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十三章 “我心中的神圣火焰”

第十三章 “我心中的神圣火焰”

就像孤立无援的水手最终看到地平线，看到获救的希望，重新振作的埃内斯托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到了古巴的革命事业中。为了减轻体重，他戒掉了原来早餐常吃的牛排，晚餐吃肉、沙拉和水果。下午，他直接去健身房。

但是，仅仅体格训练对埃内斯托还不够；他已经提前想到革命胜利的时候，他想要掌握坚实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加强了对经济学的学习，阅读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同时也阅读毛泽东和苏联的文献，参加墨西哥共产党的会议。他常常和安全房里的古巴人在晚上一起谈论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形势。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成熟了。埃内斯托把原来的哲学笔记重新编订成了300多页的一卷本，从最终稿可以看出他的兴趣面变窄了，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也有了深入的研究。

他开始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不是完全信任的人，他一概不接触。他一再警告伊尔达要小心她的朋友，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参与卡斯特罗的起义组织的消息。最后，他让她不再与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熟人见面，他对他们尤其不信任。除了古巴人，他现在很少见其他人。空闲时间里，埃内斯托和孩子在一起。经过游击技能的培训，他逐渐成为一名神枪手。

切已经从人群中崭露头角。他个性坚强，与卡斯特罗和劳尔走得很近，很快在队伍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无疑使得一些古巴被训人员最初对他们当中的这个“外国佬”的反感更为加深。很多人背地里把他叫做“阿根廷佬”，只有熟悉他的人才叫他“切”。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城外找一个地方，让他的人马在更加保密的情况下完成野外训练。钱已经开始从美国和古巴的支持者那里慢慢地汇集过来。现在他有一些枪支，并且正在从一个墨西哥武器商安东尼奥·德尔·康德手里购买更多武器。安东尼奥被派往美国购买武器，寻找适合卡斯特罗的“远征军”届时航行至古巴的船。

卡斯特罗显然希望进攻时间能和蒙卡达兵营袭击事件三周年的日子重合，也就是7月26日。他公开宣誓要在1956年开展革命斗争，近来的种种事件也提醒他，如果他要保住革命这张王牌，就必须赶快行动。他正越来越多地面临各方面的对手。

对手之一是前总统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普里奥首先试了试水，在一次刺杀巴蒂斯塔的计划中协助了新近成立的一个激进的地下学生组织“革命指挥部”，这次计划后来流产了，之后，普里奥利用特赦回到古巴。他公开拒绝使用暴力，宣布将通过法律、民主的手段反对巴蒂斯塔，试图以此扩大人们对他的支持。

1955年秋是古巴的多事之秋，警察残暴地打击市民暴动，“革命指挥部”对警察进行了数次武装攻击。年底，包括卡斯特罗的“7·26运动”组织在内的诸多反对组织支持糖业工人进行了一次罢工，随后发生了更多的街头暴力事件。叛乱的气氛正在扩散，反对势力的组织和联盟仍然不多，目前，巴蒂斯塔仍占据上风。

卡斯特罗计划冲在前头。1956年3月，他公开宣布脱离人民党，指责其领导集团不支持其普通成员的“革命意愿”。这是一个聪明之举，这让他腾出手来推动自己的革命，而无需对他想要取而代之的政党表示忠诚。现在，古巴反巴蒂斯塔阵营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卡斯特罗将看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卡斯特罗担心遭人背叛，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在墨西哥的人马被分成几个小组，只在训练期间才见面，但禁止询问对方的信息。只有卡斯特罗和贝尤知道每个安全房的位置。卡斯特罗还制定了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对背叛者的刑罚是死刑。

卡斯特罗有理由谨慎行事，因为他知道如果巴蒂斯塔想要他死，即便是在墨西哥，他也有办法实现这个想法。

古巴紧张的政治氛围继续升温。4月，警察发现了一群军官正图谋要推翻巴蒂斯塔的政权。一支“革命指挥部”的战斗小队试图占领哈瓦那的一座广播电台，他们失败了，在行动中，一名成员被枪杀。几天后，普里奥的“真正党”下属的一个好战团体攻击了一些外省兵营，逼迫他们的领导人放弃和平对抗的立场。这些人最后遭到屠杀。之后，政府大力镇压普里奥的政党，普里奥逃亡到迈阿密。

