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的社会技术建构：行动者网络理论

1. ANT（Actor-Network Theory）突显了技术在社会建构中的角色，因强调非人能动性而闻名。提出了针对传统与批判社会学的强大反驳。简单说，即“没有技术，就没有社会”。

2. ANT的核心原则如下：权力的运作是其核心关切。把社会构想成一个异质网络，知识、行动和权力则被解释为体现于各种物质形式的网络效果。

与社会建构论决裂

1. 某一段时间，偏差社会学的正统观念甚至认为药物“亢奋”乃是社会建构。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原创论文<成为一名大麻使用者>（On Becoming a Marijuana User）和<大麻使用与社会控制>（Marjuana Use and Social Control）巩固了这种立场。他主张文化主宰了化学。重要的是经由群体互动而学习到行为，而非药物的药理特质。贝克尔以吸食大麻为例，强调了“三重学习过程”，他认为：要成为合适的使用者，大麻吸食者必须学会使用药物、感受它的效果，以及享受它的正确方法。

2. 皮尔森（Geoffrey Pearson）与托希格（John Twohing）不赞成药物经验的社会建构论，他们批评“减去了物质基础的意义”，促使我们回头注意药物的药理特质。他们提出（Pearson and Twohig，1977，p122）“重技术（heavy technology）”的概念。药物的物质性在社会建构论学者的解说中消失了，但实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但他们也承认（Pearson and Twohig，1977，p122-3），药物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效果。作为一种“聚会技术”，也就是说经常连同酒精一起在社交集会中使用，它的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然而文化、脉络与同侪相较于“技术”（二人对于摄取方法的用词）似乎没有那么重要。

3. *既然现在每件事物都被说成是社会的，这个词现在就成了没有承载意义的空洞符征。拉图尔（Latour，1994b，p793）对此批评社会建构论称：“当你‘以社会面’解释事物，你就不再对事物感兴趣了。”

4. ANT指控SCOT翻了社会科学家的标准错误：自涂尔干就是以降，批判的社会学家都强调社会投射而非物质特质。技术被认定为只是中性的中介，不会有所作用，也没有发挥真正的能动性。物体被当成纯粹是象征性的，“只是人类范畴的容器”（Latour，1993b，p52）

5. 早期的SCOT没有假设，甚至没有承认，技术独立存在。“技术人造物是借由考察人类提出的陈述来分析，也没有人提出这些人造物独立于相关陈述而存在的假设”（比克，Bijker，2010，p66）在早期SCOT那里，人造物有变的透明以致于看不见的危险。

6. SCOT可能会反对纯粹技术的观念（Bijker and Law，1992b，p3），但他们的技术模型很接近纯粹社会的。社会互动取代了物质性。他们可能是以另一种（社会）决定论取代了某种（技术）决定论。

7. SCOT的原始立场严重弱化了物体，也贬低了它们扮演的重要角色。相对于这种损害，ANT赋予技术“存有论的尊严”（Latour，2002a，p254）。拉图（Latour，2005，p92）主张，任何成功的建构都同时仰赖人类和非人类客体，而且非人类通常扮演领导角色。稳定度不只是社会共识的问题；它是经由人类与非人类结合的异质拼装（heterogeneous assemblage）而达成的。

8. *SCOT和ANT之间的差异，在于SCOT将建构当成隐喻，ANT则将建构视为真实（Latour and Hermant，2006，p74）在ANT的说法中，社会确实是建构出来的，但不仅是在社会面建构的（Latour，1994b，p793）。SCOT谈论技术的意义，ANT则谈论技术。因此被纳入作为行动者的行动者范围，要大得多。事物攸关重大（matter matters）。

9. 对于ANT而言，技术如果造成差别，发挥了作用，它就是一个行动者。拉图尔主张技术折叠了时间、空间和能动者，它们代替了其他人，强化了属性，并创造了新的可能性（Latour，2002b）于是，非人也可以是“十足的行动者”（Latour，1999b，p174）

10. 拉图尔（Latour，1999b）主张技术主要是容许了中介（mediation），这有四个意思。

l 首先，技术会造成干扰（interference）。它们创造新的行动纲领，新的可能性“你手上有把枪，你就是不同的人”（Latour，1999b，p179）；

l 其次，技术提供了新的实作配置、新的组成，以及新的结合状态。它们促成了表现与能力的交换；

l 第三，技术折叠了时间与空间。拉图尔（Latour，2002b，p249）举了铁锤的例子，铁锤将一座德国森林（木柄的原料）、一作德国矿场（锤头的原料）。一座德国工厂（制造铁锤的场址），以及一辆法国工作车（贩售铁锤的地点），折叠在一起；

l 第四，技术会代理。它们跨越了象征与事物之间的边界，重要的是，它们做了人类原本要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人类不需要现身。这种“异质工程”（Law，2003b，p381）改变了我们表现的形式与实质。拉图尔举（Latour，1999b）举了减速丘的例子，技术发挥了某种道德，就像技术向来能办到的一样，它们“逼迫我们去对付它们”（Latour，2002b，p258，强调为原文所加）。

