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路段再考察

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路段再考察

唐启翠

百色学院学报 2014-07-28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文章从文献学和考古学视域出发，从书证和物证两方面考察了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路段的情况，认为雁门关是玉石之路山西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进而对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名实之争进行了反思，认为“玉帛之路”的表述更切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 玉石之路山西道；代县；雁门关；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33{(2014)04-0019-05

一、考察缘起与概况

2014年6月7～15日，中国社科院和上海交大联合考察小组“玉石之路山西道”初次调研，提出：山西境内至少存在一老一新水旱两条路径——黄河道(始于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与雁门关道(始于3000年前，商周之后家马运输进入中原以后),从而初步揭示出雁门关在中原与西域交通上的重要性。由此，课题组于7月18～23日展开二期调研，计划从(1)代县汉代以前出土玉器遗址和传世玉器情况(公家博物馆、私人收藏),探寻“走西口”的地理民族志和玉石之路线路图，以期探寻玉石之路山西道新老路径关系(考古学);

(2)代县玉石信仰民俗及雁门关玉石之路货物运输相关的民间故事、传说等，展开“走西口”的极端远距离经商形式与晋商传统之溯源研究(民俗学);(3)公子扶苏庙及相关民间信仰、神话传承情况(民族志个案)三个方面展开玉石之路山西道之代县雁门关段的深入考察。

围绕玉石之路山西道之代县雁门关段路线与玉石民俗信仰问题，二期的调研小组通过实地踏勘东西雁门关(即古雁门关即俗称铁裹门的西陉关，雁门关即东陉关)古道、沙河墓葬群遗址、浑沱河及其支流遗迹、文庙、武庙，和访谈方式(如19日与收藏家、书法家和武庙协会会长张润厚先生访谈，20日与磨坊乡众村民访谈扶苏太子庙信仰、22日与从事文博工作40年的原代县博物馆馆长邢生明先生、代县远徙新疆经商者后裔任允莲女士访谈，23日与代县杨忠武祠保护协会会长杨宏伟、原代县文化局长、雁门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继东先生访谈等),展开对玉石之路山西道之雁门关玉路的调研。调研小组合作分工为：唐启翠负责雁门关段玉路的出土玉器遗址、公私收藏及水早二道路线调研，杨骊负责代县玉石文化民俗调研，张玉负责太子庙及其神话信仰的民族志个案调研。

二、雁门玉路之书证

在此次考察中，听得最多的就是雁门关”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的说法，充分说明世人对雁门关在中国边防和文化走廊上至关重要地位的评价和认同。原代县文化局长、雁门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继东先生由此提出了雁门”玉料旱码头”这个概念。此概念是区别于黄河水道沿岸的玉码头而提出的，认为3000年前这里就是由官方设置、镇守和掌控的重要商贸通道，是代马、胡犬、昆山玉、丝绸、香料等交换的廊道。古代州和雁门关作为商贸物资集散地和重要关口，也是昆仑山美玉这种战略物资东进中原的重要关口和通道。

雁门玉路究竟从何时开始，史迹渺茫，无从稽考。但书写文献记载的历史却相当久远。童蒙读物《千字文》里有”玉出昆冈”、“河出昆仑”之说。《战国策·赵策》中谋士苏秦上书赵惠文王，陈述赵伐齐容秦占领云中、雁门等郡的直接后果为“代马、胡犬不东、昆山之玉不出，三宝非王所有”来看，至少在战国中晚期，昆山玉已经由雁门古道进入中原，成为王权青睐的战略宝物。西晋时出土于战国魏墓的竹书《穆天子传》残卷记载周穆王西巡渡黄河绝漳水，逾滹沱绝陶之关蹬(即古雁门关),越流沙、黑水至昆仑群玉之山，取玉三乘，载玉万只，将雁门玉路推向了公元前960年的西周时期。而2010年版《雁门关志》编者依据山西境内考古遗址，将雁门关玉路推向了公元前2000年，虽然该书所举物证来自远离边关的襄汾陶寺遗址(尧)、东夏冯遗址(夏)和灵石旌介遗址(商)等，具体路线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的确也是玉石之路山西道存在的物证。