在墨西哥，卡斯特罗手下的受训人员已经增长到40人左右。在卡斯特罗眼中，埃内斯托在训练中不知疲惫，十分突出。一天，他把埃内斯托作为榜样，批评其他人在训练中萎靡松懈。5月，在受训人员的一次互相评估中，队员们一致评价埃内斯托有资格担任“参谋长一职”。对埃内斯托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在新同伴中，他赢得了渴望得到的尊重。
5月，埃内斯托终于满足了自己一展演技的愿望，不过不是作为临时演员。贝尤和卡斯特罗的心腹之一西罗·雷东多在墨西哥城以东35英里的查尔科发现了一座农场—圣米格尔农场。农场很大，农场内的辽阔土地和周围的山地是游击战训练的绝佳场所。农场的主楼不大，不过农场四周围绕着高高的石墙，而且每个角上还设有警卫塔楼。只有一个问题：农场主要价25万美元。

在跟农场主艾拉斯莫·里维拉谈价的时候，贝尤称他是富有的“萨尔瓦多上校”的代理人，这位上校有意在萨尔瓦多之外的国家买一座大型农场。里维拉认为生意上门了，相信了贝尤的说法，于是贝尤把格瓦拉扮演的操着外国口音的“上校”介绍给了里维拉。里维拉分不出萨尔瓦多口音和阿根廷口音，他也怕提问冒犯了大客户。这场戏成功了。里维拉同意对主楼进行必要的“修缮”，达到“上校”的标准，在此期间象征性地收取每月8美元的租金，修完成后进行交易。而修活动将专门由为此而来的数十名“萨尔瓦多工人”进行。

贝尤认可了这名阿根廷学生的才干，很器重他，后来他称格瓦拉是“所有人当中最棒的游击队员”。5月底，他们和第一批受训者一起前往农场。埃内斯托跟伊尔达告别，并对她说他也许回不来了。

查尔科的训练更为艰苦。他们的总部是圣米格尔农场围墙内的建筑，可是大部分时间，队员都待在两顶简易帐篷里，帐篷扎在附近树林丛生的炎热山地中，这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应对古巴的严酷环境。食物和水的供应都很短缺，贝尤和切带领队员进行拉练和夜间行军。如果不在树林里行军拉练，就会安排模拟战斗或者站岗放哨。

这是切第一次整天和古巴人待在一起。一些人仍然讨厌他，把他看作外来者。现在他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了。他们发现切是个恪守纪律的人，不过除了担任医生的职位外，他也参加拉练和训练。

古巴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受过良好教育、出身名门的阿根廷医生十分邋遢。在城里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总是穿着劣质的衣服，根本没有“专业人士”应该有的样子。而到了野外，他们发现他也不爱洗澡。据伊尔达说：“埃内斯托曾经笑话过古巴人的洁癖。每天工作结束后，他们都洗澡换衣服。‘那很好，’他说，‘不过在山里他们怎么办？到时能不能洗澡或者换衣服？”

一次，队员们中的一个人拒绝继续前进，抗议长时间行军、过多的纪律和食品的短缺。面对这种挑衅行为，切命令这个人回营地。不服从命令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甚至可以对其执行死刑。卡斯特罗和劳尔立即得到了通知，从墨西哥城赶来主持军事法庭审判。卡斯特罗兄弟提出执行死刑，把这个人称为“传染病”，必须在他感染其他同志前让他“终结”。虽然贝尤恳求饶他一命，他还是被判以死刑，不过后来卡斯特罗原谅了他。虽然是切要求对此人实行军事审判的，但他却反对对此人处以死刑。还有其他几次审判发生，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最终被处决，因为他被发现是混在队伍中的间谍。

