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给宋庆龄的两封信
目录
第五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25、战争第三年的歼敌任务
26、做好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27、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
28、钳制徐州援敌歼灭黄百韬兵团
29、给刘少奇的信
30、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31、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32、截断宿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
33、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
34、必须准备连续作战争取战役全胜
35、迅速抓住扭打平张线上之敌
36、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
37、迅速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38、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
39、给宋庆龄的两封信
40、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
41、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42、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4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44、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
45、复李宗仁电
46、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47、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
48、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49、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50、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
51、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52、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25、战争第三年的歼敌任务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一
关于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的作战计划，要求东北全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协力歼灭卫、傅[2]两军至少三十六个师，攻占北宁、平绥[3]、平承、平保四线及其线上除平、津、沈三城以外之一切城市。准备以现有主力军之半数于战争第四年向长江流域出动，留下半数攻击平、津、沈。为适应第四年出兵南进之需要，你们应于第三年内，准备第一批远出工作干部一万五千名至二万名，其条件为地方区委委员以上、军队排长以上各种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及新闻工作者，望于此次干部会议上布置完毕，待命于明年秋季随军出发。那时再准备第二批一万五千至二万名远出工作干部，以便你们能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管理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区域。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杨罗耿，杨李李[4]，并告林罗刘[5]，华北局，东北局:
(一)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全军应担负歼敌正规军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在此数内，你们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应担负歼敌正规军十二个旅(平均每月一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因此，你们必须集结兵力作战。每一重要作战，你们必须亲临前线指挥(过去打古北口，此次打永宁，前线指挥均不得力，因此，你们应上前线亲身指挥每一个较大的作战)，必须发挥正太路、清风店、石家庄等处打大歼灭战[6]之作风，必须有计划地独立作战，不要依赖东北主力的协助。
(二)中央在决定今年作战任务时，除分配你们十二个旅外，分配西北彭张赵兵团[7]担负歼敌十二个旅(包括八月已歼之一个半旅在内)，他们兵力比你们要少；分配晋中徐周兵团[8]担负歼敌十四个旅(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他们兵力亦不比你们多；分配刘邓[9]十四个旅，他们总兵力比你们大，但因第二年大别山作战削弱了主力，故只能担负此数；分配陈粟[10]歼敌四十个旅，包括七月已歼七个旅、九月济南已歼六个旅及三个旅起义均在内，他们兵力较大，担负任务亦很大；分配林罗刘歼敌三十六个旅，他们兵力最大，应能担负此项任务。以上各部歼敌任务均未包括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在内，第三年全军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总数应争取超过第二年歼敌一百五十二万的数目。
(三)人民解放军全军必须争取于大约五年(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七百五十万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建军五百万左右(现已有二百八十万)，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11]规定的总任务，而这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是有实现的充分可能性的。这一任务可向党内宣布。
军委
申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电报稿时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二是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2]卫、傅，指卫立煌、傅作义，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平绥，即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4]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李，指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杨成武、李井泉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天焕（一九一二——一九八六），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5]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6]这是晋察冀野战军在一九四七年内举行的以下三次战役：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在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铁路沿线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河北定县清风店一带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解放石家庄，歼敌两万四千余人。这三次战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7]彭张赵兵团，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8]徐周兵团，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
[9]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10]陈粟，指陈毅、粟裕分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11]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河北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6、做好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黄兵团[2]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3]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4]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5]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6]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战后休整一个月，故你们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此次济南战役只费十天，战后休整似需二十天左右，淮海战役估计为一个半月，共计两个半月左右。这个时间，即是原来准备对付攻济及打援可能有的最不利情况的时间，如果你们能按照这个时间取得济南(已经取得)、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那是很合算的。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伤亡最大之九纵、十三纵等部宜迅速给以补充，在可能条件下如能抽调若干地方建制部队补入该两纵，特别是七十三团和一○九团是有必要的。在执行淮海战役时，该两纵在作战第一阶段宜作预备队使用。俘虏六万余人中，宜有半数以上拨补全军人数最感不足的各纵。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酉哿[7]左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并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的第一部分。
