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城市内部

一、            大众文化理论

1.        新文化史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狱中札记》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能否成功地把新文化观念影响到民众之中。汤普森 E.P.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人能说话吗？”，实际提出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国家政体只有在进行仪式或庆典活动时才得到展示，国家庆典如同剧场表演，国家通过公共戏剧化，即举行庆典场面来建构一个国家概念，实质上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结构。《文化的阐释》，虽然搏斗的是公鸡，但实际上却是男人间的竞争，公鸡经常隐喻着男人。亨特 Lynn Avery Hunt《法国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国王被杀隐喻着父权地位的动摇，兄弟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2.        微观史学

金兹伯格 Carlo Ginzburg《奶酪与蛆虫》，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历史。格鲁埃罗 Guido Ruggiero，通过一起奇怪的死亡案例，探讨17世纪初意大利宗教大众文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达顿 Robert Darnton《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根据杀猫取乐的活动的自述，进行文本分析，来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法国民俗中有虐猫的传统，法国文化中的猫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民间存在着免除猫魔的活动，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为巫术，杀猫行为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暗喻反抗或造反活动。

3.        中国文化史研究

叶文心，16世纪钟表传入中国，但基本上钟只作为一种玩具，20世纪时钟成为了作息的工具，让人们具有了时间观念和处于团体纪律和制约之下，并在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下来。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王氏之死》，描述下层人民的生活，重构几百年前一个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罗威廉 William T. Rowe《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通过对一个县从元末到抗战爆发七个世纪间所进行的长时间段考察，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并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发的土壤联系起来。卢汉超，乞丐实际上创造一种次文化，与主流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乞丐帮派能控制乞丐并保护他们的利益。

王笛，研究作为空公共空间的成都茶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多数受制于地理交通、市场网络以及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额条件，城市空间和文化是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或全国统一模式，因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茶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提供聊天、消遣、娱乐等休闲活动，是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中心，也是一个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舞台，还是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大本营，茶馆总是成为社会改良和政府控制的对象。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冲击，抵制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渗入。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对抗国家权力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在现代化和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冲击下，地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削弱是显而易见的，是一个地方主义与国家政治的斗争的过程。

二、            近代中国城市的政治和组织

1.        共同体

18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共同体日趋强化。罗威廉 William T.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在传统中国，社会共同体始终是儒家价值系统重要部分，城市共同体要求承认儒家关于社会等级和家庭价值观的社会意识，强调重视民生。汉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共同体，城市社会组织能有效地处理各种与城市有关的事物，行会、帮派、甚至丐帮都为实现社会和谐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史谦德 David Strand《北京的人力车夫 : 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在动乱年代，黄包车成为北京社会阶级分化和不平等发展的一个标志，黄包车夫被认为是城市贫苦劳工的一个代表。近代中国的城市传统——包括冲突与和解——都产生于20年代。阶级冲突、政治激进派、现代公论、政治暴力以及大众民族主义都源于城市，大多数的组织对于权力比公共问题更感兴趣。

2.        组织

19世纪中期，传统组织开始在一些城市扩展活动，形成城市精英和城市资产阶级。中国城市里的同业工人一般都住在同一城区，有会馆、公所等公共聚集场所。顾德曼 Bryna Goodman《新文化、旧习惯、同乡组织与五四运动》，同乡会一般依靠会馆开展活动，但经常被社会共同体中更富有或更有权力的成员所控制，同乡组织可以用来进行有效的社会调动。

韩起澜 Emily Honig《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江南被视为富裕的象征，江北成为贫穷落后的象征，苏北人意味着贱民或移民。社会群体并不是单纯的一套关系而是一个历史过程。

韩起澜 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20世纪40年代，在基督教青年妇女会（基妇会）的间接影响和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姐妹会发展成为政治和社会性的组织。青帮对农村移民适应城市生活有所帮助，但他们控制了包身工的收入，许多工人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其成员免受青帮的压迫，可以说，青帮的压迫推动了工人组织的产生。

3.        劳工运动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籍贯和工作机会的关系表明，移民的籍贯限制了他们的职业分工，并因职业分工的不同而产生了各种移民集团，工人工种的技术程度也因籍贯、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劳工史是工人之间冲突的历史。