6月初，第一支受训队伍返回城里，第二支队伍前往农场受训。14日，切庆祝了他的28岁生日。一切看起来进行顺利，直到6月20日，墨西哥武装警员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的街上逮捕了卡斯特罗和两个随行人员。几天内，所有在墨西哥的组织成员遭到了围捕。安全房遭到突袭，文件和武器被没收。得到警报，贝尤和劳尔躲了起来，埃内斯托仍然担任农场的指挥工作。伊尔达的地址被卡斯特罗用来当作秘密的投信地址，在被捕前她设法把卡斯特罗的信件和埃内斯托的较具煽动性的政治文章藏了起来。她和孩子被扣留了一晚，经反复盘问之后她和孩子被释放了。

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被指控与古巴和墨西哥的共产党人勾结，密谋刺杀巴蒂斯塔，哈瓦那要求引渡他们。6月22日，卡斯特罗获准公开发表一篇措辞谨慎的文章，他否认了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所谓的联系，并指出他和已故的反共产主义的人民党领袖埃德华多·奇巴斯关系密切。与此同时，未被捕的劳尔和其他同志想方设法为卡斯特罗组建辩护律师团。

在农场，切正为抵御警察突袭做准备。在将大部分武器转移到新的藏匿地点后，他和12名同志等待着警察的到来。6月24日，警察来了。为了避免冲突，卡斯特罗让切和队员投降。切服从了命令，他被带到内政部位于米格尔·舒尔茨大街的监狱，跟他的同志们关在一起。

从墨西哥警察给埃内斯托拍的嫌疑犯照片上可以看出，他表情坚定，胡子刮得很干净，可是头发蓬乱。照片下面的刑事犯登记表上记录着他的名字、出生日期、出生地、本地住址和体貌特征；而他被正式指控的罪名是签证过期、逾期滞留。下面还写着一行申诉信息：“他说他是游客。”

6月26日，埃内斯托在第一次笔录中只承认了警察已经掌握的和他有关的一些信息。同一天，墨西哥的一份亲政府的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他们被捕的消息。第二天的跟踪报道说“更多据说曾经得到过共产党帮助的古巴密谋者被捕”。报道说格瓦拉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的其他国际性政治活动中出现过，他被认为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是古巴密谋者和某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主要联系人。

媒体不断吹风的同时，卡斯特罗的人正为了解救他努力工作着。卡斯特罗的律师朋友胡安·曼努埃尔·马尔克斯从美国飞抵墨西哥，还雇用了另外两名辩护律师。7月2日，法官签发了卡斯特罗的释放令，可是内政部扣住了这道释放令。卡斯特罗命人贿赂高层政府官员，可是失败了。被逮捕的人开始绝食，7月9日，21人获释，几天后，又有几人获释。但是，卡斯特罗、切和卡利斯托·加西亚仍然被关在牢里。

虽然警察透露的小道消息和报纸上耸人听闻的标题显示他们参与了阴谋活动，不过官方消息说他们仅仅因为违反墨西哥移民法的罪名而被拘留。同时，墨西哥和古巴官员在幕后也对如何处置他们产生了争议。

警察试图发现更多关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信息。在7月的第一周，他被讯问了数次。令人费解的是，他和盘托出，但这些证词从未公开过，不过副本被保存了下来。这些被精心保存的文件副本显示埃内斯托公开承认信仰共产主义，宣布他的信仰需要进行武装革命斗争，不只在古巴，而且要在整个拉丁美洲。

卡斯特罗火冒三丈。切天真地述说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把自己定义为革命者，秉承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民主传统。可是既然共产主义威胁能够撼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任何关于卡斯特罗或他的追随者要将古巴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证据都能让他的革命在未开始前就夭折。在这样的背景下，切的话是非常鲁莽的，因为他的话正好给卡斯特罗的敌人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弹药”。

7月15日的第二次公开声明中，卡斯特罗指责美国大使馆向墨西哥政府施压，阻止他获释。他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是对的——美国的确要求墨西哥不要释放他。因为古巴领导人威胁说如果卡斯特罗获释，他们就会抵制7月22日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各国总统高峰会谈，而美国显然想让各国总统都参加这次会谈。

