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史:牛津英语字典,是洪武正韵,永乐大典翻译稿。
牛津英语字典,是洪武正韵,永乐大典翻译稿
作者公子镔
西方为什么崛起,尤其是讲英语的英国,美国,崛起为帝国?
相比之下,条件更优越的拉丁语系,日耳曼语系民族,拿破仑,希特勒,都没有成功?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英语国家,世代接续,完成了洪武正韵,永乐大典的英文翻译
人类社会,文字竞争,才是最顶层的竞争
元始 1794 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
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 KB
1737 - 1806
出访大清回国,一无所获
关键原因,当时英国还是处在野蛮时代,就乌鸡国国王的认知水平,傲慢,自大,狂妄,对大清朝贡世界,一无所知
当时英国连自己的书面语言都没有,只能到意大利翻译市场,找拉丁语翻译
英国本来就没有在大清欧洲朝贡贸易名单的,马嘎尔尼到北京时,狂妄要求
一 中方必须永久割让一座岛屿给英国,作为贸易港
二 中方必须允许英国船队北上,在天津港卸货,而不是粤港
由于三十年战争关系,英国跟欧洲大陆,处在敌对和竞争状态,所以,当时跟团的欧洲拉丁语翻译,倒是毫不客气,客观记录了大清的强盛和气派,嘲笑英国井底之蛙
弘历虽然不知道英国这个无名小国,但是始终展现了大国气派,吩咐四夷馆安排吃喝玩乐,游长城,还送了礼物让他们带回去
但是小偷总是小偷,狗改不了吃屎,好心邀请他们游长城,这些英国使团,就想偷长城的砖
弘历对英国不客气,主要是早就听说,英国人偷窃成瘾,劣迹斑斑,比如,多次从中印边境,潜入武夷山,偷正山小种种树,试图在孟加拉茶园引种
从现在来看,现代英语,完全是为了永乐大典而诞生的
元始 1685年,玄烨跟法王路易十四结盟,直至拿破仑兵败,从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发展起来的拉丁语,法语,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成熟期
我们看,拉丁语系语言,都有丰富的卷舌音,大舌,小舌,弹舌,而且卷舌音有特别丰富的词汇量,而英语一个都没有,这当然十分奇怪,也不符合常理
从地理上看,英国跟法国隔海相望,但英语和法语,却是鸡同鸭讲
但英语发音规则,却跟万里之外的洪武正韵,完全合拍
对于一个小小的岛国,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在语言方面,另起炉灶,而且要对接四百年前,相隔万里的外国语言,难度可想而知
唯一的解释,就是欧洲需要一种语言,专门解释永乐大典,而洪武正韵跟永乐大典,是同时代的
这样,从继承洪武正韵开始,现代英语诞生了
用拼音语言翻译中文,如果是现代汉语的话,字词量至少要增加一半以上,而如果是翻译古文,则要增加两倍以上
举个例子
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永乐大典 3.7 亿中文字,直接翻译成英语,至少需要十亿英文字词数量
截至 2005 年,牛津英语词典,约 30 万词条,5900 万英文字,也就是说,永乐大典的英语翻译,保守估计,迄今仅仅完成不到十分之一
元始 1844 年,英国大主教,蓝旗
Richard Chenevix Trench
主持建立,永乐大典翻译筹备组
如果从这一年开始算起,英国人翻译永乐大典,花了 160 年时间
先来一段狠活
首先,任何大型字典,都必须有词源,就是历史来源的引用标注,这一点,最重要
那么,对牛津英语字典来说,莎士比亚,艾略特,圣经,分属引用频率最高的男作者,女作者,经典,这个不用多解释
但是,牛津英语字典,有一本引用率最高的神秘单部作品,叫 cursor mundi,英国人说,是元朝时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
其实,cursor mundi,就是永乐大典
只要我们熟悉洪武正韵,就知道,cursor mundi 就是典型的明朝人发音方式,以该作品献词为例
洪武正韵发音
is ilk bok es translate into Inglis tong
to rede for the love of Inglis lede
Inglis lede of Ingland
for the commun at understand
南京条约后英语发音
This book is translated into the English tongue
as advice for the love of English people
Englishpeople of England
for all tounderstand
有了上面的思路,我们来看,根据英国人自己的描述,历史上的牛津英语字典,是如何诞生的
元始 1685 年,玄烨跟路易十四结盟,但此时各方都缺乏语言工具,就是一个友好意思
元始 1711 年,用于拼读中文的佩文韵府,成书
元始 1716 年,康熙字典,成书
此后,清国子监大量招收欧洲留学生,中欧双方用拉丁语,开始了语言共建活动
尽管如此,各方都还没有能力,去开展永乐大典的继承工作
只有到了元始 1842 年,南京条约后,英国人着手考虑,用英语翻译永乐大典,同时用永乐大典的词汇概念,新建和扩充英语词库
元始 1843 年,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同时,英方私下要求,清方派一批古代中文语言专家到伦敦,开展文化合作
就这样,在元始 1844 年,在英国大主教的主持下,英国成立了伦敦永乐大典翻译组,为掩人耳目,起名为
伦敦字汇协会
London Philological Society
到了元始 1857 年,英国人对永乐大典,有了稍微了解,就成立了
字汇入库修书组
Unregistered Words Committee
牛津字典的翻译进度,就是按照西方对永乐大典的劫掠,盗窃进度,然后是翻译组的中文学习,掌握进度
元始 1857 年,英法联军开始入侵北京,随军传教团,按照伦敦的指示,直奔翰林院永乐大典库房
在拿到若干散本永乐大典后,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孙子
赫伯特 Herbert Coleridge
担任永乐大典翻译组第一任总编
当时,翻译组总共抄了 10 万条永乐大典词条,放在 54 个陈列盒中
元始 1860 年五月,翻译组初步完成字汇方案,第二年,样稿出版
由于库房书没有做消毒处理,赫伯特长期接触旧书,感染了肺结核死亡,年仅30 岁