贺萧 Gail Hershatter《天津工人，1900—1949》，天津大多数生产单位都是小规模、低技术的工场，小规模的经济单位不能为集体行动提供充分条件，使得天津的劳工运动相对不发展。艰苦生活与强烈地方主义的结合形成了暴力文化，工人活动常常不是反对城市上层，而是对抗本阶级成员。上海工人拥有集体行动的传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试图利用工人作为达到各自目标的强大力量，从而促进现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工人的分裂可以为有政治影响的行动提供基础，不仅与政党相互支持，甚至可以产生新的政府权威，工人阶级文化在集体行动中产生起了重要作用。

汤普森 E.P.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在形成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单纯被动集团，而是在自己结构中一个积极单位，其不仅是工业的，而且是社会革命的，还生产了劳工运动本身。

谢诺 Jean Chesneaux《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日益增长的阶级意识以及迅速发展壮大的阶级组织，使其能够承受1919~1927年间的经济和政治斗争。

4.        小结

美国关于中国史研究中，把外部因素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的从“冲击-反应”模式到帝国主义理论，转向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的“中国中心”取向。

来自不同地方的城市居民能够和平相处并度过极度混乱的时期，城市社会本身的稳定和繁荣起了决定作用。中国不存在一个发展了的、成熟的城市社会共同体。

当意识形态与国家和地方事务发生矛盾时，反抗的政治运动就产生了，内部和外部压力推动了社会和政治运动，各职业者都通过自己的组织进入全国政治系统。

地区文化各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各地区移民间以及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他们的移民身份。

传统机构可以为经济和政治权力提供物质精神的基础，城市女工在生活工作压力下为了生存而建立了相互帮助的组织，沿用旧的组织形式反映了组织的形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三、            近代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

1.        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 popular culture，是大众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是在社会占绝大多数的人所创造的文化）。精英文化 elite culture，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也称之为高级文化 high culture，两者随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区分大众文化中流行歌曲 popular songs 的三种类型：由大众谱写且为大众谱写；为大众谱写但不是由大众谱写；既不由也不为大众谱写，但由于表达了大众的思想和情感而为大众所接受。民间文化 folk culture 属于其中的由大众创造并为大众服务的文化。

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应该是平民文化 mass culture 而不是大众文化，平民文化是由无文化的平民所创造的。平民是指在传统欧洲社会的未受过教育的人，和在现代西方的中下阶级和穷人。

大众文化具有同一性，中心文化是国家的主导文化，被各种文化集团所认可，无论其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贫富的差别。

大众文化具有独立性，精英的文化霸权 culture hegemony 并非就必然能够操纵以口述为主的农民文化（平民文化）。

大众文化（平民文化）是由普通人创造的，与民众的生活相互依存，同时也为地主阶级（精英）所欣赏，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把其变得更为精致和具有文化内涵，每当地主阶级（精英）在民众（平民）暴乱的打击下走向衰落以后，农村社会便恢复到相对的平等，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又恢复其活力，并按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从而使大众文化（平民文化）的发展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循环。

2.        象征系统

在传统中国，统治者树立能代表正统思想意识的象征，作为国家权力操纵的一种手段，这被称为象征系统 symbolic system，这是由国家所支持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大众的。象征系统中典型的是对人物的崇拜，这分为：对历史人物的崇拜；对传说人物的崇拜。

劳伦斯·施耐德 Laurence Schneider《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对屈原有不同的诠释，屈原的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其道德和行为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奉为楷模。精英和大众文化有密切联系。

华生 James Watson《标准化的神——天后崇拜的造成》，中国民间崇拜总是反映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而在各个社会层次上都有着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寺庙，民间崇拜经常超越信仰而成为地方社会控制的工具。晚期中华帝国具有高度的文化整合，但在地方层次上，由于血缘、人群和组织各有不同，因而相互间有重要的差异，乡民修筑自己的庙宇，安置自己的神，组织自己的庆祝活动。在许多地方，天后崇拜不但被地方政府所激励，而且有的甚至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起。

杨庆堃 C. K. Yang《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在诸如庙会这样的公共活动中，宗教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一种集体的象征，这能把经济利益、社会身份和社会背景的分离加以转化，使其有融合到一个社会共同体中。

亨特 Lynn Hunt 认为，像狂欢节这样的庆祝活动，促进了人们的集体认同。

3.        暴力运动

大众宗教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汉椿 Richard Shek《宗教末世学与暴力》，白莲教的末世学说，使杀戮被解释为救世，死亡成为一种救赎，其结果是暴力畅行无阻。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民间宗教与武术相结合，就具有叛乱的极大潜力，拳团是宗教的一个附属物，从而能吸纳更多的人进入，但进入拳团不必然是教派成员，义和团运动吸纳了大众文化中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因素。

