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以安人

教师应当成为“人师”，引导和帮助学生追求向上向善幸福之道；幸福的教师既应是修身明德、明道传道的“明师”，也应是知行合一、仁爱向善的“亲师”；新时代的教师教育应当以培养“人师”“明师”“亲师”为使命，助力教师提升生命价值和人生幸福。

教育学是一门偏重于实践的

如果人心不正，再好的政策也会被人钻空子，都会变得漏洞百出。所以我觉得应该通过改变人心来改变教育。机缘巧合，我开始学习阳明心学，所以就慢慢转向了基于传统文化的幸福教育研究。一路走来，我越来越觉得现在做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它能让我更直观地、真切地感受到个人价值，并且确实有很多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因为跟随我学习而发生改变。同时我也没有停止政策研究。我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比较宏大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幸福教育能够转化为一项公共政策，通过政府的力量影响更多的人。我甚至觉得开展幸福教育应该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教育发展战略。很多人受了很多教育，读了很多书，上了很好的学校，生活却不见得更幸福，这种现象很普遍。这引起我们的反思：教育为什么没有有效促进幸福？我得出的结论是：幸福是一种能力，需要专门的教育和培养。但现实中不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很少开展专门的幸福教育和培训，所以受教育多少与幸福与否关系不大。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教育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快乐，反而增加了很多痛苦、焦虑和不安。教育如何才能促进所有人长久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也是促使我转向幸福教育研究的根本动因。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习俗、文化、信念、价值感的影响，它是有文化基础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积极心理学或者西方有关幸福的理论照搬到中国来。比如西方就特别注重自由，但我们中国人对此自古就比较中庸，人们在自由的追求上没有那么绝对，可以为了群体的利益让渡很多自由权利。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就特别典型，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而我们中国老百姓却更愿意自觉遵守隔离、核酸检测等规定。因此，研究中国人的幸福观和中国的幸福教育，都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找到理论基础和文化根基，这也决定了我们所开展的幸福教育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