11. SCOT和ANT之间还有其他的差异点。有些人主张差异在于它们执行的研究类型，以及它们使用的解释形式。皮克林（Pickering，1995，p158）主张SCOT的研究强调技术创新，ANT则比较关注执行。但仅举出三个例子，象是卡隆（Callon，1986b）有关电动车发展的研究，拉图尔（Latour，1996a）有关制造自动化通勤系统尝试的研究，以及罗（Law，2000）针对英国军方建造TSR2轰炸机努力的研究，就显得皮克林的论点很弱。

12. SCOT和ANT使用不同的解释模式。ANT通常相信研究应该只在当下进行，也就是科学和技术正在形成，争议还很剧烈之际。

13. 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一书中，以此（12中的要求）作为他的第一条方法规则。他主张，已经完善的技术无法研究，因为它们已经黑箱化了。拉图尔的训令是跟随行动者。

14. ANT关心当前的经验故事。SCOT采用档案，ANT则采取民族志。ANT的理论规则并未在研究实作中落实。行动者网络理论家曾经执行了历史研究。

15. 为了解释他们的研究，SCOT的支持者倾向于稳固的社会基础。意义和行动者与群体的欲望，都是相对稳定的。对于ANT而言，社会稳定并非技术封闭的原因，而是后果。这导源自争议的解决。解决是因为人类与非人的成功征募而达成的（Latour，1987，p258）。因此，不可以将社会力量置于优先地位（Law，1987，p113）。认同、群体、意义和欲望，并非稳定不变。它们在转译的过程中造就，并且转变（Callon，1986a，p227-8）

16. 罗（Law，2002，p9）主张，知识的主体、客体和身体，仅仅是“非常微弱地彼此连贯”。因此，ANT回避了固定的范畴和基础。为了研究技术方案，它坚持我们要从仰赖固定指涉形式的传统或批判社会学，转移到具有起伏不定指涉物的相对主义社会学（Latour，1996a，p169）。

17. *ANT实践的是“彻底的关系性”（radical relationality）（Law，2003a）。这导向了一种超出方法论的差异：生成（becoming）取代了存有（being）（Harris，2005，p164）

社会学：有什么好处？

1. 拉图尔（Latour，2000）认为“社会科学”一切都好，除了两个词“社会”和“科学”。社会学似乎奠基于对范畴错误的认识上。社会学家的工作，大部分是致力于纠正人们的想法。社会学家说“你也为它是X，但它实际上是Y”。“Y”通常是某种社会功能形式。于是，无论他们研究的是什么，真正的事物结果总是其他东西。所以，当社会学家宣称“要理解某个东西时，他们就将这个东西实际上的客体属性（thingness）弃置一旁！他们若非破坏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忽视了它到底是什么”（Latour，2000，p112）

2. 对拉图尔（Latour，2000，p109）而言，经典案例是宗教。宗教社会学家经常主张，宗教信仰、仪式，甚至奇迹，都执行着纯粹的社会功能。天堂与来世没有发生任何事，没有任何行动可以归因于更高的来源，每件事情都发生在地球上的此时此刻。他们将宗教实作贬抑为仅仅是物神，是错误的信仰对象。这些则被社会这个真正客体取代（因为无论关注的对象是什么，真正的客体总是来自那里）。社会学家指导，宗教的真正功能实际上是令社会得益凝聚团结，遮掩其层级结构。涂尔干（Durkheim）解释（掉）宗教是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和社会控制的工具，马克思的著名贬斥，则是将它视为“人民的鸦片”

3. *拉图尔呼吁重新思考已成一罐的社会科学解释，敦促我们认真面对事物的客体属性。

4. 关于社会科学家什么时候抵达现场，拉图尔（Latour，2000，p108）有以下表示：“如果一名单车其实因为撞上石头而摔车，社会科学家坦诚，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唯有如果一个警察、一个恋人、一个保险经纪人，或是一个好心人进入了这个场景，社会科学才变得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了……一连串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对STS的实践者而言，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认为单车本身的运转机制、道路的铺设、石头的地质学、伤口的生理学灯灯，都在社会学上有意思，而且在经验上可以分析，都将物质和社会之间的界线，当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工。”拉图尔主张社会是人与物组合的拼装体（assemblage），社会同时具有物质和象征的基础，而且“所有物体的一般特质……是它们都如此特殊，因而它们无法有其它假定能够顶替的东西来取代”（Latour，2000，p112，强调为原文所加）。每一样事物都有其“独特的适当性”，这又引导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的标准社会概念。这正是ANT要做的事。

5. “‘社会’必须组织、造就、建构、建立、维持和拼装。它不再能够当成因果关系的隐藏根源，可以动用来解释某些其他行动或行为的存在于稳定性（Latour，2000，p113）”对ANT而言，物体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的差异之处。如果没有一切坚固的东西，社会就会烟消云散。只凭借社会手段，结构化是不可能奏效的。ANT深刻怀疑纯粹的社会关系能否观察到（Latour，1991，p110）。社会管制经常交给物件来承担，比如拉图尔的减速丘案例，以及其有关旅馆钥匙的写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点。钥匙上的重物取代了口头或书写的要求，而且发挥了更大的效果。