4.        城市文化

顾德曼Bryna Goodman《家乡、城市和国家 : 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可（1853-1937）》，会馆与社区生活紧密联系，会馆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祇和先贤，因此也具有了庙宇的功能，成为社区的象征中心，同时也是城市大众的戏园，上演着移民家乡的地方戏，各种地方文化逐渐融汇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生斯卓姆《20世纪中国学生的反抗运动》，近代学生运动具有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两方面的背景，政治运动的参与者经常受到高级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学生活动家为了建立起有广泛基础的大众运动，在政治活动中有意突破精英和大众文化间的界限，西方思想赋予了他们精神指导，但传统却常常成为他们付诸行动的工具。

5.        巫术

司马富 Richard J. Smith《算命先生与哲学家——传统中国社会的算命》，如果说历史显示过去，礼仪显示现实，那么算命则显示未来。算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观念和世界形成的不同方式，算命先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掮客，是人与自然、大众与宗教的中介，弥补了普通人和精英之间的知识鸿沟。算命作为一种伪科学，具有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特点，其关心的是自然现象和预测，但和宗教一样依靠的是信念，预测未来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

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叫魂 :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叫魂案给了皇帝肃清官僚系统的绝佳机会，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的运用权力的一种手段，以加强对官吏系统的控制。辫子是满族征服汉族的象征，剪辫行为就是谋反，人们处在一个政治高度紧张的社会中，缺乏安全感，以至于风声鹤唳，巫术具有了政治功能。

6.        国家权力

林培瑞 Perry Link认为，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国家文化）有清楚的距离，大众文化是部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像节日庆典等传统活动，则更多显示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文化的联系而非对立。官方宗教具有足够的伸缩性，允许各阶层人民去建立和祭祀自己的神，同时也有足够的稳定性，以提供一种国家的文化。大众文化虽然是民众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但国家一直在其施加影响。

姜士斌认为，山西东南的地方宗教庆祝活动“赛”，是大众宗教与国家和正统结合在一起的，精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在乡民的礼仪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赛”是庙会和神的生日庆祝，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反映了正统的价值观，官员和乡绅都是“赛”的组织者。“赛”培养了乡民的信仰和价值观。

杜赞奇认为，国家建立的价值观和信仰系统通过“礼”表达出来，关帝崇拜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的需要。

清末民初，国家对大众宗教进行排斥，但无力在地方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因此国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反而被削弱了。传统不一定是现代化的障碍，而现代不一定有利于现代化，反大众宗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的斗争，国家企图把统治意识深入到社会之中，在现代化的名义下重建在地方社会的权力。

7.        小结

文化和意识的领域，总是与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有密切关系，明清以来大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反映。宋元商业印刷的普及，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过渡和扩张；明清时期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影响，农村文化开始进入城市，而城市文化又反过来扩展到农村；近代的社会剧烈动荡，存在着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汇。国家对正统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有直接插手地方事务和大众文化的力量，正统和异端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离，大众文化更多受到精英的影响，民间文化更多是在官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四、            公共领域的文化与权力

1.        精英活动

冉枚烁 Mary Rankin认为，公共是处于国家和社会相交汇的领域，精英承担了领导地方共同体、发展地方事务的责任，这种地方事务一般不受官方控制，因此公共领域成为追逐新权利、出现新冲突和发展新关系的一个地方。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认为，公共领域是在城市服务和社会福利中逐渐扩张的领域，非官方公共机构的建立使地方非官僚人物逐渐增加了权力，产生了官方政策的批评者，19世纪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有着庞大的自我意识和城市商业阶级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

全大伟 David Stand认为，欧洲的市民社会是自发的公共机构，其使国家权力受到挑战和批评，中国的城市精英从未联合成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一个完全独立的公共领域。

萧邦奇 R. Keith Schoppa认为，自发组织为精英们参与国家地方的政治经济事务提供了机会，精英活动发展了地方精英网络，政府的作用是指导而不是介入，随着自治机构的建立，对公共领域的控制权从个人转到了政府机构。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认为，太平天国后的重建造成了城市社会的迅速扩张，“善堂”反映了社会共同体责任的巨大变化，城市社会共同体通过“首事”逐渐对城市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全大伟 David Stand认为，二十年代北京政治中一个主要潮流是不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阶层，都加入或力争加入法团来为自己争得部分权利，由法团和师生控制的自治运动，成为扩展精英影响的工具，这新运动的出现为地方精英参与地方政治开辟了新途径，

