特点；作品形式上，他们精通音律，又是演艺中人，注重舞台演出效果，少有案头剧不能演出的弊端，将平民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熔铸一体，又扎根于平民文化土壤之中。
苏州派代表剧作家是李玉（1591—1671）。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江苏吴县人。他出身于明万历间大学士申时行的“家人”，“为申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因著传奇以抒其愤”。有传奇33种，今存18种。最著名有“一笠庵四种曲”——《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和《清忠谱》。
入清后，李玉的创作兴趣由关注世态人情转向朝政纲常，并反思历史。除《清忠谱》之外，还有《千钟戮》（又名《千钟禄》）。该剧描写明初燕王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建文帝朱允炆和大臣程济化装僧道逃亡西南的故事。
入清后，李玉与叶时章、毕魏、朱素臣共同创作了《清忠谱》。 该剧25折，以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反抗阉党魏忠贤黑暗统治的斗争为题材，以周顺昌为主线，将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等人的遇难事件穿插其中，歌颂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和颜佩韦等五人舍生取义的高尚节操，反映了晚明社会市民阶层的壮大，抨击了魏忠贤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剧中主人公周顺昌具有“既清且忠”的理想人格。“清”表现在居官清廉，“忠”表现为一心向社稷。因为他的清忠，故于朋友，能激于义。当东林党入魏大中被魏忠贤逮捕时，唯独他往江边送行，并结成儿女亲姻。在阉党爪牙苏州巡抚毛一鹭为魏忠贤建造的生祠落成之时，周顺昌指着魏忠贤的塑像数落阉党的滔天罪行。这都是周顺昌光辉的形象。
作品还成功塑造了新兴的市民群体，他们是新的历史力量。代表人物是颜佩韦，他有胆识，重义气。可贵的是，对于像颜佩韦这样的市民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高昂热情，作者予以了高度的同情和赞颂，在中国戏剧史上，这是第一次。
在苏州派之外，吴伟业和尤侗是另一类型，他们的作品借历史故事抒发身世之苦或故国之思，意境上接近诗歌，曲词雅致，抒情性增强，但不利于演出，是“案头之曲”。
吴伟业的剧作有《秣陵春》传奇和《通天台》、《临春阁》杂剧。
尤侗，有《鹤栖堂文集》。戏曲有《钧天乐》传奇和《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五种杂剧，合称《西堂乐府》。
第二节 李渔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李渔的传奇作品既没有严肃的哲学思考，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期待，而是迎合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和市井平民的气味，因而其作品呈现出风流道学的思想追求和嬉笑诙谐的喜剧趣味，突出戏曲的娱乐性和消遣功能，表现为一种轻松愉快的幽默风格，一种对现实超然自得的审美态度，这也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戏曲的普遍趋向。
李渔不仅是重要的剧作家，而且是重要的戏剧理论家。其《闲情偶记·词曲部》专论
戏曲，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在戏剧结构方面，提出“立主脑”之说，即突出戏剧作品的主要人物、中心情节和主要矛盾冲突。为了更好地确立“主脑”必须“减头绪”，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中心线索明显。在情节安排上，要“密针线”，剧本各部分要前后照应，情节发展合乎情理。
“词采第二”，讲的是戏剧语言，要求“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总之，李渔的戏剧文学理论较为完整，有严密的体系，是对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批评发展的全面总结。
李渔的戏剧创作有《笠翁传奇十种》，它们基本上是才子佳人题材，“十部传奇九相思”，主要演男女情事。其中《比目鱼》写得最为感人，该剧采用戏中套戏的情节，是一出相当悲壮的爱情故事。
李渔戏作剧情新奇，不入陈套，编造巧合情节，出人意料，却又针线细密，不为怪诞。
这种重游戏的文学创作观，与“本之于圣贤之学”的“发愤著书”有着本质的不同，使人们在观赏戏剧时像弥勒佛那样，报之一笑，既是对现实烦恼的解脱，也是一种精神的超越。这些剧作流传甚广，被许多地方戏曲改编演出。
第三节 洪昇与《长生殿》