6. ANT重新看待社会（the social）。社会不是稳定且均质的事物型态，不是总是已经现身的特许现实领域，而是一系列异质的拼装体。这些稳定化的关联链结，时常比起单纯的人类能动者，更耐久、可靠（Latour，1992b）或是容易驾驭（Law，1986a，p17）。

7. *我们所认定的社会，是这些异质组合的网络的效果。社会、技术，甚至能动性，都是网络效果。社会不适用于解释，反而基于社会秩序的如实建构，社会时有待解释的：“将学院社会学转变为一门可以追溯技术的整个制作过程的社会学，意味了认识到它的合宜研究对象，既不是社会本身，也不是所谓的社会关系，而是同时产生了社会与技术的那些行动者网络”（Callon，引自Pickering，1995，p372-3）。社会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al）因而需要替换成为关联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而且社会这个观念必须替换为集体（collective）（Latour，2005，p5，75）

转译社会学

1. 转移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或者更常见的称呼，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发展出来的。

2. SCOT取径：从马克思到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6）的社会学家抱持的旧论点是，存在着固定的外部现实，科学家可以越来越逼近它。接受了这个论点，莫顿（Robert Merton，1973）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2004）这样的科学社会学者，研究其他科学工作的（琐碎）面向，象是职涯轨迹和法律争议。追随孔恩（Thomas Kuhn，1962）的观点，科学工作被视为参照社会利益来理解的认知建构。这些利益可以辨认出来，意味了社会利益是相对固定。社会领域在解释时取代了自然领域。这正是布鲁尔（David Bloor，1976）和他在爱丁堡学派（Edinburg School）的同事，以及柯林斯（Harry Collins，1985）和他在巴斯学派（Bath School）的同事，采用的取径，也就是SCOT取径。

3. ANT简称当自然科学家争论时，他们既协商自然世界长得想什么模样，也探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可能会改变社会现实。这两个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科学争议牵涉的就是说故事。人们吸收盟友，接受他们有关世界模样的社会与物质模型（Latour，2005，p95）。这些论点也适用于技术“就定义而论，技术计划乃是虚构的，因为一开始它并不存在”（Latour，1996a，p23）。稍早，我们将这种轨迹概念化为对称性的进步性延展。拉图尔（Latour，2005，p76）对于如此看待有所保留，因为它会遭到错误诠释。某些人可能认为这一位了维持自然与社会秩序，但是拉图尔追求的是这些术语的解离。

4. ANT对社会理论的世界做了重大的介入，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技术思考。依照罗（Law，2003b，p383）的说法，这是“分析上的激进”。ANT并不满意固定参考框架的想法或是基础的观念：“如果差异存在，那是因为它们是在生产出它们的关系中产生的。不是因为它们如其所然地存在于事物的秩序之中。”（Law，2003a，p3；零件Latour，205，p147）它也抛弃了大部分的标准社会科学双元论：古代/现代、微观/宏观、主体/客体、社会/技术，以及自然/社会。

l 古代/现代：虽然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做了古代/现代的区分，ANT却拒绝这么做。这两种社会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这些不多的差异，可以用规模、复杂性（卷入其中的非人数量）和行动链结的长度来解释。现代社会“比起以前，转译、跨越、纳编、动员更多元素，它们彼此够为紧密相连，有更精密交织的社会纹理”（Latour，1999b，p195）。

l 微观/宏观：对于微观/宏观之分，对于ANT也没有更多意义。规模跟行动者的成就有关（Latour，2005，p185）。重要性在于关联的链结，网络的大小，纽结其中的元素数量。“拿破仑们和不起眼的骗徒没有两样，IBM和小生意也是如此”（Law，2003b，p380）。在此，休斯的著作说明了构成社会微观结构的材料，跟建构宏观结构的材料相同（Latour，1991，p118）

l 主体/客体：ANT避开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以及它们在成为社会的事物中的设定。取而代之的是拉图尔（Latour，1999b）提议的，人类与非人在集体中的关联。某个行动者是人类与否，并非关切所在。

l 社会/技术：社会/技术的二元对立也在经验检视下崩溃了，因为实体会交换能力，而且因为人类与非人都会产生能动性。“事物本身”和“人群本身”的区别（Callon and Latour，1992，p359）因而没有意义。两者总是结合在一起（例：军队交战之际，我们并非一边是裸体，另一边是武器和制服。Latour，1988a）。相对于问我们自己，某物是社会或技术的，我们应该探讨“这个关联比那一个强大或虚弱？”（Latour，1988a）。拉图尔（Latour，1991，p129）说“社会与技术并非两个在存有论上不同的实体，而比较象是同一个根本行动的诸个阶段”。

l 自然/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区分也是一样，两者都是网络建构的结果（Callon and Latour，1992，p348）

5. 相较于二元对立的本质差异思考，ANT的解释框架偏好强调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关联的强或弱。它的最终立论是要解释什么维系了社会（Latour，1992a，p272）为了回答这个问题，ANT关注两件通常没被社会理论家注意到的事：①非人的角色，以及②令转译和关联成为可能的工作。事物与人群，自然与社会，拥有共享的存有论，ANT则提出一套共有的语汇。在他们的解说中，行动体（actant）经常取代了行动者，因为行动者通常暗示了某种严格的人类能动性，并且以行动者网络取代社会关系，用代表（delegation）取代社会角色，以及用转译取代互动（Callon and Latour，1992，p347）