[2]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3]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代司令官。李，指李弥（一九○一——一九七三），云南莲山（今属盈江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济南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目标的战役。这次战役歼敌十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5]睢杞战役，指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华东野战军在睢县和杞县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我军将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及黄百韬兵团的三个多团，先后包围于睢县、杞县地区，经激战歼敌五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6]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7]酉哿，即十月二十日。后来淮海战役开始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
27、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
林罗刘[1]并告东北局:
本日十七时电[2]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3]，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军委
三日十九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十月三日十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这个电报是对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二十二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电报的答复。林罗刘的电报根据敌新五军和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向军委表示：攻锦州还是攻长春“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电报要求迅速将部队指挥机关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州，并指出：“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3]两锦，指辽宁锦州和锦西。
28、钳制徐州援敌歼灭黄百韬兵团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
饶粟谭[2]，并告中原局:
文子、文亥、元午三电[3]均悉。
(一)你们文子电部署的缺点是将打援兵力放在正面，而不是放在侧面。你们元午电同意我们真电[4]意见，即可改正此项缺点。其具体部署应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5]车站，歼灭守敌，控制该地一带；以三个纵队攻占及控制台儿庄及其以南地区，一部直达铁路；以两个纵队攻占临、韩[6](得手后留一个纵队于临、韩，直迫贾汪，以一个纵队移至台儿庄及其以西地区)。以上共六个纵队，可由三纵、八纵、十纵、十三纵、渤纵(你们文子电未提到渤纵，不知何故)及从韦吉[7]到路北[8]之两个纵队中抽出一个纵队充任。务使邱、李[9]援敌感到威胁，不驱逐我侧面兵力，不攻占台儿庄，即无法越运河向东增援，又使徐州城内感受威胁，不得不留李部第八军驻守。
(二)韦吉率一个纵队南下(不要到滨海去补棉衣，应在现地补棉衣，即从运河车站附近直下睢宁)，会合留在路南之十一纵，不要位于宿迁以东，而要位于睢宁地区，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使邱、李援敌感到如不驱逐韦吉，则无法经睢、宿东援，同时对于徐蚌[10]线亦起威胁作用，使李部第九军不敢离开该线。
(三)以九、广两纵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位于丰县、鱼台以西，虞城以北，城武[11]以南地区，从西北威胁徐州，使孙元良部[12]只能对付我九、广两纵，而不能到徐州接替李部第八军守城。
(四)我刘邓[13]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14]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
(五)以上各项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至于敌人援军的组成，大概只能使用邱兵团各师。李兵团似难离开徐、蚌，因为刘峙[15]不但要对付我军对徐、蚌的威胁，而且要防备冯治安、孙良诚[16]的可能叛变。孙元良部则可能停留在汴徐线上。
(六)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
(七)除九、广两纵应从兖、济[17]直出丰、鱼、虞城地区外，其余各部，第一步，应全部开至临沂、梁丘、白彦[18]、邹县之线的展开位置，并休息几天，而不应先后参差不齐；第二步，各按规定任务由该线同时前进。因此，你们不但应等候棉衣、棉花完全到手分配，而且应等候攻济各部的兵员补充及由济南附近开到临沂、邹县之线，因此全军从临邹线向南出动之日期，应推迟至十一月五日至十日之间为适宜。
(八)后勤工作准备(粮食、弹药等)及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
(九)你们对于上述意见望再考虑电告。
军委
寒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2]饶粟谭，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子时、亥时和十三日午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三封电报。文子电说：据敌黄百韬兵团现有态势便于我分割而全部歼灭之。因此决定：（一）以八纵、三纵袭占运河东站，歼灭守敌，控制运河、邳县、官湖地区，阻击沿铁路东援之敌。以九、十、十三纵位于兰陵西南东南地区为总预备队，威胁运河，使徐敌迟疑不敢东援。（二）苏北兵团（二纵、十二纵）第一步进到滨海地区，补充棉衣，于战斗发起同时南下，进至新安镇以南、宿迁东北五花顶、晓（崔）店子地区，并以一部控制宿迁向睢宁攻势佯动，阻敌东援，并准备适时（黄兵团大部歼灭后）协同路北主力，歼击由徐州沿陇海路东援之敌，或乘胜南进进击两淮（淮阴、淮安），须依黄兵团歼灭后的敌援情况而定。（三）以鲁纵截断包围郯城之敌，相机攻歼之。以一、四、六、七、十一五个纵队及特纵日榴野炮团（必要时出坦克十辆攻击）担任分割围歼黄兵团主力于新安镇、瓦窑、红花埠地区。（四）广纵接替路北防务，担任威迫与监视临城、韩庄段敌人任务。（五）如情况无大变化，拟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发起战斗。文亥电提出：（一）根据部队棉衣、棉花发放情况，建议将战役时间推迟至二十八日举行。（二）为防敌孙元良、刘汝明兵团由鲁西南地区北犯汶上、济宁地区，捣乱威胁我新解放之济南，影响前方作战，拟以九纵队放置于济宁、兖州、汶上地区，作战役预备队休整待命，并协同冀鲁豫独立旅监视掌握鲁西南丰县、商丘一带情况；其他纵队不变。元午电说：接到军委酉真（十月十一日）电，我们感到军委部署有如下好处：（一）我们兵力规定全部展开，避免拥挤，给徐州敌侧背威胁大，增大敌人顾虑，减轻我对敌正面抗击、阻击压力。（二）便于粮食供给和后方交通运输。
[4]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给华东野战军并告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电报提出：（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即用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黄兵团三个师，另以一半兵力牵制阻击邱、李两兵团并歼其一部。战役第一阶段力争在二至三星期内结束。（二）战役第二阶段，是以大约五个纵队的兵力，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此阶段亦争取二至三个星期内完结。（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时间亦须二至三个星期。这个电报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题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5]运河，镇名，在江苏邳县。
[6]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微山县东南。
[7]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8]指陇海铁路线徐州至海州段以北。
[9]邱，指邱清泉，当时已接替杜聿明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李，指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
[10]蚌，指安徽蚌埠。
[11]城武，今山东成武。
[12]指孙元良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
[13]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4]刘汝明（一八九五——一九七五），河北献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第四绥靖区在淮海战役时改称第八兵团。
[15]刘峙（一八九二——一九七一），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6]冯治安（一八九六——一九五四），河北故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孙良诚（一八九三——一九五一），天津静海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七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江苏睢宁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人投诚。
[17]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18]白彦，旧县名，一九五三年撤销，划归山东滕县、邹县、平邑等县。
29、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少奇同志:
此件[1]修改得很好。在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张闻天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起草的《关 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30、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七日十七时急电]