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是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稗畦集》、《续集》、《啸月楼集》，传奇有《长生殿》，杂剧有《四婵娟》。
洪昇一生坎坷，出生于中落的世宦之家，虽然可以入仕济世，但遭“天伦之变”，失欢于父母，远走他乡，自青年时代起，漂泊无寄。康熙七年（1668），赴北京国子监肄业，尔后旅京十余年，生活困顿。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佟皇后丧期上演《长生殿》而惨遭下狱。此后，归隐家乡。
《长生殿》作为剧本，写了50出，有两条线索，一条政治线，一条爱情线。
《长生殿》的主旨是描写和歌颂真情乃至理想化的幻情。洪昇将李隆基和杨玉环的“钗后情缘”理想化，使之成为不朽的至情，这与前代写同一题材故事的文学作品明显不同。
在讴歌“真情”的同时，传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当时的社会政治，反映了天宝之乱的历史背景。描绘了宫廷的荒淫腐朽，宰相的专横误国，贵妃姊妹的奢侈淫荡，边将的骄横跋扈，抗降官吏的卑鄙无耻，社会的尖锐矛盾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在批评唐明皇失政之外，还表现了“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的思想。
作品中，“占了情场”的爱情主题和“弛了朝纲”的政治主题交织一起。二者互为表里，没有社会政治内容，就没有李、杨爱情展开的实际形态；不集中描写李、杨爱情，社会政治内容就不能产生审美情感的效能。我们所说的历史兴亡感，更多依凭的是具体历史中的个人命运和情理冲突。应该说，这是洪昇戏曲创作的自觉，并让读者玩味其中的哲理意蕴。作品用政治和爱情的矛盾说明具体社会中的个人命运之无常、人生之虚幻，从而使作品呈现悲剧意味，具有感染力。
需说明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兴亡之感，既非强烈的反清民族意识，也非思念故国的遗民心态，更不是对明亡历史的沉痛反思，毋宁说是洪昇对历史兴亡的理解，这种理解基于他对于历史进程中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理性认识。也需看到，洪昇着力描写李、杨情缘的圆满，将爱情所特有的激扬感情转化为人伦之际的情感，将二人情缘的悲剧归结于历史兴亡之感的大结穴，这是以牺牲对历史兴亡的深刻认识和现实感为代价的。
剧中对杨玉环的形象刻画，摆脱了女色亡国论的传统思想，舍弃杨玉环曾嫁寿王、与安禄山私通的情节。与白朴的《梧桐雨》和吴世美的《惊鸿记》相比，这是《长生殿》的高明之处。
《长生殿》被称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在艺术上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结构完整，关目紧合，针线绵密，独具匠心。剧作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波澜曲折，作者以李、杨情缘为主线，以中唐社会政治为副线，将宫廷内外的斗争、社会生活和李、杨爱情平行交织，层次清楚。
其二，语言清雅秀丽，有着浓厚的抒情色彩。如著名的《闻铃》中《武陵花前腔》，继承了《长恨歌》、《梧桐雨》的笔法，以风声雨声衬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怀念，缠绵悱恻。
其三，曲辞音律，独步一时。《长生殿》问世后，一直盛演不衰，有良好的舞台效果，音律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曲辞方面，洪昇继承元曲的传统，化俗为雅，创造出典型的曲辞。此外，曲辞能适应环境情节和人物身份，有的华美绝赡，有的哀感顽艳，有的慷慨悲愤，有的细致宛丽，使人物不同的精神情态得到更好的表现。
第四节 孔尚任与《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堂，山东曲阜人。孔子第64代孙，他的父亲是明末遗民。自幼刻苦攻读，留意礼乐兵农诸学，多次乡试，皆铩羽而归。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南巡，返程经过曲阜祭拜孔子，孔尚任为之讲经，受到康熙的赞誉。次年任国子监博士、官至户部员外郎。其间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淮扬治理淮河。
淮扬三年，耳闻目见，他对南明王朝的腐败政治和江南地区抗清斗争有了深入的认识。康熙二十六年（1687），孔尚任督河兴化，近八旬的冒襄专程拜访，“同住三十日”，促膝交谈，竟日达旦。冒襄悉知南明弘光史事，对侯方域和李香君的交往经历了如指掌。这些活动和考察，为孔任尚创作《桃花扇》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使他对南明兴亡之事和遗老的民族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
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完成《桃花扇》传奇。次年因文字祸罢官。再二年，怀着痛苦的心情黯然归乡。孔尚任诗文有《湖海集》、《岸堂集》、《长留集》。戏曲除《桃花扇》外，还与顾彩合写了《小忽雷》传奇。