虽然如此，卡斯特罗仍力求万全，他努力撇清自己跟共产主义的关系。他称这样的说法“很荒唐”，并指出巴斯蒂自己过去就曾经和人民社会党合作过，还提出“联邦安全管理局的古提埃拉斯·巴里奥斯上尉”可以作证，他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古提埃拉斯·巴里奥斯是墨西哥秘密警察的第三号人物，卡斯特罗和这个比他小两岁的墨西哥警官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尽管两人都没透露他们协议的细节，但这个墨西哥警官的援手显然是卡斯特罗最终获释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古提埃拉斯·巴里奥斯要帮助卡斯特罗？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承认从一开始他就“同情”卡斯特罗。“首先，我们是同辈人，其次，因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直是一个魅力十足的领袖。那时，对他而言，要么赢得革命活动的胜利，要么死亡，除此之外，显然再无其他选择。……我从没把他看成罪犯，而是认为他心怀推翻独裁统治的理想，他的罪行就是违反了我国的(移民)法。”古提埃拉斯·巴里奥斯也很不喜欢美国爱管闲事的态度。在后来担任秘密警察局长的30多年生涯中，他还保护了很多其他拉丁美洲流亡革命者，包括几个在华盛顿的通缉名单上挂名的人。

卡斯特罗没有在7月16日获释，而是一直被拘留到巴拿马高峰会议之后。巴蒂斯塔参加了会议，并在7月22日签署了联合声明。该声明承诺西半球国家将遵循亲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当艾森豪威尔和军事独裁者们接触的时候，卡斯特罗的律师们与拉萨罗·卡德纳斯见了面，他是墨西哥前总统，也是墨西哥土地改革的设计者。卡德纳斯同意运用他的影响力帮助卡斯特罗。这一招奏效了，卡斯特罗最终在7月24日获释，条件是他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

与预计的一样，只有切和卡利斯托·加西亚仍被关在监狱里，官方的理由是他们的移民情况更加“复杂”。但是对切而言，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疑有更大的关系。加西亚没有被释放是因为他是在墨西哥非法居留时间最长的，他从1954年3月就开始了非法居留。他们两人面临被引渡的危险，可是切拒绝了危地马拉朋友在背后通过外交途径帮他摆脱牢狱之苦。切的一个叔叔刚好是阿根廷驻哈瓦那大使，伊尔达想利用他让切获释。伊尔达说：“卡斯特罗同意了，可是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埃内斯托的时候，他说：‘绝对不要！我想要得到和古巴人一样的待遇。’”

当切还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卡斯特罗迫于压力必须行动。墨西哥不再安全了，墨西哥警察和巴蒂斯塔的密探都可能对他发动攻击。为了防范，他已经将人员打散，把大部分人送到离墨西哥城很远的偏远地区等待事情的进展。得知卡斯特罗很紧急，切让卡斯特罗只管行动不用管他，可是卡斯特罗向他发誓，“不会扔下”他的。这种无私的姿态让切一生难忘，他后来写道：“为了把我们弄出墨西哥监狱，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卡斯特罗对待手下人的尊重态度是他赢得手下人狂热的忠诚的关键。”

8月中，在被关押了57天后，切和卡利斯托·加西亚获释了，他们的自由显然是卡斯特罗通过贿赂换来的。跟之前被释放的其他同志一样，切和卡利斯托获释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几天内离开墨西哥。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转入了地下。切首先回家安排个人事宜，看自己的孩子。在这三天里，伊尔达发现他常常坐在孩子的婴儿床旁，大声地给她背诗，或者只是静静地看着她。随后，他再一次走了。

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他和卡利斯托前往墨西哥城外的伊克斯塔潘·德拉·萨尔。他们用假名字在旅馆登记入住。

在这段3个月的地下生活期间，埃内斯托曾经几次小心地返回墨西哥城，不过大部分时候，是伊尔达周末来看他。埃内斯托现在全神贯注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这两个主题。甚至伊尔达带着孩子来看他时，他也丝毫不松懈，不是向伊尔达灌输“革命纪律”，就是把他自己埋在政治经济学的书堆里。