三、雁门玉路之物证

(一)滹沱河及其支流遗迹遗物

从公元前2000年到秦代以前的中原出土玉器看，山西是玉器量多质优的大省之一，且历史连贯有序。不过在空间分布上，多集中于太原特别是襄汾以南汾河一黄河地区，如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遗址、灵石连介、襄汾陶寺、天马一曲村、侯马、芮城坡头(清凉寺)等，都出土相当多玉器。相形之下晋北地区的忻州一代县正规发据遗址较少，出土玉器亦少。

滹沱河与陉蹬(古雁门关)是最早与玉石之路代县段相关的河流与关口。而实地踏勘发现，浮沱河及其支流两岸台地多有人类活动遗迹或墓葬群遗址，如滹沱河南岸东段景、上阳阁、选仁、东章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岸上桥庄新石器时代遗址，滹沱河支流峨河西岸峨口、胡峪河畔枣林、盆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滹沱河北岸的沙河墓葬群、杀子河庙梁墓葬群，以及雁门古道铁裹门东山脊墓葬群等。这些古墓中的文物如果能幸存，对雁门关玉路的探寻就大为方便了。可惜均遭非法盗掘，千疮百孔，令人惋惜。

虽然如此，雁门古道勾注山南北古墓出土玉器，如忻州奇村战国墓出土玉饰面、玛瑙环等13件玉器，原平刘庄春秋墓出土玉剑首、玉扣、玉壁、玉环等，代县沙河墓葬盗掘案侦破收缴精美青铜剑、玉壁、玉环、带钩等。在可能的祭祀坑中，还发现有大号玉壁、青铜剑、青铜鼎等。朔州市平鲁井坪战国墓出土玉串珠和玉饰件，马邑汉墓出土玉石器等，仍然依稀可见山西及雁门古道在玉石之路上的重要地位。需要深入了解的是，当地的古玉器在何地生产出来，其所用玉料从何而来?

在访谈中，杨继东先生进一步指出了代县滹沱河在玉石之路雁门关段上的重要功能：古滹沱河是重要水运航道，在20世纪60年代尚可行船。正定大佛寺有一种古老的传说：代县木料在夏季砍伐，用滹沱河水漂浮，冬季结冰后，从冰面拖运到工地，这些都说明，古滹沱河是可以用于航运的，杨继东先生说，在古人观念里，山高水长、山水相济，有山有水之地就应该出有灵气的石头，就应该能孕育、养护有灵气的石头。所以，本地产玉也是情理之中，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地质矿物学家来做出科学的结论。

(二)代县馆藏及民间收藏玉器

据邢生明馆长回忆，从上世纪70年代起，由他经手征集回来玉器不少，后来战国墓葬群被盗案侦破后，公安机关收缴回来一批玉器，现在代县博物馆库存玉器约有千件，器类有壁、环、璜、玦、圭、带钩等，特别是玉带钩很有特色。时代多为战汉，也有少量商周时期的玉器，具体器形和材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玉质有好有坏，有和闻玉也有石性很强的玉料。(笔者按：县博物馆位于代县文庙内，因重修文庙，所有文物于三年前全部归库，不过由于场地条件原因，展出时也多为图片，实物并未展出，2015年有望在新馆开展。)

作为自古至今的玉石商贸通道和集散地，代县民间藏玉之风浓郁，据杨继东局长和张润厚先生告知，代县享誉国内外的收藏大家约有七八个，从事玉器加工的也有七八家，自然也积淀成就了独具特色的玉石信仰和民俗(详见杨骊报告)。