2.        国家权力

十九世纪末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晚明以后，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在国家和社会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但不同于西方前期的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公共领域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组织组成，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地方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组织得到发展。精英是国家的社会之间的中介，利用其社会地位承担公共事务。

冉枚烁 Mary Rankin认为，精英的角色是与官方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而且同时受到宗族等地方组织的影响。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认为，19世纪汉口公共领域已经与国家权力分离，公共事务从官方控制转变为非官方控制。

全大伟 David Stand认为，警察作为官方人员，不仅在公共领域中扮演官方和非官方之间的角色，而且参与公共和个人之间的事务。

北京的城市精英通常是在国家监督下参与社会事务，因此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国家权威联系在一起。

3.        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介于政府领域和个人领域之间的，这三个空间相互重叠、结合以及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哈贝玛斯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是指具有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物质空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关闭的房间内（私有产权）。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 : 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东西方经济中的大分流最晚发生在18世纪末，在那之前他们经济特点十分接近。

4.        茶馆、酒吧和咖啡厅

中国的茶馆与法国的咖啡馆和美国的酒吧类似，都属于公共领域。开办这些场所，并不需要很多资金，都是家庭私人所有，或就是夫妻店的小本生意，但是陌生人聚集的地方，而且具有多功能，因而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商业娱乐的场所。

中国茶馆是一个人们交流信息和表达意见的空间，每个顾客只有方桌的一边，甚至只有一角，一张方桌可供4~6个顾客使用，而且他们很可能互不相相识，但都并不因此感到不舒服，大家很自然地一同聊天，如果一个顾客独坐，反而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不合群而遭到排斥。同乡会的茶馆为相同籍贯的移民服务，同业工会的茶馆则为同业服务。

美国酒吧为邻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如清洁的饮水、厕所和温暖，还有其他附加服务和各种活动。美国酒吧对许多居住在附近的人来说，是文化和经济背景相同人的聚集地，是群体和社团的活动的总部。酒吧是一个展示街沿政治 sidewalk-level polities 的场所，作为打听各种闲话和政治新闻的一个天然场所，酒吧老板成为沟通的中心。沙龙 saloon 是指美国的下层酒吧，杜伊斯 Perry Duis 定义沙龙为一个半公共空间 semi-public space，因为其为私人所有，而且为公共服务。鲍威尔斯 Madelon Powers 认为，美国酒吧成为一个百万工人日常生活的社会俱乐部，穷人的俱乐部，相当于工人的学校。坎贝姆尔 Robert Campbell 认为，酒吧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男人社交的中心。

法国咖啡厅 café给人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场所，被认为是信息中心，一个地方政治的论坛。赫纳 Scott Haine 认为，法国的咖啡厅 café 是工场和工厂的附属，也是政治舞台，经常被用来组织罢工和游行。18世纪和19世纪的咖啡厅 café 像教堂和戏院一样是最基本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度过工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的时间，和教堂相比，咖啡厅较少公共性，因为顾客必须在那里买东西，而更有包容性，因为可购买各种饮料。森纳特 Richard Sennett认为，咖啡厅是讨论各种话题的地方。斯潘认为，咖啡厅中的公和私的界限是一个变量，房间为公共的，为大家所分享，桌子是隐私的，为个人所利用。

酒吧被认为是男性的空间，公开饮酒活动是男性形成一个基本的共同体，他们在其中创造了他们团结和重生他们的价值。工人阶级妇女可以经常光顾咖啡厅，那里成为了男女交往的主要场所，法国公社标志着妇女参加餐厅政治 café politics 的高潮。

五、            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

1.        地方事务扩张

清初的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地方事务的扩张，社仓、义仓、义田、义捐、善堂、祠庙、会馆等公产和慈善组织逐渐扩张，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基本上被地方士绅所控制。社仓是地方储粮的主要场所，购田作为公产以收租填仓，出旧储新，出借储谷，春借秋还，利息为十分之一。义仓用于赈济和粜米，储谷来源于拥有的田产，收的谷称为义谷，捐钱、谷和银的行为称为义捐。祠庙是进行宗教崇拜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其修建需要依靠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捐献，拥有房屋、田地等财产，祠庙积极参与地方慈善活动和公共事务。会馆是移民的社会组织，有祠庙作为公产，有田地和房屋用于出租，收入用于祭祀活动，余钱存入商行和钱庄，还会购买为成员公共墓地和主持公道。士绅创办书院，参与地方教育活动。民信局，提供递送民信的服务。慈善机构类型：综合救济和资助，帮助无家可归者，掩埋无名尸和提供义冢，如体仁堂、存心堂、至善堂、天王堂；抚养孤老，提供无家孤老粮食和衣物，如养济院；育婴，照顾弃婴和孤儿，并教他们生存技艺，如育婴堂。