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2]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3]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蒋军尚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二○七师(辖三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五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根据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2]廖耀湘（一九○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
[3]打虎山，今名大虎山，位于辽宁黑山县南部。
31、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
[新华社郑州五日电 ]
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2]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3]，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4]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5]使用黄维兵团[6]三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联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联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之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像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窜。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二军、第六十四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7]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希濂[8]。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9]。杜聿明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根据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
[2]曹操（一五五——二二○），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张绣（？——二○七），三国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西南）人，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后，继领其众屯兵宛城（今南阳）。一九七——一九八年，曹操几次征讨张绣。后张绣降曹。
[3]刘秀（公元前六年——公元五十七年），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西汉皇族。新朝末年起兵反对王莽，加入绿林军，公元二十五年称帝，建立东汉王朝，亦称后汉王朝。
[4]王莽（公元前四十五年——公元二十三年），“新王朝”的建立者。西汉末年，以外戚掌握政权。公元八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二十三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5]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黄维兵团，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7]康泽（一九○四——一九六七），四川安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一九四八年七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
[8]宋希濂（一九○七——一九九三），湖南湘乡人。一九四八年八月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九月调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9]杜聿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由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调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2、截断宿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陈邓，粟陈张，并谭王[2]:
齐电[3]悉。
(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4]，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
(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5]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6]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7]。
(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8])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军委
九日十六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指陈毅、邓小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给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已令三纵向黄口、徐州急进，协同四纵歼敌。现三、九两纵正向东进。今晨经由永城向宿县逃退之敌，确系邱清泉兵团部队。蒋军究竟只撤退邱清泉、刘汝明两部，还是整个放弃徐州，不日即可判明。如判明蒋军整个南撤设防淮河时，如有可能，你们要派部队举行追击，迅速进至淮南、路东。
[4]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5]李弥兵团，指李弥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
[6]运河，镇名，在江苏邳县。
[7]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8]江淮战役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举行。这次战役歼灭了残留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并向江南撤退的敌人，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
33、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刘陈邓[1]，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2]及华东局，中原局:
(一)粟元酉电[ 3]悉。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4]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5]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6]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同时，士榘[7]指挥各部歼灭黄匪余部。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
(四)请刘陈邓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现已进至固镇等地之刘汝明[8]六十八军及可能跟进之五十五军。此着胜利，则黄维兵团[9]处于孤立地位，较易对付。
(五)黄维兵团到阜阳后，因为黄百韬被歼及宿县、固镇之敌被歼蚌埠感受威胁之情况，估计蒋介石将令其先到蒙城或蚌埠集中，徐图向北推进。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一、二、三、四、六、九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
(六)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但同时打两个敌人则不适宜。我们现在设想，在黄百韬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估计蒋介石必令邱李迅速猛烈突围回徐州。因此，必须集中华野全力，首先完成对邱李之包围，其中主要是以最强大兵力隔断徐州与邱李之联系，在徐州与邱李之间构筑稳固的突不破的阻绝阵地，同时举行对邱李之猛击，歼灭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完成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灭邱李。为此目的，华野三纵似应加入韦吉集团，参加打邱李之任务，而中原四纵则应南下，参加现在打刘汝明、将来打黄维之任务。三纵究应如何行动，请刘、陈、邓决定令行
(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军委
十四日二十三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指粟裕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酉时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陈赓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提出了包围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阻击并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
[4]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5]寒、删两日，即十四日、十五日。
[6]指邱清泉、李弥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
[7]士榘，即陈士榘。
[8]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9]黄维兵团，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34、必须准备连续作战争取战役全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韦吉[2]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