6. 【ANT与符号学的关系】符号学启发了ANT的许多词汇（行动体、操演、再现、文本、转译）。事实上，ANT有时候被称为物质符号取径。物质符号学同时捕捉了“事物的客体属性”和技术的符号面向。它也标识了关系性。符号学是有关意义和沟通的研究。符号学起源于语言学，主张实体的意义产生自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夫与妻。ANT将此从语言扩大到所有现象（Akrich and Latour，1991，p289）没有东西本身具有意义。事物通过它们与其他事物及人类的关系而找到意义，“实体赋予彼此意义……它们促成了彼此”（Law and Mol，2008，p58）

异议的能动者

1. SCOT强调相关社会群体的角色，他们透过封闭机制来塑造技术人造物。但很少解释相关社会群体的行动理由。这大部分是连接到对固定意义的探求。而ANT（特别是在其早期的展现中）认为权力才是主要的驱动力（稍后，权力被视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卡隆（Callon，1986a，p196）引介转译社会学，说它是“研究权力的新取经”。刻意以纲领方式来写作，卡隆与罗（Callon and Law，1992，p358）后来会称<转译社会学的某些要素：圣布里厄湾扇贝与渔民的驯化>（Some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是“一篇存有论宣言，也是有关社会理论的一个观点”；要点在于“以新的方式”提交非人“给社会理论”（Latour，2005，p10）。这篇文章的核心关切在于：科学与技术在权力关系之建构与延续上的角色。

2. 卡隆（Callon，1986a）的个案研究由三个原则与四个转移元素支持。

（1）三个原则

l 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冲突的行动者之间保持中立

l 普遍对称性：以相同方式解释冲突的立场

l 自由关联：拒绝区分自然和社会（在这一点上，ANT具有方法上的创新。事实上，有人主张ANT最好市委一种方法，而非一个理论，（参见Latour，1999a，p20-1））

（2）转译的四个阶段

l 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知道你的行动体，针对它们的问题来提出解答

l 利害与共（interessement）：领新征募者脱离其先前网络，将他们结盟到你的网络

l 纳编（enrolment）：通过压力、呼吁或同意，以及分配角色给其他人，来巩固新网络的认同

l 动员（mobilization）：确保发言人代表他们的集体，并避免背叛

3. 在《科学在行动》里，拉图尔（Latour，1987，p258）也概括了几条方法规则，包括以下戒律：

l 追踪正在形成的科学与技术

l 忽略技术的内在特质，转而考虑它们因为其他能动者而产生的转变

l 避免使用自然或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的解决，因为两者本身都是被解决争议的结果

l 以相同方式来考察人类和非人的纳编

l 搁置有关科学和技术组成的判断，转而关注是什么以及是谁做了这事

4. 转译控制了行为，令其变得可以预测。它联结了分离的实体，并且在有差异之处创造出共同理由。简言之，转译观念试图要涵盖某个事物代表另一个事物的过程，而此代表如此完美，以致被代表者的声音有效的沉默不语。

5. 行动者就是这样一种实体。它能创造或促成对其存有与投射的一定程度依赖。行动者改变了行动纲领。“藉由转译，我们理解到所有的协商、密谋、算计、说服与暴力的行动，而行动者或力量正是借此取得权威，或赋予自身的理由，来为其他行动者或力量代言，或是代替他们行动（Callon and Latour，1981，p279）”

6. 拉图尔（Latour，1987，p108-21）针对转译技巧提出了更细致的说明：关注其他人的利益、提供阻碍者其他选项、提供更快的成功之路、转换利益和目标、让你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7. ANT研究观察了世界的形成和崩解。

福柯/ANT

1. ANT的系谱完全是在科技研究的领域内追溯

2. ANT受到福柯很大的启发，这点可以通过检视权力、物质性、社会的性质、非人行动性、以及技术中性等课题来追溯。它们构成了ANT的领导倡议者认定的核心（Law，2003b）

3. *【福柯与ANT关于“权力”观念的讨论】

规训权力导致了潜在反抗者的驯化。和福柯一样，ANT认为权力是效果而非原因，是策略而非性质。权力是通过一个网络而运作的观念，也已经出现在了福柯的思想中（Foucault，1980，p98）：“分析权力时必须视之为某种流通的事物，或是仅仅以链结形式来发挥功能的事物。它永远不会落地于这里或那里，永远不会握在任何人的手里，永远不会当成一件商品或财富而被挪用。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而施展和运作的。”比较拉图尔（Latour，1991,p110）的说法“权力不是任何元素的某种性质。”而是人类和非人行动者的“链结”。对福柯而言，就像对ANT一样，这个网络的组成是异质的：“权力关系根植于社会的整个网络”，是“一个多重的多样元素网络”（Foucault，1979，p307）好。人与物并非充塞于空洞之中，反之，它们占有了“异质的空间”，有着以他们的关系来定义的各种位址（Foucault，1986这个，p23）。网络被召唤来描述社会结构，象是家庭，“一个愉悦的网络，而权力在多重的点位上，根据可以变化的关系而连结起来”（Foucault，1990，p46）。它（网络）用于描述我们更广泛的社会情境：“当前的时代也许主要是空间的时代……我相信，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世界经验比较不是穿越时间而发展的长久生命，而是连结了各点，并与自身经纬交错的网络”（Foucault，1986，p22）