2.        新旧功能演替

清末民初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从传统领域的演变和新领域的产生，大多数商会和公立学堂属于前者，公共协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属于后者。公共领域的一些新功能来自旧功能的发展和演变，但承袭传统的组织在新的社会活动中也十分活跃。在公共领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公共领域的衰落。人口压力导致粮食短缺，社仓没有充足粮源去补充，社仓被官所控制，用于地方团练；祠庙减少，社会动荡和经济恶化时，很难有机会和余力去新建或重修庙宇，近代的民众的宗教意识倾向于减弱；官方邮政发展快速，民信局难以与之竞争。社仓、祠庙和民信局分别代表了地方福利、文化机构和社会服务。

3.        士绅权力加强

地方官经常推动地方公共领域的发展，甚至把官办的地方慈善机构转移到地方士绅手中，这些官的领域演变为公共领域。地方官总是力图说服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发展地方公共福利，官员甚至介入一些传统上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地方政府建立社会自愿组织可能是公共领域的一种新形式。会馆参加社会管理活动以弥补官方管理不足，这就导致了非官方控制的发展，社会控制系统便逐渐演变成官僚地、方式士绅和会馆的联合体系。他们相互依赖去达到各自的目的，尽管这些目的经常是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地方士绅充分利用国家对公共领域发展的支持去扩大他们在社会的影响力，公共领域成为许多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基地，一些国家权力被转移到地方士绅手中，清末的士绅可运用地方官僚行政的权力。

4.        公共领域形成

虽然国家承认和支持公共领域，但不意味着公共领域可以完全地自由扩张，它实际上仍然处于国家指导的限制中。国家依赖地方士绅来与地方社会发生联系，士绅便在国家和地方社会间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控制公共领域的地方士绅接管的一些国家在地方的权力，公共领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与国家权力对立的民权的扩张，以及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公共领域可能是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之间的一个连接处，也可能是国家和地方士绅冲突的爆发点。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处于官和私两者之间的社会空间及公共领域。

六、            袍哥隐语

1.        哥老会

哥老会为袍哥的组织，其源于反清复明，哥老会的起源地是四川。袍哥的总部被称为码头或公口。当一个袍哥进入另一个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许多边缘人群没有相应的组织保护他们的利益，而秘密社会的出现则弥补了这种需要，为这些边缘的人建立了广泛的有效的社会网络。袍哥经常控制街头邻里，这俗称皮管街道，城守营维持城市治安，但其街班和海察都是袍哥。

2.        隐语

从斯各特 James Scott 的隐藏文本 hidden transcripts和古哈 Ranajit Guha 的历史的微声 small voice of history 中研究下层政治集团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秘密语言提供一种表达手段，以达到特殊的目的，并在限定的集团内稳定成员，控制信息流动以及交换。袍哥的秘密语言包括隐语和暗号，这为袍哥创造了一个身份认同，为其成员与他人建构了一个分界线，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暗号包括茶碗（酒杯或饭碗）摆阵、吟诗和摆动作等。

勒斯洛 Wolf Leslau 将黑话分为三种形式：以标准语言为基础，但对其发音和字形进行各种改变；在发音和字形上保持语言原状，但赋予新的意思；语言的借代。隐语产生于一种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了的次文化 subculture，而这成为了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有助于保护本集团的利益、逃避公众目光、稳定组织和成员。秘密语言反映了袍哥的强烈政治倾向，和暴露了组织的种种非法行为，但他们的不法行为经常被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夸大。袍哥的联络仪式的形式比联络本身更为重要，他们将公共领域作为剧场而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

七、            茶馆生活

1.        茶馆文化

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茶馆提供了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

城内茶馆选址除了街边路旁，还有河岸桥头、市场、庙会和公园等引人注目之地，大多利用公共空间，其桌椅被移到街沿上。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川人称其为“盖碗茶”。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

茶馆开业前就可以获得不少资本，可出售茶馆内的空间使用权，如出售“掏粪权”、租赁屋角给理发匠，收取水烟和热帕服务的押金等，也能获得茶馆外店铺的投资，如肉店、饮食摊等，而且相互之间互惠互利，能形成聚集效应。