(三)碑刻商号之玉商

雁门商道经营宝玉石的历史究竟从何时开始，无从稽考。虽然雁门玉路溯至战国时代毫无问题，但据《礼记》记载，玉石属于国家官方管制物资，私人买卖属于违法行为。彼时有无大规模商贸性玉石交易尚存疑。不过反向来看，也隐约透出当时存在违法的私相买卖。唐宋以来，随着玉器制品日益日常化，民间用玉渐盛，自然也就成为商贸品之一，专门性宝玉器商号也就随之出现了。代县从清代到民国初年，商号按照经营商品异同分行，以行立社。城内共分为5社20行。5社是宝珠社(金银首饰、珠宝兑换)、宝元社(当行)、宝丰社(粮食和食品加工)、宝锦社(钱行、票庄)、云锦社(京货、绸缎庄)。20行是京货行、山货行、杂货行、芝麻行、陆陈行、钱行、珠宝行、靴行、当行、木器行、铁业行、古玩行、药行、食店行、缝纫行、漆行、染行、粮行、纸行、理发行，今雁门关边靖楼下镇边寺(李牧祠)旁存有清光绪、宜统年间重修雁门关道路布施碑镌刻有张家口、祁县、太谷、榆次、平定、上党、包头、萨拉齐、朔州、山阴、代州等布施晋商商号逾千，其中32家商号名称与玉相关，如永兴玉、大德玉、大兴玉、世和玉、世兴玉、德吕玉、永盛玉、复成玉等。这些至少能够说明清代玉石贸易产量仍然在雁门关道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四、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

今年6月22日，“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享此文化成果。然而，经过近二十余年的探索，国内学术界不少人已然知晓比丝绸之路更早的是玉石之路，即便是西汉以来欧亚”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也不仅仅是丝绸，还有茶叶、玉石、黄金、青铜、犬马等，而且在整个欧亚文化交通带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玉石显然比丝绸更重要、更清晰和证据确凿。考古发现提供的物证表明，中国文明最特立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就是延续八千年的玉石信仰文化。而至少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一直到大清王朝，华夏王权对产于新疆和阗的美玉就情有独钟，不远万里孜孜以求。那么，为何政府不用“玉石之路”或者“玉帛之路”来称呼呢?

对此，代县前文化局局长杨继东在访谈中认为，人们对丝绸之路更为熟知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丝绸作为社会等级的符号和社会阶层区分，只有皇族和贵族才能享用丝绸，这是划分社会等级的需要；第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丝绸的产量很低，工艺十分复杂，物以稀为贵；第三，丝绸是由蚕卵解化成的蚕吐出的丝经过一道道工序、工艺技术而成就的，可以说正是由卵而虫而丝演化生成了服饰文化、贸易文化、染织工艺、纺织工艺、设计工艺等等，最后演变成国际贸易。也正是这一粒卵一只蚕，成为农耕文化的生发点，又成为其他相关文化发展的催生力量，这是人类发展由荒蛮到文明的质变与飞跃。诚然，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虽然证明玉石之路更为悠久，玉在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考古学提供的物证表明，早在8000年前到现在，从远古的神权时代、王权时代、皇权时代，一直到平民时代，玉都被视为宝物、神物，在政治、文化、经济、医疗保健等各方面都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但它完全可以被涵盖在丝绸之路这个文化概念之中，但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丝绸之路”本就是一条文化之路，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广大的符号代称，此”丝绸”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彼“丝绸”,丝绸当然可以置换为玉石、茶叶、胡桃、芜荽，或犬马、皮草和粮食等，但相比之下，丝绸之路已然成为世人熟悉和公认的名称。要深刻理解丝绸之路内涵，发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各文明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和平对话、互利共赢，这四条也包含了玉石之路或茶马古道等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这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就是一个总称符号.

笔者认为，玉路与丝路的名实之争，其实是不同视角使然。西方视角的“丝路”和中国视角的"玉路",实际上一直处于动态交互状态。或许玉帛之路更切近历史真实些。“玉帛”并置的历史，比后人意识到的还要早很多。《国语·楚语》中礼仪专家观射父讲论祀牲时，将“玉帛”视为”二精”,《左传》中，“玉帛”与”干戈"、“兵戎”相对，同为祭把、会盟、朝聘的礼器，如僖公十五年“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文献虽晚，但所追述的历史却远及夏代开国之君大禹。丝帛显然不及玉石可以保存久远，但史前的几大玉文化中心红山、良渚都有玉蚕出土，钱山漾遗址发现丝麻织品遗存，

金坛遗址发现的最早的石钺柄饰骨蚕等，均提示”玉”与”帛”在中华文明物质与精神史上几乎同等重要。此次调研得到山西省工商局、代县文化局、县人大、雁门文化研究会、县博物馆、杨忠武祠保护协会、磨坊乡政府等单位鼎力协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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