(一)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3]兵团十个师的伟大胜利。
(二)从戌虞至戌养[4]十六天中，你们消灭了刘峙[5]系统正规军十八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三个师起义[6]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四个兵团[7]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三)敌八个兵团，一个起义(何张)，一个被歼(黄百韬)，四个受了相当打击，北面邱李孙、南面黄刘李[8]已被我分割为二，敌人士气将有进一步衰落。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向战士进行教育，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必须认识敌人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维三兵团及李延年兵团中的一个军(从葫芦岛调来的五十四军)在防守方面尚有相当顽强的战斗力。敌直接与你们作战的六十六个师(冯治安[9]四个、黄百韬十个、邱清泉十个、李弥七个、孙元良四个、黄维十一个、刘汝明六个、李延年九个、刘峙直辖五个)中，除被歼者外，尚有五十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伕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四)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使你们离开现地区另寻作战机会，即南面黄维、刘汝明、李延年暂时停止不进，又未受到你们的严重歼灭打击，蒋介石为救出邱、李、孙各兵团重新部署江防保卫沪宁之目的，将桂系各军及平津蒋系各军调至蚌埠，向北打通徐蚌，接出徐敌。如果蒋介石这样做，他将丢掉平津，并使武汉及长江中游暴露于我军面前，对于国民党是很危险的。敌人是否这样做，时间上是否来得及，短时期内即可看清楚。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中大量地歼灭南面敌人，即使敌人这样做，我们亦有可能实现原定计划。
(五)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10]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
军委
戌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等的电报。
[2]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黄百韬，原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碾庄附近战斗中毙命。
[4]戌虞至戌养，即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5]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率一个军部和三个师、一个团共二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
[7]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第十六兵团和第八兵团。
[8]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刘汝明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和李延年（一九○四—— 一九七四，山东广饶人）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
[9]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10]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在淮海战役期间统筹一切。
35、迅速抓住扭打平张线上之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1]，并告华北局:
为着在十二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2]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我林罗主力于十二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
(一)以程、黄所率东北四纵、十一纵及一个骑兵师，杨、罗、耿所率华北第二兵团之三纵、四纵、八纵，杨、李所率华北第三兵团之一纵、二纵(两个旅)、六纵，再加詹大南[3]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以上各部受程、黄统一指挥。
(二)杨、李率所部已于二十五日由绥[4]东地区东进，三十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柴沟堡、怀来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一个军左右之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
(三)杨、罗、耿率所部已于二十六日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荫蔽待命，然后准备以五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
(四)程、黄所部务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完毕，待杨李在柴、怀、张、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由平谷至怀来的里程、时间，望程、黄查告。
(五)敌现在兴和有一个骑兵旅，柴、怀有一个师两个骑兵旅，张家口有一个师及一○五军军部及十一兵团孙兰峰[5]司令部，宣化有一个师，下花园有一个师，怀来、土木、沙城、南口有一○四军三个师及十六军一个师，共八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估计在柴、怀、张、宣被围，你们各部前进后，十六军两个师，三十五军三个师，有极大可能增援上去。如此，你们须准备和十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作战。敌以火车、汽车运兵是很快的，你们的动作亦须注意迅速。
(六)只要你们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
(七)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部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之。
(八)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诸敌将夺路东窜，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之。
(九)在你们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歼灭傅部的动员工作。
(十)该线粮食较为困难，望令北岳、热察[6]两区用尽一切方法解决你们全军两个月的粮食需要。
(十一)在林、罗、刘入关以前，平绥线[7]作战受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以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
(十二)林、罗、刘对于程黄行动有何意见，即告。
军委
二十七日二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4]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82页注[6]。
[5]孙兰峰（一八九五——一九八七），山东滕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
[6]热，指热河省，察，指察哈尔省，均见本卷第82页注[8]。
[7]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36、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刘陈邓[1]，并告粟陈张，谭王李，韦吉[2]:
江亥电[3]悉。
(一)黄维[4]实力被歼已近半数，据黄维自己表示，三十三个团中被歼已达十六个团，尚余十七个团。目前数目是过坳时机，只要你们再歼其三四个团，敌即处于数量上完全劣势地位，全歼该敌就较易了。
(二)打黄百韬[5]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三)对于歼灭邱李孙[6]之作战，目前最重要的是乘其运动之际，我各纵大胆插入敌人各军(共九个军)之间，务必不使敌人结成一团，然后各个歼灭之。其中对于十二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七十二军等部，或者可以采用急袭方法解决；对于其他各军，则必须用强攻方法(即大分割、小分割、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步炮协同等)方能解决。东北我军在辽西打廖兵团[7]之所以能迅速解决，是因为我各纵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而敌又指挥错乱(先向西遇挫，又向东南遇挫，又向东北)，故能迅速解决。华野此次对邱李孙亦可能遇到此种情形，假定如此，那就可能迅速解决。但你们主观上必须准备在迅速解决各战斗力不强之敌以后，用较长时间用强攻方法去解决之。
(四)李延年部[8]已渡淝河向包家集进，你们如何对付该敌，望刘陈邓电告。
军委
四日十六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李，指李迎希（一九○二——一九八一），河南商城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参谋长。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亥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并邓子恢、李达的电报。电报报告了近日我军同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作战情况，提出：“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华野之七纵、十三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即有重点地多面攻击。因敌紧缩顽抗，尚须时日才能全歼该敌。”
[4]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5]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6]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7]廖兵团，指廖耀湘任司令官的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该兵团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被东北野战军包围于辽宁黑山、打虎山、新民地区，随后被全歼。