茶馆的常客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如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等；二是“有忙阶级”，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

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也归己有。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各茶馆亦按周围常客的休闲时间进行调整，一般茶馆的清晨顾客大多都是常客。

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

2.        公共生活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他剥掉衣服赤裸上身，也可以在座位上理发、修趾甲，还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闲聊被成都人称“摆龙门阵”。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A.阿拉哈姆斯认为，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J.斯各特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A.赫勒尔 Agnes Heller 认为，“从议论他人开始进行闲聊，而闲聊是日常消息传播的最古老的方法”。在茶馆中很小的事情也会演化成暴力事件，如当面说闲话、争位子、斗雀赌博等。

茶馆是一种“社会俱乐部”，是操练箭术同好的会址，也是养鸽人的聚会处，以及爱鸟人的大本营。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

茶馆也具有市场和交易场所的功能，洽谈生意、敬老、请求帮助、买卖土地或其他商品等生意正式交易，都是在茶馆或饭馆里进行的，因为家里不适合办理这类事务，成都各行各业百分之七八十都在茶馆洽谈生意。一些行业有它们自己的茶馆，同行都在那里碰面，正如“绸商有绸商茶馆，纱商有纱商茶馆，甚至车夫、旧货担、粪夫，也各有其茶馆。”一些行业不止一家茶馆，有的茶馆则同时为若干行业服务。商人们喜欢去那些处于交通要道例如在码头、城门附近的茶馆，因为这样他们不用跑很远去做生意。工匠、店员们愿意到在其会馆、工场、店铺附近的茶馆。

茶馆也为小贩提供场地，茶馆中最多的是卖香烟和叶子卷烟的小贩，其次是卖糖果的，其他像卖刷子、扇子、草鞋、草帽等日常用品的也为数不少，这些小贩由于适应了顾客需要，因此对茶馆生意也有帮助。许多小商小贩，像肉贩、小吃贩、蔬菜贩等，与茶馆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甚至可能入股茶馆，把他们的摊子摆在茶馆外面，招徕顾客。

在茶馆还有不少其他行当与茶馆有合作关系，包括热脸帕、水烟袋、手工匠、擦鞋、修脚、采耳、理发、算命等各行各业。茶馆非常拥挤，在那里谋生的人会采用各种办法来方便顾客，一些独特的服务方法和文化现象便应运而生。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同一行业的工人一般聚在同一个茶馆里。工匠将茶馆作为工作之地，修理鞋帽、扇子、雨伞等，茶馆老板和顾客对弄在地上的纸屑、各种碎片和灰尘也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给茶客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甚至有的茶客把他们的活计带到茶馆，品茶时手也不闲着，这样休息生产两不误。

咖啡厅、酒吧和沙龙，都作为休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但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中国茶馆相较外国的公共领域，社会角色更为复杂，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在中国，城市精英和政府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影响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公共行为，由于他们不满像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的传统利用，因而企图通过改良茶馆和茶馆文化来加强控制，并重新建构公共空间和“教化”下层民众。

八、            公共生活与国家控制

1.        行业工会

低等茶馆主要为下层民众服务，为了尽量降低成本，卫生状况经常被忽略，它们的顾客更关心茶叶是否足量，环境是他们关心较少的问题，或者他们对简陋、脏乱的环境更具忍受力。

在20世纪初，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视为塑造城市形象和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问题，从全国到地方，清洁都成为城市改良和国家介入城市事务的重要内容。政府要求全部茶馆都将进行卫生检查，然后发给卫生证，并登记有关事项，而且卫生的问题与正进行的抗战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成都茶社业公会从晚清的“茶社帮”发展而来。顾德曼 Bryan Goodman认为，像行会和会馆这样的传统组织的重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和民族身份认同建构的组成部分。M.B.莫斯 Mosea Ballou Morse强调行会的宗教的功能，把行会定义为中国“唯一将宗教和慈善结合的互助会”，在欧洲，行会的权力来自国王、邦主、议会或市政官府，但是在中国，行会“完全是民主产生的 purely democratic origin，没有国家授予的权力。清朝的行会确如莫斯所说，但民国时期的行会的性质已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抗战和内战时期，行会越来越依靠国家授予的权力，成都茶社业公会较之过去的商帮、公所和会馆，独立和自治因素大为减少，倒更趋近过去欧洲的行会。国家日益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