切和卡利斯托从委内瑞拉返回墨西哥城，他们搬进了新的营房。他们知道出发的日子临近了；卡斯特罗拼命准备好一切事情，他让所有人都提供亲属信息，一旦他们牺牲的话，方便通知家属。

从获释后，卡斯特罗就一直马不停蹄。这是个满负荷的工作，涉及政治、安全、资金筹集和后勤等诸多问题。除了转移人员，以防墨西哥的监视外，他还要和力量越来越强的“革命指挥部”取得政治联盟。“革命指挥部”的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在8月底飞抵墨西哥与他见面。在经过两天的马拉松会议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名为《墨西哥章程》的文件，宣布两个组织互相承诺反抗巴蒂斯塔政权。双方并没有实质的伙伴关系，不过双方同意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会通知对方，而且一旦卡斯特罗和他的起义军登陆古巴，双方会配合行动。

几周后，40名新招募的人员从古巴和美国抵达墨西哥。由于失去了圣米格尔农场，他们必须在偏远的基地受训——一个在美西边境南边的塔毛利帕斯，一个在委内瑞拉。现在，卡斯特罗的总参人员大部分都来到墨西哥城和他会合，只有少数地区领导留在古巴岛做接应。不过他的保险箱快空了，而且他仍然没有弄到登陆用的船。

9月，卡斯特罗秘密越过美国边境前往德克萨斯，与他的前敌人，前总统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见面。普里奥与若干反巴蒂斯塔的阴谋有关，最近的传言说他和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一起密谋进攻古巴，不过现在他同意为卡斯特罗提供资金。也许他认为可以先支持卡斯特罗，让这个年轻的政治新星完成战争这项重活，最终由他重新执掌政权，或者可能他只是把卡斯特罗看成他的反巴蒂斯塔运动中的一种有用的牵制力量。根据那些参与安排此次见面的人说，不论普里奥的动机是什么，卡斯特罗在这次见面后带回了至少5万美元，后来还有更多的资金。而根据苏联克格勃一名官员的说法，卡斯特罗拿到的钱根本不是普里奥的，而是中情局的。这名官员没有说明这种说法的来源，不过如果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明美国情报局想要在早期拉拢卡斯特罗，以防他在反巴蒂斯塔的战争中获胜，巴蒂斯塔已经四面受敌了。根据卡斯特罗的传记作者塔德·肖尔茨的说法，中情局的确通过一个隶属于美国驻古巴圣地亚哥领事馆的特工向卡斯特罗的“7·26运动”组织提供过资金，不过是在晚些时候，即1957-1958年期间。

卡斯特罗接受普里奥的钱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不过现在他别无选择。不管卡斯特罗的钱从何而来，他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虽然有了资金的支持，可是卡斯特罗仍然需要找到一艘船。9月底，他发现了一艘。这艘船名为“格拉玛号”，是一艘38英尺的机动快艇，船主罗伯特·埃里克森想要卡斯特罗同时买下他在高尔夫波特港岸边的房子，船和房子加起来要4万美元。这艘船既不适合航海，也不够大，不过卡斯特罗已经不顾一切了，他同意了埃里克森的条件。在支付了部分定金后，卡斯特罗派了几个人住在这所房子里，监督“格拉玛号”的检修工作。

10月底，切和卡利斯托搬进一个更加靠近中心区的安全房。切继续在周末回家看伊尔达，可是每次他都告诉她可能回不来了。这种不确定性和切即将离开的紧张感折磨着伊尔达的神经，她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了提起她的精神，切告诉她，会设法带她去阿卡普尔科进行一次短期旅行。

正当伊尔达期待着这次旅行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消息，警察冲进了佩德罗·米利特住的房子，没收了一些武器并逮捕了他。塞维利诺·罗塞尔找到切，说警察正在追捕他们，他们必须马上出发去内陆地区。