[8]李延年部，指李延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
37、迅速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1]，并告聂薄滕[2]:
(一)程、黄十日十四时十五分电[3]悉。敌一○四军既已退回怀来，你们两个军全部用于南口、怀来间阻援及打援是完全正确的。
(二)我杨李兵团(一纵)数日前曾于张垣[4]、宣化间歼敌一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昨(九)日又英勇击退张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二纵)。我杨罗耿兵团昨(九)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三十五军、怀来敌一○四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三十五军的确实包围。我程黄兵团前曾攻占密云(十一纵)，九、十两日又歼十六军军部及该军一○九师又二十二师一个团(四纵)，并控制怀来、南口间铁路线，完成了对一○四军的包围。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
(三)至此，傅[5]部本身主力三十五军、一○四军、一○五军各全部及两个骑兵旅，已被我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三处，又将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从天津吸引至南口及北平，使天津、塘沽、唐山仅各有一个军(塘沽尚有一个独立师)，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四)被围各敌必多方企图突围，望你们严令各部迅速完成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五)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进行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歼敌十八个师任务之后，紧接着进行第二阶段，于徐州、宿县、砀山、永城、蒙城之间，包围敌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6]等四个兵团三十四个师，大约再有若干天即可解决该敌。如果我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时间内，抓住并歼灭平、津、张、唐一线傅、蒋[7]北线全军步骑四十四个师旅，不使逃脱，则将使全国革命过程大为缩短。
军委
灰亥
(此电望通告各纵)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聂薄滕，指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指程子华、黄志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十四时十五分给中共中央军委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电报。电报说：敌一○四军东撤，十六军军部及一○九师、二十二师六十六团被歼。在此情况下，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的兵力可包围住新保安之敌。东路可能来更多援敌，首先打通南口、怀来联系，因此已令十一纵及詹大南、苏启胜部就地停止集结，准备参加康庄附近之打援战斗，其三十二师已向八达岭开进。
[4]张垣，即今张家口市。
[5]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7]蒋，指蒋介石。
38、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林罗刘[1]，并告程黄[2]: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三)十一纵既在石景山作战，并尚须协同五纵在丰台一带作战，似暂时难于去南口、沙河一带接替四纵任务。因此，四纵可留一个师在南口、沙河一带，纵队部率主力去张家口即很够用。该纵出发时间请林、罗、刘规定，大约一星期内外到达张家口即可。
军委
十七日十八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9、给宋庆龄的两封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
一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1]与汉年、仲华[2]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二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3]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太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 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梦醒，即廖梦醒（一九○四——一九八八），广东惠阳人。当时是宋庆龄的秘书。
[2]汉年，即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上海、香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仲华，即金仲华（一九○七—— 一九六八）浙江桐乡人，当时在上海做统战工作。
[3]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40、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二十五日陕北电]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2]。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3]的话，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4]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
[2]邵力子（一八八二—— 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治中（一八九○——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一八九五 一九六六），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彭昭贤（一八九七 —？），山东牟平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钟天心（一九○二 ——一九八七），广东长乐（今五华）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水利部部长。
[3]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的所谓“和谈”建议，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4]CC派，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41、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北平的和平解决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国民党中央社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傅作义[2]将军的文告，该文告称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共军已有少部开进市区。绥远[3]、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4]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5]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6]将军、周北峰[7]将军成立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8]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了畅谈和欢宴。代表们中的一个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璧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内国民党CC系[9]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10]所反对。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11]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2]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后，率二十余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
[3]绥远，即绥远省，见本卷第82页注[6]。
[4]陈长捷（一九○五——一九八○），福建闽侯人，原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官。林伟俦，一九○四年生，广东台南人，原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军军长。杜建时（一九○六——一九八九），天津杨村人，原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市长。
[5]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华北军区司令员。
[6]邓宝珊（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甘肃天水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7]周北峰（一九○三——一九八九），山东永济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8]张东荪（一八八六 ——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分部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
[9]CC系，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10]潘公展（一八九五 ——一九七五），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11]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见本卷第245页注[3]。