4. *【福柯著述中关于“权力”的讨论】

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9）和<惩罚社会>（The Punitive Society，2006）中，福柯讨论了权力的物质性，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90，p140）中，他提醒我们，权力唯有通过具体配置（agencement concrets，Concrete arrangements）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权力“不是一个力量的网络，而是一个多重的多样元素网络——墻、空间、制度、规则、论述……是不同性质与层次元素的策略性分布”（Foucault，1979，p307）。这正是ANT理论家所认定的社会（the social）。

5. ANT理论家认为（Law，2003b，p381，强调为原文所加）：（社会/the social）仅仅是异质材料的模式化网络。拉图尔（Latour，2004b，p225）写到：“就其本身的构造而论，只由社会纽带构成的社会纽带，寿命非常短暂，局限于地方性、面对面、缺乏装备的互动……权力得以施展，是因为它不只是由社会纽带构成……权力得以施展乃是经由不会睡着的事物，以及不会断裂的连结，因而得以延续的更久、扩张得更广——而且正因为如此，是由社会契约以外的另一种材料制成的链结。”

6. 戈登（Colin Gordon，1980，p238-9）认为福柯的著述对于主体成为（知识）客体的方式非常敏感，也相当关注（物质）客体如何作用于主体。他并没有确认“‘人’相对于‘物质’技术的彻底自主性”；再者，他抛弃了“主客关系的伦理两极化”。毕竟支配同时是主体化和客体化。

7. 戈登同时还强调我们应注意到福柯对于“人类机器（Man-the-Machine）”的讨论，虽然福柯后来对于“身体-客体连结（body-object articulation）”的观察比较适切。福柯主将现代早期人作为机器的观念，有两个影响来源：①笛卡尔开创，并由后继哲学家和医师予以阐述的“解剖-形上学语域”，目标在于令身体可知，旨在理解；②源自军队，但传播到学校和医院的“技术-政治语域”，目标在于令身体可用，锁定控制。人可以当成一具机器，而身体运动的操作宛如发条装置：“人类身体进入了一具权力机械而被探索、拆解，以及重新安排。”福柯以<1766年1月1日法令，步兵操练规范>（Ordonnance du 1er janvier 1766，pour regler l'exercise de l'infanterie）和1743年普鲁士军事操典规的将武器靠拢脚边的六个步骤、外推的四个步骤，以及扛上肩膀的十三个步骤为例。福柯认为：在此过程中，士兵和步枪融为一体，两者合而为一，由所有表面施展的权力予以结合。他们一同变成了“身体-武器、身体-工具、身体-机器复合体”。

【札记】之前出现了“硬”机器，之后人类身体便被作为一组“硬”机器而被探索、拆解并重新安排；如今出现了“软”机器，人类精神亦被作为一组“软”机器而被探索、拆解并重新安排。庄子所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换个角度视之，则“机心”的实质便是“机身”——人成为了机械的一部分，成为了机械的感官、导引、控制器甚至于只是机械辅助平衡的工具（如“犁”）

8. 拉图尔（Latour，1994a，p32）也主张人与武器结合一体，并且大于部分之总和。其以“枪-公民”为例进行分析，回避了完全聚焦于技术使用者的说法（“人杀了人”），以及仅仅关注使用之技术的唯物论解说（“枪杀了人”）。并认为这一类分析都不是以本质、主体或客体来推进，而是以混杂的复合体。其主张的是我们或可称为分散式能动性（distributed agency）的东西（“拿枪的人杀了人”）。

9. 福柯也指认了技术的道德向度（Foucault，1979，p223）有力地指称，道德是“一组物理-政治技巧”。反对天真的技术中立观点：认为技术只是工具，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相反，即将技术定位为政治行动者。出于某种方式，手段或目标叠覆在一起。换言之，人造物有其道德性（艾克里奇与拉图尔，Akrich and Latour，1991，p261）称之为“处方/prescription”影响了决定性的转变。如前文所述，制度型构也包括在内。比如福柯（Foucault，2007，p149）便指出“医院建筑必须是治疗的能动者和工具”。对监狱的讨论则“是权力的工具和矢量”（Foucault，1979，p30）。牢房是道德的能动者、纪律的基本结构，是孤立、反省和转变的必要条件。它是“工具，借此可以同时重构经纪人（homo oeconomicus）与宗教良心”，是施加于身体和灵魂的手段，以便将偏差主体重构为模范公民（Foucault，1979，p123）。

【举例：滨州的樱桃丘（Cherry Hill）监狱】在那里，“唯一的矫正措施是良心，以及面对它的沉默建筑”（Foucault，1979，p239）。狱卒无须施力，“这由事物的物质性来确保”（Foucault，1979，p239）。墙壁施展的惩罚。石头可以令人变得温顺且可以认知。这是边沁（Jeremy Bentham）写到全视建筑（Panoption）是的最初论点。

福柯引述了边沁前言开头的几句话：道德改良了-健康维持了-产业活化了-指令传递了-公共负担减轻了-经济如同以往，稳坐在岩石上——贫穷法的死结并未砍断，而是松绑了——这一切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建筑观念！（Foucault，1979，p207，强调为原文所加）