到了元始 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清翰林院,将过半永乐大典,大摇大摆的搬到开往伦敦的货船
然后英美传教团又暗中发布悬赏令,有贡献永乐大典的,将得到英国方面的免费资助留学,这样,此后陆续有散本偷出来,送到伦敦
这意味着,翻译组面临一个天文工作量,而以前的文字筹备,要推倒重来
翻译组就陆续招聘了 800 名中国留学生,和有文化的华工,整理,挑选永乐大典词条,这样,整理工作,又用了二十年
元始 1884 年一月,第一批永乐大典翻译稿小样出版,但只出了 a-ant 字组,此时离赫伯特的翻译小样,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
到 1912 年,清翰林院所藏大典,从完整的 11095 册,最终只剩 64 册了,绝大部分都转移到英国
此后的翻译进度,依然漫长而艰辛,历史进程如下
1844 年英国大主教蓝旗Trench初步成立永乐大典三人翻译组
1860 年永乐大典翻译组第一任主编,诗人柯勒律治孙子赫伯特,出版了永乐翻译行动方案
1861 年赫伯特病逝,继任主编,何力威Furnivall当年英政府出资,传教团负责招聘了 800 名中国留学生和在英知识劳工,分工整理和筛选永乐词条
1884 年永乐大典翻译样稿,第一稿,终于出版,共 352 页,词条为 a-ant
1895 年牛津英语字典,该名称第一次正式启用
1915 年翻译组历史核心编辑穆雷去世,字典翻译进度完成一半Murray1837 - 1915
1928 年永乐大典翻译样稿的最后一稿,125 稿完成,全书出版
1989 年永乐大典翻译稿,牛津英语字典,第二版出版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类社会自有记载以来,绵延千年。但我们开始对世界产生一个总体上的认知,仅仅是最近不到两百年的事。而要真正论及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特别是对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的认知,我则认为我们大致处于启蒙时代的开端。
法国著名汉学家让路易罗卡曾常驻中国。在与中国各阶层精英人士深入接触后,他吃惊地表示,中国精英层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说:“他们毫不理解西方统治阶层以人民的合法名义控制人民的那些民主政体运作技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切中要害的断语。
事实上, 我们与西方打交道已逾百年。然而我们的精英对西方的认知却确确实实始终停留在表层。我们的媒体对西方做了大量报道,我们的书商出版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书籍,但我们却很少有真正能够深入到西方文明本质的作品。在我回国的三年内,我广泛、大量地阅读了国内种种书籍。我发现,目前在国内流传甚至畅销的有关西方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泛泛而论,属于走马观花之作。一些作家、记者或名流,到外国逛一圈,就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一本书出版了。这类书实际上充满了对西方的无知和误解。真正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些作者既缺乏理解西方的意愿,亦缺乏理解西方的能力。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想象作用于“眼见”,为中国读者虚构出一个只存在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西方”。这个“西方”实际上只是似是而非,其实际内涵与真正的、真实的西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家”的这类“西方之旅”作品。我也读了不少在海外常驻记者的书。他们本来是有条件和能力写出一些具有真正价值的文章、书籍的。但他们笔下的西方,仅仅是一个西方媒体所描述的西方,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甚至一些在西方留学、定居的人也未能逃出这一宿命。一家出版社将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作家的畅销书寄给我。我一读,发现书中所引的内容,几乎都是已有中文译本的古典作品,书中所描述的“法国”也大致是18世纪、19世纪的法国,而绝非今天21世纪的法国。这令我怀疑其外语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够流利地与法国人交流的程度。
而另一类,则是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作品。他们著作的特征,倒不是自己想象出来一个“西方”,而是忠实地将西方想告诉中国的那些“史实”和理论,编撰甚至编译,变成他们的“作品”,传递到国内。这类学者由于缺乏在西方长年工作、学习、生活的机会,也缺乏与西方学者长年交往、交流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机遇,因而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到西方特意推荐给我们的书本中去寻找西方、了解西方。他们绝对想不到,西方历来是“照我说的去做,但别照我做的去做”的。因此,当他们研究后一本本出书时,他们只是在传递西方“所说”的东西而已,而对西方的“所做”,则基本没有机会去了解、理解并介绍给国人。所以我认为这类书很多都实际上只能算是“编撰”“编译”或“译撰”,而非真正意义上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在他们的书中,大多是转述他人的“事实”、他人的理论、他人的观念……在这类作品中,要想突破西方表层那个“硬外壳”,看到西方的真实内涵,特别是西方统治集团的操作手法,无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缘木求鱼,难之又难。
应该承认,在我们对外开放之初的年代,上述这两类作品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到了今天,再撰写、发表同类作品,说轻了是误人子弟,说重了是误国误民。作者郑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