米利特的藏身之处被发现，这给卡斯特罗敲响了警钟，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组织内部有叛徒。所有的怀疑集中在拉斐尔·德尔·皮诺身上，他是卡斯特罗的心腹之一。不久前，德尔·皮诺曾经协助购买和偷运武器。但是最近他消失了。(后来古巴人的调查发现有证据显示实际上几年来德尔·皮诺一直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他没有带来更多的破坏，也许是因为他想靠手上的情报向美国人要更多的钱。)

为保险起见，卡斯特罗命令墨西哥的人员住进新的安全房，而且命令加快“格拉玛号”的修工作。卡斯特罗着手解决最后的问题。在最近几周，他的朋友和对手都试图说服他延迟进攻。奥连特的领导人弗兰克·帕伊斯分别在8月和10月来见他。帕伊斯负责在古巴东部开展武装起义，呼应“格拉玛号”的登陆，可是他对卡斯特罗说，他的人还没有准备好实施如此大规模的计划。不过卡斯特罗很坚持，帕伊斯答应尽其所能配合他。卡斯特罗告诉帕伊斯，在离开墨西哥前，他会通过暗码告诉他起义军登陆的时间。

10月，古巴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派使者与卡斯特罗见面。使者传递的信息是现在的形势不适合在古巴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想说服卡斯特罗同意将其力量投入市民反抗活动中，然后再逐步升级到武装起义——人民社会党也将参与其中。卡斯特罗拒绝了，他说会继续他的计划，不过希望不管怎样，在他的起义军抵达古巴时，人民社会党能够展开起义活动支持他。
此时，卡斯特罗和古巴共产党人的关系友善但很紧张。虽然他当众否认有这样的联系，在人民社会党中，他仍有一些亲密的朋友，而且他也让劳尔和切等马克思主义者进入了他的核心圈子。他小心翼翼地维持和古巴人民社会党之间交流的畅通，但是保持着距离，不仅为了避免负面宣传，也为了避免任何政治妥协，直到他有足够的实力。

11月23日，准备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卡斯特罗决定是时候出发了，命令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塔毛利帕斯的所有起义军人员在图克斯潘以南的一个石油小镇波索·里科集结。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古巴人开车接上了切，然后他们一起驱车前往墨西哥湾沿岸。他们将在24号晚上登上快艇出发。

对这个秘密活动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计划进攻古巴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古巴的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发动进攻；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起义军登陆的确切地点和时间。就在几天前，巴斯蒂塔的参谋长还在哈瓦那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讨论卡斯特罗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古巴的加勒比海沿岸的陆地和海上军事巡逻也加强了。

卡斯特罗把获胜的赌注压在奥连特“7·26运动”组织的支持活动上，直到最后一分钟，“格拉玛号”登陆的具体日期和地点都是保密的。卡斯特罗估计海上航行需要5天时间，因此，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他给帕伊斯发出暗码密件，告诉他“格拉玛号”将在11月30日抵达奥连特的科罗拉达斯海滩——一片被荒废的海滩。

11月25日天亮以前，切和其他人一起登上了“格拉玛号”。在墨西哥土地上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卡斯特罗的起义军紧张不安而且混乱不堪。还有人没有到，最后赶来的人也没能上船，因为位置不够了。不论怎样，他们出发了。载着82个人和大量武器及装备，超载的“格拉玛号”驶离图克斯潘的岸边，顺流而下，驶向墨西哥湾和古巴。

在出发前，埃内斯托留下了一份要转寄给他母亲的信。他在信里说这封信只会在关键的时候才会寄出，“而那时你将知道你的儿子，在一个炎热的美洲国家，诅咒自己没有学习更多用来护理伤员的外科知识”。

“现在说到最困难的部分了，母亲；对此，我从未逃避过，我一直很喜欢它。天空没有变暗，星座没有脱离它们的轨道，也没有暴发洪水或飓风；一切都预示了好兆头。它们预示了胜利。不过，如果预示是错误的，最终，甚至连诸神都错了，那么我相信自己可以像一个你不知道的诗人说的那样：‘我带进坟墓的/只会是未完之歌的梦魇。’再次亲吻你，再见。你的儿子。”