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十二月，一位明朝降将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其实就1644年到1683年这40年之间的明清战局来讲，中原势力发动的真正能威胁到清廷统治的行动其实屈指可数，1652年由孙可望等人布置的湘桂川反攻算第一次，1653年到1654年由李定国发动的反攻广东之战算第二次，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郑经四人发动的三藩之役算第三次，国姓爷发动的南京战役其实不能算，因为南京战役爆发的时候，南明已是危如累卵，即使攻克了南京，如果没有李定国的及时配合，也无法获得太大的战果，而李定国当时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配合郑成功在西南展开行动了。

其实在1649年，在北方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以说这次是1644年之后中原势力第一次真正威胁到了清廷的统治，这件大事便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大同总兵姜瓖反正事件。

有句非常经典的话叫“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句话经常成为变节者给自己辩护或者是为变节者所辩护的人的口头禅。而最大的问题是“贤臣”择主之后，也未必能得到信任，因为今天你可以“良禽择木而栖”等到明天我这块木头不再符合你这“良禽”的要求了，你会再次“良禽择木而栖”。所以尤其在明末清初，精明的满洲贵族们对喜好“择主”的明朝“贤臣”们从来都不会完全信任，甚至过了近200年之后，爱新觉罗弘历先生把“贤臣们”一股脑地丢进了《贰臣传》成为大清朝朝廷指定的历史反面教材。

所以主子们和仆人们的矛盾早在顺治年间就已经开始激化了，将领们认为新主子们赐予的土地和地位配不上自己的战功，而新主子们倒是更信任老仆人，所以，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一系列的反正事件。比较大的有三次，最开始是1647年的金王反正，后来是1648年年初的李成栋反正，再后来便是1649年的姜瓖反正。

姜瓖，陕西延川县人，崇祯年间任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初，姜瓖在大同受到叛将白广恩的影响，对李自成“郊迎三十里”带领大同军队投靠了李自成，后奉李自成的命令仍然驻守大同。

而等到李自成战败，清军进攻山西，姜瓖在大同发动叛乱，诛杀大顺政权派来的大同守将，过天星张天琳，占领大同全城，把年号改回崇祯，又拥戴了一个明朝代王后裔。然而姜瓖没有想到的是，清军此来并不是帮助明朝恢复江山，而是问鼎中原，当受到清方的警告之后，他立刻把年号又改成了顺治，并且剃发易服，正式投降清朝，在清廷进攻陕西大顺军的战争过程中颇为卖力。到1645年七月份，清廷又把他叫到北京，以其在1644年曾经擅自改回崇祯年号，拥立明朝宗室问责之，幸运的是，这次问责只是清廷对他的敲打，当时清廷的执权者多尔衮并没有真正想搞掉他，但姜瓖却是又羞又怒。

“我不仅把大同献给你们，而且还协助你们暴打李自成，结果你们居然这么羞辱我！”

但直到1647年，姜瓖对满洲贵族的不满恐怕也只是停留在一些牢骚上，这年三月份北京朝廷要求在外的汉族文武官员送儿子一人到北京，学习所谓的“满洲礼仪”这当然不用说，这些小伙子们肯定就是人质了，姜瓖也把自己的长子姜文升送到北京去了，没有任何不配合的表现（不敢）。

一直到1648年的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多尔衮派遣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人带领满洲军进驻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姜瓖见满洲大军云集大同，他知道如果满洲军进城，很有可能会对自己不利，毕竟此时南方绿营兵的反正那是此起彼伏，清廷对汉将的不信任感那是与日俱增，再加上从前满洲贵族对其的羞辱，最终，他做出了决定。

1648年十二月初，当宣大总督耿焞出城勘验粮草的时候，姜瓖在城内突然发起叛乱，关闭城门，将耿焞全家捕杀，自称大将军，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但不幸的是。清朝亲王阿济格在十二月初四日，就杀到了大同城之下，把他堵在了大同城内。姜瓖本人虽然被堵在了大同城内，但是大同反正却起了连锁效应，在短时间之内，山西各地的军民纷纷剪去辫子，发动反清起义。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元月，明朝旧将刘迁纠集上万人活跃于雁门关、代州、繁峙、五台等地，另一将领万练领兵攻破偏关，又接连攻破宁武、岢岚、保德等地。同月，张五桂、张五常、王小天兵、阎策等人在五台起兵，围攻五台县城从元月初八一直打到二月初七，到二月十四日，满洲军600名汉军500名到达五台县，一口气杀死义军上千人，义军首领刘定阵亡，张五桂等人率兵逃走。

除此之外，宣府有义师高鼎部；潞安有义师胡国鼎部；泽州有陈杜、张斗光部；山西蒲州到陕西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部人马，山西全境几乎全部落入抗清义军之手，只有省会太原以及周边几个县城还在苦苦支撑，起义不仅波及到了陕西，还波及到了河南省。中原、西北、包括同时期的山东到处人心思变，不堪清朝廷侮辱和压迫的农民拖家带口地投入抗清义军之中，所以，在山西集兵上万者甚多。

其实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山西对于清廷在北方的统治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无论金声桓、李成栋们在南方怎么闹，哪怕是金声桓顺着长江成功偷袭了南京，按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可能闹到清朝的统治中心来，但如果山西彻底被南明朝廷接管，那河南就会遭到攻击，北方很快就会遍地狼烟，清廷统治的彻底崩溃指日可待。不仅如此如果沿着山西的北部向东攻击挺进，那完全就是复刻了1644年年初李自成灭明的行动，完全可以把清朝朝廷赶回关外去。

当然，此时的南明朝廷对山西的事情只能说是爱莫能助，毕竟永历朝廷在南方真正能控制的地区，只有两广和四川的部分地区，云贵地区还在大西军手里，永历朝廷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在南方发动大规模反击，稍稍牵制一下清军。而山西义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支能够真正左右晋地形势的武装，或者说山西义军是没有一位郑成功式的英雄人物出面，将一盘散沙的义军整合在一起，把五个指头攥成一个拳头，给清廷在北方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而这一缺陷实际上也预示了山西反清起义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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