公会的日常事务由成员选举的理事会负责处理，但公会在相当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所控制，其重要决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公会竭力以集体力量与政府就物价和赋税负担问题上进行交涉，而政府以“稳定市场”为借口，在战时实行价格控制，茶馆没有权力按照其成本和市场决定价格。公会竭力维护其“行规”，但缺乏惩罚那些违规的茶馆的权力，因此需要政府对违规采取行动，公会需要依靠国家权力去控制本行业及其会员。

公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一方面公会不得不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以得到其支持；另一方面公会又竭力为茶馆整个行业利益与国家进行斗争。公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地方政府和各茶馆之间的沟通，代表行业与政府协商。政府利用公会作为中介，远比直接控制整个行业和各个茶馆容易得多。而公会为本行业争取权利时，也竭力有所节制，为自己留下进退的空间。

2.        国家控制

限制新茶馆的开办是地方政府的一贯政策，这得到茶社业公会的热情支持，公会十分需要政府取缔“非法”开办者。虽然它们的目标一致，但出发点却不同，公会为了避免数量过多造成的内部竞争，而政府则认为这个场所滋生弊病，浪费时间，应该控制。

20世纪初，政府竭力控制娱乐，这个政策成为当时打击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在清末，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精英力图改良和控制公共娱乐；在民初，新政府颁布更多的限制地方戏的政策。政府歧视中国自己的传统，赞扬外国娱乐方式，而且当时的改良精英的普遍具有西化倾向。

限制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力量，来源于传统观念对妇女公共角色的束缚和改良精英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在辛亥革命之后，妇女进入茶馆看戏日多，但男女混杂却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茶馆成为男女顾客的交往提供了空间。政府采取措施禁止妓女进入茶馆活动，但妓女甘冒当众受辱、被警察惩罚的危险，不断向禁令挑战。

茶馆充满着政治，从阶级冲突、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到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为控制人们思想的宣传。抗战把抵抗的政治也带入到茶馆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实际成为了一个“救国”的舞台，国家力图规范战时生活，从而把坐茶馆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晚清和民国时期颁布的规章特别关注于两方面：政治集会，政府力图限制人们的政治权利，无论是军人还是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禁止任何他们认为可能对其造成政治威胁的公共聚集；公共秩序，从考虑公共安全出发，但经常用来打击政治对手，而并非真正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政府认为任何公共聚会都存在潜在威胁，因此必须扼杀，而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暴露了在内战爆发后民主运动兴起以及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深刻的统治危机。抗战胜利以后，政府对茶馆的控制反而日渐升级。

3.        小结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政府利用维持公共秩序为借口，颁发各种禁令和规章，加强了对茶馆的控制，限制对茶馆这样公共空间的使用，或把这些空间置于国家的监视之下。清末的改良者和政府视地方风俗为“不文明”和“落后”的，试图按照西方或日本模式进行改造，这些规章无疑使国家的权力进一步介入城市社会生活，也引起民众不断的抵制，地方文化抵制现代化旗号下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从晚清到民国的政权，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对待茶馆问题上与政府持不同的态度，因而不赞成政府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政府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似乎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茶馆政治经常表现在精英与民众、精英与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以及这些集团内部的各方面和各层次上的权力争夺。

九、            底层民众

1.        妓女

明末是中国士林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官妓和卖淫变得十分流行，而且逛妓院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很多儒生甚至把光顾高级妓女作为一种时尚。在晚清成都，由女人提供的性服务仍然十分流行，于是成为社会改革的目标。1906年，警察将成都所有妓院定为“监视户”，并将写有“监视户”三字的木板挂在妓院门上，以与普通家庭相区别。地方当局开办了“济良所”，以收容妓女，教她们“自尊”、识字、计算，希望把她们转变成“正经娴媛”，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

即使是妇女的身体被当作商品来出售，她们也不甘受男人奴役，她们能结成自己的小团体，进行集体自卫，妓女也会对男人反抗和报复。作为经常受到规制的社会底层，妓女用她们有限的能量和资源作为工具来宣称她们对公共空间的权利。

2.        轿夫

抬轿子是一件非常辛苦之事，但是轿夫们仍然可以通过炫耀他们的技能来获取快乐。轿夫抬轿时，后面一人无法看路，遇有情况，全靠前面的人以行话提醒，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一般是有节奏的押韵短句，充满幽默。

“他们的劳动就像是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从而“产生了街头政治”，成都的轿夫用他们的行为方式表达了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不满，间接地抗议他们受到的压迫。轿夫和乘客之间的社会阶级区别非常明显，在精英们看来，轿夫不仅体现了贫穷，而且代表道德低下。