42、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林罗，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徐周[1]:
据杨罗耿潘丑鱼电[2]称，华北第二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重要，读文件已深入一步，普遍感到越学越有好货。特别是在此次时局与任务传达后，情绪很高涨，都说好像打了清血针。同时，并发现干部水平很低，营连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与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
军委
丑灰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代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指赵寿山（一八九四——一九六五），陕西户县人，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指周士第（一九○○——一九七九），广东乐会（今海南省琼海）人，当时任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指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和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反映部队学习情况的电报。
4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2]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所以，不要做这种定义。斯大林做列宁主义的定义[3]，是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季诺维也夫[4]等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时候在俄国，有马克思、列宁的影响，还有季诺维也夫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所以要那样提。马、恩、列、斯在中国的威信很高，中国不发生这种问题。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5]，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直到苏联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斯大林还是这样谈问题，因为苏联在国内虽然胜利了，但国外来的干涉问题并未消除，现在仍然如此。估计形势，是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后取胜了才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但同时我们不应当骄傲，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的，而革命战争的胜利仅是很短的历程，还只是事情的开始。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6]及十二月会议[7]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8]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9]，而不是向忠发[10]，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11]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翟秋白[12]的“调和路线”[13])，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14]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15]。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说:一个月可以。)这中间搬往北平的时间不算进去。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16]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不过，这种中央全会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讨论问题，较之一两千人的大会解决问题更好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共十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里选入的是第三、四、五、六、九五个部分，文中的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2]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并写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3]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中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苏联“新反对派”首领。一九○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参加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七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五年组织“新反对派”，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党。一九三六年被处决。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他的判决，宣布他在法律、国家和人民面前无罪。
[5]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6]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7]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自称代表国际路线，发言中根本否认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的错误意见没有能形成会议决议。
[8]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从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10]向忠发（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八年七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年附和李立三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1]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领导红军继续长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12]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13]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年八月，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九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这一点后来被王明等人上升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来反对。
[14]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5]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6]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44、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傅作义将军: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傅作义通电全国，表明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立场。
45、复李宗仁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2]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3]。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4]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李宗仁，字德邻。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后任代总统。
[2]指李宗仁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李宗仁在电报中称：自“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在日益诡谲的世界风云下，“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
[3]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6—1389页）。
[4]张文白，即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
46、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1]:
(一)总前委删辰电[2]悉。
(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3]，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4]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5]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6]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军委