10. *关于ANT学者与福柯的密切联系

（1）卡隆（Michel Callon，1986a，P196）介绍社会学转译（translation）是一种新的权力社会学。在他评论转译的结论——权力如何实现，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如何受到控制——他引导读者到最后一个脚注“这个论点连结了福柯提出的权力政治经济学观念”（Callon，1986a，p230）。

（2）拉图尔（Latour，1986a，p279）对权力的讨论导向了相同结论：ANT的结果，“实际上与福柯得到的结果相同……他拆解了有权势者掌握权力的观念，改提经由许多规训管束技术而散布的微权力”。于是，ANT“只是将福柯的观念延伸到了许多机器和自然科学采用的技术”。

（3）罗（Law，2003b，p388）提出了进一步的关联点，指出转译过程“像福柯的论述，通过一系列网络状况或位置而分叉且自我复制”

11. 【关于ANT和福柯的差异】罗（Law，2003b，p387）指出它在分析上有所创新，因为它不会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做出明确区别（《规训与惩罚》采取了这一立场）。罗（Law，2003a，p389）进一步指出，ANT的关系物质主义是个差异之处，ANT坚持将人和事物都视为社会科学故事的一部分。但罗（Law，1993，p11）也提到关系物质主义并非ANT独有，而是一种与福柯及STS的其他明星，如哈洛威（Donna Haraway），艾里克奇及伍尔加共有的感受性。在更近期的对著述中，ANT的提出则有如福柯对于论述与知识型讨论的缩小版（Law，2007，p6）

*两者间的真正差异是方法论的，而非概念性的。福柯的著作挖掘过往的时间点，ANT则专注于当前的经验故事（Law，2003b，p387）。大部分的时候，福柯沉浸于档案之中，ANT理论家则置身田野。福柯的考掘像我们展现了我们的社会安排可以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曾经不同，但ANT像我们展现的是权力如何达成，以及社会如何建造。这两者各自以其独到方式，提供了另类出路的可能性。

12. 在STS和ANT出现之前，福柯都已经指出了无论能动性或是道德，都不是人类的专利，向我们说明了“技术程序于壮志在社会组织中的决定性角色”（de Certeau，2000，p187，强调为原文所加）。人类无法脱离协助构成他们的那些技术。

13. 迪塞陶（Michel de Certeau，2000，p189）写到“福柯建构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对象：在此场域中，技术程序具有特定权力效果，遵循专属它们的逻辑动态，并且在司法与科学制度旁边创造出大弯道”。德勒兹（Deleuze，1988，p196）不曾经赞扬福柯挖掘了“知识的最祥和区域，所有电基于告白且生产真理的程序，以便指认可见性将空间转变为权力操作者的技术。实际上，可见对他而言是权力与知识的新赌注的竞技场。”

14. 福柯的“装置（dispositif）”概念，在这里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福柯对于这个此的最完整定义，出现于<肉体的告白>（The Confession of Flesh）：我想用这个词来凸显的，首先是由论述、机构、建筑形式、管制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与慈善命题构成的彻底异质整体，简言之，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这些就是装置的元素。装置本身是在这些元素间建立之关系的系统。（Foucault，1980，p194）对比ANT理论家对社会面之性质的看法：“能动者、文本、机械、建筑，全都是在社会面网络中产生的，也构成了其中一环，并成为其根本”（Law，2003b，怕79）

对ANT的批评

1. ANT对于关心科学与技术的公民群体和一般民众（他们在面对科学进展时，可能既兴奋又感到无力）并不在意，对于ANT而言，这一群体是“残余范畴”。ANT只想研究哪些想要从事（或涉身）科学与制作技术的行动者。史达（Susan Leigh Star，1991，p40）指出，“（人与非人）混杂的特色之一，很可能是排除（技术造成阻碍）或暴力”。必须探问的重要问题是：网络对谁而言有效，以及哪些被遗留在网络之外者怎么办？

2. 拉图尔（Latour，1992b）似乎忽略了少数可能受到任何特定技术歧视的人，史达（Star，1991，p42）主张我们应该考虑边缘者和受压迫者，那些无法设计技术者、无法取用技术者，以及即使如此却仍被迫要去感受技术的效果者。置身于优势网络之外，并不意味了你可以免于承担技术的效果。获取网络的公共力量可能需要付出私人痛苦的代价。

3. ANT多数时候说的是男人与他们的机器的伟大故事，其他非科学家的人类，以及非人类非机器，则被摆到一边。

4. 藤村（Joan H.Fujimura）抨击了ANT的不可支路，她主张我们应该严肃关注网络建立的效果。与ANT不同，藤村“依然有社会学的兴趣，要理解在建构技术与真理时，某些人类视角为何及如何会胜过其他人的视角，某些人类行动者为何及如何顺从其他行动者的意志，以及某些人类行动者为何及如何抗拒被编纳”（引自Star，1991，p29）