3.        乞丐

乞丐靠街头生存，他们在长期的乞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生存方法和生活方式。“穷人中弱者变成乞丐，强者则成为窃贼或强盗。” 乞丐组织，即丐帮，乞丐常常从属于一个三五十人的集团，有一位公认的帮主，帮主向当局负责并监督乞丐的行为。

乞丐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经常被禁止住在城市里，因此他们只好在每天清晨当四个城门打开时进城，然后在垃圾堆里觅食，并尽力寻找一个诸如扛重物那样的活路，夜里则被迫离开城市，睡在庙宇的檐下、坟场、河边或桥下。很多乞丐并不只是乞讨，他们还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乞讨仅仅是为了补充收入的不足”。有些乞丐在乞讨和自由劳动者之间的灰色地带生存，他们能提供一些正常职业所触及不到的特殊社会服务。“莲花落”（又叫“莲花闹”）是乞丐常用的另一种乞讨方式，逐渐变成最流行的乞丐街头表演。

无论哪家有大事，婚礼或葬礼，都会有乞丐上门讨要食物和钱。乞丐可以“在每月的第二天和第二十六天向各商家要钱”，店主认为这就像一种捐税。这些个由民间自然形成的救济方法，却被改良者认为是一个“陋俗”，而被警察所禁止。传统社会中提倡社会救济和帮助穷人的“积德”行为有关，因为这些大张旗鼓的公共活动，主办人给乞丐们提供干活机会，给他们饭食和零钱，在他人眼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十、            辛亥革命

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认为，政治运动犹如海面波浪翻滚，实际上是下面看不到的潜流所决定的，这个潜流就是社会变化的长时段。街头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经常为各阶层人所使用的公共空间，任何事件发生在街头都会造成比其他地方更为轰动的效应，当政治运动爆发时，街头便成为一个政治舞台，各种人物都在那里表演。

在传统中国社会，城市中的许多活动都是由精英为主导的各种自发团体来组织的，这些精英便建立起对一般民众的领导权。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政活动中，地方精英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之下，积极参与城市改良，极大地扩展他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和政治声望，并以此巩固和加强了他们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和控制。

虽然精英藐视下层民众，视“绅、商、学界”为主要依靠对象，但仍力图通过教育和启蒙来引导下层民众，这也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精英试图利用民众力量来促进他们的政治议程，动员他们为地方权利而斗争，以抗衡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民众也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特别是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威胁时。

一般民众习惯于远离政治，对任何反抗政府的煽动总是心怀疑虑，但在精英主导下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或社区）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共同体” political community。“破约保路”运动时，街头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巨大舞台，公众集会成为发动民众最有效之工具。

宗教仪式、节日庆典以及大众娱乐往往在社会剧变之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文化传统可被政治运动的领导人用于发动民众以对抗国家权力。马丁 Emily M. Ahern 认为“国民可用宗教仪式反对政治权威”。革命的政治文化经常是由语言、形象以及人们的姿态等象征性行为组成的，在保路运动中的象征性行为是随处可见，它们唤起了人们的相互认同，促成了人们的步调一致，激起了人们的同仇敌忾，从而成为革命的强有力工具。在改良精英的支持和鼓动下，民众以修筑“先皇台”，即祭祀光绪皇帝的大祭坛。这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政治反抗，街头的宗教仪式既像“大众戏剧”，也实际上成为权力较量的“战场”。

精英们试图使运动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但成都惨案导致了情况的逆转，和平请愿演变为反清政府的“暴乱”。民众开始组织以哥老会为主的保路同志军以作为自己的军事武装，每支或数千或上万，汇集城外准备攻城，这时的成都街头充满着躁动不安，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城。

地方精英作为国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中介，在两者之间摇摆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当国家政策有利于加强他们在地方社会的领导权时，精英就会支持国家控制民众的新政策；反之，他们则对新措施持中立或反对态度。

十一、      批评

这本书可以视为是一本“大综述”，关于中国晚晴到民国的城市大众文化的综述，前半是外国文献，后半是作者自身研究的文献。而且标题起得太大了，哪怕是副标题也比书中的内容要大，时间跨度仅在近代之中，空间跨度只在四川之内，考察的对象只是城市中的市民生活和大众文化，所反映的历史仅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

这本书不算科普类（大众性）的，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可以称之为“半科普半学术”。作者在微观史学和大众文化上研究很扎实，细致的文本分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理论关怀都是值得学习的，而且还尝试建立一种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解释路径，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