《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描绘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内部的权势矛盾和斗争。
《桃花扇》展现了正、邪两种力量的剧烈斗争。正面人物有以侯方域为中心的复社士人，有下层平民，还有主张抗清的史可法等官僚。反面人物以阮大铖为代表，包括弘光皇帝、马士英、田仰等人。作者歌颂了正面人物，塑造了他们的光辉形象。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作者饱含热情，写史可法死守扬州，顽强奋战，沉江殉国的壮烈激昂；另一类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在动荡的时代里，他们的人品最为高尚。在这些不为人齿的倡优身上，寄予了作者极大的尊重和同情。
李香君的形象，作品刻画得最为动人。她原是秦淮歌妓，容貌绝世，却能将国家的命运置于第一位，明辨大义，反抗一切威胁利诱的黑暗势力，用鲜血染成桃花。作者以优美的语言，深入她的内心世界，表现她的勇于义而忠于情的行为。像她这样执于爱情，忠于理想，又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的女性，在以前的古典作品中，不为多见。
作品还写及反面人物，权奸误国，叛将投降，写到复社文人的沉迷，凡此种种，作者能结合人物不同身份和环境，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形象既丰满，又爱憎分明。
《桃花扇》的主旨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过，剧作总结明亡的教训仅仅是作为一种艺术媒介而存在，为的是表达兴亡之感。而对南明人物传统忠孝的道德评判也非作者的主要关注点，毋宁是借用传统的说法表达自己的时代感受。
与《长生殿》一样，《桃花扇》全剧蒙上了浓厚的感伤主义气氛。这种“兴亡之感”，作者是通过“离合之情”表现出来的，这就突出了个人和历史的紧密联系。事实上，与同时的《长生殿》和之前的《浣纱记》、《秣陵春》相比，《桃花扇》是将爱情剧与历史剧结合得较为完美的一部作品。在《长生殿》中，尤其是下半部，基本是脱离现实情境，着力于一种虚幻的渲染，来歌颂李、杨爱情的至挚不渝。而《桃花扇》始终将侯、李爱情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政权兴亡的过程中，侯方域是复社的重要文人，是史可法幕僚，反阉斗争，通过他可集中反映南明王朝内部的斗争。通过李香君可从侧面反映南明王朝的偷安一隅和士人的风流堕落。
作者的构思匠心还表现为结构严谨。桃花扇具有多种含义，一是定情物；二是它见证了历史，有象征意蕴；三是“桃花薄命，扇底飘零”，为悲伤情调；四是乃“美人之血痕”点染而成；五是张道士撕扇隐喻理想终是破灭。
语言上，由于作者“宁不通俗，不肯伤雅”的语言观，导致作品典雅有余，本色不足；谨严有余，生动不足。乾隆以后，《桃花扇》以案头文学形式流播艺坛，而《长生殿》则经唱不衰，语言的差别殆是主要原因。
第五节 清中期戏剧
清中期戏剧衰落的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在原因表现为社会审美需要的嬗变，以剧本创作为中心的戏剧活动被舞台表演活动所取代。而受康、乾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戏剧创作呈现道德化倾向，戏剧作家以宣扬忠孝节义为目的，以戏剧故事演绎道德观念。内部原因是戏剧创作的诗文化倾向。用创作诗文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来写传奇，以曲为史，以文为曲，体制简化，语言雅正。剧坛内的花雅之争，昆曲的衰落和花部的兴起，使得戏剧文学创作呈现衰退的趋势。
清中期有影响的戏剧作家是唐英、蒋士铨和杨观潮。
唐英，著有《古柏堂传奇》17种，其中不少是宣扬传统道德观念，内容浅近，价值不高；很多剧作是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对民间戏曲改编而成。
蒋士铨是乾隆时期最负盛名的剧曲家。今存《藏园九种曲》。其剧作以颂扬纲常伦理为主。
杨潮观，有杂剧三十余种，都是一折短剧，合为《吟风阁杂剧》。取材古事以为寄寓，或讽谕劝惩，或揭露现实，或写下层苦难，或结合自身经历，皆具积极意义。
第七章 清代弹词
明末清初时期，江浙一带以抄本形式流行一种新型的小说阅读文本——弹词。这类以七言韵文与散文相间，虚构故事与人物的书面长篇叙事作品，其实质是“韵文体”长篇小说，《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以上三部作品被称为“弹词三大”）、《榴花梦》、《凤双飞》等是代表作品。
原生态的弹词是一种说唱文艺形式，远溯变文，属诗赞系讲唱，起源于宋代的“陶真”，明中叶即有盲女弹词的记载。弹词得名于它的伴奏乐器：琵琶和三弦。其特点是韵散相间，以七字韵文为主，主要流行于我国江南一带，故又有南词之别称。
清代弹词的流变呈现两种不同的面貌：一是原始体，仍活跃于民间艺人的口头之上，演唱于茶寮书馆之中。一是书面体，读书识字的闺秀们对这种文体情有独钟，利用女红之余的传抄阅读，一些才女作家采用此文体进行长篇小说的书面写作。