5. 即使当ANT关注哪些受益于技术建造者，他们仍然忽略了对于维系成功网络很重要的更广泛资源问题，这些结构性决定因素很怪异地被省略了：例如拉图尔（Latour，1987，p142）对固执地拒绝考虑阶级、性别及大企业的角色额，还有更广泛的资本主义机制，知识基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提到这些因素的不坦诚立场。对此，哈里斯批评拉图尔（Jan Harris，2005，p175）：“对于驱动创新，并润滑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之联盟的社会经济系统，（拉图尔）有着明显的模式：资本不是拉图尔词汇中的字眼”

6. ANT和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有着类似之处，赞同后者在研究中拒绝将社会视为既定，并且坚持追随行动者的田野研究（Latour，1986b；2005，p13,41）对此，富歇（Rayvon Fouche，2008，p.xxiv）提到ANT“缺乏能录去处理像种族歧视这样的文化镶嵌的启示”。

7. 藤村（Fujimura，1987）的“可行”科学概念，承认了有关资源限制的批评，遏制了ANT明显的意志论（voluntarism），藤村（Fujimura，1987，p257）认为“当科学家可以将任务连结到三个层次的工作组织——实验、实验室，以及社会世界——某个问题就是‘可行的’”。

l 实验：指涉的是一组定位于实验室内的任务；

l 实验室：实验和相关任务的场址，其有定位于社会世界之内；

l 社会世界：包含了更广泛的科学社群、资助者和其他玩家，象是一般公众。

藤村（Fujimura，1987，p282）认为：任务在这所有三个层次的联合，是“复杂且动态”的。随着“地方与时间条件、制度与组织位置，以及学科和专业”而变化。

藤村的架构优势是在链结的巩固中纳入更广大的社会，而不是执行科学实验的狭隘层次。

8. 其它针对ANT的反对

人文主义者感到沮丧，因为ANT低估人类的重要性，却夸大非人的地位。

范登贝尔（Vandenberghe，2002，p52）捍卫传统社会学：共享的语言，以及对规范和社会行动的共同理解，团结了我们。这是人类和非人之间的根本差异。我们可以走路和说话。我们具有意向性，而且我们会行动。它们无法走路和说话，技术没有意向性。它们不会行动。

富勒（Steve Fuller）也认为ANT赋予技术太过度的力量。此外，他相信ANT强化而非排斥英雄发明者/工程师，他们的故事带有“弹性法西斯主义”的意味，技术人员意志的胜利，不断尝试通过无所不能的技术，将秩序愿景施加在其他人身上。“于是，最初支撑着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必然主义神话，现在屈服于围绕着巴斯德、爱迪生和西蒙·克雷（Seymour Cray）的偶然性叙事”（Fuller，2000，p376-7）

9. ANT有注意到这些批评，回应藤村、哈洛威和史达提出的哪种抱怨，罗（Law，2003b，p390）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拿破仑们与农民、强权与弱者之间有着根本差异。罗（Law，2003a）已然认为网络有优点。网络容许从事关系性分析。然而他也看到了网络的缺点，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有三项：

（1）网络隐喻在日常话语和社会理论中如此流行，以致它好像是再现世界的唯一方法（例如Castells, 1996）。这就引起了噪声问题。大部分这类网络说法都很琐碎，不是彻底关系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是否不明智地复制了一个霸权版本的现实？

（2）如果ANT以他们自己的角度复制了当前世界秩序，那么他们与此共谋吗？罗（Law, 2002）引述他自己一项有关英国军事科技发展的经验研究。这项研究关注航空器的设计、发展，以及最终的废弃。这项计划引领他进入高层、技术官僚、工程师和政治人物的办公室。在他的访谈期间，罗逐渐发觉自己被收编。关键报导人显然想要两件事情：一项辨认计划失败的文件，以及一张未来成功的蓝图。有了这些知识，下一架核子战术打击与侦察航空器或许可以离地起飞。罗的不安还因为以下事实而更加复杂，亦即“他们”使用和他一样的术语来谈论这个计划。他是否只是描述了一个世界，还是帮助正当化了这个世界？

（3）在结合网络霸权和“我们协助操作网络而令其存在”，罗（Law, 2003a）说我们采取了一种功能论版本的网络和关系性。在罗的说法中，这依然神秘难解。他并未加以阐述，只是说我们变成了管理主义者。

结论（全文）

和SCOT一样，ANT偏离了它在STS的起源。ANT从单一实验室研究（Latour, 1988b）、单一科学实验（Callon, 1986a） 和单一技术（Callon, 1986b） ，转移到象是会计（Robson,1992）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研究（Tait, 2002），以及针对社会、伦理和政策分析（Williams-Jones and Graham, 2003）与教育（Fenwick and Edwards, 2010）的更广泛思考。有时候，这些转变很难追踪。拉图尔（Latour, 1998）自承像个“移动标靶”，在研究场址与主题、学术风格和概念之间，随时移动。例如拉图尔 （Latour, 2005）宣称意向性不是专属于人类的特质，但在他和卡隆合著的文献中，他说他不想将意向性延伸到事物（Callon and Latour, 1992, p. 353）。即使在同一份出版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关键术语的截然不同定义。行动者不是行动的根源，他是被塑造去行动，但是反之，行动者又创造了每样事物（Latour,2005, pp. 46,147）。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后》（Actor-Net-ork Theoiy and After），拉图尔（ Latour, 1999a, p. 1 5 ）公开宣布放弃他对于ANT的信心 ，宣称它有四件事情错了：行动者、网络及理纶这几个词，还有连字号。欧陆传统向来容许华丽修辞恣意挥洒。一本正经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却不总是能够分辨出玩笑话 。在稍晚的一本书中，拉图尔（Latour, 2005, p. 9）回心转意，写到这个字眼“如此棘手、令人混淆、缺乏意义……值得保留下来”在 《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 2005）中 ，他决意捍卫ANT的所有元素，包括连字号。在一场访谈中，拉图尔 （Latour, 2003, p. 16）稍微厘清了他生涯中的著作。他描述他的持续计划是分析当代文明的真理产生位址：科学 、宗教、法律、技术与技能。这一切听起来显然带有傅柯的意味。