十六日八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张，指张际春（一九○○—一九六八），湖南宜章人，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2]指总前委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辰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谭震林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意见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四月二十日行动，对江北岸和江中敌据点，凡能一夜夺取者，则一夜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用二三天时间夺取。今后军事行动，以在开动后能持续进行为更有利。
[3]指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
[4]黄绍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5]卯哿，即四月二十日。
[6]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47、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总前委，粟张[1]，并告刘张李[2]:
(一)为使汤恩伯[3]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
(二)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美国只留下一艘载有医疗设备的军舰(医舰)在上海。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只留下驱逐舰黑天鹅号在上海(该舰被打伤，有伤兵留沪就医)。法国原有一艘军舰在上海，是否退出不明。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
(三)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此事请邓、饶、陈、刘[4]加以注意。
(四)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关于侵入司徒雷登住宅[5]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
(五)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6]，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
中央军委
俭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4]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
[5]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士兵擅自进入美国原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
[6]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二百五十二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
48、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粟张[1](转谭王吉[2])，并告陈饶，刘邓[3]:
(一)陈饶微电[4]悉。
(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5]以后、辰删[6]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7]几次报告，汤恩伯[8]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请刘张李[9]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军委
辰鱼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谭，指谭启龙，一九一四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王吉，指王建安、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辰删，即五月十五日。
[7]吴文义，即吴克坚，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委员。
[8]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9]刘，指刘伯承。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49、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粟张[1]，并告总前委，刘张李[2]:
皓未、号午两电[3]均悉。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
(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六)号午电说有二舰挂外国旗，请查明系挂何国旗，以便公布。嗣后，凡关外舰事件，应将详情查明具报。
军委
号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指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未时和二十日午时粟裕、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电报。十九日电说，十八日下午有美舰三艘带国民党轮船六艘及风船等开出吴淞，今后何种船只可以炮击，请指示。二十日电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江之线有敌舰五艘，其中两艘挂外国旗，三艘无旗，向我阵地猛烈炮击，以掩护敌军对我阵地的出击。因五舰靠在一起，怕打错，已严令不准打。为此给我阵地坚守增加极大困难，请示如何处理。
50、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
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中央
辰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51、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的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们早就不相信它能办好铁路。在辛亥革命前就想修筑成渝铁路，并在辛亥那年闹过保路风潮，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条铁路国民党政府只修了很短的一小段。这就说明靠国民党政府要办好铁路是不可能的。我们跟它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恢复铁路和建设好铁路。过去，我们是无产阶级，什么“产”都没有，怎么能修建铁路呢?今天，我们个人没有“产”，但我们有了国家，有了群众，有了干部，有了工程师……，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二十二年以前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就到井冈山上，成立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人很少，枪也很少。开始时，大家都说不行，国内外敌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是“匪”。匪者非也，就是说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四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行不行呢?行得很。拿铁路来说，我们也要和国民党比一比，看谁把铁路办得好，是国民党办得好呢，还是我们办得好?这在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我相信，大概一年左右，特别是在东北，铁路事业就可以走上轨道了。将来我们再逐渐改进和发展，一定能在全国把铁路办得比国民党好。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但同时也要依靠各级领导，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我们两者都要依靠。
我们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了。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2]，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蒋介石有那么多的军队、大炮，工人也比我们山沟里的工人多得多。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我姓毛，我只一个人，要当班长是不行的，要当司令更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我在这会议上向你们提出，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和重视群众，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2]自由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
52、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从这次起义到现在，业已二十二年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是中年了。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但是革命则终于胜利了。
二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
现在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深切地信赖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但是有些新解放区的人民(其中包括好心的热忱的知识分子)，在天灾人祸和敌人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个人生活困难面前感到了惶惑，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刚刚被解放，还没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克服困难的斗争经验。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肖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之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二十二周年而写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三段话。本文标题即是毛泽东改定的社论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