第一节 可观的创作成就
据考证，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近三百年中，作为韵文体长篇小说的弹词作品，有近五十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都是女作家的作品，约有三四十种。
按照作品的题材分类，弹词主要以儿女英雄类为主，也有偏重于儿女类、杂糅神仙类两种变化的类型。
按照历史年代的顺序，可以把这些作品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
明末清初至嘉庆年间为早期，主要作品有《天雨花》、《再生缘》等。从道光初至同治末年可视为弹词小说创作的中期，主要作品有《笔生花》等。光绪至清末民初为晚期，弹词小说除《凤双飞》外鲜有以往那样长的篇幅。
第二节 独特的女性文学色彩
一、清代女作家在大量的阅读、思考、编书、创作的过程中萌发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所创作的弹词小说都是“处处为女子张目”，叙事大多以女性为中心，即使是以男主人公为主角，也处处表现出女性对社会、人生、事业、婚恋、家庭关系及子女教育等方面不同于流行的世俗的见解。在思想上流露出对束缚妇女枷锁的程朱理学更多的怀疑。
1.广泛地、深刻地反映清代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女性的不幸命运，是弹词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
2.女小说家们把妇女的愿望和理想寄托在作品里，拿起笔建构女性想象的文学世界，编造海市蜃楼一样的“深闺梦幻”故事。
二、追求真正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也是弹词小说的主题之一，虽然继承了才子佳人小说推崇女性胆、识、才、情的态度，但由于女性观照的角度不同，所反映的爱情婚姻观也有所不同，反映在小说中则是对常态婚姻有淡化和消解的倾向。
三、表白的心态是女小说家与男小说家在创作心理上很大不同的一点。弹词小说的女性作者往往喜欢在作品中表白自己写作时的心境与状态。
第三节 《天雨花》与《再生缘》
《天雨花》和《再生缘》是清代韵文体小说中的杰出代表作。
《天雨花》写作年代较早，嘉庆有遗音斋刻本30卷，90余万字。从文本流露的强烈的女性意识看，“陶贞怀”可能是作者的笔名，即便不是真名，也可以肯定她是一名有才华、有成就的女作家。她生逢乱世，命运坎坷，借作品寄寓了她的理想、抱负和身世感慨。因此，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特点。
《天雨花》首先是一部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作品，它以明末朝政的腐败、混乱以及阉党弄权的历史真实画面为背景，反映以左维明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为维护正义，保卫朱明江山与奸佞贼子的斗争。
作品围绕着左维明的家庭生活描写了许多女性。左维明的妻子桓清闺，女儿德贞、仪贞、婉贞，侄女秀贞、孝贞，黄御史的女儿黄静英等。其中左仪贞是作者着墨最多、刻画得最为丰满的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表现了中国女性所具有的聪明勇敢、舍己为人、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等高尚品质。
左仪贞刺杀郑国泰是书中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她也因此成为巾帼胜过须眉的女中豪杰。
《再生缘》成书于乾隆年间，是弹词小说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
作者陈端生，浙江泉唐（杭州）人。《再生缘》本事续接《玉钏缘》，写谢玉辉、郑如昭和陈素贞转世之后的姻缘故事，故名之为“再生缘”。故事以元代作为历史背景，发生在云南昆明，卸职还乡的龙图阁大学士孟士元，有女孟丽君，待字闺中。云南总督皇甫敬为其子少华、国丈刘捷为其子奎璧，几乎同时向孟家求聘，只得以比箭裁决，结果少华取胜，被孟家选定为婿。但刘奎璧却不甘心，阴谋陷害少华。后孟丽君改名郦君玉，字明堂，认义父，赴考连中三元，积功官至丞相和保和殿大学士。但皇帝欲纳其为妃，孟丽君气苦相加，口吐鲜血。陈端生的生花妙笔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
《再生缘》通过孟丽君的逃婚、高中、入赘、拒认、团圆，逐层写出孟丽君性格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才高气傲、聪慧机敏、敢于叛逆最后无奈屈从的女状元形象。
整个作品布局合理、情节结构完整、线索清晰、简繁得当，是弹词小说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前17卷对孟丽君形象的精心塑造，使之成为古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