无论这些批评是否有效，ANT确实引起我们注意技术的意蕴 ，以及非人能动性的重要性。这又向我们展示了权力如何运作 、社会秩序如何建造，以及社会面如何组成。ANT再三关注社会面的组成元素，强调坚韧物质的重要性，特征是有能力“比形成它们的互动还要耐久”（Callon and Latoun 1981, p. 284）。拉图尔（Latoui; 1991）在他的一篇期刊文章标题中说得最简洁：〈技术是变得持久的社会〉。根据ANT的观点，社会理论很悲惨地搞不清楚它在研究什么。ANT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考虑社会纽带和道德约束，而是要考察转译和关联。社会不是一个实体 ，像社会学家经常描述的那样，但是一种连结。“由于忽略了惯性、耐久性、不对称性、延伸、支配得以生産出来的实际手段，以及将所有这些不同手段与社会纽带的无力力量混在一起，‘社会学家’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加以伪装的人”（Latour，2004b，p225）

是有可能不考虑任何类型的工具或技术，然后观察在社会面和政治面很复杂的群体组织（Latour, 1994b, p. 792）。在这种情况下，关系会变得非常脆弱；它们需要持绩维护和修复。其他的群体成员需要持绩安抚，或加以固定。但这些观察并非针对人类而发（Serres, 1995a, p. 200; Latour, 2005）。这是否意味了传统社会学没有用处？并非如此。根据拉图尔的意见，社会学对于狒狒来说非常完美（Callon and Latour, 1981; Latour,1994b） 。

进阶读物（全文）

卡隆 （Michel Callon, 1986）提供了另一项重要的早期个案研究，见〈一个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载具的案例〉（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Electric Vehicle），收于 《描绘科学与技术的动态：真实世界中的科学社会学》（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 Basingstoke: Macmillan），pp. 19-34。

罗 （John Law ）有超过五十篇单一作者和合著的出版品，可以在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的网站开放在线研究（Open Research Online）取得：http://oio.open.ac.uk/vievvZ PersonZil6987.html。一个比较旧的网站—— 行动者网络资源（Actor Network Resource）——有一份注解书目: http：/ /www.lancs.ac.uk/fass/centres/css/ant.htm。

《美国行为科学家》（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4年五月的37卷6期，専门讨论了非人能动性。

《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Ar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探讨追求巴黎自动化通勤系统的失败尝试的专书。故事从好几个视角叙述：一名工程师和他的教授、公务员、公司主管、一名社会学家，以及阿拉米斯，也就是系统本身。

罗与哈萨德 （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1999）编辑的论文集《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后》（Actor-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Oxford: Blackwell）评估了 ANT的强项和弱点，考察它迄今为止的成就，以及未来展望。这本书呈现了 ANT的所有主要支持者。

拉图尔 （ Bruno Latour, 2005）的 《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是一部比较近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

拉图尔的网页包含了学术与通俗文章、（虚拟）专书、展览及演讲的英语与法语连结：http：//www.bruno-latour.fr/

有一些著作试图令拉图尔和海德格的哲学有批判性的对话。里斯 （Soren Riis, 2008）的〈拉图尔与海德格之间的对称性:将警察转变为减速丘的技术〉（The Symmetry Between Bruno Latour and Martin Heidegger： The Techniques of Turing a Police Officer into a Speed Bump） ，《科学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38（2）: 285-301，指出了他们思想的类似之处， 而柯章 （Jeff Kochan, 2010）的〈拉图尔的海徳格〉（Latour's Heidegger） ，《科学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0（4）: 579-98，捍卫海德格而反驳拉图尔的攻击，同时批评拉图尔的中介（ mediation） 概念。哈曼（Graham Harman, 2010）的论文和演讲集《迈向思辨实在论：论文与演讲》（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Ropley: Zero），讨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网络之王〉（Bruno Latour, King of Networks））、海德格，以及哈曼（Harman） 自己受这两者启发的〈物导向存有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 ）。部落格ANTHEM提供了有关ANT、OOO与海德格的评论，以及有用资源的连结。参见 http://anthem-group.net/

《溢流》（Debordements） （ Paris: Presses deFEcole des mines）是 2011年一部荣耀Michel Callon的出版品。书中半是法文、半是英文。以英文撰写的文章，包括Andrew Barry、Sheila Jasanoff、John Law、Annemarie Mol、Arie Rip和 Nigel Thrift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